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母亲(上)——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前几天，我们的公号讨论自寿诗，肖复兴也写了一篇文章，在本公号发表后，得到读者真诚的回应。肖复兴是作家，出书逾百种，在微信公号上发文，却是首次尝试。他很珍惜读者的反馈。我说，现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已经迅速从报纸、杂志、书籍向互联网、微信、手机转移。一些过去的佳作，如果网上查不到，可能会失去一个很大的读者面。我建议他把33年前完成的散文力作《母亲》，放在微信公号上展示，尝试和新的读者群见面。他欣然同意。
这篇散文，32年前首发于《文汇月刊》。这份深受读者喜爱的刊物，早已消失。《母亲》还曾改编成故事影片《继母》，由孙道临执导，郑振瑶主演。孙道临先生已于15年前逝世。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这部影片。
——公众号"丁东小群"
母亲（上）作者：肖复兴十年来，我写过许多篇有关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我自认为与他们血脉相连，心不能不像磁针一样指向他们。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也应该写写她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她比我写的报告文学中那些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被人注意。人啊，总是容易把眼睛盯在别处，而忽视眼前的、身边的。于是，便也最容易失去弥足珍贵的。
我常责备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写写她老人家呢？前些日子，她那样突然地离开人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人的一生中可以有爱、恨、金钱、地位与声名，但对比死来讲，一切都不足道。一生中可以有内疚、悔恨和种种闪失，都可以重新弥补，唯独死不能重来第二次。现在，再来写写对比生命来说苍白无力的文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仍然想写。因为她老人家总浮现在我的面前，在好几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托梦给我。面对冥冥世界中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愈发觉得我以往写的所有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渊源都来自她老人家。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切。对比她，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毫不足惜地付之一炬。
她就是我的母亲。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1952年，我的生母也是突然去世。死时，才37岁。爸爸办完丧事，让姐姐照料我和弟弟，自己回了一趟老家。我不到５岁，弟弟才１岁多一点儿。我们俩朝姐姐哭着闹着要妈妈！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
弟弟吓得躲在姐姐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
“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拧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我偷偷打量着她：缠着小脚，没有我妈漂亮、个高，而且年龄显得也大。现在算一算，那一年，她已经49岁。她有两个闺女，老大已经出嫁，小的带在身边，一起住进了我们拥挤的家。
后妈，这就是我们的后妈？
弟弟小，还不懂事，我却已经懂事了，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弄不清鼓胀着一种什么心绪，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忐忑不安的眼光，偷偷看她和她的那个女儿。
不久，姐姐去内蒙古修京包线了。她还不满17岁。临走前，她带我和弟弟在劝业场里的照相馆照了张相片。我们还穿着孝，穿着姐姐新为我们买的白力士鞋。姐姐走了，我和弟弟都哭了。我们把失去母亲后越发对母亲依恋的那份感情都涌向姐姐。唯一的亲姐姐走了，为了减轻家中添丁进口的负担。她来了。我们又有妈妈了。
姐姐走后，她要搂着我和弟弟睡觉。我们谁也不干，仿佛怕她的手上、胳膊上长着刺。爸爸说我太不懂事，她不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她进我家来一直很少讲话，像个扎嘴的葫芦。出出进进大院，对街坊总是和和气气，从不对街坊们投来的芒刺般好奇或挑剔的目光表示任何不快。“唉！后娘呀……”隐隐听到街坊们传来的感叹，我心里系着沉沉的石头。我真恨爸爸，为什么非要给我和弟弟找一个后娘来！
对门街坊毕大妈在胡同口摆着一个小摊，卖些泥人呀、糖豆呀、酸枣面之类的。一次路过小摊，她和毕大妈打个招呼，便问我：“你想买什么？”
我瞟瞟小摊，又瞟瞟她，还没说话，身边跟着她的亲生女儿伸出手指着小摊先说了：“妈！我要买这个！”
她打下女儿的手，冲我说：“复兴，你要买什么？”
我指着摊上的铁蚕豆，她便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铁蚕豆；我又指着摊上的酸枣面，她便又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酸枣面；我再指着小泥人、指着风车、指着羊羹……我越指越多。我是存心。那时，我小小的心竟像筛子眼儿一样多，用这故意的刁难试探一位新当后娘的心。
她为难地冲毕在妈摇摇头：“我没带这么多钱！”
我却嚷着，非要买不成。这么一闹，招来好多人看着我们。她非常尴尬。我却莫名其妙地得意，似乎小试锋芒，我以胜利而告终。
过了些日子，她的大女儿，我叫大姐从天津来了。大姐长得很像她，待我和弟弟很好。我们一起玩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大姐挺高兴。临走前整理东西，她往大姐包袱卷里放进几支彩线，让我一眼看见了。这是我娘的线！我娘活着的时候绣花用的，凭什么拿走？第二天，大姐要走时找这几支彩线，怎么也找不着了。“怪了！我昨儿个傍晌明明把线塞进去了呀！咋没了呢？”她翻遍包袱，一阵阵皱眉头。她不知道，彩线是我故意藏起来了。
送完大姐回天津，爸爸从床铺褥子下面发现了彩线，一猜就是我干的好事，生气地说我：“你真不懂事，藏线干什么？”
我不知怎么搞的，委屈地哭起来：“是我娘的嘛！就不给！就不给！……”
她哄着我，劝着爸爸：“别数落孩子了！兴是我胡涂了，忘了把线放在这儿了……”我越发得理似地哭得更凶了。
咳！小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几年过去了。我家里屋的墙上，依然挂着我亲娘的照片。那是我娘死后，姐姐特意放大了两张12寸的照片，一张她带到内蒙，一张挂在这里。我和弟弟都先后上学了，同学们常来家里玩。爸爸的同事和院里的街坊有时也会光顾，进屋首先都会望见这张照片。因为照片确实很大，在并不大的墙上很显眼。同学们小，常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大人们从来不问，眼睛却总要瞅瞅我们，再瞅瞅她。我很讨厌那目光。那目光里的含义让人闹不清。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的心态变得盛满过多复杂的情感。我对自己的亲姐姐越发依恋，也常常望着墙上亲娘的照片发呆，想念着妈妈，幻想着妈妈又活过来同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情景。有时对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从不在意，更不曾打过我和弟弟一个手指头，任我们向她耍着性子，拉扯着她的衣角，街坊四邻都看在眼里。
许多次，爸爸和她商量：“要么，把相片摘下来吧？”
她眯缝着眼睛瞧瞧那比真人头还大的照片，摇摇头。
于是，我娘的照片便一直挂在墙上，瞧着我们，也瞧着她。她显得很慈祥。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叫她妈妈一时还叫不出口。
那时候，没有现在变型金刚之类花样翻新的玩具，陪伴我和弟弟度过整个童年的只有大院里两棵枣树，我们可以在秋天枣红的时候爬上树摘枣，顺便可以跳上房顶，追跑着玩耍。再有便只是弹玻璃球、拍洋片了。我不大爱拍洋片，拍得手怪疼的；爱玩弹球，将球弹进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很有点儿像现在的高尔夫球、门球的味道。玩得高兴了，便入迷得什么都不顾了，仿佛世界都融进小小透明的玻璃球里了。一次，我竟忘乎所以将球搁进嘴里，看到旁的小孩子没我弹得准时兴奋地叫起来，“咕碌”一下把球吞进肚子里。孩子们惊呆了，一个孩子恐惧地说：“球吃进肚皮里要死人的！”我一听吓坏了，哇哇哭起来。哭声把她拽出屋，一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忙问：“怎么啦？”我说：“我把球吃进肚子里了！”一边说着，我又哭了起来。她很镇静，没再讲话，只是快步走到我身边，蹲下身子一把解开我的裤带，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快屙屎，把球屙出来就没事了！”我吓得已经没魂了，提着裤子刚要往厕所跑，被她一把拽住：“别上茅房，赶紧就在这儿屙！”我头一次乖乖地听了她的话，顺从地脱下裤子，蹲下来屙屎。小孩们看见了，不住地笑。她一扬手，像赶小鸡一样把他们赶走：“都家去，有啥好笑的！”
这一刻，她不慌不乱，很有主意。我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觉得死已经被她推走了，便憋足劲屙屎。谁知，偏偏没屎。任凭憋得满脸通红就是屙不出来。她也蹲着，一边看看我的屁股，一边看看我：“别急！”说着，用手帮我揉着肚子；“这会儿球也不能那快快就到了屁股这儿，刚进肚儿，它得慢慢走。我帮你擀擀肚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把揉肚子叫擀肚子？但她擀得确实舒服，以后我一肚子疼就愿意叫她擀。她不光擀肚子这块，还非得叫我翻过身擀后背。她说就像烙饼得翻个儿一样，只有两面擀才管用。这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她那骨节粗大的手的温暖和力量。不知擀了多半天，屎终于屙出来了。多臭的屎啊！她就那样一直蹲在我的旁边，不错眼珠望着那屎，直到看见屎里果真出现了那颗冒着热气圆鼓鼓的小球时，她高兴地站起来，走回家拿来张纸递给我：“没事了，擦擦屁股吧！”然后，她用土簸箕撮来炉灰撒在屎上，再一起撮走倒了。
孩子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门口对面是一家叫泰丰粮栈的大院。它气派大，门前有块挺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抖空竹，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它那儿摆着个大车轱辘，两支胶皮轮子中间连着一根大铁轴。我们在公园玩过踏水车的玩具，便也一样双脚踩在铁轴上，双手扶着墙，踩着轱辘不住地转，玩得好开心。我忘了我们小孩能有多大劲呢？那大轱辘怎么会听我们摆布呢？它转着转着就不听话，开始往后滚。这一滚动，其他几个孩子都跳下去了，唯独我笨得脚一踩空，一个栽葱摔到地上，后脑勺着着实实砸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身旁是她和同院的张大叔。张大叔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是她背着你往医院跑呀！我怕她背不动你，跟着来搭把手，她不让，就这么一直背着你。怕你得后遗症，求完大夫求护士的。你妈可真是个好人啊……”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伏下身来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你刚才的样子真吓死人了！”张大叔说。
回家的时候，天早已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踩着小脚，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
以后许多天，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街坊，总是一个劲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可别落下病根儿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大车轱辘，不在那硬梆梆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事没有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除了上学，我们没有什么可玩的。爸爸忙，每天骑着那辆像候宝林在相声里说的除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我家住的前门赶到西四牌楼上班，几乎每天两头不见太阳。她也忙，缝缝补补，做饭洗衣，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像鸵鸟一样埋头在我家那个大瓦盆里洗衣服，似乎我们有永远洗不完的破衣烂衫。谁也顾不上我们，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玩，打发那些寂寞的光阴。
一次，我和弟弟捉到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晚上当灯玩。玩得正痛快呢，院里几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拦住我们，非要那萤火灯不可。他们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常常蛮不讲理欺侮我和弟弟这没娘的孩子。说实在的，那时我们怕他们，受了欺侮又不敢回家说，只好忍气吞声。这一次非要我们的萤火虫灯，真舍不得。他们毫不客气一把夺走，弟弟上前抢，被他们一拳打在脸上，鼻子顿时流出血来。我和弟弟一见血都吓坏了。回家路过大院的自来水龙头，我接了点儿凉水，替弟弟把脸上的血擦净，悄悄嘱咐：“回家别说这事！”
弟弟点点头，回家就忘了。我知道他委屈。爸爸是个息事宁人的老实人，这回也急了，拉着弟弟要找人家告状。她拦住了爸爸：“算了！”
我挺奇怪，为什么算了？白白挨人家欺侮？
她不说话。弟弟哭。我噘着嘴。
晚上睡觉时，我听见她对爸爸说“街坊四邻都看着呢。我带好孩子，街坊们说不出话来，就没人敢欺侮咱孩子！”
当时，我能理解一个当后娘的心理吗？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到去世也没和任何人红过一次脸。她总是用她那善良而忠厚的心，去证明一切，去赢得大家的心。以后，院里大孩子再欺侮我们，用不着她发话，那些好心的街坊大婶大娘便会毫不留情地替我们出气，把那些孩子的屁股揍得“啪啪”山响。
这样一件事发生后，街坊们更是感叹地说：“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
那是她的小闺女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她一直怕人家说自己是后娘待孩子不好，凡事都尽着我和弟弟。哪怕家里有点好吃的，也要留给我们而不给自己的闺女。我们的小姐姐老实、听话，就像她自己一样。小姐姐上学上得晚，十八岁这一年初中刚毕业。她叫她别再上学了，让她到内蒙找我姐姐去，让我姐姐给介绍了个对象，闪电式便结了婚。一纸现在越发金贵的北京户口，就这样让她毫不犹豫地抛到内蒙古京包线上一个风沙弥漫的小站。那一年，我近十岁了，我知道她这样做为的是免去家庭的负担，为的是我和弟弟。
“早点儿寻个人家好！”她这样对女儿说，也这样对街坊们解释。
小姐姐临走时，她把闺女唯一一件像点儿样的棉大衣留下来：“留给弟弟吧，你自己可以挣钱了，再买！”那是一件粗线呢的厚厚大衣，有个翻毛大领子，很暖和。它一直跟着我们，从我身上又穿到弟弟身上，一直到我们都长大了，再也用不着穿它了，她还是不舍得丢，留着它盖院子里冬天储存的大白菜。以后，她送自己的闺女去内蒙。她没讲什么话，只是挥挥手，然后一只手牵着弟弟，一只手领着我。当时，我懂得街坊们讲的话吗，“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 我理解作为一个母亲所做的牺牲吗？那是她身边唯一的财富啊！她送走了自己亲生的女儿，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啊！
记得有一次，爸爸领我们全家到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评戏。那戏名叫《芦花记》，是出讲后娘的戏。我不大明白爸爸为什么选择这出戏带我们来看。我一边看戏，一边偷偷地看坐在身旁的她。她并不那么喜欢看戏，也看不大懂，总得需要爸爸不时悄悄对她讲述一遍情节才行。我不清楚她看了这出演后娘的戏会有什么感触，我自己心里却倒海翻江，一下子滋味浓浓得搅不开。那后娘给孩子穿用芦花假充棉花却不能遮寒的棉衣，使我对后娘充满恐惧和厌恶。但坐在我身边的她，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她不是！她是一位好人！她是宁肯自己穿芦花做的棉衣，也决不会让我和弟弟穿的。我给我自己的回答是那样肯定。
我不爱听评戏。从那出《芦花记》后，我再也没看过第二场评戏。
妈妈！我忘记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叫她妈妈了。但我肯定在看了这出评戏之后。
童年和少年，是永远回忆不完的，像是永远挖不平的大山。那时，我们因节节拔高而常常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她的存在。当一切过去了，才会看清楚过去的一切，如同潮水退后的石粒一般，格外清晰地闪着光彩显露出来。
小学高年级，我的自尊心其实是虚荣心突然胀胀的，像爱面子的小姑娘。妈妈没文化，针线活做的也不拿手，针脚粗粗拉拉的。从她来以后，我和弟弟的衣服、鞋都是她来做。衣服做得像农村孩子穿的，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开始嫌那对襟小褂土；嫌那前面没有开口的抿裆裤太寒碜；嫌那踢死牛的棉鞋没有五眼可以系带……我开始磨妈妈磨爸爸给我买商店里卖的衣服穿。这居然没有伤了她的心，她反倒高兴地说：“孩子长大了，长大了！”然后，她带我们到前门外的大栅栏去买衣服。上了中学以后，她总是把钱给我，由我自己去挑支买。而她只是在衣服的扣子掉了的时候帮我补上；衣服脏的时候埋头在那大瓦盆里洗。
我甚至开始害怕学校开家长会，怕妈妈踩着小脚去，怕别人笑话我。我会千方百讲地不要她去，让爸爸参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她必须去，我会在开会前羞得很，会后又会臊不答答的，仿佛很丢人。前后几天，心都紧张得很，皱巴巴的，怎么也熨不平。其实，她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机会很少，但我仍然害怕，我实在不愿意她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反正，那时我真够浑的。
一年暑假，我磨着要到内蒙看姐姐。爸爸被我折磨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听说学校开张证明，便可以买张半费的学生火车票。爸爸去了趟学校，碰壁而归。校长说学生只有去探望父母才可以买半费学生票，看姐姐不行。我知道那位脸总是像刷着糨糊一样绷得紧紧的校长，他说出的话从来都是钉天的星。我们谁见了他都像耗子见了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妈妈说我去试试！
我不报什么希望。果然她也是碰壁而归。不过她不是就此罢休，接着再去，接着碰壁。我记不清她究竟几进几出学校了。总之，一天晚上，她去学校很晚没回家，爸爸着急了，让我去找。我跑到学校，所有办公室都黑洞洞的，只有校长室里亮着灯。我走进校长室门，没敢进去。平日，我从不敢进过一次校长室。只有那些违反校规、犯了错误的同学才会被叫进去挨训。我趴在门口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莫非没人？妈妈不在这里？再听听，还是没有一点儿声响。我趴在窗户缝瞅了瞅，校长在，妈妈也在。两人演的是什么哑剧？
我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不知过了多半天，校长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大妈！我算服了您了！给您，证明！我可是还没吃饭呢！”接着就听见椅子响和脚步声，吓得我赶紧兔子一样跑走，一直跑出学校大门。我站在离校门口不远的一盏路灯下，等妈妈出来。我老远就看见她手里攥着一张纸，不用说，那就是证明。
她走过来，我叫了一声：“妈！”楞楞的，吓了她一跳，一见是我，把证明递给我：“明儿赶紧买火车票去吧！”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您用什么法子开的证明呀？”我觉得她能把那么厉害的校长磨得好说话了，一定有高招。
她微微一笑：“哪儿有啥法子！我磨姜捣蒜就是一句话：复兴就这么一个亲姐姐，除了姐姐还探啥亲？不给开探亲证明哪个理？校长不给开，我就不走。他学问大，拿我一个老婆子有啥法子！”
“妈！您还真行！”
说这话，我的脸好红。我不是最怕妈妈去学校吗？好像她会给我丢多大脸一样。可是，今天要不是她去学校，证明能开回来吗？
虚荣心伴我长大。当浅薄的虚荣一天天减少，我才像虫子蜕皮一样渐渐长大成人。而那时候，我懂得多少呢？在我心的天平上，一头是妈妈，一头却是姐姐。尽管妈妈为我付出了那样多，我依然有时忘记了妈妈的情意，而把天平倾斜在姐姐的一边。莫非是血脉中种种遗传因子在作怪吗？还是心中藏有太多的自私？
大约六年级那一年，我做了一件错事。姐姐逢年过节都要往家里寄点儿钱。那一次，姐姐寄来30元。爸爸把钱放进一个牛皮小箱里。那箱是我家最宝贵的东西，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在里面。那时所谓的金银细软，无非是爸爸每月领来的70元工资、全家的粮票、油票、布票之类。我一直顽固认为：姐姐寄来的钱就是给我和弟弟的。如果没有我和弟弟，她是不会寄钱来的。爸爸上班后，我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走近那棕色的小牛皮箱。箱子上只有一个铜吊镣，没有锁头，轻轻一掀，箱盖就打开了。我记得挺清楚，５元一张的票子六张躺在箱里，我抽走一张跑出了屋。那时，我迷上了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我从同学手里借了一本《千家诗》，全都抄了下来，觉得不过瘾，想再看看新的才解气。手中有５元钱一张“卡卡”直响的票子，我径直跑往大栅栏的新华书店。
那时５元钱真经花，我买了一本宋词选，一本杜甫诗选，一本李白诗选，还剩一块多零钱。捧着这三本书，我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得意洋洋回到家，一看家里没人，把书放下便跑到出租小人书的书铺，用剩下的钱美美地借了一摞书。我忘记了，那时５元钱对于一个每月只有70元收入的全家意味着什么。那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正读得津津有味，爸爸突然走进书铺。我这才意识到天已经暗了下来。我这才发现爸爸一脸怒气，叫我立刻跟他回家。一路上，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活像犯了错的小狗，耷拉着耳朵垂着尾巴。我知道大事不好。果然，刚进家门，爸爸便忍不住，把我一把按在床上，抄起鞋底子狠狠地打在我的屁股上。爸爸什么话也不讲。我不哭，也没有叫。我和爸爸都心照不宣，我心里却在喊：“姐姐！
姐姐！你寄来的钱是给谁的？是给我的！我的！”
我生平头一次挨打。也是唯一一次。
妈妈就站在旁边。她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看着，不上来劝一劝，一直看着爸爸打完了我为止。
吃饭时，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吃，只听见嚼饭的声音，显得很响。妈妈先吃完饭，给爸爸准备明天上班带的饭，其实我天天看得见，但仿佛这一天才看清楚：只是两个窝头，一点儿炒土豆片而已。爸爸每天就吃这个。大冬天，刮多大风、下多大雪，也要骑车去，不肯花５分钱坐车，我却像大爷一样５玩钱大把大把地花。我忽然感到很对不起爸爸，觉得是我错了，我活该挨打。妈妈不劝也是对的，为的是我长个记性。
饭后，爸爸叮嘱妈妈：“明儿买把锁，把小箱子锁上！”
第二天，那个棕色小皮箱没有上锁。
第三天，妈妈仍然没有锁上它。
在以后的岁月里，那箱子对我始终没有上锁。为此，我永远感谢妈妈。那是一位母亲对一个犯错误孩子的信任。对于儿子，只有母亲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向儿子敞开着……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弟弟上小学三年级。我们正在长身体、要饭量的根节儿。一下子，家里月月粮食出奇的紧张，我们的肚子出奇的大，像是无底洞，塞进多少东西也没有饱的感觉。
星期天，爸爸对我们说：“今天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爸爸、妈妈领着我们兄弟俩来到天坛城根底下。妈妈一下神彩焕发，蹲下来挖了两棵野菜。原来是挖野菜来了！爸爸口中念念有词：“野菜更有营养！”我和弟弟谁也不信，都觉得那玩艺很苦。挖野菜，妈妈是行家。她在农村呆过好多年，逃过荒、要过饭，闹饥荒的岁月就是靠吃野菜过来的。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和弟弟这叫什么菜、那叫什么菜，那样子很像老师指着黑板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答案。以后，我写小说时要写一段有关野菜的具体名字时问她，她依然眼睛一亮，得意地告诉我什么是茴菜、马齿苋、曲公菜、苦苦菜、老瓜筋、洋狗子菜、牛舌头棵……
就是这些名目繁多味道却一样苦涩的野菜，充饥在妈妈和爸爸的肚子里。那时，从天坛城根挖来的野菜，被妈妈做成菜团子（用玉米面包着野菜做馅和食品），大多咽进她和爸爸的胃里，而把馒头和米饭让给我和弟弟吃。野菜到底是野菜，就在灾荒眼瞅着快要过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却病倒了。
先是爸爸，患上高血压，由于饥饿，全身浮肿，脚面像被水泡过发酵一般，连鞋都穿不进去。他上不了班，只好提前退休，每月拿60％的工资，全家只有靠爸爸的42元钱过日子了。紧接着，妈妈病了，那么硬朗的身子骨也倒下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那时，我正要初三毕业，弟弟小学毕业，正要毕业考试之际。一天半夜里，我被里屋妈妈一阵咳嗽刺醒，睁眼一看见里屋的灯亮着。爸爸和妈妈正悄悄说着话。我听出来是妈妈吐血了。我再也睡不着，用被子捂着脸偷偷地哭了，又不敢哭出声，怕惊动弟弟和他们。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我们。我们这些孩子有什么用！我们就像趴在他们身上的蚂蝗，在不停吸吮着他们的血呀！我们快长大了，他们的血也快被吸干了。
第二天上午，我对他们讲：“爸！妈！我不想上高中了，想报中专！”上中专吃饭不用花钱，每月还能有点助学金。
爸爸一听挺吃惊：“为什么？你一定得上高中，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爸爸知道我初中几年都是优良奖章获得者，盼我上高中、上大学。
妈妈坐在一旁不说话，只是不断地咳。她每咳一声，都像鞭子抽打在我的心上。那一刻，我真想扑在她的怀里大哭一场。
爸爸又说：“你听见吗？一定要上高中！”他见我不答话，生气地一再逼我答应。
我急了，流着泪嚷了句：“妈都吐血了，我不上！”
这话让他们都一惊。妈妈把我叫到她身边，说：“你听谁瞎嘞嘞？我没——！”
“您甭骗我了！昨夜里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
她本来就不会讲瞎话，让我这么一说更不会遮掩了：“妈妈是没事！我以前身子骨好，你放心！上学可是一辈子的事。妈妈一辈子没文化，你可要……”她说着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话。她说得不连贯，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我都明白。
“你快别惹你爸生气，你爸有高血压。听见不？就点点头说你上高中！”
她说着，望着我。我望着她蜡黄的脸上皱纹一道道的，心里不禁一阵阵抽搐。
“你快答应吧！”她急得掉出眼泪。
我不忍心她这样悲伤近乎哀求一样对我说话，只好点了点头。
当天，爸爸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姐姐。就是从那个月起，姐姐每月寄来30元钱，一直寄到我到北大荒插队。我知道我只能上高中，只能好好学习，比别人下更大的苦功夫学！
爸爸一辈子留下有两件值钱的东西：一是那辆破自行车；另是一块比他年纪还要老的老怀表。他卖掉了这两样东西，给妈妈抓来中药。我卖掉了集起来的一本邮集，又卖掉几本书，换来一些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我想让妈妈的病快点儿好起来，心想妈妈会为我这孝顺高兴的。谁知她听说我卖了书，什么话也没说，眼泪落了下来。弄得我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劲儿问：“妈，您怎么啦？……”
“你真不懂事啊！真不懂事！我为了什么？你说！你怎么能卖书呢？”
我讲不出一句话。妈妈，你病成这样子，想的还是要我读书！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傻事了！”
我只好点点头。
我升入高中。就在高一这一年下乡劳动中，我上吐下泻病倒了。同学赶着小驴车连夜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我回到家后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吓坏了爸爸、妈妈。一位邻居对妈妈说：“孩子是魂儿丢了。你得快替孩子招招魂！”妈妈赶紧脱下鞋，用鞋底子拍着门槛，嘴里大声反复叫着：“复兴，我的儿呀，你快回来吧！复兴，我的儿呀，你快回来吧！……”然后不住叫我的名字：“你答应啊！复兴，你答应啊！……”
躺在床头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叫我，我不应声。我当时刚刚加入共青团，又是学校堂堂的学生会主席，自以为很革命，怎么能信招魂这迷信的一套呢？我不应声，妈妈便越发用鞋底子使劲拍门槛，越发大声叫：“复兴，你答应啊……”那声音越发充满着紧张和急迫，直到后来嗓子哑了、带着哭音了。她是那样虔诚地想相信我的魂还未被她招回。我的性子可真拧，或者说我的革命性可真坚定，妈妈就这样叫了我半宿，我硬是不应声。
弟弟在一旁急了，撺掇我：“你快答应一声吧！”没办法，我只好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呃！”妈妈长舒一口气，穿上鞋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总算把魂招回来了！没事了，你病快好了”
病好之后，我说她：“妈！大半夜的叫魂，多让人难为情。您可真迷信！”
她一笑：“什么迷信不迷信！你病好了，我就信！”
这就是我的母亲！在所有人面前，我从来不讲她是后娘，也绝不允许别人讲。
我忽然想起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在学校食堂吃一顿午饭，负责打饭、分饭。我们班有个眼皮有块疤瘌的同学，有一次非说我分给他的饭少了，横横地对我说：“怎么给我这么点儿？你后娘待你也这样吧？”我气得浑身发抖，扔下盛馒头的簸箩，和他扭打了起来。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自小力气便弱。疤瘌眼是个嘎杂子琉璃球的个别生，很会打架。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还是要打。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我，我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没占什么便宜，开始起，他毫无准备被我朝他的小肚子上结结实实打了好几拳。
回到家，见我狼狈的样子，妈妈吓坏了，忙问：“小祖宗，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没告诉妈妈。但我觉得我值得。我为妈妈做了点什么。虽然，也付出了点儿什么。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待续……）文章来源：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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