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返城勇士今何在——来自重庆嘉陵江边的报道

去年秋天，我到重庆采访。过去曾经是灰蒙蒙的雾都，阴雨绵绵的山城，却以炎热的暖风欢迎我。勇士们用热情接待我，大返城总指挥丁惠民策划了这次采访。作家诗人陈与宴请火锅，潘方林请全部聚会者到他家座客，我参加了部份大返城参与者聚会。邹盛永、长江一直陪我去采访。重庆是现代化的都市，高楼大厦沿重重叠叠的高山而建，发达的交通，浓郁的文化，繁荣的商贸，看似平静而混沌带红土的嘉陵江,并没有把这群勇士溶入商海。他们大多按步就班，执著坚守在工厂一生，与企业共存亡。他们太在乎知青情。几十年聚会不断，这群勇士，个个豪杰。他们对我讲述茫茫返城路，讲述艰难改革中在企业下岗，从热带雨林走进城市，走进所有制企业，又走向社会，再次站在雨中。曾经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被碰撞得粉碎，但他们没有屈服，知青的拼搏精神，使他们契而不舍。大返城的故事，成为烙印，值得他们用一生的时光来怀念和述说。从农场回归城市后，这群勇士，肩膀扛着社会变革的重担，蹒跚走过风雨，走过泥泞，播种不问收获，留下了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1978年10月16日，上海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了公开信，表达了版纳知青要回家的要求，第一封信刻出，需要油印。丁惠民拿出了农场小学校他保管的全部纸张。徐裕铭和丁惠民在一个农场，两个人住在一房间，是好朋友和志合道同者。他守在油印机旁，印一份拿一份。送到各农场。嫌油印费工费时，丁惠民就找了刻蜡纸的黎小弟、油印的孙建喻、毛笔字写得好的知青徐裕铭等，连夜抄写，张贴在景洪农场场部，各农场闻讯后跑来抄写要底稿。1978年12月9日，版纳全线大罢工。十天之中两批请愿团进京，筹备总组召开了留守人员会议。副总指挥胡建国率胡长安、徐裕铭等6人组成了留守人员负责总组，各农场有30多名知青代表带领坚守罢工阵地。胡建国在每个农场分场建立了一支留守人员网。布置人员分工、联络网点，查看收集反馈各农场情况给请愿团。配合各农场上传下递信息到连队做好后方工作。八个农场73个分场都指定留守组长，每周定时定期到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碰头会。将请愿团进京消息反馈到各农场，把农场情况发电报给请愿团。徐裕铭担任了联络员，天天骑车跑各个农场，联系各个分场留守组长，通报请愿团的最新动态，让各农场通过广播向知青传达北上请愿最新动态，做好稳定大后方罢工工做。刻印传单定期送至各农场。

留守坚持大罢工的纠察队员

景洪邮局是胡长安、徐裕铭每天必跑的地方，他们怀着期待的心情，认真收接请愿团在路上到北京发回的每一封电报，为他们顺利到北京、为他们被中央首长接见、为他们递交请愿书、为他们与中央谈判取得知青大罢工权益每条消息欢呼，他收集反馈各农场罢工情况、坚决执行总指挥丁惠民签名的《复工令》。到各农场说服复工。中央调查组到各农场，他们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专人写控诉材料，在勐腊农场留守负责人周家林、朱勇龙，流泪读完控诉材料，向中央调查团下跪说：“宁可死，我们也要回家。救救我们吧!”该农场400名知青全体跪下，哭声一片。版纳5万知青大罢工，成为了支撑大返城运动的核心。

中央调查组到农场，全部知青下跪哭诉

八个农场罢工向中央调查组跪下、递交控诉材料请愿联为一体。后方一心牵挂在冲锋陷阵的请团代表们的安危。五万知青全线坚持罢工的同时喊出:“留守大本营，保证北上代表安全有尊严。”

景洪农场好友照。前排是左丁惠民，右范嘉祥，后排左谭德超，中徐裕铭、右为黄有志

东风农场知青表现最为激烈，他们的领军团队，把整个农场知青紧紧抱成一团。把农场知青的返城运动推向高潮，留守组长掌握了宣传广播室及一部宣传车，几部拖拉机和几辆汽车，几乎每天都开车去景洪街上游行示威。东风农场的知青对国务院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它办法。”

景洪农场照。前排右1丁惠民后排右2徐裕铭

徐裕铭认为：版纳大返城，是近代史上平民抱团抗争的胜利史。是版纳五万知青在丁惠民《给邓小平副主席请愿书》三封信鼓舞下，成立筹备总组，在丁惠民的策划布署下团结起来，签名捐款、大罢工、卧轨绝食、两批请愿团进京团队的历史。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抗争，惊动了中央派出了调查组，到农场解决知青诉求，最后中央同意大返城、结束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

勐腊农场七分场上海知青朱勇龙向中央调查组哭诉

回首往事，参加大罢工的岁月，竟仿佛发生在昨日。徐裕铭说：“我们要回家”的旅程充满了艰辛、磨难。能在当知青的这段特殊的历史，见证参与大罢工、并做为留守人员抗争，为知青回城争权益，是我一生中的骄傲。返城后，他顶职到了重庆钢铁公司钢铁厂炼钢车间做了一名炼钢工。高温作业，汗流满面 ，工作中吃苦耐劳带头实干。担任班长，光荣入党。90年代末下岗。为了生存，他开过面馆、到大凉山开矿，到湖北宜昌打工。由于同丁是好朋友。他一直参与丁的团队维权。分别在重庆、北京、上海、昆明向中央和省市政府、云南农垦总局静坐，反映云南知青当年工龄计算问题，反映知青下岗工人55岁提前退休问题。重庆解决了一部份知青提前退休问题。上海解决了部份农民知青返城后、回乡知青户口报批社保待遇。

徐裕铭近照

采访徐裕铭，我被他的淡定折服。他处人谦和，性格随和容光焕发。和他在一起，他总是阳光，很少埋怨。当有些人在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机遇的不巧合，心灰意冷，哀声叹气时。他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人生的选择是有限的。不要太在意对世俗的迎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影响、和被别人的思想捆住手脚。不要太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和农场相比，都不算苦。有过知青的磨砺，下岗维权处理事情的能力更强，面对困境更有坚韧不拔的耐力，这就是当知青留下的烙印。

重庆东风农场，当年丁惠民发起请愿活动时，他们冲锋在前。景洪街头大字报、控诉材料有他们的落名。一些知青还在徘徊、还在猜疑还在等待时，他们已带头捐款，请愿书签名、写大字报，发传单，跟随丁惠民把火种从东风农场点燃到景洪市区。

他们目标坚定;1978年12月15日，原本是原定是请愿团出发日子。但由于前一天省委工作组的到来，以及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公告的发布，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分析思考，当天总指挥丁惠民决定推迟出发。以知青代表黄玉海，刘庭明，涂清亮为首的部分代表，公开表示要脱离筹备总组，重新组团于第二天1978年12月16日出发赴京。群众运动，没有约束，似暴风骤雨刹间降落。分裂从内部开始，争执激烈，无论是追随者远去、还是无需解说的对局势的判断、都彻底打乱了筹备总组的步骤，总指挥丁惠民顾全大局妥协让步，当场一百二十多名代表自愿选择，43名代表报名跟随出征。

首批请愿团景洪出发

总指挥丁惠民、副总指挥刘先国、胡建国把大旗授交给了他们，并让财务按代表总人数把捐款金额平摊给他们(4600元及900多斤粮票)，第二天又亲自把他们送到澜沧江大桥头，并合影留念。仅出发三天在距昆明400公里的通关，首批请愿团钱被盗。没钱等于断了去北京之路。4600元钱都是知青一角一元捐赠的血汗钱!走还是退?大家争论不休。走，弹尽粮绝，退!回版纳又是残兵败将、无颜见寄予厚望的5万知青。(在通关丢失了全部经费，刘庭明他当时并不在场，独自先去昆明打前站)，但请愿团目标明确，四项任务、五条纪律，经费使用等等，均有章可循。首批代表到达昆明后，处境非常尴尬。找到农垦局借款吃住、用手表抵压换车票。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刘起了很大鼓动作用，不顾一切坚持赴京。

做不可为而为之事;在火车站有人提议，买站台票收起旗帜和代表证，各自进站在汇合。但刘反对，他认为：公民请愿是宪法规定，是公民的权益。于是首批请愿团排队抬旗，带代表证列队进站，他们在无钱的绝境里，用26块手表抵压换车票，被站长拒绝后，只能进火车站铤而走险。

路上拦军车，到达通关钱被盗

12月22日，他们进站后云南省委下令火车停开，在车厢里呆了一夜。当天，南来北往的火车停开，1978年12月24日，他们强行冲站。被省委强行阻拦。在昆明火车站与车站警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又气又急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卧轨，使南北车辆停开3天。当时云南政府因为事先有邓小平明确批示：要多做思想工作，不要压制。有所忌惮，知青卧轨这下当局找到借口，欲以强行镇压。25日晚昆明火车站戒严，旅客疏散，荷枪实弹的军警云集，同时中央调查组亦到达现场进行说服，高压之下，知青被廹同意撤离火车站。

第二批请愿团在总指挥丁惠民率领下，分兵绕道避开后有追兵，前有堵兵，28人历尽艰辛于12月27日到北京，向王震副总理递交了请愿书，经多次与农垦总局等有关部门谈判，中央对知青罢工卧轨表示宽容，并承认了知青代表的合法权益，王震副总理邀请第二批知青请愿团去中南海看电影结束时，刘庭明大吼了一声"王震，……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即被警卫人员制止，大家不欢而散。刘的这一声大叫，给(全国知青)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昆明铁路南站发出卧轨绝食公告

刘庭明是一名猛将，性格钢烈，独闯天下。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独自一个人打前阵，联系农垦局到火车站交涉、用手表抵压换车票，卧轨后又独自赶往北京汇报昆明火车站卧轨事件。他思想激进，为了理想拼命。首批代表到达昆明后，处境非常尴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刘起了很大作用……

首批请愿团历尽沧桑终于举旗到达北京

1979年2月，经大罢工、捐款签名、各农场写诉讼材料，向中央检查组反映知青的困难、受到的迫害等、第二批请愿团进京宣传谈判，力争了知青罢工的合法权益，递交请愿书。首批请愿团卧轨、惊动了中央，中央派出了调查组到昆明火车站、到版纳各农场、到孟定处理知青绝食、解决知青诉求。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抗争，赢得了大返城胜利。

首批请愿团在重庆、在昆明演讲捐款

返城后，刘庭明进企业当工人，工厂改制下岗。从八十年代中旬，他注册公司下海经商，没背景没资金，只凭一腔热血，很快便陷入巨额债务纠纷。他是公司法人代表，债务缠身只能跑路，到缅甸金三角一带，吃了不少苦。后在缅甸安家立业。在缅甸一个砖窑厂打工度日，90年代曾返回重庆。多年无消息，据重庆李家沱知青传：他在异国因生活所迫、性格所致、在泰国已故。

曾永庆，这位五官端庄、高大魁梧、能写会画会唱的画家。因为绘画天赋，因把荣辱欲望抛在身后，把患得患失顾虑抛在身后,把私心杂念抛在身后,用激情用画笔为大返城呐喊。用勤奋、倾心和专注为大返城增添色彩，景洪街头永远张贴着他创作的宣传画。记者询问：“你参加大返城担任宣传作画你想到了什么?”画家回答说:“大返城绘画，是揭露当局农场对知青迫害，表现知青回家的期盼、表现知青悲惨生活，引起知青父母关注、引起社会同情、引起中央重视的有浓郁呼声的情感画。要做到倾吐心声，把知青引向支持参与大返城。不在思索,不在哭泣,不在等待。所以,每幅宣传画都要绞尽脑汁，画一堆草稿构思创意。一张白纸，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象，自由自在地创造。取决于他多年的艺术功底。

曾永庆自画像

曾永庆是勐棒农场(六分场10连)重庆知青,是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磁器口长大的。自幼聪颖,擅长绘画,刚15岁就能绘制几米高的大幅毛主席画像。街坊邻里都夸他是个小画家。1971年到云南兵团后,他分到条件最艰苦的老6团,他为人热心快肠,知青中的朋友很多,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队骨干,在知青中很有号召力。这位大返城第二批请愿团的画家，向我讲述他参加请愿团的经过。

曾永庆在农场

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他的第一封公开联名信是1978年10月中旬,传到勐棒农场的,那天晚上曾永庆正和知青们在农场看露天电影《车轮滚滚》。只见几个知青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场子散发，曾永庆拿过来一看，是《致邓副主席的公开信》--信的结尾，向中央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他顿时浑身热血沸腾。电影散场后。农场的一拨知青围笼在一起激动地讨论，一致认为公开信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知青们来云南苦熬了8年,自己不呐喊谁帮你呐喊?他立刻找到散发传单的十分场的重庆知青周家林,他是前几天去景洪医院治病得到这封公开信的。知青们了解详情后,立刻组织起来,分头去刻写,油印了更多的公开信,逐连逐营去征集签名,去宣传、鼓动。曾永庆成了一师十九团知青的发起人。大家推选他去景洪参加第一次知青代表联席会议。他说：那次开会有点像中共地下党搞地下活动的味道。要对暗号，招待所有人守门。从勐腊农场到景洪乘客车有200多公里,要整整骑自行车两天时间。农场已经知道知青们在串联,所以对边卡管得很紧。知青要求到景洪的农垦分局医院都不允许,不给知青开证明。没有边防证明就买不到车票,怎么办?那天曾永庆只好骑自行车出发了,骑了60公里,在公路边一个熟悉的知青点歇了一夜。第二天，那几个知青帮他在公路拦车。拦了一部开往景洪客车。上去，满车的人都是知青。谁知道前面一个检查站,站里的人看曾永庆背个大画夹，一看就知道是去景洪搞串联的，便强行把他拉下来。曾永庆趴在驾驶室的车头前不让车开，车上的知青都帮他说话，把检查站的人拉开,让司机快开车,说了一大通好话，驾驶员终于同意曾上车了。到了景洪的江边旅馆才知道，这部车上大多是勐腊地区及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原来互相不认识，现在为了在景洪街头知青创作宣传画，多位知青拿起了画笔投稿。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亲切握手拥抱。

画家曾永庆(中)与大返城总指挥丁惠民(左)副总指挥刘先国(右)合影

就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曾永庆画了一副大型宣传画“归来吧，孩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泪水涟涟,举起一双手,呼唤远方的儿子被选上。宣传画贴在景洪大街上、帖在了景洪洲委门口，引起大批人围观。不仅有知青，还有景洪的市民和机关干部、反响强烈，产生了催人泪下的效果。总指挥丁惠民当时拍板：曾永庆作为北上请愿团的成员。因为请愿团一路的宣传，少不了画画搞宣传的骨干，因为知青中还没有谁的画艺超过他。曾永庆还向丁惠民总指挥推荐了孟腊农场美术画得很好、另一位知青熊占国(称小画家)，一同去北京请愿。

曾永庆，熊占国两个画家在北上途中作画

请愿团在北京，因买不到花圈，小画家熊占国一个人关在了房间。挑灯夜战。他把床板竖起作画板，把一张完整的大自纸固定在绿板上，体现花圈的立体庄重，他画了一半，不行，撕掉从画。当他画完第三张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过了，他在花圈的两条挽联的上联写上献给敬爱的周总理，下联写：云南版纳五万知青。把敬献给人民敬仰的伟人的花圈画在纸上。会不会被别人误认为：是一种极不尊重的行为呢?根据丁惠民的嘱咐，熊占国又拿起毛笔在花圈的下面部分写下了一行字。我买不到花圈，又不得不赶紧离京，献上这个“花圈”，表一表我们的心意，再见了，敬爱的周总理。落款: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79年1月5日凌晨，这个寄托着版纳全体知青沉甸甸的悲哀和敬仰之情的奇特的花圈，在熊占国手中完成了。

小画家画的悼念周总理的花圈，由丁惠民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1月5日拂晓。丁惠民拿上胶水叫上胡寅康(摄影师)，两人迎着晨瑞的寒冷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丁惠民怀着沉重的敬仰之情，给这个特殊花圈均匀地涂抹上胶水后，把它轻轻地、仔细地贴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他在又一遍补抹了胶水后，摘下了头上的棉帽，代表全体版纳知青，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深深的鞠躬。胡寅康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感人的一刻和画出来的花圈。

为第二批请愿团每人画一张人物素描

从大返城运动开始到结束，在99天的时间里，曾永庆围绕“我们要回家”“知青悲惨生活，”“请愿团队员为主题”、创作了一批宣传画、人物特写素描画、第二批请愿团团旗字迹的设计、北上征途刻印的简报报刊头。都是他的创意。他的作品张贴在重庆到北京的铁路站点，张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告状我们要控诉》两幅横标的大字也是曾连夜赶写，这些画卷都拍照存留，成为真实的历史资料。

他设计制作的请愿团团旗

纵观他的创作，像一条河流。有的哗哗东流，也有的旧地徘徊。最终都奔着“我们要回家”这一目标，体现了一个艺术信徒虔诚跋涉的思想认识。他认为：从来就没有单纯的为画而画。脱离时代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都是苍白无力的。绘画要对社会有推动作用，才有生命力。他的画注重细节和观察力，成为大返城宣传画中的匕首，用号召力，引起市民关注、引起社会震动。

曾永庆在农场

万物在变化，1979年2月，他顶职到了重庆市市政公用公司。因为绘画技艺，在宣传科出黑板报、墙报搞宣传。光荣入党，成为政工师。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未放弃过画笔。作为出身书香家庭、从小就握画笔的画家。他用点滴的时间，创作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现代人思想感情、丰富审美情趣的现代作品。2007年，曾永庆参加了重庆成立的支边知青维权小组，向重庆市政府要求解决知青在企业下岗者要求55岁退休。他担任联络员，还随维权小组到云南农垦局反映诉求。事后，重庆市政府解决了一部份人的退休问题。曾永庆为了维权，他是干部也提前五年退休，经济受到了损失。但是他却说：我不后悔。为知青争权益，早在四十多年前大返城时，我就是义无反顾。

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布标是他手笔制作

他说：“我是性情中人，我顾朋友，讲义气。这世界有我的汗水和泪水,有我的勤奋和劳苦,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四季，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收获的季节。我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我的创作有宽阔真实的视线，不受各种陈规束缚、对各种意识堕落的反击是我的追求。退休后，他加入知青艺术团体，参加知青各种活动。在全国结识了一批知青朋友，你来我往，有时还为各地知青们提笔献画，很有名气，深受知青们爱戴。

曾永庆用倾心和专注，投入全部身心的境界,成就了他绘画艺术。对于一个人而言,这种境界，就是他人生的旗帜，是他不懈的追求、独辟幽径的智慧。这智慧使他删繁就简、而丰硕在握。

认识潘方林，是在两年前记者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去采访。那是2019年12月9日，版纳是亚热带雨林无冬季节。恰遇重庆、一群候鸟过冬知青，携妻带友相约从雾都重庆，赶来版纳东风农场相聚。

潘方林在缝棉衣与潘方林近照

原东风农场工会主席李平，热情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去看永远长眠在东风农场龙泉知青墓园的128名知青;(他们中有北京、上海、重庆、云南知青)去参观农场为知青建立的博物馆;馆内挂出了38名知青杰出人物相片事迹，(有部厅县处级干部、有医学、文学、艺术、画家、作家、诗人、名记者等)馆内还展出知青写的书和大返城的一些图片。一幅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团拉起“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大幅照片格外醒目。当时潘方林就自豪感地指着第一排人对记者说：站中间的就是我，我参加了第二批请愿团，到北京递交了请愿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平民唯一抗争的胜利史，结束了知青上山下乡。”

请愿团在路上，前一为潘方林

去年秋天记者到在重庆采访，在嘉陵江边餐馆再次与潘方林相遇。他像对老朋友一样，邀请全体聚会知青去他家坐客。并向记者讲述了永远铭刻在心的大返城往事。

1971年，怀着美好的梦想，背井离乡，豪情满怀，潘方林从重庆来到梦中的西双版纳东风农场。每天开垦荒地，砍树挖橡胶坑，在繁重的劳作，困苦的生活中度过了八年。他说：在困苦无望中知青们一年年混度，年复一年的垦荒，重复砍去原始热带森林，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栽种着一棵棵橡胶长成胶林。生活却是天天喝“玻璃汤”在没有油、没有肉的原始森林中挣扎。理想破灭，无情的现实把恶劣的生存环境摆知青面前，“我们要回家，”成为全体知青心中唯一的希望。潘方林说：1978年，多年麻木的心，被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唤醒。他的《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使版纳知青团结起来抗争。潘方林所处东风农场，是最早响应连名信的农场。他们抱团聚集，动员捐款签名，在景洪街头毫不畏惧演讲。他的积极和有组织能力被选为知青代表。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请愿，穿白棉衣者丁惠民、中为潘方林

潘方林说：“我的青春在开垦劳作中毁掉了森林，森林也同时毁掉了我的青春。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不拼不喊，就将在大山旷野永远老死落魄。”

作为东风农场知青代表，从1978年12月9日版纳五万知青大罢工，到当年12月18日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任团长、刘先国任副团长，抬着生病发高烧的丁惠民，宣誓出征。潘方林随请愿团出发任纠察队员。那里有困难那里有问题，那里就有纠察。从版纳出发到昆明，当局下令不准客货车搭乘北上知青，请愿团只能拦车，到昆明火车站再转北京车。潘方林一马当先冲在前。在通关休整，司务长购买了小棉被，总指挥丁惠民要求每个人用小棉絮和纱布做御寒衣服的尝试工作。

潘方林在天安门广场演讲

潘方林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反映快，什么活计一看就会。他把小棉絮的两端对折到正中间，在正中间的上端，根据个子大小适当地抢剪去一个圆窟窿，这就是领口了。在与领口平行的边缘问样的适当剪去浅浅的一块，这就是两支胳膊伸出去的肩部了棉背心的半成品就有模样了。仅仅是棉絮做成的坯子，那是不分龄穿上身的，还得把棉纱布蒙在已经成形的棉絮坯子上，用针线一行行的缝上。最后把周边纱布与棉絮的接合地方细细的逢好，一件榻背心基本完工。

穿在身上后没有纽扣怎样固定才好呢?没有现成的材料，他就用几截短而粗的麻绳缝上，有人也有用几根纱布边角料搓成绳后再缝上。如果是穿在外套的里面，就可以不用固定绳子了。背心有了，棉裤又怎么办呢?如法炮制:先把棉纱布蒙在棉絮上并一行行地缝好固定。再根据个子的高矮裁剪成上宽下窄的棉絮片。然后顺最长方向对折，一条裤腿就形成了。照样的收口缝制，在须部再缝上布条或粗麻绳，用以固定在腰间的皮带上。就这样，用以御寒的棉背心和棉裤简做成了。

这极为简单的棉背心和棉裤筒不仅具有御寒的作用，对所有北上代表起到了极大的信心鼓舞:潘方林不仅自己做的快，还帮其他队员制作。代表们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作为大返城总指挥、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团长的丁惠民细致入微分折北京气候寒冷恶劣，应对缝棉衣裤，加强队员团结协作，丁惠民注重细节，运筹帷幄，大返城的每一步棋，都倾注了他的策划指挥。他赢得了代表的钦佩，团队精神也在无形之中得以形成。在路上，传来了首批请愿团到昆明被堵卧轨消息。

总指挥丁惠民考虑人多目标大，将第二批请愿团51个人分为上海、重庆、两队人马，到两个城市讲解为什么要罢工，为什么要北上请愿，造声势，获得市民理解和同情。每个小组拨给经费带上各种宣传资料上路。仅留下28人北上，北上人员当晚要继续刻完蜡纸，完成的大字报的抄写，漫画创作的收尾工作，传单的油墨印刷等工作都要夜里完成。

潘方林在农场照

当天晚上，纠察组队员潘方林9点多钟上岗，接过了油墨印刷机，开始了传单的油印工作。那个年代里，深夜里是会停电的。宣传组长邹盛永问他：一路上的传单都是你一个人印，是否还要再配给他一个人做为轮换?他坚决地说:“不用了，今天大家都有分工，各自都有事要做，事多大家都辛苦，放心嘛，我保证完成任务。”潘方林就着烛光，上蜡纸、装纸张、调油墨一气呵成，他推着油墨滚筒，均匀地在蜡纸上滑动，一张张白纸上便赫然展现出了知青们的揭露与控诉，呼喊与诉求。印完一个内容再换上新的蜡纸继续再印。在代表们的熟睡中，在冬季寂静的寒夜里，他一直干到第二天拂晓。望着这一沓沓飘着浓厚油墨香味的传单资料，想到请愿团一路所有的传单都出自他的手工印刷，他高兴地吹起了清脆的口哨声，表达了他完成任务后的愉悦心情。

返城后，潘方林回到重庆在新闻单位供职、搞后勤和开车等工作。退休后一直参加知青艺术团，他与大返城战友经常聚会。总爱回忆参加见证大返城的片断，对大返城的人和事都记忆犹新。东风农场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退休近十年，潘方林每年都要自驾车去避寒，与农场工人打成一片，变为知心朋友和常驻客。他说：知青对农场有说不清的牵挂，那里有亚热带雨林的原始生态美景、有我们八年栽种的橡胶林，有我的青春汗水、更有大返城的大罢工、捐款呐喊呼叫，走进这片土地。回忆似潮水般涌来，有酸楚、有苦难、有挣扎、有呐喊、我与这块土地不能分，更多的却是不舍。

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世事变化，不经意四十三年过去。“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回忆前程，不堪回首。”一本老照片，有张秀瑛在农场、风餐露宿在北上路上、在农场、在北上路途中为队员包扎脚，为队员输液。在冰天雪地在天安门静坐的集体照。这些一幅幅的老照片，成为了大返城的重要见证。一幅幅老照片仿佛在细述和见证勇士们如火的青春和奋力的抗争……。

张秀瑛在农场照

遇见张秀瑛，是在重庆嘉陵江边的知青聚会餐馆，1954年重庆工人家庭出生的，这位版纳女知青，骄小的身材，穿着暗花衬衣，更显年轻有活力。她从小争强好胜，麻俐能干。她认为：不管做什么，都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是自己要有信心。必须相信：每一件事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件结束了才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张秀瑛在农场照

1971年 16岁，她到西双版纳勐棒(一师六团九营二连)农场当知青。当时的农场，连草房都没有，直接把背包打开睡在地上。一片漆黑，老工人烧起了柴火，借火光知青们把行李铺开就是知青住地。医务室简陋的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严重缺编，只能医治一些打针输液和感冒咳嗽，肠胃炎小病，做一些小手术和清创缝合。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独特的地理环境，外科病人大部份危重病人都要转院。因路程遥远，拖重病情或贻误了抢救时间而死亡之事多有发生。多数患者因经济贫困无力到省城就医，只好听天由命。面对农场诸多缺医少药、条件的不便，1972年小张当上了卫生员。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的沉重。她想：我一定要努力钻研，提高防病治病的能力。她每月26元工资，除吃饭，全部用于买书。干中学，学中干，她被农场选送到省城参加上海医学院医务人员培训班。技术提高很快。几年的学习实践，她成为能医治钩端螺旋病、疟疾、红白痢疾、季节性感冒、常见病独挡一面的农场卫生员。

光荣的参加北京请愿团

在农场八年，理想在困苦生活中一点一点磨劫，青春在混度中逐渐消失。农场有的领导经常对女知青骚扰，张秀瑛单独住一房方便就诊。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常有不明之人敲门。她经常在枕头下放一把小刀，用于防身。1978年5月，25岁的张秀瑛与农场知青结婚了。当年10月，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发起了大返城运动。他写给中央的三封信，如干枯的土地遇到雨露，如一堆干柴遇到火种，知青们从麻木中被惊醒，纷纷响应。紧接着对三封信签名、大罢工，各农场选知青代表组成请愿团进京。张秀瑛作为卫生员被选上，这意味着要承担杀头、做牢、被抓的凶险。但张秀瑛却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女性。她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她说：八年，十万知青有后台有背景的参军，招工进工厂，推荐上大学走了5万，只留下我们工人的子女5万人。我们的疾苦谁过问?参加大返城有风险，不参加，永远在这片热带雨林困在这里，混度终极老死一生。她掂量了份量说：我宁肯死在请愿的路上，也不愿昏天黑地在农场过一辈子。张秀瑛不顾怀着身孕，不顾丈夫的反对，隐瞒众人偷偷报名参加了第二批请愿团。

请愿团北京赴重庆宣传组，前排左1为张秀瑛

1978年12月18日，第二批请愿团出发了。因当局不准知青北上请愿，不准客货车搭乘知青代表，张秀瑛跟随一路拦货车，一路爬车、一路颠簸，一路风餐露宿。出发时，总指挥丁惠民发着高烧，张秀瑛一路为他输液打点滴，队员有的感冒，肠胃不好她打开药箱，配药送药，为脚上发炎感染的队员包扎。

在路上为队员医治脚伤

12月27日中午12点半，第二批请愿团列队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到下午4点。当时北京的天气已是零下14度，雪下得更大更密实了，请愿团无声无息的静坐示威。围观群众中也有耐不住这广场上的寒冷，人渐渐的散去。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知青代表，虽然穿着棉背心、棉裤套，但腰部、腹部、臀部都是单层的棉衣服，根本不能抵御零下14度的寒冷。队员中已有人出现身体发抖、嘴唇发紫、体温低下的现象，有的流清鼻，有的咳嗽头疼发热。卫生员张秀瑛，也只能看在眼里干着急，她对总指挥丁惠民讲;“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吃药也没有用”。

谁都不知道此时的张秀瑛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这种饥饿与寒冷的双重折磨，一路的艰辛，风餐露宿对腹中胎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支28个人的请愿队伍实际上已经是28个半人的队伍了。但此时此刻没有办法。唯一支撑大家继续坚持的就只有信念和责任了。两天后，张秀瑛果真出现了小产的流血症状，这把丁惠民吓了一跳。丁惠民说：早知道她怀孕，我说什么也不批准她来北京被冻吃这份苦。

张秀瑛则说：我能坚持，能冲破重重阻力到北京，送请愿书事大，谈判事关重大。农垦总局得知知青请愿团、从版纳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一事。农恳总局刘副局长立即开车过来，安排知青到招待所住宿。张秀瑛在招待所一个个房间询问,对知青感冒咳嗽流清鼻涕者，立即打开药箱发药。大返城有多成功，知青勇士们的付出就有多大。能为知青请命的人，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勇士没有退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张秀瑛近照

返城后，张秀瑛回重庆，在集体所有制汽车弹簧厂工作。她当过行管科搬砖员，和偷盗、乱搞男女关系，未婚同居、派出所挂过名的工人一起、在建筑工地每天按额定的任务搬砖。后清扫男单身宿舍。有七层楼，每层14间。每时间住4人。共有392人。每天要冲洗6个男厕所，单身宿舍还住三个男精神病人。后在职工食堂、幼儿园也干过几年。通过竞争岗考试，从小班升大班到毕业班任教师。90年代，她调到保卫科守门。参加了涵授广西金城杂志社培训学员。练习写作后竟在重庆晚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也就是在保卫科工作时，厂里涨工资没有张秀瑛的份。她询问厂长，厂长支吾说：你到北京闹事政治不合格。张秀瑛气得跟他大吵一架，她终于明白了医务室差人，不让她顶岗、她有学医专长、硬将她分配与有问题的青年去搬砖，去扫厕所，去食堂去幼儿园。知青返城何错之有?她发誓一定要自强。她用三年时间，读完了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中医学临床专业(中专)。从1972年学医到1993年调回工厂医务室，张秀瑛用知识改变了命运。退休后一直搞医药保健行业。

四十年前，当她艰难地从版纳走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版纳，1979年2月，终于回到离别八年的重庆。工厂不景气，工人几乎站在雨中，更大的困难生活，对知青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阴影。加之与自己在患难中结识的知青老伴，又因路不同，志不同分道扬镳。想做一个一般的人，都不得不被突如期来的变故，搅得生活不平静。但张秀瑛仍然上乐观向上，参加知青聚会，参加知青歌舞表演团队，2001年盛夏,为纪念赴云南支边30周年,重庆市一大批知青自发组团重返第二故乡。这其中就有请愿团的卫生员张秀瑛，她回到勐腊农场一营三连，连队的老职工象迎接女儿般、把她接到家里盛情招待。张秀瑛跑到胶林里,紧紧抱住一棵胶树放声痛哭，长时间地痛哭,她回想起当年在农场撒下的汗水和泪水,想起在这块土地上曾经遭受的屈辱,想起1978年冬天,怀着已有2个月的身孕随团北上，在天安门广场上雪花飘落了她一身……

几位大娘和大嫂搀扶着她,她们也哭了…… 。张秀瑛说：“当过知青的人，不怕霜打雪压，没有任何困难、任何障碍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人的一生，总有些磨难。人的一生，总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版纳知青大返城的勇士，他们的昨天，惊心动魄。他们的今天仍在坚难中迈步，在坚韧中前行。

他们不善谈吐，沉默寡言，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始终坚信，真诚的情感，是通向心灵深处的桥梁。对工作认真负责，开垦荒地，挖橡胶坑他们都坚持在第一线，因与丁惠民在景洪农场，他俩与丁成为好朋友。对朋友赤胆忠心，谁有困难，生个病他们都乐意帮助。他们的稳健和忠诚，成为他们人品的一面镜子。

谭德超在农场

谭德超、黄有志都是重庆知青。1971年4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随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浪潮，打起背包坐火车到了云南昆明，行程七天的路。从重庆到昆明、到西双版纳景洪一师团十营十连。他们看到传说中的这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世外仙境，竟然是一片原始森林。巴掌大块天，红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与世完全隔绝。

谭德超在农场

16岁的小小年龄，能奈何谁?他们每天炸树开垦，天不亮就被出工哨子吹醒，住的是碗口粗的竹子劈开两半做成竹篱床,床齐腰高一圈,一逢雨季,雨水往屋里灌。知青住房的房顶是用茅草铺的,风吹都会哗哗作响。吃的却是无菜无肉的米饭。有时停电只能点蜡烛，一个多月才能走十多公里路，到农场场部，看上一场老掉牙的电影。黄有志说：“当时嘴太馋，农场做种的一包蚕豆，为了防止生虫，打了滴滴畏在太阳下爆晒，被一知青扛到宿舍。知青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打水清洗滴滴畏，架起柴火烧吃了。”

参加请愿团在北京天安门

那里条件太简陋了,医务室只有小伤小病的拉肚、感冒能应付，有点意外，只能转送到省城医院。面对这一切，谭德超完全绝望。在困苦中，从此开始了他的边疆生活。尽管觉得受骗上当了，但还是强忍悲伤在农场熬过整整八年，尝尽了人间的酸辣苦甜。

当记者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请愿?”谭德超说：“一句话，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78年丁惠民首当其中成了知青中开河先锋。丁恵民给邓小平的三封联名公开信确定了北上的决心。我们要回家，是版纳五万支边知青共同的愿望，迫切的目标，继续沉默继续无声，那就只有等死，要想回家只有自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返城运动地版纳掀起。

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

谭德超1978年5月，在连队上班炸石炮时受了伤，而且很严重。炸石炮时引线没见火花，当他跑过去想点二次点燃时，火药曝炸了。把他右边脑部炸了一个洞，送进农场团医院抢救，在医院住了三个月院才捡得了一条命。回到连队没法上班，身体需要恢复，丁惠民叫他参加请愿团去北京。他心里有顾虑：怕身体做完手术，虚弱身体力不从心。

第二批请愿团聚会

丁惠民是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惠眼识才，他对谭德超和黄有志说：“你们和我在一个农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信任你们。我看重的是你们的稳重踏实，你们两个负责管钱粮我放心。他又说，你们是我兄弟你们不去谁去?120名代表是各农场推选临时组建，时间短人陌生混杂。”就这样，不管是个人感情还是从大局考虑，谭和黄都心悦诚服觉得应该支持丁惠民，参加请愿团进北京。以大局为重，把包管钱粮，当作一项光荣伟大的使命来完成。

请愿团12月18日出发。这包版纳五万知青捐款的钱粮，更显得沉甸甸的份量。因为是大张旗鼓的欢送，当局派出了省公安厅的一辆吉普车、两个便衣、一路跟随他们。为了安全起见，黄、谭把钱粮用军用挎包装，紧贴身，吃饭睡觉都挂在脖子上。车子到了通关，已是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请愿团得知这个小小不起眼的通关镇，竟将首批请愿团的全部“粮草”悉数收去，真是“关不在大小，见人鬼相行。”总指挥丁惠民当即就警告第二批请愿团的财务管理员黄友志、谭德超说：“你们管着的钱是五万知青的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人要饿死，到不了北京，请愿团就要失败。”俩人听后连连称道。他们都明白所承担的责任有多重。把那装钱粮的黄挎包套在脖子上，然后再藏在外套里。他俩随时随地都不可以单独行动，必须处于大家的视线之中。上厕所去有人盯着，吃饭时不用他俩着急，一定是让他们先吃。晚上住宿，也一样享有优先安排的资格。此时站在这首批战友钱粮尽失的地方，听着丁惠民、刘先国的告诫，小黄谭德超的双手伸向胸前的挎包，他们喃喃自语：捂紧点儿，丢不得呀!这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随丁惠民团队北京维权探访赵凡

10月20日3点半钟，在通关买票后乘车，6点多钟到达了墨江县城。天色傍晚，司务长忙上忙下地给大家张落好了晚饭和住宿。副团长刘先国，则忙于打探首批北上请愿团代表的情况。在这非常贫困的墨江县城旅社里，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开始了内部的休整;原因是：在路上一家旅馆住宿。第二天好继续出发。谭和黄有志为了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考虑到前有堵兵、后有追兵。把钱包交给了丁惠民暂包管。征得丁同意后他们高兴看完电影。两小时回来大惊失色，有人说钱包不见了，他们吓得目瞪口呆。晚上开会整顿纪律，他们受到严励的批评，老丁也受到了批评，同时记过一次下不为例，如再犯类似错误发路费回农场。他们虽伤心又委屈。但北上代表的意见，更加强了责任心，提醒不敢放松职责，更加严格把好这道关。谭德超说：“丁惠民指派我和黄有志负责北上经费，说明了丁对我们了解信任，同时我们也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历史使命、丁惠民总指挥的重托、和责任感是我们最高准则。版纳五万知青的命运，和我们紧紧栓在一起。北上经费一但在我们手中丢失掉，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无脸面对丁惠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俩人白天晚上唾觉都是把北上经费抱得紧紧，一刻也不离身。受到请愿团纠察队员的保护，绝不让陌生人接近渗透进来，把北上经费看得比生命还重。这包版纳五万知青一分一粒凑起来的钱，压在肩上担子的重量，使我们丝毫不敢怠慢。白天黑夜、坐火车、在旅馆、在北京天安门、吃饭睡觉，都把挎包藏在胸前。顺利安全到达北京，分文不少完成了丁惠民总指挥交给的任务。”

1979年3月大返城，谭德超回到重庆进了中南橡胶厂，(属大集体)一干就是20多年。他工作踏实认真负责，受到厂领导器重，任小组长。年年都评为先进、并选举出席先代会。1980年改革开放，企业不景气工人开始下岗，他由于表现突出，成为生产骨干，领导决定他留厂生产自救，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基本能维持一家三口生活。

当时“三五政策”规定：只要是企业工人，有三十年工龄和五十岁就可提前退休，退休金大约一千零点。谭德超办理了退休在家，照顾年老父亲和爱人小孩。退休后他参与丁惠民团队在重庆、北京、云南、上海维权。

这期间，上访北京所有知青开始捐款，丁仍然非常信任谭，把维权款交给谭保管。他们在北京、到云南省农垦局、到版纳州农垦分局、反映落实知青在企业55岁退休的待遇。经不断努力，在重庆、在北京的申诉得到了及时处理。解决了一部份版纳知青的提前退休。在上海，有一部份知青是近郊农民。当时下乡时，上海政府为了完成上山下乡指标，将农民青年拼凑数字下乡。这批知青八年下乡返城后仍回乡务农，没有劳保医保任何待遇。丁惠民率谭德超、徐裕铭、等人组成的团队到上海策划组织维权，为上海知青争取了55岁退休、农民知青纳入社保待遇。

和好朋友丁惠民近照

黄有志返城后，到重庆安装公司加工厂当了一名工人，退休后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参加知青活动。生活每月3000多元，基本温饱。返回重庆后他尚还健壮，近年血压偏高。今年春节家里亲人团圆，喝酒时血压较高，昏迷送医院，诊断是脑梗，住院数月目前在恢复。

岁月如诗，人生如歌。这群大返城的勇士，在西双版纳的群山和胶林、在那遥远的红土地上、曾消沉徘徊过、也轰轰烈烈奋力抗争过、他们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刻骨铭心、无论是不堪回首、往事点点滴滴、始终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用美好的青春，在泥泞中浸泡八年，又用奋不顾身的呐喊呼叫抗争，参与见证知青大返城，并最终从亚热带雨林回到大都市，结束了全国知青的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