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战火与牢狱的缅共知青夫妇

2018年8月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文件精神，我和老伴去有关部门进行了登记，不久，一块退役军人光荣牌就悬挂在了我家门前。这是一块迟到了的牌子——五十年了！但是，祖国最终没有忘记，人民最终没有忘记，我们的退役军人身份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心中不免一阵酸楚，泪水模糊了双眼，想想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缅共人民军战友，我们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活着。

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斗，遭受了冤假错案的波折，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唯有在战火硝烟中收获的那份爱情，还在我身边，还在温暖着我。

我们这一辈人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一直受到爱祖国爱人民，支援世界革命的正统教育。

上个世纪60年代，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局势有了变化，缅共人民军的发展如火如荼，消息不胫而走，在去外五县插队落户的知青中迅速传开来，在畹町桥头我亲眼看见了过往的缅共人民军战士，萌发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

到了陇川县我被分配到共瓦景颇山区的东风社，不巧第二天就得了疟疾，到县城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越发坚定了要参加缅共人民军的决心。对于我这样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自己遭批判的所谓“站错队”坏头头的人来说，前途渺茫，而投身世界革命也许是条出路。病愈出院后我没有回到寨子，而是直接走路到了遮放，然后涉水中缅边境的勐古河，参加了缅共人民军。

参加人民军的知青很多，各地知青都有，还有许多女知青。听口音就知道有北京、上海、四川的，云南的最多，我们这批新兵中昆明知青就有一百多人。

当时缅东北战斗形势十分紧张激烈，我们男知青配发军装及武器弹药后，很快就补充到了前线部队，投入了战斗。女知青则补充到娘子军连队， 参与站岗放哨、救护伤员、通信联络等任务。

从和平安祥的环境、美丽田园的农耕，来到异国他乡，投身到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战场，反差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年轻，有热血，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义无反顾，成为了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将勇敢地去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

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血雨腥风，我们这批中国知青兵也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了老兵，成为了部队的骨干，我负伤两次，死里逃生，也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入党提干，职务也在战火中提升，从战士到班长、排指导员、连副指导员、连指导员，一路走来。

在异国他乡，在战火硝烟中，我们时刻想念着祖国的父母和亲人，最盼望的就是接到祖国亲人的来信了。战斗间隙或者连队休整，当通讯员送来信件时，那就是我们最快乐的节日，父母的来信给他乡游子带来关怀，同学的来信传递知青同学们的劳动生活情况，如果哪个战友收到女朋友的来信，那就喜上眉梢，战友们那是要嬉戏一番，要热闹一下的啦。

亲情，知青情，战友情那是支撑我们这些中国知青战士的感情支柱。

后来，我接到的来信中，多了一封“她”的来信。

她的信来自缅北邦桑（人民军总部驻地），每次来信，警卫员张海都会高兴地喊叫，“娘子军连的秦指导员来信了！”。战友们为我高兴欢呼，对我羡慕。每次接到她的来信，我总是感到温馨与幸福，这就是爱情的感觉吧。

我和她的认识，不是在花前月下，也没有小说电影描写的那么浪漫。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时去邦桑开会，有时去邦桑招兵，自然就会与邦桑驻军各个部门的人员熟悉起来。招兵工作中，经常会有女兵来应召，与娘子军连来往就多了一些，空闲时间就会去串串门，聊个天。其实娘子军连的正规名称是“东北军区警卫通信连”，全连一百多号人，大部分是中国知青兵，人人青春昂扬，个个英姿飒爽。

秦指导员中等个子，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是娘子军连的佼佼者。我对她印象不错，我们也很聊得来，每次有任务去邦桑，办完公务，少不了都要去她那里串门聊天。

我们连队距离总部有5天的路程，如果间隔一段时间没有任务去邦桑时，心中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我知道，是想念她了。有一次战斗结束回到驻地休整，我试探着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这次战斗的情况。信寄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她是否会在意我，她会回信吗？想不到，她回信了！信中她对前线战事很关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我的关心与挂念。我心中一阵狂喜，就像攻克了一座高地那样兴奋，有戏！接下来的进展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之间信件往来多了，聊学校聊文革聊战斗聊父母聊亲人，还叙述思念之情，畅谈世界革命理想。

那时候我们二十五、六岁，正值青春豆蔻年华，在异国他乡，在战火硝烟中，这种情感显得尤其珍贵。

秦指导员是保山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比我高一级，学识比我多；参军也比我早一年，资格比我老，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我们是姐弟恋情，因此在交往中我感受到的温柔体贴就更多一些。

秦指导员家姊妹七个，在家里她是老大，孝敬父母，待弟妹和蔼可亲；在保山一中，她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学习优秀，与同学和睦相处。1968年 芒市成立革委会，她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玩，受到边境那边缅共大好形势的鼓舞，就参加了缅共人民军。她勇敢聪慧，在女兵中像大姐一样关怀战士，在战斗任务中果断坚决执行命令，深受战士爱戴与领导信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水到渠成，1974年1月20日，我们结婚了。新房就设在邦桑。东北军区提倡婚礼从简，不请客送礼，因此我们的婚礼办得喜庆而朴素。

我在新房门前贴了一副对联：竹笆板凳迎贵客，风吹粑粑宴贵宾，横批：白开水主义。

知青战友得知喜讯赶来祝贺，我们香烟糖果瓜子招待大家，没有婚纱浪漫，也没有鲜花簇拥，婚礼热闹简朴，我和妻子，还有战友们一身戎装，甚至有的战友远道而来军装上还带有硝烟的气息。第二天，我和妻子亲自下厨动手，整了些猪肉豆腐南瓜家常菜，算是与几位知青战友们的一次战地重逢小聚，对于我的连队及远在其他驻地的知青战友，我委托通讯员带点现金给他们就地买些糖果算是分享我的新婚喜悦，战地婚礼也只能这样了。

远在祖国的双方父母寄来为我们祝福的信件，他们希望我俩结婚后，能够回家乡一趟，他们想念我们了。

是啊，出国五年了，是该回国探亲一次了。于是，我俩向军区领导提交了探亲请假申请。

我俩沉浸在幸福的日子里，等待上级批准探亲假，准备回国探望双方父母亲人，看望同学们。

1974年4月11日，想不到，我被打成“反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冤案降临，将我俩活生生拆散。记得我被捆绑带走离家时，妻子不顾一切冲出家门，对着来人大声喊叫，“你们一定是搞错了！”，然后关切地对我说: “士元，见了首长好好说，不做亏心事，我们不怕”。我知道，她坚信我是无辜的，对革命我们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一定是他们搞错了。当时我俩都天真地相信军区首长一定会客观公正地查清事实真相，其实我们不知道，缅共内部的宗派斗争与极左思潮是这起冤假错案的源头，其产生的恶果对缅共及中国知青兵的伤害远远超出想象。

我被关押在土洞地牢里的那些日子，深深地想念我的妻子，她现在怎样了？一定受到株连了吧？受牵连被监视、歧视的那种日子是多么残酷啊，在文革中我父亲被批斗关押，对亲人的伤害我们家是亲身经历过的，现在我深为妻子担心，我提出我要见我的妻子。

土牢里的日子度日如年，两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提出土牢，在一间由武装人员看守监视的茅草屋里，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她苍白的脸显得憔悴，凄婉的眼神闪着泪光。得知妻子因为我受到牵连，武器已被收缴，职务也被解除，就连同事朋友也唯恐牵连避而远之。我难过之极，不禁泪流满面：你受委屈了，受苦了，我的爱妻! 妻子告诉我，尽管这样，每个街子天她还是尽量做些好吃的给我送来，但是他们就是不允许看望，东西也被收缴不知去向了……。一个小时的见面时间过得太快了，千言万语说不尽夫妻分离的思念。

令人高兴的是，妻子怀孕了，我要做父亲了，令人伤感的是，妻子有孕在身，我却身陷囹圄不能照顾她……。我对妻子说，今后的日子委屈你了，我不在身边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妻子擦干眼泪哽咽说：士元，无论如何有多困难，我都会永远等着你！离别的时间到了，我被带出茅屋，我想，为了妻子，为了未出生的孩子，再艰难再痛苦，我也要申诉，也要抗争，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1974年6月14日下午，我被有关方面解押回国，在边境口岸交接时，远远地，我看见了妻子，她是被迫退伍移送回国的，我们目光相遇，不禁眼泪盈眶，当年我们满腔热血跨越界河，投身世界革命，如今竟然这么凄惨地被移送回国，五味杂陈。

回国后我被关押在思茅看守所，同样是监狱，条件至少比在山那边的地洞土牢好一些，我一边劳动一边申诉，期盼着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妻子回到保山后，受冤案牵连列在另册中，受歧视，没有工作，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找了一份临时代课的差事，拖着怀孕的身体，凭借保山一中学到的那些知识，赚几个小钱维持生活。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这给妻子带来喜悦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艰辛和劳累，难为她了。妻子独自抚养儿子，还要经常给我邮寄点包裹，妻子心细，书信中还夹带几张邮票给我用于写回信用。恋爱时我们通过书信互诉衷情，危难时，我们通过书信传递关爱，在我人生最暗淡的岁月里，妻子不离不弃，关怀体贴，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给我带来温暖与生活的勇气。

1979年12月份，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东风吹拂下，我终于得到平反，无罪释放，因为我受牵连的妻子也得到平反，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及不实之词统统推倒。经过五年的牢狱羁绊，我终于重见阳光。回到昆明后，住在父母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我的妻子和儿子 从保山接来昆明，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煎熬与分离，一家人终于团圆了，那种喜悦与幸福感，无以言表。

然后我就忙着为妻子、儿子办理户口关系迁移落户，从保山迁出容易， 要在昆明落户就困难了，区公安局不同意。于是我就去找省公安厅、找市公安局，拿出省高院相关平反无罪的文件，据理力争。他们惊讶地看着我说，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杜士元？我说正是，在他们眼中我还算是个值得敬佩的高大上的人物呢。后来按政策规定，妻儿的户口问题得到妥善落实。

接着去劳动局办理就业，当时昆明市就业压力很大，对于我和妻子的工作安排，劳动局倒是十分热情与爽快，说是只要你们找到满意的单位，干部或者工人都行，都可以批指标给你们。考虑到我的父亲在铁路局工程处工作，于是就安排我和妻子去铁路局工程处上班，我分配到王家营二段当电工，妻子分配到牛街庄三段当普工，一切从零开始，工资待遇为一级，33.66元。

尽管我和妻子工作单位不在一起，并且距离昆明还有一段路程；尽管工作从头做起，尽管薪水微薄，但比起五年来经受的那些悲惨磨难与痛苦离别，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一年以后，根据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件精神，参加缅共人民军具有8年以上军龄者，工资可上调至4级，47.43元，因为我和妻子已经有十年军龄，所以我们的工资得到上涨，生活有了改善。

经历过战火与牢狱的人生磨难，我和妻子更加珍惜我们的感情与平静的日子，我和妻子在单位上努力工作，在家中勤俭持家，抚育孩子，照顾父母，很快我们就融入到了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中。

妻子在工作中勤恳认真，努力学习，不久便调到段上的教育室工作，后来通过考试进入中专师范学习，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单位，担任教育室主任。

我的学历在段上算是比较高的，经历也丰富，不久就担任了段上的劳资员，后来通过中央党校函授学习，取得大专文凭，提升为段劳资室主任。

就这样，我和妻子无论是在战火或苦难中，还是在工作或学习上，都是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特别是在我俩先后读书考文凭的那段时间，又要上班，又要读书考试，又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靠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撑。

退休后，空闲下来，时间多了，我和妻子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老伴原来在保山一中读书时，就喜欢唱歌跳舞，所以，得闲就去唱下歌跳个舞， 一来锻炼身体，二来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我呢，一直喜欢下象棋、打桥牌， 现在有了计算机网络，下象棋与打桥牌在电脑上那就方便多了，如果想念老朋友了，就去铁路局退离休活动室打上几圈麻将。

我和老伴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也会赶时髦，一起出去旅游， 看看风景，到处转转。这些年来，我和老伴应缅甸佤邦自治区有关方面的邀请，也曾几次去山那边参观访问，还抽空去了当年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当年鏖战急，如今硝烟已经散去，只留下那些难忘的记忆。

杜士元身体魁梧，穿西服，戴眼镜，表情严肃，当我与这个高原大汉握手时心中有种紧迫感，好像逼近一座山崖。老杜嗓音中透出一种浑厚的胸腔共鸣音，像只大号音箱，让我暗暗称奇。我想如果他从小学习音乐而不是参加游击队，谁又能说他不会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多明戈？ 

人们告诉我，老杜是个勇敢坚定的游击队员，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即使在游击队失败的危急关头也绝没有动摇信念。他因此受到提拔，担任警卫连指导员，他是游击队较早得到提拔的优秀知青干部之一。老杜的爱情也顺理成章，他与娘子军连女指导员秦美翠志同道合，决心把属于他们个人的一切：爱情、家庭、事业以及生命全部贡献给红色游击队，献给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是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清洗运动”使许多人遭到灭顶之灾。在游击队，从前那种团结和睦的战斗气氛不见了，代之以人人过关的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反革命分子。到后来人人自危，总部“红卫兵”只需一个小小的理由，甚至没有理由也会把人抓起来秘密处决，于是大批知青遭到捕镇压，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游击队根据地。我的朋友老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影下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敌人，成为轰动一时的“李、徐、杜反革命暴动事件”主犯之一。这个莫须有的所谓“暴动事件”成为红色游击队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之一，被捕知青达百余人之多，受牵连者数倍于此，老杜为此遭受残酷迫害打击达数年之久。 

大逮捕发生在老杜新婚燕尔的蜜月里，这对刚刚在异国他乡结为人生伴侣的中国知青尚未来得及享受婚后的幸福时光，一个刚刚为新人祝福过的参谋长就率领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他们简陋的新房。新郎新娘跟往常一样立正敬礼，新郎的军礼姿势一贯很标准，身体笔直，挺拔得像一棵树，但是参谋长看也不看这棵树，拔出手枪来朝他连开数枪。 

枪声像惊雷一样在耳边炸响。老杜说，他看见这只德国制造的精巧小手枪不停喷吐火光，他脑袋嗡的一响，就跟飞机失事一样。枪声将他的革命理想和人生统统击成碎片，这个蜜月变成黑色蜜月了。当然参谋长并没有当场击毙老杜，上级的枪口是越过杜士元的脑袋朝他身后射击的。老杜身后站着警卫员张海，张海是昆明六中知青，他的职责是保护指导员，服从命令听指挥。那天警卫员翱着卡宾枪，但是他连枪栓还没有拉开，而且准备腾出右手来向参谋长敬礼，但是参谋长还是无情地向自己的战士开了火，连开六枪。张海当场中弹死亡，年仅21岁。 

老杜说：张海参军三年一直跟着我，是我连累了他啊！我看见老杜眼睛红了，一颗泪珠在眼眶边上滚动，许久没有掉下来。 

警卫员张海之死竟然成为老杜的一又一桩罪名：即“图谋刺杀参谋长”和“武装拒捕”。老杜被投入监狱，后来又关进死刑犯的土洞达六十五天，天天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多次陪杀场和假枪毙。老杜说，“李、徐、杜事件”中那个首犯“李”，就是当着他的面被活活打死，滚烫的人血一直溅到他脸上，感觉跟开水一样。老杜最后判刑十年，实际坐牢达七年之久，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境外的革命生涯有一多半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这是一场发生在人类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代噩梦。妻子秦美翠因受丈夫株连被撤职，但是她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因此站在丈夫一边将爱情进行到底。我问老杜：你蒙受那么大的不白之冤，后悔参加游击队吗？ 

老杜答：要是后悔的话，我为什么今天还要入党呢？ 

老杜现在是昆明铁路局某单位主任，正处级，中共党员。秦美翠为另一单位处长 。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邓贤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