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所以只好先找一些地方、找一些人探探路，这叫“摸着石头过河”。
要过河，然而河床情况不明，河水深浅难料。这难料深浅的河水，挨在过河者的身上，弄不好就是命运的沉浮。
所以，叫“摸着过河”或许还不太确切，因为河水是闯过去的。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位闯过河的人。
他的名字叫项南。
图为项南（站立者）在会议中。
时间来到了1980年冬天，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希望能有一位说“胡建话”的领导。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中央研究决定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让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广东拿着政策和措施跑得比较快。相比之下，福建的速度，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倒不是因为时任福建的主要领导不会说福建话，而是他的思想包袱依然很重。这位领导不支持包产到户，对真理标准讨论不积极，对解放思想也认为是“把思想搞乱了”。当时，有北京的同志来厦门大学宣讲改革开放，受到师生的欢迎。这位领导知道后，派秘书去表示“关心”：其实也不能全怪这位领导。福建跟广东不一样，福建几十年来一直是海防前线，海峡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打仗，这里的领导需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然而，现在要演奏新的音乐了，就要换新的弦。那么，新的弦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呢？福建是有几百万华侨的侨乡，华侨们提出，至少应当会说福建话。项南是地地道道的福建人，可他事先对这个调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当耀邦同志跟他谈话时，他说我十一岁离开福建，现在不大会说福建话了，对福建的情况更不了解。耀邦同志一听，拍着大腿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样也好，这样更超脱。在谈话中，耀邦同志嘱咐了项南三个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责任制怎么落实，二是干部的团结问题，三是福建的经济怎么起飞。这还没上任，就给出了题。到底怎么作答，项南没有底。他带着这些问题，坐着45次特快列车一路向南。途中，他不禁吟诵起了福建老乡林则徐的那两句诗：福建莆田、龙溪的龙眼荔枝很出名，这些在特定气候下生长的果树，可以说是“摇钱树”。项南来到一座村庄，发现村里的“摇钱树”好多都脱皮了。一问是怎么回事，说是水牛在上面磨的；再一问为什么没人管，说这是生产队的果树：经过这番调研，项南心中有了谱。看来，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光要搞，而且果树也应该实行责任制。但这件事并不好搞，关键问题在于，项南这时只是常务书记，第一书记之前说了不搞，你说要搞，那下面到底该听谁的？弄不好得罪人了，班子的团结还要不要啦？他有一个好，早年间从事过宣传工作，非常擅长舆论工作，凡事“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看完荔枝树一回来，他就来到福建日报社，对记者同志们说：你们要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宣传重点。新闻工作者，通常跑得是最快的。一位跟随项南考察的记者，回去就连写了六篇通讯。其中一篇，虽然短小，但是扎心，它的题目简单直接：舆论发动了起来，认知问题便能得到解决。在实行责任制的会议上，干部们争论的焦点，不是能不能多收水果的问题，而是“福建福建，政策多变”的问题。一位市委书记直白地说：过去的第一书记说不要包产到户，现在常务书记又说要，我们该听你的，还是听他的？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面对如此high level的回答，干部们自然没法反驳。一个月后，在春耕到来时，福建全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责任制解决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经济怎么起飞的问题。耀邦提出的三个问题，这是道大题。解大题往往都需要找到突破口，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老师说过的，要审题。项南经过一番调研，猛然发现，突破口原来就藏在问题里：经济要起飞，那肯定得有飞机啊，没有飞机怎么飞！以重中之重的厦门特区为例，这里固然沿海，但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不仅没有机场，甚至走陆路到省会还要走一天，投资商累都累死了，怎么还愿意来投钱！所以，厦门必须修机场。一般地方修机场，只需要解决钱的问题，而厦门是海防前线，还需要考虑“炮”的问题。部队的同志问项南：金门的炮把厦门的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反驳说：这个不对吧，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怎么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部队的同志一想，当然是台湾怕我们喽。最终，他们为厦门机场的建设开了绿灯。图为1983年10月22日，厦门国际机场通航典礼。假如所有的事情，都能靠机智问答解决，那改革的河随便摸摸也能过。可现实的情况是，绿灯虽然好，但红灯更是少不了。厦门国际机场建好之后，项南发现光有机场，手里没有航空公司，也不好起飞。他和同事们便筹划搞一个航空公司，计划是找一个外国航空搞合资，利用外方的飞机、技术和管理经验。如此一来，很快就能起飞。结果，所有的合作条件都谈好之后，北京民航局的同志忽然说，航空公司不同于一般企业，涉及国家主权，你们不能随意去谈，要由我们统一去谈。听到这个消息，项南难以平静。说好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到哪里去了呢？航空这种大件也就算了，可在藤器这种小件上，也有部门给开红灯。福建的一位老华侨，想在自己的家乡独资设立一个藤器厂，藤条从海外进口，产品也可以销往海外。可是，这个小项目经贸部也不批准。他们说，国内搞藤器的厂子已经很多了，再多的话，销路就会出问题。听到这个消息，项南更难以平静。他说：这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有没有销路是人家的事情，何必要我们来操心！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开车，他明明白白地知道哪条路最快、哪条路最通，可只要一踩油门，就有人出来亮红灯。这些人一会儿说你车速太快，一会儿说你违章驾驶。再有修养的老司机，也难以保持平静。还有更难受的是，他们还总质疑你开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在往“租界”方向开啊，是不是开出了殖民地的味道啊？前面说到，福建因为是海防前线，建国头三十年间，中央给福建的投资额很少，只占全国总额的0.8%，工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连区区一个火柴厂就算个规模工业了。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情况，走中外合资这条路无疑是最快的路。1981年，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公司投产。在这个公司里，中日各占50%的股份，日方提供三条生产线，中方提供配套的设备和厂房。这个双方都觉得公平的买卖，偏偏有“第三方”出来说不公平，说我们这边吃了亏。“第三方”把这件事往上面捅，上面有人就抛了一顶殖民地的帽子下来。图为福日公司。在1990年代它曾位列全国彩电五强。上面给了这顶帽子，下面就有人毫无顾忌地开红灯。某个部门说，我们不能承认你们的生产计划；某个某部门说，你们的电视机要运到省外出售，必须报经审批，不然一律按走私论处。开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红灯是不能硬闯的，硬闯就会被扣分，扣多了就会被吊销执照。这时，项南就想到了小平同志的一个发明，叫“不争论”。“不争论”是个发明，但最终能不能成为真理，需要用结果来说话。福日公司的结果就是，在项南的大力支持下，它没有停产，后来还一度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合资公司之一。在它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给它扣帽子的人，帽子也不扣了，还送来了一副祝贺的题词。项南是个实干家，也是个演说家。他做过的事在当年看，是很超前；他说过的话在现在看，也没过时。比如说，他自己发明过一个理论，叫“治虫护花论”。这个话是针对当时福建的乡镇企业说的。我想有的读者知道，如今福建的不少知名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出来的。福建山多人多地少，历史上人们常常为了争地，而爆发激烈的械斗，“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内斗了，开始琢磨怎么挣钱。他们利用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开工厂、造产品，许多的乡镇企业便应运而生。当然，那时他们的产品很初级，模式也很简单，有些做法也相当粗野。可是，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他肯定是不好看的，身上是有点污垢的，你看不顺眼，难道会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呢？项南看到了新生儿的无限潜力，说要把乡镇企业看成比“新生的儿子”还要亲。既然是栽花，它就可能长虫；要灭虫，而不是要去把花掐掉。项南还亲手树起了一个典型，晋江的陈埭镇。要说这个镇还有点东西，80年代初他们做的登山鞋就能远销海外。项南不吝赞美，夸陈埭镇是“福建一枝花”，要让这支花开遍八闽大地。其实，领导树典型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典型不出事，就是面子；典型出了事，就成了辫子。很多人看项南不惯，就等着抓他的辫子。陈埭镇的涵口村，生产一种白木耳制成的清凉饮料。为了打开销路，他们就走了偏路，把饮料标上“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成药品出售。事情曝光后，福建省很快做了处理。然而诡异的是，这件事在不久之后被大做文章，成了轰动全国的“晋江假药案”。本来只是晋江一个镇下面一个村的事情，舆论扩大化以后，晋江的乡镇企业都受到波及，退货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甚至晋江人到外地出差也被拒之门外。在最困难的时候，项南来到莆田开了一个乡镇企业现场会。会上，他说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依然坚持“治虫护花论”，告诉大家发展经济和处理案件，是“十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的关系”。他还说：反对的人要骂你，我们就硬着头皮让他骂。他骂个一年半年，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他就不骂了。临走之前，他还专门去了涵口村。村干部告诉他，上面来查案时，把村办企业的正当所得也一并查扣了。项南回应说：因“假药案”一事，项南最终挨了个处分。但他至死也没有在处理决定书上签字。这个福建人，虽然福建话已不大会说，但身上还是有那种敢打敢拼也敢顶的个性。项南挨了处分，他的声名却并没有因此而蒙尘，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福建人愈加怀念的老书记。在“春天的故事”中，其实有许许多多项南这样的人，哪怕他们真的在过河途中摔了跤、崴了脚、受了伤，但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依然有一个光亮的形象。
这好像也是一个规律。往往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才知道谁在真正写历史。项南似乎是明白这个的。晚年时，他就不念林则徐的诗了，却多次手书元朝诗人王冕的《墨梅》。这首诗的后两句非常有名，它常被人用来抒发自己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