浦东就是上海
上周，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企业的活动，主办方安排的酒店位于浦东外高桥。我到上海好多次，还是头一回住在这里。
天黑之后，同行的伙伴们想找点酒喝，却发现这片根本没有十里洋场的夜生活。他们有点抱怨地说，这里简直不是上海。
我说，浦东就是上海啊！
那天晚上，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外高桥的夜色里。实地走走，一些关于浦东的历史片段，在脑海里变得鲜活起来。
01
历史的进程来到1980年，那个时候浦西似乎才算上海，浦东绝大多数地盘还是广袤的农田。
浦江两岸的对比这样鲜明，一如当时上海的现状中存在的巨大反差。
这年的10月3日，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沈峻波”的文章。文章的大标题非常抓人：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文中列举了上海引以为傲的十个“第一”，包括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上缴给国家的税利等。
而五个“倒数第一”是什么呢？
城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人均居住面积、车辆事故率，上海同样是冠绝全国。更严重的是，由于“三废”污染，上海市区的癌症发病率也是全国城市之最。
现状的背后，有着并不复杂的历史原因。
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建国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5倍，可这些增量基本还是在老市区14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产生的。过去，国家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三十年里对上海基本建设的投资只占其上缴的7.38%，造成城市建设长期欠账。
这篇文章直白地挑明了问题。一份机关报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当天《解放日报》卖到脱销，报社不得不数次加印。
这样的文章能发出来，离不开当时上海的舆论背景。以陈国栋为书记的市委，在全市开展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为城市的发展凝聚共识、积蓄力量。
有老同志记得，陈国栋那阵子逢人就要呼吁：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
上海究竟向何处去呢？
就在《解放日报》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上海社科院所属的《社会科学》杂志刊发了另一篇文章。题目非常简洁，只有九个字：
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
02
往浦东发展好不好啊？
好啊！可当年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上海发展的方向除了浦东，还有另外三个：向北走宝钢方向，向南走浙江方向，还有越过虹桥机场往西。这三个方向都不需要跨过黄浦江，似乎都比浦东好实施一点。
然而，上海是长江的龙头，猛龙不过江是不行哒！
幸运的是，浦东开发有一个“最大的积极分子”，他就是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
老市长虽然年纪大，可是拎得清。
他自始至终青睐浦东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国际上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都是跨江河建市，上海跟他们的条件很像。第二，城市以港而兴，上海的港口在东面，所以开发浦东势在必行。
汪老有两个好，一个是会纳贤，一个是不排外。在浦东的研究论证阶段，他有意识地征询优秀人才，借鉴国外经验。
1985年9月，70岁的汪老从市长岗位上退了下来，转而担任市府顾问。可老人家就好像依然在岗一样，马不停蹄就飞去了旧金山。
在那里，他约见了著名的华裔工程专家林同炎先生。林先生对上海的事情很关注，也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
汪老问林先生，搞开发我们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办？
林先生说这好办，先开辟一块土地修路架桥，路桥一修好地价就会上涨，以此滚动开发就能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
据说，汪老一听当时就念了两句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在后来的浦东开发中，也的确是通过土地的运作获得了充足的资本金。尝到了甜头的浦东开发者们，就感叹到：
观念一新，土地成金。
198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汪老担任了小组的总顾问。这个小组是集纳了海内外的人才一起搞，还请林同炎先生在海外设立了国外顾问研究组，地点就设在美国加州。
可以说，浦东从孕育期，身上就流淌着国际化的基因。
03
1991年春节，总设计师照例来到上海。众所周知，老人家同样是浦东开发的积极分子，他对这件事很关心。
时任的朱市长，用十六个字向他汇报了浦东规划的宗旨。这十六个字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
总设计师很认可，并且强调说：
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老人家还曾表达过一个意思：广东的开发是对香港，福建厦门开发是对台湾，但“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这说明，浦东开发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它对整个中国的意义都是很大的。
事实上，由于有这个定位，国家给了浦东比沿海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例如外资可以办银行、保险等。所以，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新区”。
对此，朱市长以他一贯的风格做了个精准的解释：
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跟其他特区还有点不一样的是，浦东开发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论证，因此铺开前是有一张蓝图的。
浦东最初重点开发的有三个功能区，它们各有侧重。
陆家嘴，它与外滩一江之隔，主要搞金融；金桥，搞出口加工区，可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外高桥，主要利用港口和政策优势搞自由贸易。后来，还规划了一个张江科学园区，主要搞科技。
在这些功能区的建设中，时时处处体现着国际化的眼光。
比如，陆家嘴的地位显赫，可以说是上天赐给上海的一方宝地，是一块“做上等西装的好料子”。
好料子就必须精心裁剪。朱市长建议做国际规划设计招标，由英、法、意、日和中国的五个世界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参与招标，最终形成了五个方案。
不过，浦东没有单纯地采用其中一个方案，而是将他们的优点组成一个方案。
有一天，做优化的几位同志围观着五个方案模型，其中一位同志猛然发现，这些方案中的陆家嘴的最高楼都只有四五十层。他提出，像纽约和芝加哥都各有三幢100层左右的超高层，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必要搞超高层。
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拿了三支筷子，在模型中选择合适的位置插了上去。这就是现在陆家嘴“三件套”的雏形。
而那位提出意见的同志，叫黄奇帆。
04
总设计师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就搞浦东开发来讲，上海当年的确有一批能干又肯干的干部。
比如，在之前的文章中写到过的倪天增副市长，他最早主持了浦东杨高路改建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只是很可惜，在这些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他就猝然病逝。他去世后，人们还在他宿舍的写字台上，发现一份已完稿的论文，题目是《论浦东开发开放的必然性和它的着力点》。
凡是办大事新事，方向要对，人更要对。开放是新事情，这个新事情的关键在哪里，总设计师有个论断：
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
这段话用四川话说起来，特别有味道。我理解的这个明白或糊涂，其中一条恐怕就是要有国际视野。
国际视野这东西很奇怪。学历高不一定有，理论读得多也不一定有，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就说发生在外高桥保税区的两件小事吧。
首先，关于保税区英文译名的争议。
其实所谓“保税区”，实行的就是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因某些顾虑，自由贸易区还叫不出口，只好生造一个“保税区”的新词。争论到了朱市长那里，因为朱市长的英文也是很好的，他就说：
保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bonded zone，外国人看不懂。
朱市长拍了板，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名，就大大方方地叫成了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这样老外就能明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1993年，外高桥的道路修成要取名字了。
当时的浦东新区管委会的主任赵启正同志，希望找到一种国际化的取名法。于是，就有了一个国家加一个城市的组合命名法。
例如，取日本东京的意思就有了“日京路”；英国伦敦就叫“英伦路”。而纵贯园区的富特东中西路，则是取free trade发音中F、T两个字母的谐音，同时又具备先富起来的特区之意。
这些路如今还叫这些名字。
名字虽然事小，但背后体现出一种开放与自信的姿态。当年的浦东开发者们，还曾提出了一句的口号：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据说，他们还把这个口号做成标语贴在机关食堂里，时时提醒自己。
后来，事情发展果真如总设计师所料，按国际惯例办事，资金很快涌进来。在浦东开发的第四年，就成功吸引外资2134 项，总投资达87.3亿美元，协议外资48.4 亿美元。
而在浦东开放的第二十个年头（2010年），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范围，全年就做了1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形成的税收是1000亿人民币。
05
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的命运难以预料。
那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否可以预料呢？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来到刚刚起步的浦东。他当时留下了一句“恶评”。他说，浦东有可能会是一个“波将金村”。
“波将金村”是一个俄国典故。讲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情夫波将金，为了讨女皇欢心，在她出行的必经之路边，建起一批只有豪华门脸的假村庄。在西方，“波将金村”成了弄虚作假、表面文章的代名词。
显然，事情的发展证明，弗里德曼不是合格预言家，至少在浦东的事情上不是。
只有真正的实干家，才能成为真正的预言家。
我们最后再回到1988年。那时，经过一系列出谋划策，浦东开发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已逐步具备。
这一年10月31号，汪道涵来到还是泥土飘香、芦苇飘荡的外高桥。彼时，新区尚未设立，这里还属过去的川沙县管辖。
那天，汪老远眺长江入海口，想象着未来这里港口繁忙、贸易兴旺的场景，顿时觉得豁然开朗。他对身边年轻的川沙县委书记说：
浦东的明天就是上海的明天。
浦东史诗，上海文艺出版社
汪道涵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