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三卷本文选，是以1992年春节的南方谈话收尾。不过，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谈话。在五卷本《邓小平年谱》中，还披露了他之后的一些谈话。

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他都在关注着什么呢？

首先的一个，就是国际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一度是比较险恶的。加之发生了苏东剧变，在这个背景下，邓公提出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1992年的4月28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他再次谈到了韬光养晦：

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那么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干点什么呢？邓公说：

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有一句话叫，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而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但是策略不可能恒久不变。

什么是眼下之策，哪些又是未来之策，邓公脑子里是清楚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最初的标志性动作。但是不是因为是标志，就要成一个教条，未来就不会变化呢？对农业，邓公也在思考它的未来：

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

那他所说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农民的意愿：

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

尊重人们的意愿，尊重群众的智慧，是邓公思想的一个部分。在晚年的谈话中，很多时候他谈的，也都是一直以来的观点。

比如，解放思想。

1992年的5月22日，他来到首都钢铁公司视察。在这次视察中，他发表了比较长的一个讲话。那时候，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也遭遇到一些挑战，邓公说：

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不换，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

要说1992年，确实是一个解放思想年。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过去的许多条条框框被突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在之前十余年的改革中，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的，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一会儿讲“放活”，一会儿讲“承包”，一会儿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又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讲来讲去，市场两个字就是讲不出口。

“姓资姓社”的争论停止以后，这一年的6月12日，邓公在与江同志谈话时，明确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他说：

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

从谈话之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提法是非常赞赏的，并且还高兴地说，这样十四大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在邓公晚年的关注点里，发展始终还是一个的主题。他关注发展的大方向，也关注具体的地方。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上海。

在1993年和1994年，他春节还能去到上海。对上海的发展，可以说几乎到了千叮万嘱、耳提面命的程度。1993年，他离开上海前，对当地负责同志说：

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

1994年，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前，火车都要启动了，邓公又把上海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请到车上，谈了十分钟。他说：

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如果要说，他最后几年的谈话里，哪一篇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无疑是1993年9月16日这天，他与胞弟邓垦的谈话。

这篇谈话使得邓小平的理论更为完整，也像是一个预言。它的核心是四个字，共同富裕。当时，邓公已经预言道：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事，邓公以耄耋之年，只能给出题目，无法给出答案了。

在最后的谈话中，曾经的“钢铁公司”也开始感叹自己老了。1993年的11月11日，他对身边人员说：

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

在1994年之后，《邓小平年谱》的条目就骤然变得稀疏。据老同志回忆，在这年10月前，他还可以打桥牌。10月1日是国庆45周年，老人家到瀛台观看国庆的礼花。这之后，精力再也不济。

那天，他观看礼花的这个侧影，就是我所见到的、目前公开发表的邓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1997年的2月19日，邓公与世长辞。

今天是他离开二十七周年的日子。谨以这篇小文章，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