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六)磨砺中成长

经过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复课”前后的张狂，再经过“上山下乡”各种“分流”的匆忙，到了70年代初、中期，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差不多已经各就其位，迎来了一个暂时的安宁期。大一点儿的，都奔赴了“五湖四海”：“屯垦戍边”、插队、当兵；小一点儿的，又回到了课堂，尽管那课堂并不安静。

不管你那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或你所在的地方多么偏远，但从火车或汽车或马车上一下来，你就在你奔赴的“革命征途”上找到了指定的“战斗岗位”——你就位了。

至此，除极个别情况外，已经没有太多人在大街上“飘儿”了，这时的这群人，除了年龄最小的，已经彻底脱离了少年时代，提前进入了青年期。但这种今天看来短暂的“就位”，在当时根本看不到一点“短暂”的迹象。户口转了，人已离开了家，谁也没指望能有再把户口转回去的奇迹出现；再说，就算转回去，谁给你分工作，你吃什么?于是，很多人都做了“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打算。有了这种打算，也就求得了一时的心安。那时的他们，没人谈理想，不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不富于想像，而是社会根本没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方向和空间。他们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却没有再获取知识的门径，社会当时正处在最不把知识当回事儿的时期。不愿学的，安于现状；愿意学的，不知该学什么。这一时期，除了青年人自然焕发的激情之外，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冰冻期”。他们在长身体，却并不长思想，没有气候让他们“发育”思想，没有土壤让他们收获希望。他们就在“文革”的翻云覆雨中，受着愚弄。当着“革命群众”，用国家给他们的、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谋生手段，维持着青春的生命。这一代往日的纯洁孩子，今天的无知青年，信奉着说教，信奉着红色的一切，幻想着自己正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着力量，如果这能算做他们的“理想”的话。

回想那几年，在我的感觉中，是50多年生命中，最痛的时光：看不到希望，没有前行的动力，不知该向哪里奔。连因参加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而诱发对历史的兴趣、当时被认为同龄人中“很有思想”的朋友珍平，后来都说：“那时没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处境，看不到那种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早就不去跟他们起哄搞什么大批判了，趁年轻脑子好使，冬天没活干的时候，埋头多读几本书，肯定比后来再补课强。”

痛苦归痛苦，生活还得继续，何况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何况这种痛苦大都是多少年后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才品味出来的。而在当时，除了最初阶段的不适应和哭鼻子，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很快又在他们身上焕发出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又变得很乐观，甚至对自己“工作”的地方产生了感情。几十年后他们又相约着回到这些“埋葬”他们青春的地方，不悔不恨，管这里叫做“第二故乡”。

金羊来到黑龙江兵团。他家有7个孩子，他是老四，上面还有个哥哥在内蒙古插队。这样的情况让他不指着家里会给他什么帮助，所以很安于这里一个月41块8毛6的工资。在兄弟姐妹里，这样的收人算得上“财主”了。开始他在生产连，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他摸摸自己吃得饱饱的肚子，和其他战友一样，守住了自己要收割的六垅麦子，从早上天蒙蒙亮开始，挥动起镰刀。等割到这六垅麦子的尽头时，已经是晚上了。后来他当了连里的通讯员，每天跑路穿林子，收信发信，取文件取报纸。他开始注意到了林间的树上长着猴头蘑菇，他很高兴，见到就摘；同时他还发现旷野的草丛里长满了黄花菜，就是北京过节时每人供应一两的那种。他老实，不利用送信的机会去摘，而是用业余时间。把择好的黄花菜用线一根根穿好晾起来，一点儿一点儿攒。等到每次春节回北京时，他除了给母亲带回一大包猴头蘑菇、黄花菜，还不忘给两个妹妹每人几块零花钱。

晓东也在黑龙江兵团。干了3年后，10级干部的父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她很安心，逐渐也变得很快乐。她们连队的哈尔滨和天津知青，再加上同来的北京知青，不知道为什么出身不好和家里有“问题”的战友占了大多数，所以没人歧视她。有一天，上面来人了，说黑龙江省军区招待所要在各连招服务员，一要出身好，二要漂亮。晓东对此没理会，她在全连应该算很漂亮的，如今已经50多岁了，仍能透出当年的靓丽(我戏称她“公主”，短信问：“公主怎样?”她便答：“本宫尚好。”)。但因为家里的“问题”没解决，感觉不会被纳人招选的行列；当时全连正修路，她天天打石头。有一天中午吃饭，她正端饭在路上走着，忽然有人通知：“谁谁谁、谁谁谁，到连部开会。”其中也点了她的名。开会没有什么特殊内容，只是领导让与会者谈“上山下乡”的体会。会后她就把这事给忘在了脑后。又隔了几天，晓东忽然接到通知：“你不要去上工了，收拾行李，出发。”就这样，她被“录取”了。

命运把她从黑龙江省德都县——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十四团十七连，一下给“发”到了省会哈尔滨，应该说是一步登天。她回忆，招待所里有很多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比如白糖，她就整桶整桶买了寄给家里，还寄给哥哥姐姐们。她清楚地记得那个调动她的日子：1971年7月15日。就在那个招待所，她一干就是8年，直到27岁回到北京。按她的话说：“把一辈子最宝贵的时光全贡献给那儿了。”

珍平在延安插队。最初的日子，他要比金羊和晓东这批“兵团战士”们好过，那种火车走到尽头，前面不知路在何方的失落感，和蚊子、厕所、脏水、烂泥的恐惧感，在这里都没有。有村支书照应着，住的是窑洞。虽然窗户上没有纸，但可以打点儿糊糊，糊上报纸；没有门，但有草帘子。粮食有专门给知青配给的，又有女同学会做饭，他安然度过了“想家期”。大家都相跟着到地里干活。陕北的民风质朴，大部分人对“娃”们很好，尤其是对北京娃。这里有个怪现象，虽然人穷得家家一团破棉絮、一口破锅，但谁只要一张口，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当时那里“遍地”都是“没走出去”的老红军战士，他们谈起北京的那些大首长，就像谈论他们的哥们儿和伙计一样，知根知底。

一位当时已经患了肝硬化，挺着一肚子腹水，只能跪在炕上的老汉，自称曾和刘志丹睡过一个窑洞，就是他把牺牲了的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用担架抬回老家安葬的。珍平对这块“热土”爱得不行，至今回想起来就流泪。他说，那时知青的粮食都吃完了，就像《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眼看就要出去要饭度荒了，是公社书记带了粮食来看他们，不多，一人分下来就几斤，说是公社吃公粮的干部每人凑的。

书记说，先别出去，再忍忍，别给咱党丢脸。就在那时，书记记住了忍着饿凑在窗口看书的珍平，后来把他调到公社去搞“大批判”，从此他能吃饱了。

姬民在同龄人里是幸运儿。他1969年当兵，那年他才16岁。很快他所在的部队就担负了“支左”任务，来到一个国营大厂。指导员把他安排在全是女工的车间，组织学习。姬民问指导员为什么把他分到女工车间，指导员瞪着眼说：“你说为什么?你年龄小，懂吗?”姬民还是没有懂。后来他跟我说这一段时，我深有体会。部队、尤其是野战军连队，晴天一晒被子，军绿的被子上很少没有“地图”的，都是精壮年轻人遗精涂出来的“作品”，战士俗称“跑马”。如果把这群人掺和在女工中，一旦出了问题，就别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支左”任务了。姬民当时还不太懂“人事儿”，这是指导员的明智选择。姬民很会偷懒，从女工中选出一个管事儿的，把学习记录本交给她，谁发言说什么，都让她记录下来。交代完了，他就跑出去玩了。等晚上，把记录本要来，到连部做汇报，两不耽误。

永生1950年生人，1968年他没有出北京，而是被分到南口的红冶钢厂当了炉前工。无冬历夏，“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自己用大电机焊的直径一米的大风扇，吹着后背，胸前是熊熊的炉火。手里的大板锹抡起来，一锹煤足有二十多斤，被不停地送进料口。如果上早班，他每天从新街口的家骑自行车到西直门，赶早上6点36分的郊区“小票车”，7点36分到南口。

进厂先手举《毛主席语录》向厂门口的毛主席像“早请示”，然后所有同车的人就以百米速度冲向宿舍，换好工作服，然后再冲向车间，这时离8点上班只差三五分钟。如果上中班，是下午4点接班，西直门却只有上午9点36分最后一趟“小票车”，如果坐这趟车，到厂里才不到11点，要等到下午，不仅耗时间，还要在厂里吃一顿饭，浪费饭钱。于是就有一帮住城里的工友，下午1点在德胜门集合，骑车上红冶，最顶风时要骑3个小时。晚上12点一下班，还是这拨儿人，再聚在厂门口，查点人数一个不少，又往回骑。如果哪一个赶不上“大部队”，就没胆量一个人骑夜路。到德胜门，是半夜三点。炉前工每天有两毛钱的高温补助，刨去4个星期天每月有5块4毛钱。重体力劳动需要热量，食堂的红烧肉正好是两毛一份，永生通常买半份儿，再让大师傅“饶”一点儿肉汤，好泡饼吃。反正要把伙食费控制在高温补助的范围之内，尽量不往里搭工资。他觉得很知足，因为他没有下乡，他是独子。他记得有一天，到了厂门口他发现忘了带《毛主席语录》，大吃一惊，没带《语录》就没办法参加“早请示”，在那个年代，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一阵慌乱后，他决定和同事借一本，结果没有借到，因为每人只有一本。他只好掉头跑两公里，到火车站小商店又买了一本。

1955年出生的林虹，背着她右派家庭的大包袱，在干校干了几年后，因肝炎回到了北京。那时她家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房子。还不错，母亲原单位开恩，借给她一间小房。我去过她那间在右安门的小房，筒子楼里的一间，破烂黑暗。性格很阳光的她，当时说：“真讨厌，右派就非得给右安门的房子，左安门不行吗?”后来她被分到了北京一家塑料制品厂。她很爱学习，一心想当会计，跟我开玩笑说：“我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弄个桌儿坐坐。”但那个年代，她能当上工人，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儿了。

同样是1955年出生的大雁，应该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中最幸运的分子，几个哥哥都去了外地，她初中毕业后，二哥指点她：不要上高中了(那时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机会，而她在班里的表现肯定能上高中)，直接申请分配。结果她听了二哥的话，被分到一家工厂。厂子离家骑车只用15分钟，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工资。她只留3块，其余都交给妈妈。几十年后回想自己的过去，她很后悔，遗憾地说：“我的阅历怎么这么苍白，人家说的那些事儿，我一样也没有经历过，真白活了。”她其实很幸福，在哥哥们的身后，她躲过了本来就不应该属于她们的“那些事儿”，平安度过了青年时代，然后提干、结婚、生子，再过一年多就可以退休了。我劝她：苍白等于平安，平安是福。

刚子是个普通职员的子弟，1956年生人。1973年，他初中毕业，然后到了北京的房山县插队。这种插队如果和只身在外的他的哥哥姐姐比，说不上有多艰苦，至少户口不转，按现在说，拔腿儿就可以回家。但刚子回忆：“说回家，也不是那么好回的。生产队管得严，一天不参加劳动，不光没你的工分，队长就得找上门来教训。那时一天的工值只有2分钱，这2分钱还是挣够10个工分才有，我们知青每天规定只能挣7.5个工分，所以连2分钱也拿不着。记得我插队两年，最后招工回北京时，队里就给了我3块多钱。劳动也苦着呢，平时看水田，早上出门时拿一块饼，戴个破草帽，扛着锹，哪儿水堵了，哪儿跑水了，都得看好了。中午啃块饼，水田里、河沟里的水，用手捞着就喝。

有一回生产队死了头猪，听说是病死的，本来都埋了，晚上知青又偷偷给扒出来，找地儿炖着吃了。生产队长‘见天儿’往女知青房子里跑，给她们布置学习任务’，吓得她们晚上天一擦黑就关门熄灯。”

为民回忆他在黑龙江兵团的往事。他想起了一个人。那是个上海知青，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人长得魁梧高大，但天天懒洋洋，无精打采，总说胸疼，不愿意干活。连里有事没事都把他挂上批一顿。他曾请假回上海看病，说是胸膜炎。后来病退回了上海，被分到上海火车站小件寄存处。结了婚，刚有孩子，就查出肺癌，不久就去世了。

谈到死，为民有一段难释的心结，他讲了一个和自己一起去兵团的同学老孟，以及他的死。那是一年的夏收季节，是最忙最累的时期。连里规定，食堂每顿都要有肉，当然不是“纯粹”的炖肉，而是菜里要看得见肉片儿或肉末。当时连里杀了一头猪，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用绳子吊着挂在井里。

那口井有10多米深，冬天会上冻，取水得用“冰镩子”先凿开冰，才能用辘轳绞上水来。到了夏天，井里的冰并不会全部化掉，有几米井筒上还裹着一截“冰袍”。肉用绳子吊在离水面几米的地方，可以像冰箱一样保鲜不坏。

但有一天，这块肉没拴紧，掉进了水里。司务长找人来捞，老孟应声说“我去”。有人提议给他腰里拴根绳子，他说用不着。他脚踩着辘轳上的水桶，让人把他摇下去。而此时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这只辘轳上的钢筋摇把头一天曾经从辘轳上掉下来过，只是又被草草砸了回去。这样的“隐患”如果是摇一桶水，应该不会显现，但今天却是站上了一个人。几乎还没等“摇”，人、水桶和那截脱开了摇把和木架的辘轳，一下全掉进了井里。上面的人慌了，找来绳子，一头拴上钩子，在水里来回钩，希望万一钩到老孟的衣服，能把他提上来，但钩上来的只有几个往日掉下去没捞上来的水桶，却没钩到人。最后下去了人，等把老孟弄上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为民记得，当时连队卫生员还给老孟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人已经不行了。多年过去，为民始终怀念着他这个死于非命的同学和朋友。1998年8月，就在嫩江、松花江发大水的前后，他们去了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为民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看看葬在那里的朋友。但由于树林太密，树间长满很深的杂草，他们没有找到他。又过去7年，2005年“五一”，为民和几个战友利用七天长假又去了那里。这次他们找到了：一座孤墓，寂静地立在春天的树林里。当他们再回当年连队的旧址时，那里所有能够勾起往日记忆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唯一还在的，就是那口井。

永生讲到他们红冶钢厂当年发生的一件“尽人皆知”的往事：一个和他同龄的技校生，性格憨厚内向，永生到现在还记得那是张圆脸，大眼睛，中等个儿。那时商店里可以买到气枪。他有一支气枪，拿到厂子里打鸟玩儿，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了毛主席像。冲毛主席打枪，在现场的目击者没人敢不揭发。结果当然是以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他被厂保卫科押了起来，圈了一周。按永生估计是等着公安局来带人。就在这时，那个“罪犯”逃跑了，并爬上了厂里几十米高的烟囱。从此这人即被厂里宣布“失踪”。两年之后，永生所在的车间维修炉子，疏通烟道，在厚厚的烟灰下，发现了一具一点儿都没腐烂的尸体，公安局来辨认，说就是那个“失踪”的人。

晓东又给我讲了一件事，虽然不是“死”的话题，但也很沉重。这位朋友是1954年生人，也就是说，1969年去兵团时，他才只有15岁。刚到兵团，这么一大群孩子，面对艰苦的环境，都惊呆了，急于想向家人和朋友倾诉眼前的现实和感受。这位朋友也不例外，他给远方的同学写信，谈自己的心情。那无非是些对没有想到的恶劣条件的失望。

晓东说，信中好像还谈及身临反修前线却无仗可打的遗憾。很难想像这样年纪的孩子，除了这些，还会写出什么更“叛逆”的内容。信写好了，但连队很长时间没有邮寄手段。想寄信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托通讯员带到团部去发；再有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离奇的办法，就是站在路边，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要寄的信或要汇的钱托给素不相识的司机。这些司机都会不辱使命，给你办好。但这位朋友恰好把这封信委托给了一辆军车的司机，而这位司机大概因为信是米饭粒粘的，没粘紧，因而动了好奇心，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心理，竟拆看了这封信，然后把它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交到团部，团里又把它转回连里。

迎接这位朋友的，便是那时常用的打击形式——开批斗大会。这让他很长时间背负重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多少年过去，当他和晓东聊起往事时，晓东抱怨当时自己因家里的问题，第一批没有评上“兵团战士”，只混了个“兵团职工”。这位朋友说：“那你也没我压力大，你忘了那封信的事儿了。”也许因为“故事”的久远，已经记不清细节的晓东代为联络这位朋友，想进一步聊聊当时的情况，却被他婉拒了。

我非常理解这种“躲避”，它让我怀着一种歉意。因为也许这一请求会不经意地触碰到他少年时那份不该承受的痛苦。可以想像一下，怀着一腔青春热情，乍到陌生艰苦的冰天绝域，因为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小事，15岁的孩子遭受了突然而至的打击和孤立，在一个早上，他就成了全连斗争的对象。这会是一种怎样的伤害?事实上按晓东观察，这么多年来，这种伤害造成的阴影，其实在他身上一直留存着，甚至有时“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

关于挨批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能对一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我没有感性的认识。但不久前我读到作家肖复兴写的一篇题为《到三队去找老孙》的回忆文章，里面写到他类似的遭遇，我把文章引述一段，应该能作为一种映照：

35年前，1969年的冬天，因为得罪了队上的头头，农场派工作组进驻我们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那一天收工之后，晚上召开大会，要把我揪出来，和队上那三个“反革命”一勺烩了。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已经弥漫开了。

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那一晚，工作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

最后肖复兴没有被脖子上挂链轨板(拖拉机履带上的一种金属部件)，那是因为他文章中写的“老孙”事先警告过工作组长：“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立刻就上台去陪斗。”这件事让肖复兴牢牢记了35年，可以想像，他挨批时的紧张和对解救他的人的感激。肖复兴是1947年生人，那年他应该是22岁。22岁的人对这种挨斗的场面都“瑟瑟发抖”，更何况晓东那位15岁的兵团战友呢。

不幸各不相同，那个时代发生的不幸，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说可笑也好，说可悲也罢，都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凄怆，尤其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时候。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亲属们还在。为叙述方便，我给他起了个“笔名”，叫“老松”。其实这笔名也不是我给他起的，是他自己写大字报时用过的。老松长得很精神，乍一看，有点像电影演员张良。他不拘小节，我们的初识是在我家所在的院子每天开往城里的班车上。

一次车很挤，我们正好站在面对面，他冲我友好地一笑，就算认识了。他比我大两岁，初中考上了北大附中。他曾告诉我，中考前，他父亲曾许诺，如果考上了北大附，就给他买一支气枪。他考上了，但父亲的诺言却不兑现。他勤于读书，父亲是个军中的知识分子，藏书不少，但对他看书十分限制。家里除了《毛选》和马恩列斯原著，别的不准他动。他有着罕见的执着和怪异的思考方式。对一些当时我们这个年龄看了都眼晕的书，他能沉静地通读。有时我们会在一起散步，他所谈论的问题，我只能当听众，搭不上半句茬。但隐约能听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弦外之音。一段时间毛主席号召党内多读马列原著，他把当时很多干部都发的、白色封面、有红色线框的《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都拿来读，并大谈体会。他尤其喜欢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谈起那些原始的婚姻状况，眉飞色舞。也许正是因为他沉溺于这些原著而不关心《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和逢人便谈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原著”内容，不少人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现在想想，他性格中也确实有神经质的成分，并带着几分“老夫子”的迂阔。

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他被抓了，因为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致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两者逻辑关系的评价。原文我当然没看到，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运用“马列原理”来阐释“革命的现实问题”了，据说内容很“反动”。他对“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很拥护，没事就和人辩论，有时还专程上大学里去和留在学校“造反”的大学生辩论。也爱写大字报，每贴出来时(那时只要有贴大字报苇席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贴)就催着我去“欣赏”。他没有去当兵或插队，而是被分到了一家小工厂。不久，他被放了，但却遭到工厂的开除。那个年代被开除，和今天的被“炒鱿鱼”大不一样，那等于脸上被烙上“金印”，是谁也不敢“沾包”靠近的。但按他的家庭情况，保证衣食无虞，应该不成问题。但恰恰是这个普通人看来很可靠的“大后方”却出了问题他父母从他被放出来的那天就宣布，和他断绝一切关系，不承认有他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儿子，不准他回家。这把他推上了绝境。从那时起，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曾找过我，我怀着很矛盾的心情给了他一点儿钱，他就又消失了。这件事我父母曾经有过议论：“孩子有问题，可以教育嘛，轰出去让他怎么生活?”母亲生气地说，“他爸爸绝情，他妈也不要儿子?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他是不是“亲生的”，只要见过他和他父亲的人，都会毫不怀疑，父子面貌之相像，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在“文革”初期，一些儿女因为搞不懂父母的“问题”，又怀着一腔革命热情，一时和“资本家”或“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的，不在少数，但因为儿子有“问题”而如此决绝地划清界限的父母，可说是闻所未闻。他从那次消失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听说他后来去了外地。不知现在是什么状况。

话题再回到当时社会和家长都关注的“上山下乡”知青身上。上面说到，在70年代初期，兵团的知青渡过了适应期，逐渐走入了正轨。他们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钱，缺的只是亲情和家庭的温暖。但插队知青却大不一样，他们面临的境况要复杂得多，最重要的是基本生活条件的恶劣：口粮难以为继，国家的政策性补助，只是开始“安家”时有一点，后来就完全断绝了。知青混在农民中间，以挣工分为生，年终结算，往往是负数，反而欠生产队的钱和粮。这样的局面让插队知青的家长极为忧虑，孩子的衣服和副食，很多都要从家里寄往农村。家长的负担，也是沉重的。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72年发生了一件全国闻名的事件：一位叫李庆霖的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备述插队知青当时的窘迫处境。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动，弄不好就要身家俱毁。因为“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倡导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你敢与“上山下乡”的“英明决策”唱反调，给“文化大革命”抹黑，那都是掉头的罪过。但信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读来，都不失为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我把它引在这里，让当时在报刊上读到过、并肯定“过目不忘”的同龄人重温一下：

读着这封信，我深为这位“草根”教师的胆识所折服。这篇“御状”告上去，上面说了那么多大实话，话锋所刺，直指“上山下乡”这事物本身。语言之犀利，完全是在质问。记得当年父亲说：“这人有胆量。”我当时的感觉是：“有那么严重吗?”这种“捋虎须”的行为，不唯没有被怪罪，而且有了喜讯。信寄出后4个月，毛泽东回信了。不光回信，还随信寄去自己的稿费300元。

回信是这样写的：

当年看过《人民日报》对这件事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对领袖的热爱感激之情：“毛主席不愧是人民的贴心人。”黄禹康在《党史纵览》上记述了李庆霖写信后的情况。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哆哆嗦嚓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他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现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单就这样的结果，历史地看，李庆霖的“为民请命”就功高至伟。也单就这一点，全国知青都忘不了他的“恩惠”。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住在附近服刑(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在那个年代身不由己地上了“四人帮”的贼船，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任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77年被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4年3月提前出狱)，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十几里山路，专程去探望他。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知青像亲人般围着他，说起当年因为他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然而，生物的进化规律，没有被那个混乱的时代阻挡。50年代出生的人，在那种恶劣无助的环境中，仍然怀着年轻人特有的进取心，后来有一句名言，叫做：“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像溺水者一样，挣扎着，努力把脖子撑出水面。希望能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学到些什么。尽力去丰富自己，不让自己的思想彻底干涸。当时没有条件供他们在进取的路上自由发展和选择，他们就像一棵棵山崖上的小树，只能利用自己近处能得到的那点阳光、水分去营养自己，在与恶劣天气的抗争中，让自己尽量向直向高的方向成长。

他们想趁着年轻学点本事。可学什么呢?

那时的年轻人，衡量朋友或评价他人，如果是高标准，必须有一条，就是要爱读书，不论爱读什么书都行。但如老松那样读书读得最后丢了工作的人，究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所读的书，或者说所能读得进去的书，通常还是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书，所以当时有些读过几本书的人，如果你问他有什么爱好，他会毫不自惭地说：“爱好文学”。进人70年代，那些前几年乱的时候“玩儿书”的孩子，如果没有太严重的生活干扰，大多还保留着以前的爱好。社会的相对平静，使一些书也从各个角落“重出江湖”，更多地流动在年轻人手里。撬图书馆偷书的事儿少了，因为参加造反的图书管理人员大多已回单位“闹革命”，各就其位，管控严多了。年轻人读书的偏好也因各自的兴趣爱好有了各种分流。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读诗歌，有的沉浸在古文中。因为上层”发动的大批判，每一“波次”都转换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以相关的历史参考书，不仅从图书馆的书库回到了阅览室，还为供大批判，“有选择”地重印了一批书。比如批判《水浒》时，就专印了一批“七十回本”。有了书，有了读书的欲望，知识“见长”的一些“文学青年”，于是开始了一种“奢侈”的探求——尝试文学创作。这种尝试成本很低，不需要任何条件，用不着投入钱去购置什么“设备”，只要有写字的纸(稿纸当时5毛钱一沓，一般人用不起)和一个脑袋。而且不受工作性质和地域的限制，无论在黑龙江、云南，还是在北京、上海。但这种尝试，风险也很大，经常需要处在半地下状态。因为除了“八个样板戏”和《红楼梦》、《艳阳天》等书之外，严格地说，如果遇上一个“左”的领导或同事，发现你在读“禁书”，那就要受到警告或揭发。一旦如果发现你在写点什么，而写的又不是领导交给你的写批判稿之类的任务，那肯定是要被怀疑和询问的。尤其像《九级浪》、《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第二次握手》这些当时手抄的“反动流氓书”经常被从一些同龄人的家里抄出来，从而导致他们被“带走”。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强，对青年“政治思想动向”抓得紧的单位，就会因这些“案子”的被通报，而时不时地敲打一下虽然不淘气，但爱读书，“思想不简单”的某些青年，出于“爱护”，警告他们小心“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漏出一点这方面的形迹。

朋友老钱回忆他的一位同事，中午工休时在车间的案子上写小说，题材是民国时期，河北某地发大水背景下的灾难故事。当时那是很大胆、很新鲜的事儿，引来厂里很多年轻人的佩服和赞叹。但不久，厂政工组找他谈话，并通报各车间，说他在“炮制”封资修毒草，其中描写地主婆“莲藕似的大白胳膊”，是在搞反动色情宣传，企图毒害青年。最后他被全厂批斗，弄得女青工看见他，就像看见流氓似的，躲着走。

关于学习创作，起步很早的朋友老钱，回忆当年的感受：

当时身边的一些朋友，从互相“串书”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沙龙，常在一起大谈对共同读过的作品的读后感。一段时间后，在这个沙龙里又孕育出一个沙龙，开始探讨、交流文学创作体会。最初大家都羞于说自己在写东西，觉得那是自不量力的事情。后来发现都有这种渴求，直爽一些的人，就不瞒着了，拿出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品评。这些作品有诗歌、小说，甚至还有剧本。那时思想单纯、浅薄，但热情很高。有时会陷入迷茫——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呢?什么作品才是革命的?当时这个圈子里没人写爱情，一是因为年纪小，没有生活，二是从观念上就认为写那种东西肯定是不健康、不革命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写战斗故事最好，又革命，又可以投稿，投稿当然就有可能发表。但却没有生活。

其中有两个部队子弟，条件便利，守着打过仗的父亲。就缠着父亲讲战斗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做些文学加工，写出来的东西很生动，大家读得津津有味。但又有人说，这不叫文学作品，只能叫故事。里面没有过得硬的英雄人物，而且流血牺牲也不多，场面不壮烈。当时这个小圈子里的成员，大一点儿的二十出头，小一点儿的，还正上中学。写东西快，“产量”很高，但真正够得上“起码水平”的作品都很少。当时没人指导，年纪大的人，谁也不敢指导这种活动，整个小圈子都处于半地下状态。这些人现在想来幼稚得可笑，文学理论几乎是空白，甚至对诸如文学的虚构是怎么回事，都闹不清。大家为《林海雪原》里白茹这个人物是真是假争论不休，因为传说曲波的妻子长得并不漂亮，根本不像书里形容得那么美丽动人。既然少剑波就是曲波，那白茹就是曲波的妻子，明明不漂亮，为什么要虛构成很漂亮?但不管怎样，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很认真地写作，也很认真地思考一些事情，尽管幼稚，但对文学的真诚却毋庸置疑。

说起这些“地下”文学青年的执着与真诚，让我想起一位朋友，他比我小，是我弟弟的同学，1956年生人。他们这个年龄，当时已经以按一定比例上高中的，他混了个高中毕业。毕业后，大部分学生也没逃过插队的命运，不过不是去边疆，而是去京郊各县。毕业生中，出路最好的，还是当兵。毕业那年，正好有一个二炮部队在他们学校招兵，恰恰因他的体格出众，家庭过硬，被招兵的看中，非要招他不可。

可他就是不愿意去。所有的人都不明白：这小子是不是脑子里什么地方搭错了弦，这么好的事儿，别人争都争不来，他为什么不想去。只有我弟弟了解他，后来告诉我，这家伙那时正着迷搞创作，想学浩然，去插队体验农村生活，将来要写出一部《艳阳天》式的小说。最后招兵的也是死不罢休，跑到他家去做他父母的工作，才把他硬拉走了。

聊到当年的创作，朋友老车笑谈当年自己的一段“文坛”掌故。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名字叫《丁勤苗牡》。写一个住院的小战士，高烧不退，还闹情绪。原因是父亲早逝，一个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病重的母亲，所以不安心在部队，想复员回家。同屋住了一位病友，是个政委，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为小战士做思想工作，正确对待革命和家庭问题。最后小战士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出院前，接到一封他妈妈的来信，才知道政委瞒着他给他家寄去了钱。老车把已经发黄的原稿拿给我看。作品各方面都很幼稚，光那政委的长相就形容了两千字。但“掌故”并不在这作品本身，而在老车把这篇东西投给了《解放军文艺》。结果当然是退稿，并附有一封编辑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

这封信的时间是1974年4月26日。那年老车19岁，故事是他当兵住院时编出来的。通常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女作都会很偏爱，但同时也会很自卑。那个年代，向文艺刊物投稿，是很大胆的事情，因为年轻而迷茫的作者，在没人指导没人鼓励的情况下，能生出投稿的念头，对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而这时如果面临退稿，也无疑会遭受沉重的打击。老车自嘲地说：“那时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自信，看到退稿和编辑的信，竟一点也不觉悟。不仅没有去虚心检讨一下自己的不足，却招来一股火气，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害’和‘低能’。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解放军文艺》正选载管桦的长篇小说《将军河》，我根本不知道管桦是谁，便把自己的东西和他比较，觉得自己写得一点也不比他差。为什么他的小说能发，我的就退稿?

很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赌气从此不写了。但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很多东西拨乱反正，我又想起了那篇稿子：会不会当时《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太‘左’，或者‘不识货’，而让我‘蒙冤’呢?于是我再一次把那篇稿子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并附了1974年编辑的《解放军文艺》的那封信和自己写的一封很严厉的批评信，信上说你们当时不用这稿子，是不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云云。结果很快，稿子又给退回来了，并又附了编辑的一封回信。”老车是把前后两封信保存在一起的，所以后一封编辑回信我也看到了：

这就是老车的“文坛掌故”。

我调侃老车：“你脸皮也真够厚的，就那破玩艺儿，现一次眼还不够，还非要现第二次。”

老车颇有感慨。说：“我真是怀念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那时人有激情，很真诚。那份真诚，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了。我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今天看看写的那东西，身上一阵阵起鸡皮疙瘩。但我可不敢嘲笑青春，当年我可比现在圣洁多了，那时眼前也比现在干净多了。

现在倒是能发小说了，可还有人看吗?如果那时能发一篇，恨不能全国的人都能看到，因为全国就那几份杂志，那含金量该有多高。”

老车给我带来一篇他保存的“科幻诗”，题目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球》。是个当时和自己一块儿“玩儿写作”的小伙伴写的，老车说那孩子当时还在上高中，但很有点灵气。诗写于1975年，我把它节选几段，看看50年代出生的青年，当时是个什么水平：

几十年之后，对于这样的题材和水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心里有一股酸楚，又有一股自豪。盐碱地上耕作的青年，他们当年真诚甚至快乐，今天他们成熟了，或者说老了，对当年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能说儿点什么呢?

一位小我两岁的朋友平军，1978年考入北京一所很著名的大学。他跟我讲了他刚入学时受的一次“刺激”。一次下课，他和一位同学在走廊上溜达，隔壁教室就是同年级的英语师资班，正赶上也下课。这个班几乎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是英语尖子。平军的这位同学走过去和这些“尖子”用英语搭讪，流利从容。对方也因为本班之外竟出现了如此高水平的老大哥而不敢怠慢，彼此聊在了一起。而平军站在旁边，一头雾水，惊讶加惭愧，勾起他强烈的学外语欲望，30年后，他也成了一个外语水平很高的人。过来人都知道，恢复高考后，77、78两届大学生当时的入学考试，外语分占很小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刚恢复高考，考生外语水平高的是极个别人，尤其69、70届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外语“文盲”。平军这位同学的外语高考成绩竟高达97分。

据平军说，他这位同学几乎没有任何学外语的便利条件，只是凭着兴趣和韧性。他是1954年生人，没有下乡，被分在一家小工厂。当时的社会，对年轻人学外语，其“容忍度”还不如文学创作，动辄就有人向“里通外国”的方向去想像。那时因为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些大学里也开了外语课，只要是不当班，他就到学校去“蹭课”。在课上，他的发言踊跃程度超过了在校生。他兜里永远装着两本《毛主席语录》，一本中文的，一本英文的。那本英文《毛主席语录》，原来的封皮，只是红色而没有毛主席像，他特意换上一个有头像的，以免引起别人误会。

他刻苦学习英语“毛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总没有错吧。但有一次他还是被人“汇报”上去，揭发他收听敌台。但厂里的书记不错，把这事儿给压下了。他说，《毛主席语录》里的单词后来他全都背得很熟，他外语的底子是靠《毛主席语录》起家的。

我一位战友继发，当兵复员后，也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厂里在青工集体宿舍给了他一个床位。那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排住着单身汉和带家属的老职工。在继发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老工人，都叫他王师傅，老实本分。青工们有时晚上没开水了，就去他家要一点儿。有时他烧的开水自家暖瓶装不完，也上门问青工们需不需要，然后给他们灌上。王师傅有个儿子，比继发小个二三岁的样子，重度小儿麻痹，出门拄着双拐，青工都叫他小王。他没有班上，不爱说话。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屋外空地上摔泥巴，那一看就知道，是小时候常玩儿的胶泥。开始继发没在意他摔泥做什么。有一天他感冒了，下午请假在宿舍休息，一觉醒来觉得该吃药了，便去隔壁讨杯开水。敲门后，应声的是小王，说：“水在桌上，您自已倒。”但眼前的情景让继发没有去倒水，他被惊住了。只见小王正在一只自制的木台前聚精会神地塑着一尊人像。人像是外国人，神情刚毅，面部线条像刀砍的一样坚硬。

小王站着，腋下夹着双拐，一手拿着一根有机玻璃的雕塑工具，手攥着一团胶泥，正往塑像的披肩长发上补料。继发“呀”的一声，说“你还有这两下子，这塑的是谁呀?”小王腼腆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像这个，也像那个，你看像普希金吗，但眼神不像。我是瞎玩儿。”继发知道那是客气或者搪塞，那决不是瞎玩儿，是认真的爱好。

肯定倾注着他很多心血，不然“玩儿”不到这种水平。继发问，你是怎么学的，回答很简单：“琢磨呗。”继发不由升起一股敬意，心里大呼：“你看人家！”从那以后，继发格外关注小王。后来通过王师傅得知，小王的爱好是小时候在少年宫开始的，“文革”中一直都没有放下。

不能“上山下乡”，分工作也没单位接收，就只能在家闲待着，所以天天“弄泥巴”。他能在英雄纪念碑前一坐一天，呆看那浮雕。如果找到一本雕塑的画册，他就比着做。他曾到贴满大字报的中央美院，带着一件自己塑的“泥人”，一间屋一间屋地串，遇见教师模样的人，就拿出“泥人”给人家看，但多半的人都躲着他，只有一个老头儿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包，说：“快走吧。”出门后，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件他叫不出名来的塑像，但一看就知道是高手的作品。这件东西成了小王的镇宅之宝，王师傅说，光摹仿它，用的泥就不下几十车。

卫东一听就是后改的名，原名叫津宝，我的战友。比我大一岁，军龄却比我长好几年。他应该说是我周围穿军装的同龄人里最有才的一个。当兵几年后，他被抽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后来又被抽到师政治部报道组，专门给《空军报》和《解放军报》写消息。在我们部队，可是小有名气。但不长时间后，他就已经不满足于发表那些反映部队大批判、学毛著等内容的“豆腐块”文章。他当时条件很优越，除了下连队采访和有时突击稿子之外，时间上很灵活。他回忆，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是个真正有胆有识有思想的政治工作老干部，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恳切地教育他。那次谈话中有一句他记得最清楚，就是“要想真正提高自己，就得多读书，甚至多背书。”从此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抓住一切机会买书，抓住一切机会借书。他借着“批孔老二”的机会，声言要了解“孔丘”的言行，才能“有的放矢”，竟通背了《论语》、《孟子》；后来“评法批儒”，他由读《盐铁论》，又对历史大感兴趣。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我家向父亲借《史记》，父亲很犹豫，但还是借给了他。那套书当时一般人看着都眼晕，但他却从头到尾啃下来，并大呼：“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呀！”他读《古文观止》，读《昭明文选》，读《说文解字》，甚至读不知哪儿弄来的《尺牍大全》。在兵营里读这些书，通常是会招来非议和限制的，但主任护着他，说他研究《孙子兵法》，是在为批林彪“准备炮弹”，“多看点儿参考书，才能批得深批得透嘛。”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发表文章的业绩、谨慎的言行和良好的人缘，给他创造了读书的条件。他对我说：“我没别的奢求，只要能让我安静地读书。”功夫当然不负苦心人，水平在没有“奢求”中积攒提高。最终他在恢复高考后穿着军装走进了大学。那时穿军装进大学的“真正”大学生，比工农兵学员中的“兵”，要值钱多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迷上了古董收藏。在这个圈子里，一位称得上我师傅的朋友，对字画、瓷器、玉器等给了我很多指导，但他只比我大一岁。我曾给某报纸的专栏写文章，大声疾呼，古董收藏“水很深”，“下水”之前，绝对需要有一位师傅领路。这一“论断”即出于我得益于师傅的切身体会。而我这位师傅，在“文革”中，恨不能从“破四旧”开始，就不怕死地迷上了古董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古代文化。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好的出身，家长是社会最底层穷苦劳动者。

当时的“四旧”，被红卫兵们大肆摧残破坏。他回忆才十几岁的他，在一次逛颐和园时，看到厚厚一层书画被踩在脚下。他顺手拿起一张，虽然已是泡过水的古画，但一股华美之气却向他袭来。他于是大胆藏起了这幅画。从此他便留心搜求被抄家的人没有烧尽的书画。最后他找到一个窍门，到废品站去扒废纸。他研究它们，学着认上面的款识，记款识上的人名。从纸上的画，他又迷上瓷器上的画，进而迷上瓷器。初中毕业后，他留在了北京。他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日，都泡在各委托商店门口。有谁要往里送瓷器，他就上前悄悄问句：“卖吗?我多给点。”那时一只“五百件”的大瓷瓶，不管是乾隆年的还是光绪年的，送委托商店只给5块钱。他的工资，除了吃饭，都买了瓷器和画。边买，边向人请教。他认识了一个也总在委托商店门前“趴”着的老头儿，那一看就是位饱学的高人。从老头儿那里，他学会了鉴定各代瓷器，学会了辨识明清各画派画家的风格。由这些研究，他尝到了无知的苦处，他开始找书看，开始练毛笔字，开始学着画画。有一次他拦住一辆装满宣纸的三轮车，那是要往废品站卖废纸的，6块钱他买下了这车宣纸，开始临摹手中的画。他自己都不意识这种爱好为他带来了多少好处。不仅他被这些固体的文化精华熏出了一身儒雅之气，练出一手好字好画。到了今天，他所存的那些东西，成了价值巨万的财富。当然这是历史发展玉成了他，而并非几十年前就有什么发财的先见之明。他的“觉”，只是他想学点什么，想用这种爱好，“填补”这一代青年共有的空虚。

朋友连江说起一个叫国柱的青工，那是他的朋友，对国柱他很佩服：

我们厂是个科学院下属的实验厂，有实验、维修和制造多种功能。因为设备当时还算先进，在那个年代也时不时会有科研院、所来定制配件。厂里有那么几个青工，一门心思学技术，只认“有了技术，到哪儿都能吃饭”的老理儿。他们干活没的说，但不少人批评他们走“白专道路”。每逢开批判大会，他们不是迟到就是请假。一问他们“儒家、法家”都是谁，“梁效”是干什么的，他们睁着莫名其妙的眼睛答不出来。他们不关心“政治”，对时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讨论不感兴趣。他们和那些同厂的、专背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各省“革委会”主任和十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名单的青工不一样，只知道闷头干活。国柱就是其中之一。他真是个干活儿的好坯子，学技术天生就有一种灵性。进厂先学的是钳工，机加工一有空床子，他也去试一把。后来又改行当电工，主管厂里的强电维修。屁股后面整天挎着牛皮工具袋。平时下个电机，装个电柜，手脚利索。不光强电，对弱电他也感兴趣，经常往仪表车间跑。对可控硅、半导体这些控制系统，只要有活儿，主动申请，加班加点，兴致盎然。几年下来，他原来的师傅已经只是个名分，再也教不了他什么了。也就在这时，一个研究所来订制一批配件，他认识了一位“跑现场”的工程师，当时好像还戴着什么“帽子”，不然也不会那么大岁数还跑现场。国柱一眼就看出那是个有学问的人，只要他来，国柱就凑上去搭话，问这问那。慢慢的，俩人熟了，真像是又认了个“新师傅”。国柱给他到食堂打饭，下班骑车带他回家。

从此国柱开始看书，“新师傅”教他物理、电学，教他控制理论。总之，国柱感兴趣的东西，都是这位“新师傅”在理论上给他开蒙。后来由于国柱的多能，“新师傅”他们承担的科研项目竟来厂里借调他。那时只要“革命需要”，上级批准，厂里没理由阻拦。国柱一离开就是半年多。其间听说“新师傅”的单位因他的出色工作，曾建议厂里推荐他当工农兵学员，但终究不是上下级单位，厂里没有考虑。按说他这样的多面手，只要有机会上个学，进一步学习深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但国柱天生就是个干活儿的坯子，直到今天，他还在厂里，是顶尖的高级技工。这种“宝贝"，今天奇缺，不少地方出高薪聘他，但已经五十多了，他不愿再挪地方，很安然地守着他的厂子，带着徒弟，干着交给他的活儿。

学创作、学外语、学艺术、学历史、学技术……应该说，今天年轻人有兴趣涉足的领域，那时都有人尝试。所不同的是，他们缺乏专业教育，缺乏自由追求的大环境。但决不缺乏热情。

50年代出生的人，今天每当回忆当初，总会有人觉得时代对不住自己：蹉跎了青春，吃尽了苦头。但如果看看以上这些人和事，会不会有某种领悟。凡事回头想，当“事后诸葛亮”，大家都会很“聪明”。“自己经历了那样一段没有文化，没有选择的年月，和今天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当时，年轻的你，不可能想到能和今天做对比，你会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那样，会接受那样的社会现实，并在那种“土壤”中生活、成长。但只要你有一颗健康向上的心，只要努力，无论你处在哪个时代，总能找到成长所需要的养分。任何时代都能造就优秀者、杰出者。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