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69届知青

1966年刚一入夏，天气就已经非常的炎热，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们都在忙着准备各种考试，我们小学毕业生也已经参加完毕业考试，就等着填报中学志愿，再参加一次升学考试就可以进入理想的中学学习了。每当看到中学生配戴着校徽，尤其是名校的学生，心里是由衷的羡慕，盼望着早日走进中学的校门。

六十年代初也是国家安静祥和的年代，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贯穿了小学六年的每个学期，助人为乐、学习雷锋做好事，成为时尚，每一个学生都要爭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个时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都想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祖国出大力。现在可以认为我们的小学六年，是一个充满美好梦想的六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六年，尤其是每年春游，当同学们坐在游船上，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幻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感觉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幸福。感到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爱，到处盛开着鲜花。那时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老师也非常负责，深深地爱着每一个学生，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宗旨，每一个孩子的智育、体育、德育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也可以说五零后的美德都是那时形成的。

就在我们积极准备考试的时候，社会随着气温的升高开始躁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升入想理中学的梦想被破灭了。中学以上的学生组织起来串联搞批判，我们小学生变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也有一些同学成立所谓的组织搞起了革命，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很可笑，十几岁的孩子懂什么?

就这样，我们因为没有学校可上，所以在小学多呆了一年多(实际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多)，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被安排进了石景山中学，和下一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走进初中校门，直接变成了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还好石景山中学是当时复课闹革命的先进典型，比其它学校的学生多学了一点知识，没有课本，老师只能凭借经验教授一点不敢出格的文化。当时讲究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边学工一边学习，工人阶级登讲台，我校的工人宣传队是首钢基建派来的，学工点就设在基建的预制品厂，在厂区空地盖了两间工棚，圈了一个小院就算做是教室了。大家心里也想，放着明亮的教室不用，偏要到这里来上课。也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反修防修，才能使接班人不变色。

春天，在工厂圈起来的教学小院里长出几株野花，鲜艳夺目，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下课后很多同学跑来观看，还有人用茶杯浇水，经过养护，小花长的更加好了，谁知道语文老师也来了灵感，出了一篇作文题叫“我家的小花园”，老师又是辅导，又是讲解，同学们尽兴地发挥，都写得相当的好。哪知道招来了大祸，工宣队抓住不放了，非说语文老师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家庭哪来的小花园”。作文题演变成了爭夺接班人的严肃问题，又是批判，又是肃清，搞的老师们又夾起了尾巴。在中学呆了不到两年，数学只学了一些简单的方程式，英语二十六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物理就是跟着工人师傅学着装了几次灯泡。在学工学农的过程中渡过了所谓的初中。我们也就被算做是初中毕业生了，可是我们一直也没有领到过任何毕业证书。

北京市石景山中学69届五班男生毕业合影

69年的7月底轮上我们毕业了，北京市革委会发了文件，69届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招兵招工指标一个没有，没有任何照顾，也不管独生不独生。一个决定让所有的家长都蒙了头，这群孩子刚刚十六岁，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吃穿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按照现在的法律还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按照劳动法还处于童年时期，怎么就变成了知识青年了呢?随着历史的潮流，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被卷向了内蒙古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知识青年群体。

到兵团后，我们没有因为岁数小而少干一点活，也没有因为身体还在发育中而受到特殊的照顾，我们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拼命地干活流汗，虽然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和生存的必备常识，但是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也就渐渐地适应了环境，过早的成熟了起来，身体逐渐长高长壮，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同时也为了边疆的建设和稳定付出了血汗。

尴尬的69届，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大成熟，认识世界还处在一个蒙蒙胧胧的状态，就把一个残缺的少年时光交还给了国家，又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老三届是知青的代名词，可是老三届的词义里又不包含她，在知青里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社会经验、岁数最小的是她，占知青比例最大的又是她，恢复高考因为没有文化基础而被边缘化的也是她，回城后下岗失业的还是她。

我们69届初中生，是国家历史中最不起眼的一群人，也是史学家最不屑的一群特殊的沒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但是我们确实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又必须顶着知识青年的帽子，来承认我们自己曾经是知识青年。还要用多年来形成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生活道路上的困境，勇敢地面对现实，自觉地充当着各行各业的基石，默默地奉献着有限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一生来跟随时代的变迁，承担国家经济转型带来的困难和阵痛。

这么多年来，“老三届”一词一直是等同于知青的一个专用符号而存在着。即，老三届即是知青，知青即是老三届。而在知青这个群体中，六九届这一届偏偏占了近半数的比重，为何人们只知有老三届，却不知还有六九届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六九届人彻底被忽视了呢？对此反常现象，难免不会引起六九届人耿耿于怀和愤愤不平。那么我们不妨就来试着探究一下陷六九届于此窘况的原因吧。

始作俑者也许就是那些传统宣传媒体。也许正是因为当年的报刊、杂志、电台等舆论工具在宣传上的统一口径所导致的先入为主的缘故吧？六六年，六八届、六七届、六六届初高中学生正值在校学习期间。所谓“老”可以视作是“旧”之意。以“文化革命”这一视角来看的话，这三届学生都是旧的教育体制下培育出来的，故被冠名为“老”三届。而当时六九届还处在小学阶段学习，从学习层级来说的话，确实差了一个层次，所以没有将两者合并同类也是顺理成章。但是，问题是步入社会后，既然六九届与老三届已经站在了同一个舞台“广阔天地”，而且，数量上又占据了绝对优势，为什么仍被视作空气一般呢？

这儿就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话题。话语权一般可从两个方面体现。首先就是身处的社会地位，即由手中的权力来体现。其次就是灌入腹中的墨水。就这两者而言，六九届根本就无法与老三届同台竞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知青作家，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

叶辛1949出生，1969赴贵州插队。他的作品《蹉跎岁月》很早就已经成了大陆的畅销书，还被搬上了荧幕。书名“蹉跎岁月”一词似乎是对知青岁月的注释和定位，亦已得到广大知青的认同。

梁晓声1949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的作品《今夜有暴风雪》，80年代起，被陆续连载，后又被搬上了荧幕，在大陆受众甚多，影响颇广。

这二位都是大家熟悉的知青作家，也都是老三届出身。在他们的笔下，在他们行文的字里行间，必然会烘托出他们所熟悉的老三届族群的人与事、情与理。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小说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后，它犹如滴在宣纸上的墨汁那般，既会向深处渗透，又会向四周蔓延。

由此，六九届被进一步边缘化，而“老三届”等同于“知青”这一概念被进一步强化，甚至被固化。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让六九届完全沉寂在了历史河床的底部。知青史上本来理应留有他们六九届人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由于胸中只有那微不足道的点墨=小学基础，所以他们就只能沉寂于史海之中默默无闻。虽说近几年知青作家中也出现了六九届人的身影，但是，一种概念一旦形成，翻盘的几率微乎其微。

以此类推，就不难理解中国史书记载的现状。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史书中描述、记载的却都是一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白了，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历史长河中的农民因为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经济能力，所以，随之也就失去了用笔墨来记载自己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机会。

诚如伟人所言：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史书却不是由底层百姓书写的，因此，在史书中就很难寻觅到他们的踪迹。大概也就是因为此缘故吧，六九届人与历史上的农民们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境遇与尴尬现状。

（于2020-08-17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