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四）

《记忆青春》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四）

• 他当不上北京人

• 周胜利等5男5女的搭配

• 一杀就是15年

• 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我也心甘情愿

• 我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

张立新

张立新的家是一套50平米的两居室，比起韩天佑和王雄骥的住房条件来说，感觉还是要强一些。但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他家4口人的月生活费人均只有62元。

张立新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一二二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7日我和几名同学主动报名来到陕西宜川县交里公社南岭大队北门生产队插了队。这个村特别偏僻，当时也极其贫穷，不通公路，没有电，吃水全靠毛驴从山下往上驮，很困难。

“我们刚到村里的时候，不少人都跑来看稀罕，当时村民知道我们是坐汽车来的时候，有人问汽车大还是马车大?也有人问汽车肉好吃不好吃?还有人问我们常不常见毛主席?我们一下感觉好像是进入原始部落了。不过在村里生活了两年，我们和村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很纯朴，对我们每个知青都特别好。

“1970年底，我被招到延安红旗化肥厂当了操作工，好几次受到厂里的表彰奖励。1982年的一天我还成功地排除了一起有可能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相片还被登在了《延安报》上，厂里不少人都认识了我。当时最受感动的是我老婆，不过那时她还不是我老婆，只是我们厂附近的一个农村女青年。”

坐在一旁的马秀花对张立新说：“人家来采访你，又不是采访我。你说你，不要说我！”张立新笑了笑说：“那好吧！

马秀花漂亮又能干，一看就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马秀花下楼后，张立新对我说：“报纸上介绍了我之后，马秀花就主动跑到化肥厂找我，我一激动就和她结婚了。1983年，所在的红旗化肥厂效益不好被关闭了，我被调到现在的这个东风化肥厂。当时这个厂效益还不错，不久我老婆也按照知青政策吃上了商品粮，还当上了合同工，生活还不错。

“几年后，氖气使我的双眼视网膜受到严重的损伤，视力突然下降，通过几年治疗，视网膜病变还是不断加重。1993年我们厂因为经营不景气宣布停产，全厂职工都没活干了，每个职工只发生活费，生活水平一下就下降了很多。我的视力也接近双目失明的地步。

“为了工作，我成了这样，厂里领导也很同情我，这几年我一直想办个职业病的病退手续，但是厂里又怕办了养不起我，所以只好答应给我办个病退手续。我怕病退钱少，生活更难维持，到目前什么也没办，现在我一个月还能拿一百多块钱，比厂里病退的还强点。”

不一会儿马秀花回来了。她说：“这几年厂里停产不上班，我俩每月只能领到250块钱，4个人的月平均生活费才62块。一家人的肚子里都没油水，一个月光面就得吃两袋。平时液化气也舍不得用，水也不敢烧，两把暖壶常是空的，来了客人只好现烧上一杯让人家喝。我们家不像别人家，你看你那么远来了，也没有什么招待你的，连个苹果和糖都没有，只有干坐着。”

张立新对老婆说：“还糖！你能有饭就不错了！

马秀花说：“饭也快吃不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得跟着他光不溜跑去要饭吃。”张立新笑了笑说：“要饭吃有可能，光不溜跑倒不至于，最起码还有几条烂裤子。”

我问张立新欠没欠账?他说：“账倒是没欠，但没钱。今年八月十五那天，两个孩子要吃肉，一两也没买。今天过国庆节，我老婆上午才狠心出去买了2斤猪肉。这是我们过完年到现在第一次买肉。”

马秀花又接着说：“今天上午买的2斤肉一半都让我炼成猪油啦，要留下以后慢慢炒菜用。他身体不好，我想让他多吃两口，小孩常吃不上肉也该吃。中午把肉做好我连一口也没吃，都让他们吃了。”

马秀花的性格很开朗，她说话的时候始终是面带笑容，而且很幽默。张立新却不同，感觉他朴实厚道得像个陕北人。

我问马秀花去过北京没有，她笑着说：“去过。再不提你们北京人了，我原来以为跟了北京人能享福，没想到还不如跟个延安的农民小子。”

我问小孩学习好不好。她笑着说：“好不了，厂里的子弟学校本身就办得不好，停产了，更不好了。现在工资都停发了，说不定下学期老师就跑光了。不过你看他那熊样样不行，还是个北京户口，跟着我们没钱花，他狗日的照样当不上北京人。”

我问她没钱为什么当不上北京人。她说：“连个买票回北京的钱都没有，怎么当北京人啊！再说去北京吃什么！说不定回去几天就饿死了。”

我问张立新有回北京的打算吗?他说：“很想回，但没有条件。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专长，回去也混不开。天快黑了，我收拾东西要走，马秀花笑着说：“不要走，我给你做饭，吃完饭再走，锅里还有点肉汤汤。

谢党恩笑着对马秀花说：“肉汤汤留着你们自己吃吧！我带黑明去我家吃，我老婆肯定早就把饭做好了，不过我家里连肉汤汤也没有。

马秀花说：“我才不信，钢厂肯定比我们强！”

谢党恩说：“我们还不如你们，我们已经两年没发工资了。“一边说，我们一边出门并和他们告辞。晚上7点，我才跟着谢党恩回到他家，吃了今天唯一的一顿饭，馒头、稀饭、土豆丝…。

周胜利

上午9点，来到钢厂知青周胜利家的窑洞里，周胜利满口北京话，几乎没有一点陕土北口音，看上去很是朴实、开朗。

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钢厂。他说：“1971年5月招工来的，再没挪窝。”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1975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罗彩花，她是当地知青。1977年她被招到咸阳国棉七厂当了工人，1979年初我们结了婚。没有关系，她一直调不回来，两地分居过了8年。1984年10月，新上任的厂长终于发了善心，把我老婆从咸阳调回了延安钢厂。从此我们的生活稳定了很多，再也不用来回花路费了。”

我问他今年多大，北京哪所学校毕业的。他说：“44了，1951年生人，北京古城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请他说说插队的事情。他说：“插队把我们这代人给耽误了，既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除了认识几个字，其他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就跑农村了。1969年1月18日那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送到黄龙县圪台公社南硷大队沟口生产队插队。当时给我们队分了5男5女，也许是人家上面早就想好要让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所以才会有了5男5女的搭配。当然，大家只是同学，并不是恋人，5对男女的搭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能结合到一起。

“到村里的当天晚上，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被安排住进了一孔很烂的土窑洞，窑顶上裂着很宽的一道缝子，窑顶与地面之间还支着几根木柱子，防止窑顶塌下来。那晚睡到半夜，同学们都在议论窑洞会不会場下来。说着说着我们就点着煤油灯，跑到队长家敲开门问队长窑洞会不会塌，队长说：‘没事！

住了好几辈子了，不可能塌，快回去睡去吧！’听了队长的话我们又回到那孔不知住了几辈人的烂窑，大家几乎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还在议论烂窑洞会不会塌，有没有可能给我们换个新一点的窑洞。

第二天开会，队长给我们知青分活儿，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村里的保管。当保管基本不用上山劳动只是闲的时候帮着饲养员老头儿干点杂活儿。记得有一次我赶着毛驴车去山里送粪，结果在一条很窄的山道上翻了车，差点没把我摔死。我带着伤回到村里后，队长说我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久，推荐我去县里参加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让我介绍了经验。

“1971年开始招工了，我就来到钢厂当了工人。比起有的人，其实我插队的时间并不算长。”

我问他现在家庭生活有没有困难。他说：“有啊！都是困难！现在全国都在搞改革，我们钢厂也一样。我们厂1993年只生产了125天，1994年生产了100天，今年截至目前累计生产不足两个月。停产期间厂里规定只发给我们技能工资，但是财务说没钱，技能工资也半年没有兑现了，饭也快吃不上了再过两个月老本就吃完了，到时吃什么，这就是我们全家5口人的最大困难。

我儿子的户口按政策回了北京，也只好在北京上学，因为不开工资，我已经两个月没给他寄钱了，全靠老人管。

前段时间，我老母亲因脑血栓病得很厉害，家里连续3次来电报让我回去，但没有钱回家，一直没敢动身。好在现在老人的身体又好一些了，暂时也不用我回去了。”

我问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岁数大了，什么也不敢想了，文化基础不好，学什么都很困难。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能给办个有生活保障的退休手续，然后回北京照顾老人，招呼孩子念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没本事，吃饭都成了问题。

结束了和周胜利的对话，我赶长途车直奔延安。下午4点从延安坐长途车一个多小时又来到了安塞。

来到安塞先去县委家属院看望了一个从小在一起玩大的朋友的父母，朋友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是安塞的县委书记，他对安塞腰鼓和安塞的民间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关照下，我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

注：几年后周胜利的儿子在北京考上了大学，他也回到了北京，多年来一直在一些小企业打工看大门。

早晨7点，县委宣传部就来人叫我吃早饭，由于朋友父亲的安排，我的个人行为被变成官方接待，并且很热情地要为我派车和安排采访对象。为了方便采访，我说我今天休息，明天再开始工作，于是才推托了他们的好意。

县委的同志走后，我背起摄影包走出招待所打听到副食加工厂直奔何连生的家。进了大门之后，在何连生的同事老闫的指引下，我在一间极其破烂的简易小平房的门口，见到了何连生夫妇。当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何连生坐在一堆煤上，他老婆坐在一堆柴火上晒太阳。

老闫指着何连生开玩笑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北京洋人，你看这两个人那样子，没文化还戴个二饼子，一根骨头都啃不上，牙倒掉完了。”何连生听着什么话也没说，他老婆却对老闫说：“你那样子好?你看你毛都掉光了还笑话别人！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开玩笑对骂着。

此刻，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是两口子。何连生看上去不像四十多岁，像五十多岁。他老婆看上去也不像四十多岁，很像六十多岁，因为她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牙都掉光了。何连生得知我是特意来采访他的时候，很热情地让我进他家里去聊。

何连生带我走进家门后，他老婆也跟进来了。进去后我发现的确是又小，又黑又脏，除了小土炕上有一卷露着棉花的破被褥，地下立着一口大水缸之外，再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锅碗瓢盆和半盆子剩饭，而且味道也很怪，让人很不习惯。何连生对我说“坐炕上。”我说：“不坐了，房子里太黑了，咱们还是去外面聊吧。”

出门后何连生拿了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他又坐到了煤堆上。

我问何连生多大了。他说：“47了。”他老婆在一旁说：“谁说47了?48了！”何连生说：“哦，48了，我问何连生当年怎么来的陕北?他说：“先坐火车到的铜川，又坐汽车来的延安和安塞。”他老婆又插话说：“你不是说公社到村里是坐的驴拉车吗?何连生说：“就是，忘说了。“

我笑了笑说：“当时谁让你来的陕北插队?是学校还是家里?”何连生说：“是毛主席啊！"我说：“老何，干脆我不问你了，你自己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你的经历吧！”他：“可以。”

何连生想了想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父亲过去是建筑工，母亲没工作，兄弟6个。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下乡，宣传队就跑到我们家动员让我走，我不想走，结果陕北来北京动员的干部说：‘毛主席在延安打江山13年，延安解放得早，又是革命圣地，城市很繁华，电灯、电话、公路、水路样样齐全，想吃什么有什么。’我听他这么说，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969年初，火车把我们送到了铜川，又让汽车把我们送到延安，到延安后我发现延安没有北京好，根本不像宣传的那么好。在延安住了一晚上，又把我们送到了安塞县招安公社枣湾大队，枣湾就更穷了。

“给我们队一共分了14个知青，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组长。还给我分了个放羊的活儿。放羊虽然不用上山出苦力，但山上缺草，羊跑得快，一年四季跟着羊不停地跑。枣湾很穷，不少人家粮食不够吃，常把鸡、狗、猪饿得直往厕所里跑，害得我们上厕所还要不停地挥手喊叫。

“1970年县上开始招工，我被招进了县副食加工厂。我做过酱油和醋，漏过粉，还蒸过酒，干了整整10年。1980年又安排我开始杀猪，一杀就是15年，现在还是杀猪的。在这单位做酱油和杀猪都不好找老婆，我只好找了个喂猪的，不过我们过得还可以，基本没有什么矛盾。我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户口转回北京在技校毕业工作了，二儿子在安塞没考上高中，他舅舅走后门花了2000块钱到四川当兵去了。

“现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安塞，收入低，生活条件也差，你刚才也进我家的门了，也看见我们的生活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也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问他每月的收入有多少。他说：“按理说我和老婆加一起每月能领480块钱，但因单位效益不好，连续3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现在银行还存了300块钱，如果再过两个月不发工资，我们就得借钱买粮了。”

我问他北京家里的条件怎么样，老丈人家怎么样，能不能帮上忙。何连生的老婆抢先说：“我家是帮不上，我父亲原来也是这单位杀猪的，他收猪、喂猪、杀猪，干了四十多年，到去世一个月才挣四十多块钱，根本帮不上我们。

“他们家兄弟6个，我掌柜的是老大。老二在北京环保局工作，老三在后勤部工作，老四在电视机厂工作，老五在建筑公司工作，老六不晓得在哪个单位上班，反正都在北京。他们对我们都很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老人在北京就住王府井那一块儿，对面就是隆福大厦，那里干什么都很方便，只要有钱，想买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王府井比安塞红火多了，就连安塞赶集的时候都没有那里人多。我们每次回去孩子他奶奶都很高兴，总夸我勤快。还有家里的几个兄弟也都对我们很好，所以，只要跟他回到北京我就不想回安塞了。

“孩子他奶奶总说我们最苦，还从北京给我们捎来一个洗衣机和一个14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是他们兄弟几个凑钱给我们买的，我们可高兴了。”

我说怎么没发现你家有电视和洗衣机呀！她说：“电视在楼上的公家的办公室摆着，这里太乱了，放这里的话把电视机都糟蹋了。”我问洗衣机在哪儿?她说：“这里没水，洗衣机在屠宰场里面摆着，那里有水。”

我说老人对你们真好啊！她说：“老人和那几个兄弟都很心疼我们，每次看电视和用洗衣机，我都能想起老人和他们那几个兄弟。我们老人常说我们回不去，他们心不安。现在孩子他爷爷82了，在北京瘫瘓了，我们路远也伺候不上两个老人。”说着说着，她流出了眼泪…。

何连生看老婆哭了，对她说：“行了，行了，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他接着又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上班的地方。”

我们在院子里走了大概一百多米便来到他杀猪的地方。他打开铁门后，我发现那个杀猪的房子最少也有一百多平米，中间有个很大的水池子，旁边还支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地下还放着几个大铁皮盆，里面堆了二十多个猪头。

何连生说：“这些猪头正等着我洗呢，还有好几十根猪肠子今天也要洗出来。我不光是杀猪，包括收拾猪头、洗猪肠子和所有的猪下水，都是我的事情。弄这些事很累，还发不出工资。

何连生的老婆又插话说：“我有胆囊炎，身体不好，他的苦重，我也帮不上忙。最多也就能给他刮刮猪毛。我的病连肉和鸡蛋都不能吃，一吃就犯病。何连生看着老婆瞪了一眼说：“你胡说什么呀！鸡蛋和肉你能吃得上吗！提水去！

他老婆也瞪着眼睛说：“吃不上还不能说吗！就该你说啊！"她一边嘟囔着，一边拿桶帮老何提水去了。

何连生最后说：“我老婆特别爱说话，有时候感觉很麻烦，你干万不要见怪啊！”我说爱说话好啊，你正好不用寂寞。他又说：“有时候你睡着了，她一个人还说，真能把你说醒来。怎么说她，她都改不了。”

我问何连生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活一天，算一天。”他老婆听见后又说：“有，以后想回北京，和儿子在一起。”老何看了看他老婆说：“外国你也想去！"此刻他老婆看了看我笑得很开心……

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
 我也心甘情愿

殷金昌

上午与何连生的对话持续了5个小时之久，午饭也没吃。下午2点我又来到县政府大门口的收发室，在此见到了我要找的第二个老知青殷金昌。

殷金昌得知我从北京来之后，显得非常热情，一定要我去他家，还说收发室什么都没有，他家里有沙发、有茶叶，说话方便。

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我跟着他来到县政府的后院，他家在此有着一孔砖窑，虽然不大，但很明亮，而且环境相对也要比何连生的居住条件好很多。

殷金昌一边给我泡茶，一边对我说：“我虽然不如有的人过得好，但毕竟也还算可以。安塞现在总共留下6个北京知青，只有我一个在县政府和县委大院里上班，这院子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安塞来说可就等于是北京的中南海啊！还有延安和安塞的很多知青都领不到工资，我的工资每月都能按时发，而且有时候办个什么事情也很方便，毕竟当官的都在我们一个院子里住。”

殷金昌的话语和举止中，明显流露岀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我问他怎么进的县政府。他说：“1971年我被招到子长县的一个煤矿去井下当了工人，在小煤窑干了几年太受罪，而且死命不保，所以又托关系调回了安塞。刚调回安塞我在机械厂当工人，1983年又托关系调进了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一开始我在政府烧锅炉、扫厕所，过了几年他们说我锅炉烧得按时，厕所也打扫得干净，所以就提拔我当了收发员，包括书记和县长也认识我，每次在院子里碰见我都和我打招呼。”

我问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什么时候结的婚，几个孩子。殷金昌说：“我老婆叫李玉莲，1977年我30岁那年通过城里一个卖菜老婆儿给我介绍的。当时李玉莲是从真郊大队来城里卖菜的，认识以后，我每次去她那里买菜她都给我称得很高，慢慢我就觉得她很实在。后来我对她说：“我穷，没钱。她说“我比你还穷，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我也心甘情愿。”她那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去她家之后，老人也对我特别好，时间不长我们就结婚了。”

此刻正好李玉莲回来了。她听了一会儿我们的对话之后，也主动开始插话。李玉莲说：“殷金昌这个人太老实了，不过命还可以。”我说怎么可以?你对他满意吗?她说：“还可以吧。其实在我们没有认识之前，我就经常见到他。那时候他们机械厂就在我们家的山坡底下，每天看着他们这些穿着工衣上班的人都很羡慕。那时他是修理工，个子不高，性格很开朗，老远就能听见他的笑声。每天站在我们院子里都能看见他在搞修理。看了两年，我看他还没有婆姨，就托一个和我一起卖菜的老婆婆去说媒。

没想到他真的同意了，我特别高兴，毕竟人家是公家人啊！结婚快20年了，他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小看我。”

殷金昌看见老婆夸他，他也说：“她跟我这么多年也没少受罪。我们刚结婚之后，队里不给她粮，我在机械厂上班，每月才给七块五毛钱。后来厂子倒闭了，她跟我饿了8年多，有时候家里连小米饭都吃不上。我们1977年结婚，1978年就生了儿子，1979年又生了女子。一家4口人，就吃我一个人的粮，全凭羊芋、红薯过日子。幸亏1983年调县政府了，要不然现在也照样没饭吃。”

我问他认识何连生吗。他说：“认识啊！那是我们老乡，何连生那人太老实了！单位领导对他一点都不好，住的房子连个猪窝都不如。他人老实，不爱说话，也不会在领导面前说好听的，所以领导根本看不起他。就连他现在住的那间烂房子，还是前年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才抢到一间漏雨的破房子。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那个老乡。”

我说我去过了，刚就是从他家过来。殷金昌说：“他肯定没给你说单位领导整他吧?我知道他这人不敢说！要是我，县长都敢找，毕竟我们是老知青嘛！

这时坐在一旁的李玉莲说：“你又开始吹了。那前几年王主任整你你为什么也不敢说！”殷金昌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问王主任是谁。李玉莲说：“原来政府办的主任，现在调延安去了。那时候王主任刚调来，他和人家当面开玩笑说王主任“贼眉鼠眼的，和林彪一样长了个小蒜脑′。当时人家没说什么，结果当天晚上开会就说殷金昌没把他看在眼里。还说烧锅炉是个要害岗位，万一用人不可靠，一下就把锅炉烧爆炸了，为了保证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安全，决定换人。当晚就宣布让殷金昌去打扫厕所。

“第二天一上班，王主任就给了他一把铁刷子，让他去把厕所里尿池子上的白瓷砖刷干净，老殷去之后听见厕所里有人，就说等没人了再去刷。结果王主任说让你现在刷你就现在刷，要不就扣工资。结果他进去之后，里面蹲个县长，县长大声说：‘你先出去，等我完了你再刷！’他跑去找王主任，王主任早跑了，其实王主任肯定知道里面有县长，专门捉弄人！

“我1985年落实政策吃了商品粮之后，也被照顾到县政府和他一起烧锅炉，结果那天晚上王主任也不让我烧了，让我去烧茶水炉。锅炉是季节性的，天暖了就不烧了，茶水炉是一年四季天天要烧。就因为那么一句话，王主任不光是给我们换了工种，还总扣我们的钱。

“1993年开春，王主任调走了，临走时他在院子里对我说：‘李玉莲你知道吗?我把你们两口子每人捅了一刀。人家每年只烧4个月锅炉，我还给补助300块钱，你们一年四季烧茶水炉，我一分钱也不给你们补，你们懂不懂！’他当时这么一说把我气坏了，我当时就说：‘王主任，我懂，你没有儿子就是因为你的心太好了！’结果他知道我是骂他断后了，什么话也没说低着头就走了。我心想你王主任真是欺人太甚了，算计了别人还怕别人不知道，有意让人气上加气。不给他这句难听话，他还不知道会对我说些什么！”说到这里，李玉莲一边笑，一边流出了眼泪。

我问她现在的主任对他们好不好。她说：“特别好！”包括任书记和张县长都对我们很好，还有新来的高主任也很好。王主任刚一走，办公室高主任就开会说殷金昌是北京知青，让人家打扫厕所太欺负人家了，以后不管他干什么，你们谁都不要眼红人家。结果没几天高主任就把殷金昌提拔到收发室去了。

高主任还找县长给我们在政府院子里要了这孔砖窑，说让我们上班方便些。我们院子里住的没有一般人，都是书记和县长，最小的也是部局长。

最近我女儿考上延安师范了，正愁没有学费，结果县委张书记他老婆无意中听见了，当天就给我送来2000块钱，第二天我们就把学费交了，让我们很受感动。

我问他们的儿子在做什么。殷金昌说：“1982年我儿子的户口按照知青政策转回了北京，结果北京念书收费太高，又把户口转回安塞了。因为北京太贵上不起，安塞没户口也不能上，所以只好把户口办回来。不过办回来也有办回来的好处，要不把户口办回来，在北京连个兵都当不上。毕竟我在政府，认的人也多，已经说好了，准备今年把儿子送去当兵。”

说到孩子的事情，殷金昌仿佛想起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说：“我要是当年不来陕北插队，说不定还有点发展。那时候我父母都是国家地质部的干部，家庭条件也比较优越。我上的是北京外馆中学，从小父母就很重视对我的培养。我喜欢体育运动，1956年就获得过东城区少年组的中国式摔跤第一名。

“1968年底插队开始后，我刚刚初中毕业，当时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报名，可是宣传人员说：‘延安是陕北的好江南，遍地是牛羊，肉和瓜果梨桃随便吃，出门就能骑毛驴。’当时我觉得那比北京强多了。很快就偷岀家里的户口簿，去派出所花5分钱注销了户口，领到一份迁移证。当天下午，街道办事处就给我送来了大红花，这时候父母虽然不同意，但已经来不及了。

1969年1月21日那天，我们来到安塞县高桥公社刘塔大队，进村后队长把我们几个安排到一孔特别烂的土窑洞里，窑里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点着时满窑都是塑料瓶盖的焦糊味。当天晚上好几个女同学都围在我们窑里的这盏小油灯下哭了，问我们男生以后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都来看我们这些外路人，我问一个年轻人果园在哪里?结果他说果园是什么?我说苹果树啊！没想到在场的人都笑了，年轻人对我说，饭都吃不上还想吃果子，想得倒美，你以为这是北京啊！我当时一听肯定是上宣传队的当了。就这样，一辈子被留在安塞了。”

我问他今后还准备回北京吗。他说：“我都48了，不回了，要回早就回去了。1987年我父母的单位就给我发过两次调令，想让我回北京。但我总觉得丈母娘对我像亲儿子一样，走了对不住人家。再说儿子的户口也回来了，女子也在延安上学了，将来不管是复员还是毕业，他们都要回安塞，所以这辈子就不打算回北京了。还有一点，在安塞认识人多，办个什么事也方便。只要一家人感情好，走在哪里都会一样。不想北京了，以后有钱了多回去看看老人就可以了。”

下午6点结束访谈，当我要离开他家的时候，殷金昌夫妇说什么也要留我吃饭。我说：“已经说好了，晚上要去你们县委任书记家吃饭。”他“啊”的一声，“你怎么去书记家吃饭！?”我说：“我和他儿子是小时候的同学，关系很好，说好晚上要去他家吃饭。”殷金昌赶忙说：“任书记人很好，咱们说的那些事你可干万不要跟他说！”我说：“你又没说他坏话，你怕什么呀！”他说：“是，是，不怕！

李玉莲接着说：“就是嘛！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怕什么啊！这人让当官的整怕了，胆子小得要死！

殷金昌看看李玉莲说：“我才不怕！”接着他又对我说：“走，我送你去，任书记家就在我家后面那排窑洞里，只不过他们是一家一个院子。”来到书记家门口，他说：“这就是任书记家，你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我进去不太好！”我笑了笑说：“那好吧！以后你回北京咱们再聊。”他说：“好，好，好！那以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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