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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六九,今年六十九

六九届  我为你歌唱

作者:李秀人 配音:许明哲 李秀人
 制作 孔建国

北京小六九,今年六十九作者:丛明

在知青的庞大群体中,有一批人被称作北京“小六九”。顾名思义,他们是1969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大多只有15、6岁,因为是1969年从北京到农村或边疆去的,因此被先去的知青们称为北京“小六九”。

1969年春,北京市第22中学门前合影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习惯性的称之为“老三届”,是指1966、1967和1968年的高、初中毕业生。而占知青相当比例的1969年初中毕业生,却总是被习惯性的遗忘,好像这部分人根本不存在。

同班同学照相馆留念

实际上,在“文革”中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里,老三届当中每届都一部分当兵、招工的指标,只有1969届是“一片红”,规定一个也不留,全都要离开北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除了极个别的忍受巨大压力,几年后才留在街道企业工作外,69届毕业生都去了内蒙古、云南边疆和北大荒兵团。

这个照相馆留下许多同学的青涩影像

从1970年开始,北京不再向外地分配毕业生,70届大多数分往企业,少部分下乡的也都是在北京郊区。那时的十里河大队、来广营大队和双桥农场,如今的三环、四环和五环就是他们下乡插队的地方,远的也都在郊区县,几年后也全回城分配了工作。

“文革”期间的船板胡同小学院内

北京“小六九”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1960年上小学,1966年还没毕业就开始了“文革”。游荡了近两年,才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靠边站,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除了军训,下乡劳动,到工厂实习,只开了几门文化课,数学只教了二元一次方程,英语除了26个英文字母,仅学会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此时正在担任连队机务保管员

“小六九”在知青群体中,他们年纪最小,当时的文化水平最低,大多身体发育基本没有成熟,却一样远离父母奔赴边疆,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大自然的残酷洗礼。

在搬迁蒲鸭河后的帐篷前

这些“小六九”里有些人命运坎坷,令人唏嘘。仅以北京市22中学69届为例:一位同学,由于没有成为“武装战士”,而卧轨自杀,永远留在了黑土地。另一位同学,明天就要回京探亲,今晚去江边拉煤,因冻煤层坍塌,不幸身亡。还有一位同学,因不幸婚姻辗转两地,导致生活落魄,如今居无定所、不知去向。

当然,许多远赴北大荒的同学很优秀,他们有的因表现优异,几年后就被推荐上学;有的刻苦读书,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学有所成,成为知名学府大学教授;有的投身商海,事业小有成就;有的善于统筹,成为一名管理者。

1971年蒲鸭河春播时刻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的职工,经历了返城、找工作,蜗居、受冷落,以及买断工龄,下岗再就业。“小六九”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就下乡经受磨难,但他们并没有哀哀怨怨,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一曲一笑而过的往事,一段永远有滋有味的回忆。

偶尔发现的获奖证书

“小六九”们今年已经六十九周岁了,都早已经成为退休人员,他们平静地面对生活,相信国家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在改革中不断提高。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连子女也不理解,但大家只怀着那颗“平常心”,过好每一天,期盼美好的未来。


历史是人书写的,难免有遗漏。也许百年之后,那时的人们只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小六九”或许真的被后人遗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但无法磨灭的是,“小六九”那一代人中的精英,正在领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导大国外交事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国泰民安,团结各族人民一起向未来!

丛明 2022年1月13日 写于北京龙潭西湖畔

我们是69届初中生侯文水(原内蒙兵团十四团十一连 ) 

1966年刚一入夏,天气就已经非常的炎热,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们都在忙着准备各种考试,我们小学毕业生也已经参加完毕业考试,就等着填报中学志愿,再参加一次升学考试就可以进入理想的中学学习了。每当看到中学生配戴着校徽,尤其是名校的学生,心里是由衷的羡慕,盼望着早日走进中学的校门。

六十年代初也是国家安静祥和的年代,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贯穿了小学六年的每个学期,助人为乐、学习雷锋做好事,成为时尚,每一个学生都要爭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个时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都想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祖国出大力。现在可以认为我们的小学六年,是一个充满美好梦想的六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六年,尤其是每年春游,当同学们坐在游船上,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幻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感觉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幸福。感到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爱,到处盛开着鲜花。那时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老师也非常负责,深深地爱着每一个学生,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宗旨,每一个孩子的智育、体育、德育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也可以说五零后的美德都是那时形成的。

就在我们积极准备考试的时候,社会随着气温的升高开始躁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升入想理中学的梦想被破灭了。中学以上的学生组织起来串联搞批判,我们小学生变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也有一些同学成立所谓的组织搞起了革命,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很可笑,十几岁的孩子懂什么?


就这样,我们因为没有学校可上,所以在小学多呆了一年多(实际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多),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被安排进了石景山中学,和下一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走进初中校门,直接变成了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还好石景山中学是当时复课闹革命的先进典型,比其它学校的学生多学了一点知识,没有课本,老师只能凭借经验教授一点不敢出格的文化。当时讲究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边学工一边学习,工人阶级登讲台,我校的工人宣传队是首钢基建派来的,学工点就设在基建的预制品厂,在厂区空地盖了两间工棚,圈了一个小院就算做是教室了。大家心里也想,放着明亮的教室不用,偏要到这里来上课。也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反修防修,才能使接班人不变色。


春天,在工厂圈起来的教学小院里长出几株野花,鲜艳夺目,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下课后很多同学跑来观看,还有人用茶杯浇水,经过养护,小花长的更加好了,谁知道语文老师也来了灵感,出了一篇作文题叫“我家的小花园”,老师又是辅导,又是讲解,同学们尽兴地发挥,都写得相当的好。哪知道招来了大祸,工宣队抓住不放了,非说语文老师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家庭哪来的小花园”。作文题演变成了爭夺接班人的严肃问题,又是批判,又是肃清,搞的老师们又夾起了尾巴。在中学呆了不到两年,数学只学了一些简单的方程式,英语二十六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物理就是跟着工人师傅学着装了几次灯泡。在学工学农的过程中渡过了所谓的初中。我们也就被算做是初中毕业生了,可是我们一直也没有领到过任何毕业证书。

北京市石景山中学69届五班男生毕业合影

69年的7月底轮上我们毕业了,北京市革委会发了文件,69届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招兵招工指标一个没有,没有任何照顾,也不管独生不独生。一个决定让所有的家长都蒙了头,这群孩子刚刚十六岁,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吃穿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按照现在的法律还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按照劳动法还处于童年时期,怎么就变成了知识青年了呢?随着历史的潮流,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被卷向了内蒙古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知识青年群体。

到兵团后,我们没有因为岁数小而少干一点活,也没有因为身体还在发育中而受到特殊的照顾,我们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拼命地干活流汗,虽然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和生存的必备常识,但是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也就渐渐地适应了环境,过早的成熟了起来,身体逐渐长高长壮,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同时也为了边疆的建设和稳定付出了血汗。


尴尬的69届,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大成熟,认识世界还处在一个蒙蒙胧胧的状态,就把一个残缺的少年时光交还给了国家,又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老三届是知青的代名词,可是老三届的词义里又不包含她,在知青里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社会经验、岁数最小的是她,占知青比例最大的又是她,恢复高考因为没有文化基础而被边缘化的也是她,回城后下岗失业的还是她。


我们69届初中生,是国家历史中最不起眼的一群人,也是史学家最不屑的一群特殊的沒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但是我们确实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又必须顶着知识青年的帽子,来承认我们自己曾经是知识青年。还要用多年来形成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生活道路上的困境,勇敢地面对现实,自觉地充当着各行各业的基石,默默地奉献着有限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一生来跟随时代的变迁,承担国家经济转型带来的困难和阵痛。

“小69”的故事一位69届知青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滞留了三大批初、高中学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在随后的上山下乡热潮中被称作老三届,他们就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面的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因文革动乱休学一年,1968年一月中央紧急叫停了“大串联”,国务院号召“复课闹革命”时,回到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的初中生涯到69年8月就突然结束了,只勉强上了一年半的所谓中学。这批初中生不同于老三届,也不同于后续招收的初中生。他们是一批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文化知识只停留在小学基础的一届,成为共和国一批最特殊的学生。

这批学生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在校期间从未见过课本。当时老的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完全封闭,新的没有人编写,或者根本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所以69届的这批学生所学的文化课是随着老师的感觉教的。数学课只学了一些正负数、有理数,也只相当于现在小学5、6年级的基础知识。物理课老师讲了杠杆原理和用电常识。


有一堂课,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那一天,老师站在课桌上,手里拉着一条电线在做实验,老师让一个同学拿电笔量他的另一只手,电笔突然亮了起来。身体通了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原来这就是木头绝缘的原理,老师告诉我们:人体虽然带了电,但形不成电流,人就不会触电。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谜住了,瞪大了求知的眼睛。有的同学提问:我站在地上摸您的手可以吗?老师说,那样就接地形成电流了,我和你都要触电,甚至可能产生生命危险。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外语这门课。A、B、C、D26个英文字母,很好学。还学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老师说,过几天就教我们国际音标。但不久学校开始拉练,学生们都要准备好背包和行李。一天夜间徒步开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北旺去学农了。

西北旺遍地都是水稻,水田对于我们这些乳臭味干的孩子来说很陌生,可是水田很快也为我们带来了好多好玩的东西。最吸引人的当属钓青蛙了。插秧休息的空档,老乡们在水田的排水沟里钓青蛙。原来钓青蛙不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只把活的蚂蚱绑在细细的线绳上,然后用木棍挑起就可以了。青蛙见了蚂蚱拼命的咬在嘴里用它的大嘴巴狠命的往肚子里吞,这时趁势把木棍儿甩起来,青蛙不舍得丢掉到嘴的蚂蚱,就活活的当了俘虏。看着青蛙一个个被钓出来那股憨象,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个女生在插秧的水田里突然哭喊了起来,原来她的腿被一条水蛭叮住了,水蛭的头已经钻进了皮肤。一位教我们插秧的老农跑了过来,在那个同学的腿上狠劲儿的拍了几巴掌,幸亏水蛭没有钻进多深很快缩了出来,那个女同学的伤口流出了鲜血。老农告诉我们:水蛭,也叫蚂蝗,万一叮住了不用怕,只需在叮的地方拍几下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蚂蝗啊还是中药呢。我们都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事后班主任开会时总结说: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同学们,要虚心学习,学习贫下中农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那段时间学工和学农总是交替着进行,接受再教育吗,只接受贫下中农的不行,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夏天在稻田学插秧,冬天在工厂里打零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也只能干些粗重的活,或帮助打扫卫生。一年半的时间玩耍似的飞快过去了。


69年的8月份,很亲切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马上毕业就要分配了。这样快就要结束学校的生活了?我们还只上了一年半,还盼着老师教国际音标呢,就这样可以不上学了?我们围着老师一头雾水,而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只是说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根据1968年底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四个方向,任选报名。

其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其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其三,黑龙江嫩江农场;

其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学校通告说,所有的69届应届生,一个不留全部要到边疆,到农村,到反修防修前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去内蒙,因为内蒙离北京相对最近,就说呼和浩特吧,只有一千多公里。而黑龙江最近的地方也有两千多公里,云南更不必说,最少也有三千多公里。何况内蒙兵团属于北京军区。那时的我,十五周岁多一点,凭着这样的分析当机立断。可是,内蒙兵团要求的条件很高,一要表现好,二要根子正,三条必须是加入红卫兵的。因为父亲属于工人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而且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刚被解放出来的),只有个头太小,才一米五多点儿。这一条没想到费了不少周折,幸亏我的人缘不错,得到班主任王贵俊老师和工宣队领导的力挺,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心里话,能够争取到内蒙,自己还是很高兴的,爸爸也很支持。临走的晚上,还特地赠我一个印有红卫兵封面的笔记本,还特意为我留了言。很快就和妈妈一起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销了户口,并领取了棉被等配给的一些东西。

1969年8月16日,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开始了独立的建设兵团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学生,被共和国的史学家不屑的称为“小69”的一批特殊的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有着“知识青年”称号的载入文革史册的“小69”。

时至今日,当年浪迹天涯曾翻起过几朵浪花的“小69”,已被时代的潮流搁浅到黄海之滨的小城日照,在这个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每天迎接着朝霞,目送着太阳落山。当年的那个充满了许多遐想的小“69”,已过花甲之年,老之将至,每天唯一的期望,就是盼着小孙孙长大,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倾注于新的一代,让小孙孙知道爷爷那个年代,还有爷爷那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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