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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有没有去过香港？

一致通过的陈老师 传达室 2024-04-12
01
前不久，一位香港读者来到成都，我们很早就加了好友，这还是第一次见面。
起初我感到诧异，因为听说香港人是不怎么用微信的，可他不仅关注了传达室，对许多文章还如数家珍。后台的粉丝数据告诉我，跟他一样的香港读者还有好几千人。
我请这位读者吃饭，席间他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第二天想去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看看，一起去好不好啊。
我马上回答他，好啊。
如今成都与广安之间有高铁，单边两个多小时，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这位读者比我大几岁，是邓公的仰慕者。他说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邓公辞世时，他跟着父亲来到香港新华社悼念。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许多人都很惋惜，觉得离回归只有几个月，老人家终究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
他说的这件事是很多人在谈及邓公时，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意味。
况且，老人家曾亲口表达过回归后去香港的愿望。那是在1990年1月，他接见李嘉诚先生时说：
我自己是争取活到九七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当时，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没问题，我敢买保险。也不知道李先生的保险，后来到底买没有。
邓公离回归之日，的确只差了一步。
图为小平同志与李先生。

02
老人家的这个心愿流传很广，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邓公从没有踏足过香港的土地。连我们的这位香港读者也不例外。
在高铁上我同他讲，老人家不光踏过香港的土地啊，至少还踏过五次，只是那时的香港还不是“自己的土地”。但那座城市对邓小平来说，却还有特别的意义。
一个，可以说香港是邓小平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
为什么这样讲？
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时，只有十六岁。那一年夏天，他辞别广安，去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乘坐的邮轮从上海出发，首站就停靠在香港。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一位叫冯学宗的四川同学，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他们看到的场景：
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是完全属于英国的了。
这本日记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因此可以了解到，那些留法学生对香港已有了“商旅云集”的印象，对英国的管辖权也有直观的感受。
图为1920年代的香港。

他们这一路，经马六甲、过印度洋、出苏伊士，行程几万海里。很难想象，这一路所见所闻，在100年前对一位十六岁少年形成的震撼。
一个人世界观的开阔，往往来自于地理观的开阔。真正行万里路和仅仅听说过万里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脚下丈量过的土地，最终会反馈在思想里。
不观世界，哪里来的世界观呢？
因此，邓公的生平其实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历许多起伏，二是走过许多远路。这两点共同塑造了邓小平。
他去留学走的是海路，坐的是轮船；回国时走的是陆路，坐的是什么呢？是汽车。
1926年，他从苏联受训回国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邓小平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运子弹的货车。从东西伯利亚的乌金斯克，经蒙古的乌兰巴托，再到包头，三辆货车摇摇晃晃、半推半行，经过荒原和草原，沿途是万里冰封、寒风刺骨，饿了吃干粮，冷了烧牛粪。
就这样走到西安时，已经是“衣不蔽体”了。
03
在三十岁以前，邓公的一项“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丈量亚欧大陆。他从东走过西，也从南走到北。
香港是他开始看世界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伤心之地。
1930年1月，邓小平从广西取道香港、越南，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分娩。可惜，张锡瑗产后得了一种叫产褥热的病，产子后几天就不幸离世。他们的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邓大姐曾说，张锡瑗的死让邓小平十分悲痛。
可是由于广西前方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掩埋妻子的遗体，就再次取道香港赶了回去。
一个月前经过香港时，邓小平是一个人；一个月后再途经香港时，他就更是一个人。邓公不写回忆录，没人知道他那时的内心感受。
在香港，邓小平找了一个人。
这位同志叫李强，原名曾培洪，他后来曾担任国家外贸部长。当时，李强同志在香港建立地下秘密电台。邓小平找到他，一是为了明确无线电联络的呼号；二是，拜托他回上海后，帮忙料理张锡瑗的后事。
李强同志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年一些党内同志牺牲后，后事都是由他负责料理。
04
邓公在香港的足迹，停留在了1930年代。不过巧合的是，当几十年之后，香港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时，接受他委托的一个人，还是李强同志。
1978年底，三中全会召开，深圳等特区的建设也开始启动。邓小平一直思考着怎么利用香港，帮助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其实在这之前，他在接见香港朋友时，就说了一段话：
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他的这个发言，与以往的调子截然不同。
1978年的12月，时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同志受命前往香港，他公开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也欢迎贷款。他还经过邓公的同意，邀请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麦理浩，这个安排，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邓公有大量关于香港的谈话。这些谈话里，既有我们熟悉的“五十年不变”，也有一些话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精准的预言。
比如，针对有的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他十分肯定地说：
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
他还在谈话中，提到了什么样的人能参与治理香港：
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
但是，在这些公开的谈话里，他几乎没有谈到自己与香港的渊源，也没有提及早年间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此很多人会认为，他从未去过香港。
唯一一次可能有点涉及个人感受的谈话，是与金庸先生。1981年7月18日，他对香港的这位知名报人兼武侠小说家讲道：
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对自己经历的苦难闭口不谈，这是邓公的一大特点。能讲到这个程度，就算是少见了。
我们知道诉苦算是人的本能，因此磨难会造成祥林嫂；但能做到不说，就会造就一个钢铁公司。
05
我与香港读者聊着天，不知不觉列车就接近了广安。窗外可见繁忙的春耕景象。
广安这地方虽然地势不算平坦，但是个产粮大市。当年重庆直辖时，重庆曾有意将广安也纳入进去，就是因为这里产粮。不过据说因为邓公说过“我是四川人”，这个提议方才作罢。
我们来到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这里距离广安城中心只有几公里。邓小平自十六岁离开故乡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他的官方传记里提到，临去法国之前，母亲怕自己的儿子吃苦，又东拼西凑了一些钱给他。此一别，就是生离死别。邓小平也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广安我还是读中学时来过，印象很模糊，这次很想再看看故居的陈列。可是，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故居处于闭馆整修中。我和远道而来的香港朋友都感到很遗憾。
我们只好逛逛周边，闻闻这里春天的气息，缅怀一下这里走出去的人物所谱写的春天的故事。
我们忽然反应过来，今年的八月，将是邓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图为1992年，小平同志在深圳眺望香港。


参考资料：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三联书店
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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