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第二次入狱

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心甘情愿地与锄头铁锹骡马车辕打交道，顶多与招工、返城无缘，也许不会有人找我的麻烦。可能由秉性决定的吧，刚刚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小康”生活，成了那个不算穷的村庄的首富以后，又不安于现状了，偏偏跑到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办起了电焊条厂。

当时电焊条奇缺，我除了有点儿化学基础知识，对制造电焊条一无所知。凭着“人家能干我就能干”的自信心，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既然旗工业局都表示支持了，我的户口也从“农业”变成了“非农业”，还另外多给我一个户口指标，为的是解决我妻子菁菁的户口。

命运的捉弄让人无法抗拒，先让你尝够了甜头，更大的苦头就该来了。 

恰巧这时，我和哥哥的朋友治民（姐夫治国的哥哥）刚刚服刑六年出狱。治民没少为《中学文革报》出力，和哥哥又经常形影不离，肯定也受到哥哥一案的牵连。但是他从小的遭遇练就了不寻常的社会经验。从审讯一开始，他就一口咬定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否则哪能判那么轻？ 

他服刑期间，我以他弟弟的名义看他，才知道他那里是个采石场，劳动强度极大，不受工伤的极少。他说等刑满时，让我想一切办法，也要帮他调离劳改队，能够就业。现在帮他的机会有了，我急忙把这个户口给了他，把他的身份从“刑满释放人员”一下子变成了“林场知青”。 

治民家境比我家还难。文革一开始，全家被轰回农村老家。说是“老家”，其实早巳进城几辈子了，农村里一个亲戚也没有。那里除了留下他父亲当做供批判用的活靶子以外，其余五口又都被撵了回来。治民老大，下边俩弟弟、一个妹妹。 

到他刑满时，弟弟妹妹都插了队，母亲下放当售货员。六口人只有母亲一人有三十多块工资，其余人（除了治国）挣不出自己的生活费。治民作为老大，本来应该帮助父母，却还得让母亲援助他。出狱了，终于有了尽兄长义务的机会，饥不择食，偷了二辆自行车，准备卖出钱给弟弟妹妹们。 

治民来到甘河，自行车也随他运到甘河。我俩久别重逢，自然有一番说不完的心里话。两天后，他提议去我插队的诺敏河见见我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我姐夫）。我到甘河有几个月了，也正想回去看望父亲。诺敏河离火车站四十多里，这下两辆自行车正好也派上了用场。治民两天来还没把车卖出去，我安慰说：“农民买车难，你的车到那儿好卖。” 

父亲见到了治民，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一向笨嘴拙舌的老人，此时更是泣不成声——四年了，他还没有从失去爱子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何况又见到了爱子的生前好友？治民也激动起来，马上跪下说：“爸爸，您就把我当儿子吧！”我同样感动万分，自愧不如治民能给老人带来那么大的安慰。真想痛痛快快叫他一声“哥哥”，但是嘴就是张不开。 

治民在我们这儿住了好几天，整天陪父亲聊天解闷，和他弟弟倒没说几句话。自行车很快都被人买走了。他还用两天的时间，只身到几十里外一个地痞家追回一笔欠债——我和弟弟外出照相时，“借”给人家的一百块钱，以为再也要不回来了呢。父亲当着治民教训我：“你和罗勉跟治民比，差远了，社会经验太少。” 

我惦记着焊条厂，和治民要动身回甘河了。弟弟到北京看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撇下父亲一个人走了。值得欣慰的是，有了治民这几天的陪伴，父亲精神状态好多了。好在姐姐家离着也不远。 

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一定少吃许多苦。 

治民有了知青身份、城镇户口，还不知足，想变成北京户口。原来他女朋友的母亲负责知青安置，有办法。我劝他应该现实一些，所谓知青身份只能蒙不了解的人，北京的专政机关不会买账。他也表示了同意，答应不办户口，只是看看女朋友。 

我送他坐火车走了以后才发现，他刚办来的户口本被他带走了，知道我的劝说毫无用处。他刚回到北京，就被埋伏多日的警察抓住了，后来又被判了七年刑。人家顺藤摸瓜，自然追查到了我这里，我就成了窝赃、销赃犯被抓了起来。 

想不到我的遭遇竟导致了姐姐婚姻的彻底破裂。姐姐在莫旗生活了四年，在那里，她终于第一次成立了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儿子——我父母的第一个隔辈人。但是，她也第一次尝到了离婚的痛苦。 

尽管姐姐在她那本轰动一时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里，一点儿也没提到我与她的离婚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我成了他们最终分手的导火线。她不提我，是因为直到现在，她和弟弟也认为我和父亲帮助治民是干了一件丢人的傻事。派出所没收了治民那两辆自行车，买车的人知道是我帮他销的赃，来找父亲、弟弟，非让他们赔偿损失不可。父亲也为了减少我的“罪过”，把人家买车花的钱都如数给了人家，闹得全村满城风雨。 

谁愿意把屎盆往自己家头上扣？姐夫难免跟社员说我是罪魁祸首，拐带了他哥哥。为了以后在村里好处，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虽说北大荒的妇女都在家里干活，姐姐也多少听到点儿风言风语，偏偏她又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主儿，知道我多咱有过占人便宜的毛病？原本就有过危机的婚姻，这下就非吹不可了。一年前，他们曾闹过一次婚变，后来经过我的父母和她的婆婆劝解，尤其婆婆使用了孙子的感召力，让小两口又复了婚。这一次连这一招儿也不灵了。 

又过了一年以后，姐姐正是衣食无着需要依靠的时候，赵伯母千方百计把姐姐请到她家，立刻把我外甥领了出来，让一年多没见面的母子俩亲热，赵伯母在一旁劝说。姐姐当时什么感受，别人不得而知。临别时，赵伯母抱着孙子送出好远，小孩儿招着小手，一个劲儿地喊妈妈。姐姐强忍着没回头，大步流星地走了，任凭孩子一声一声地叫。 

几年后她跟我说的时候，还忍不住流泪。她说，只要她回一下头，恐怕再也走不动了。姐姐多少有点儿母亲的性格，向来好报喜不报忧，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不肯轻易在人前落泪。一定是她痛苦至极，虽然我不清楚她与姐夫分歧究竟在何处，我想他一定是让姐姐伤透了心，姐姐才能做出这种选择。 

加格达奇是个小城市，但它是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由于人口少，看守所也不大，只有八间牢房。看守所地处闹市之中，所以街上的车声和高音喇叭的歌曲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从甘河镇被押送到这里时，天已经黑了。收走了我的手表、腰带，把我关进了一间空牢房。我以为会给我扔进一条棉被，不料白白等了一宿。我在铺板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后半夜就冻醒了，以后再也没睡着。路上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在烟雾腾腾的车厢里，我看见了失魂落魄的父亲。他本来就不修边幅，这次更不注意穿戴了——棉袄顶多系了两个扣子，里边的衣服几乎都没有系扣；皮带松松垮垮，裤脚已秃噜到地；帽子胡乱扣在头上，帽檐歪向一边——我的遭遇使他一下子垮了下来。难怪车上的小偷盯上了他，把他辛苦一年种旱烟挣的三百多块钱偷了个精光。

父亲是从几百里外我们插队的村子赶来看我的。他和我们一起生活有三年了，这样既能给我和弟弟管家，又躲开了北京街道对他的“专政”。父亲是个勤劳的人，除了养鸡、鸭、鹅、猪，还利用房前屋后的园子种了几千棵旱烟，每年也是笔不小的收入。自从哥哥牺牲以后，父亲对我抱有很大希望，不只一次地说过：“就是你成家了，我也和你们一起过。”我出了事，无疑对他打击太大了，他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到我。

从他呆滞的目光和突然苍老了的面容就可以看出他的绝望。刚一听说我出事，他就来了，下了火车正看见我被押上火车，于是他也上了这趟车。父亲的身份加上多年的教育，见了警察就十分恐惧。他不敢过来和我说话，只是一路上在一旁远远地看着我。我尽量装做无所谓的样子，以便多给他一点儿希望。快到加格达奇站了，父亲知道我该下车了，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举在胸前让我看。离得远，灯光又昏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是趁警察不注意，朝他笑了笑，他就把纸收了起来。 

反正也睡不着，顺便看看这所监狱的格局。 

它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沿窗是两米宽的走廊，把窗与牢房隔开。每间牢房朝窗那面是铁栅和铁门，其余三面是水泥墙壁。铁门很矮小，进牢房必须低头哈腰。牢房地面比走廊低半米，要下两三级台阶。除了一米宽的地面外，其余约十二平方米面积是高出地面约三十厘米的大通铺。地面两边是瓷水池和马桶，但不经常供水。所以也不提倡使用马桶大便，每天还是两次放茅。铁栅外装有一人多高的黑布帘，平时布帘开着，以便看守巡视一目了然。有犯人经过时，看守把布帘关上，以免同案犯之间使眼色。犯人不能去动布帘，除非是女犯。因为看守都是男性，女犯要解手或换衣服可以拉上，是她们能享受到的一点儿隐私权。 

第二天早上，我被送进另一间牢房，里边已经有六个人了。这些人除了一个靠着行李半躺半坐在自己的褥子上，其余的人都脸对着墙盘腿坐着，像和尚打坐，样子很可笑。估计这是看守们从“面壁思过”这个词组得来的灵感，发明了这种惩治犯人的方法。 

“像他们那样坐着，好好反省去！”看守说完，把铁门使劲撞上，落了锁，回他的办公室去了。我坐下后悄悄问身旁的犯人：“那个人怎么可以躺着呢？”他小声说：“他认识这个班长（对看守的称呼），一会儿换班了，别的班长一来，他也得像咱们这么坐。” 

一会儿，看守把各间牢房布帘一一拉严，开始放茅了。有时从西边八号开始，也有时从东边一号开始，没有一定之规。厕所在院子的一角，从牢房出去要走很远。能听到脚镣声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地传来，从而判断出该第几间牢房了。戴脚镣的都是违犯了监规的人或重犯，哪间牢房有几个戴的、是谁，大家早已十分清楚，声音也有所区别。在一进一出之间，相邻两间牢房的犯人可以互相看见，但是不允许说话，否则按违犯监规对待。如果有同案犯，安排的牢房尽量相隔远些。假如同案犯超过了三个，只好选择不太要紧的两个人相邻。 

犯人们最感到好奇的还是女犯，所以每次放茅时，女犯都要单独走，直到她们进了牢房以后，看守才放第二间——好像看守的职责就是与犯人作对。 

在等待放茅的时间，犯人们可以在牢房里来回走动、伸展腰腿、互相说话，相当于休息。这时有人问我案情和外面的变化。我也去了解他们，才知道这间牢房关押最长的一个人是一年半，其余都在一年以下。放茅回来还可以很随便，等着吃早饭。这里也是早、晚两顿饭。早饭一律是玉米面糊糊、咸菜，晚饭是窝头、菜汤。逢年过节窝头换成全麦馒头，菜汤里有点油星。照样定量不足，犯人总处于饥饿状态。 

吃完早饭就是“面壁反省”。中午午休可以和衣躺下，午休一小时后饮水，然后又是“面壁反省”，直到下午四点晚饭。晚饭后放茅，接着还是“面壁”，直到晚九点睡觉。周而复始，成年累月。这个看守所从来不给犯人发报纸，好在街上的广播喇叭经常播放新闻，牢房里时常进来新犯人，所以外面的事情大体也知道一些。如果遇上个心眼好点儿的看守值班，会找些“老三篇”之类的小册子分给各个牢房，他明知道没有人会去看，但允许我们谈“感想”，犯人们立刻会高兴得欢呼起来，因为可以背靠行李休息了，又能海阔天空地神侃。这时他会嘱咐大家：“小声点。” 

在甘河镇，我有了自己的家。房子是林场工人老窦大哥的。他们夫妇只有两个上小学的女儿，住着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其中一间连同里边的家具都无偿地借给我们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一来二去我们两家好得像一家人一样。后来焊条厂成立了，他又把两间空房借给我们用。我被关起来，妻子和岳母更需要他们的照顾了。每次菁菁来看我，要乘半夜的火车，到火车站之前，要走很长很长漆黑的路，都是窦大哥远远跟着，直到看着妻子进了站台，才往回走。第二天很晚菁菁才能回去，照顾岳母的工作也要落在他们夫妻身上。 

说是菁菁看我，其实是看不到的。拘留审查期间不能会见亲属，只能送些东西。我被拘留了半年多，她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要赶在早上七点至九点之间我们放茅的时候。一队队犯人走过看守所的大院子，她趴在木板围墙上，通过板缝向里张望。每次张望的人很多，有看热闹的，也有不少犯人家属。只要听见脚镣响，张望的人立刻聚精会神起来，嘴快的会说：“快看，又过来一队！”不知由于伤心，还是板缝太小、风大，妻子的眼泪早把视线弄模糊了，根本看不清哪个是我，可是她每次都来看，直到一两个小时以后所有犯人都过完。 

姐姐和弟弟也这么来看过。弟弟是在我出事不久来的，为了商量怎么搭救我和帮助菁菁母女解决生活问题。人家怀疑他也和这案子有牵连，把他列为监视对象，不准外出。队里的知青趁别人不注意，驾车把他送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不巧路上被人看见，向生产队报了信。弟弟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看见民兵队长带着贫协主席进来。恰巧身边坐着一位以前结识的农民小张，弟弟告诉他，刚进来的两个人来找麻烦，不想见他们。弟弟用棉帽把脸遮严，小张用胳膊搂着弟弟的脖子，身子挡着来人的方向。那俩人只注意踅摸单独的知青，不去留神本地人，愣从他们跟眼皮底下过去了。 

姐姐是一个多月以后来的，专程来“托关系”、“走后门”。和她同来的是我们在农村认的干大姐。大姐看村里风声不那么紧了，说她在加格达奇有亲戚是司法界的，准能帮上忙。再说，“别人的忙不帮，罗文的忙一定得帮”。因为两年前，是我号召村民联名写信，又亲自跑好几趟旗公安局，让她丈夫获得了“监外执行”的机会，少坐了几年牢。姐姐买了不少礼品，又搭上俩人来回旅费，什么结果也没有。干大姐的亲戚连句安慰的话都没舍得说。这也就是“有病乱投医”，一时犯了糊涂。细想一下就能明白，干大姐要是有这“道”，还用得着我们搭救她丈夫？ 

有时我感觉自己还算是幸运的。据说在我进来前不久，这里的看守打犯人成瘾。他们专门寻找犯人的小过失，比如交头接耳、打瞌睡、多打了饭、互相打架等等。有时为了防止犯人听见他的脚步声，隐蔽在铁栅的坎墙后边，光着脚爬着走，以便捉到有过失的人，捉到后就要施以刑罚。刑罚的种类很多，最厉害的是让犯人站在坎墙上，两手背后伸出铁栅，看守用结实的鞋带将犯人拇指用猪蹄扣拴住，另一头拴在吊布帘的钢丝上，然后一脚将犯人从坎墙上踢下去，犯人脚够不着地，就这样吊着。非得等犯人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脚下已是一摊汗水时，才将其放下。承受力差的犯人肩膀脱臼、马上休克的都发生过。经常的是，将犯人提出牢房，或戴上手铐用脚踩，或让犯人趴在地上，用竹板打屁股，直到肿起来为止。我认为最危险的是，一位貌似正派的看守，让犯人对着暖气片把腰弯成九十度，再让犯人两腿尽量分开。这时犯人头已经很低了，看守突然用脚使劲踹犯人的屁股，让他脑袋直冲暧气片上一道道铁棱顶过去。这个犯人后来头顶上肿起一个很大的包。 

看守所里的犯人，尤其是流动人口，许多是从收容所升级转来的。据他们说，收容所里的刑罚比这里更恐怖，而且也不必非捉住犯人的过失不可。除了看守们以殴打犯人取乐，还让老犯人对新犯人整治，看守在一旁观赏。 

听说人人都要过关的叫“骑摩托车”：让犯人做出骑马蹲裆势，双手做出握住车把状，嘴里还要模仿马达声和喇叭声，两脚只能前脚掌着地，脚跟提起。几分钟后，肌肉已疲劳过度，自然哆嗦起来。这时那些流氓成性的犯人觉得“好玩”了，还要命令“左转”、“右转”，挨整的人必须按他们说的方向眨动左眼或右眼……纯粹是拿人取乐。如果模仿得不好或拒绝模仿，肯定还会有更难受的刑罚等着你。冬天，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晚上一律把衣服收走，只许穿背心裤衩。有一次，一个犯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半夜只穿着短裤跑到几公里以外的市公安局去避难，据说耳朵和睾丸都冻坏了。 

在这种无知的看守管理之下，能不接连出事吗？何况被关押的也有当权者的亲属。我所在的看守所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看守用冲锋枪托击中一个犯人头部，这个犯人立刻卧床不起，三个月里吃完饭就呕吐，从来没排过便，后来只好让他保外就医。在我进来之前不久，估计上边有了指示，调走了几个打人凶狠的看守，也很少发生公开整治犯人的事了。 

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能反映到看守所来。尤其是三天两头的各种“严打”，只要一开展，进来的人立刻多了，被判刑送走的人也多了。就连“批林批孔”这种活动，也有人因此倒了霉。 

我们牢房就曾送进来一位70多岁的老者据说是“孔孟学会”的。从进来那天起，就没见他说过一句话。提审时都要由犯人背着他进进出出。加格达奇市的商品粮以粗粮为主，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斤细粮，其余只能买玉米、高粱制品。但是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全部细粮，在看守所也不例外。这位老者和我们的伙食就不一样。这种敬老精神是唯一让我称道的地方。 

看守所里也有能吃细粮的就是确实有病的科级以上干部和老外。这里单独关押着一位苏联人，不仅伙食好，看守还常陪他打扑克踢足球。不知道这种敬老的纯朴民风与崇洋精神是否有必然联系。 

这个看守所里最多的案由是盗窃和两性关系。有个生产队长，和他几乎没法说话。只要他一开口，出不了三句准要说到“性”的内容。他是因为利用工作之便将两名少女骗到地窖进行强奸被人告发入狱的，但是一经调查，那两名少女是地主富农的后代，所以仅判他2年徒刑。宣判时他在看守所已被关押了一年半，不值得送劳改队了，于是让他在看守所干些杂活，能吃上饱饭，几个月后提前释放回家。他在看守所里始终得意洋洋。 

同一间牢房的一位姓张的犯人，因为是富农分子（其实是富农出身，因为解放那年他才不到十岁），偷了七只猪崽，被判七年徒刑。假设法律是公平的，假如精神的创伤可以换算成经济价值的话，两位少女的贞操、她们的人权、她们全部痛苦的代价，每人相当于一只猪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有的犯人，你不得不可怜他。从我进入这间牢房起，就看见一个人终日以泪洗面，眼睛都变了形。他已被关押七八个月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他整天为她们发愁。 

他的案情本来很简单：他的外甥曾交他保管一个纸包，里边是一本铁路代客票。若干天后，外甥又让他把纸包烧掉，他就烧了。后来外甥犯了案被抓，他也被抓起来，才知道那本票是偷来的，他就成了销赃犯。没想到外甥又与张三共同做过案，张三又与李四共同做过案，李四又与王五共同做过案……最后加一起共十几个人，公安局总算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盗窃集团。他虽然除了他外甥不认识这个“集团”里的任何人，可是“罪行”却天天见涨。那本车票按每张最大面值相加已有一万多元，再加上张三、李四等人盗窃总数累计已达七八万元。根据团伙从严的政策，这个“集团”首犯（外甥）被判二十年，其余十五、十二、十……往下类推，他居中，被判八年。这个“集团”刑期累计一百多年。 

同样一个“团伙”作案被判刑的轻重却有天壤之别。有四个中学生参与一场斗殴，打死对方一个人。四人之中的一个人（某甲）因为家里有办法，关了几天放回家去了。几个月后，临判刑前一天才又把他“请”回了看守所宣判的结果是：首犯，因为有斗殴前科，被判十八年，两个从犯被判六年，某甲只判教养两年。据说死者死因恰巧还是某甲的凶器造成的。 

所以一个外号叫“小上海”的犯人就说：“第一，最好不偷；第二，一个人偷。” 

“小上海”是上海知青，因为瘦小而得名，是个屡窃犯。他头一次被抓就想金盆洗手了，可是遣送回农场后农场不再收他，只好又以偷为生。终于第二次“进宫”。 

在这里，他经常想出一些小花招，打饭时能多打出一份。但是他从来不自己独吞，而是均分给牢内每人一份。有时候看守蹑手蹑脚地走过我们这间牢房，打算抓下一间牢房的犯人的过失时，他要么就敲敲墙，提醒他们；要么就喊“报告班长”，然后编个需要报告的理由——破坏看守的偷袭。有次实在想不出理由了，说“天下雨了”。气得看守冲他说：“下雨和你有什么关系！起来，罚站！” 

但是也有一个人作案判得也不轻的。有个铁路工人（电工）因为从仓库里偷走一手推车棉大衣被捕。他对我说：“没办法。我知道早晚要被抓，所以见到坐过牢的我都要详细打听狱中的情况。我知道在劳改队当电工最容易逃跑，因为单独行动的时候多，没有人看押。” 

我说：“你为什么要偷呢？” 

“缺钱哪！我爱人是三期肺结核，上不了班，医药费就不少花。这种病还得买营养品，现在都是凭票供应，不花高价买不来。我那点工资能够吗？” 

原来他已是第二次被抓了。第一次被抓差点被判刑，恰巧关押他时，公安局要上街搞宣传需要宣传车，没有人会安装广播喇叭。他帮助装了一部车，算是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这次成了累犯，他知道不会判得太轻。我问他，即使逃出劳改队，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有家也回不去，怎么生活呢？ 

他笑我太书呆子气。原来沈阳有“××面馆”，是个接头的地点，有人专门替人做假档案和户口簿等等。而且拿着这份假档案可以去找一家接收单位，“就怕我爱人等不了那一天”。后来他被判了十五年，他除了不放心爱人以外，一点儿也不为这么长的刑期发愁。他认为顶多三年，就会找到机会逃跑。不管他能否成功，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他乐观地对待生活。 

前面提到的七年刑期的“富农”，听到判决也没有一点儿丧气的表现。他的理由是：“我早请人算命了，我这一灾躲不过去。可是不管给我判几年，我顶多在劳改队待四年就能出去。”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四年后正是改革开放、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像他那种轻罪重判的案子有可能得到改判。不管怎么说，乐观总比悲观强，否则伤心加上劳改队的超负荷劳动，可能会要了个人的命。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具体说，我会不会参与盗窃自行车的活动，随着时间一长，人们都有了明确的看法。我的家属也托加格达奇的朋友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十一’前就准备接人吧”——判刑，往往要赶一个时机，一判就是一大批；放人，也要赶一个特殊的日子，凑成一批人，以显示党和政府对百姓的关怀。正当我的妻子守着她瘫痪的母亲翘首以待我回家团聚的时候，一份厄运，正从北京邮到看守所。 

对我的“函调”回复了。一个审讯员打开了邮件，对另一个审讯员说“人家说一九六九年便宜了那小子，让咱们这次严判。” 

这一幕恰巧让他们正在审讯的我同牢的难友看见了。他回到牢房就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他不知道我一九六九年有什么事，只是听到是北京来的函件，而且不是好话，担心与我有关系，因为看守所里只有我一个是北京人。我当然十分清楚，除了我哪能那么巧，还有人在一九六九年捡到了“便宜”？我知道没希望了。 

果然，给我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参与盗窃活动和“思想一贯反动”。宣判会是在年底举行的，因为年底要向党汇报一年来公安战线的“业绩”，于是又凑了一大批，还挂着牌子游了街。 

我觉得冤，准备上诉。牢房里的犯人都相信我冤，但是没一个赞成我上诉，理由是：“有一个上诉赢了的么？不加刑就不错了。”可是我还在坚持，因为无论如何我与盗窃也挨不上边。“思想反动”有事实吗？ 

加格达奇一位关心我的朋友了解到前前后后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得知：当初决定判我三年徒刑。判刑前由拘留改为逮捕时，我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无罪，拒不在逮捕证上签字，结果以态度恶劣为由，刑期由三年改为五年。经业内人士指点明白了，如果我上诉，只有更坏的结果。看守所的所长和管教对我有了点儿同情心，破例在上诉期间让我会见家属，以便让他们劝我放弃上诉。我终于明白了。 

一些看守是同情我的。临离开看守所时我们一行二十几人每人都要在胳臂肘弯处绑一道“法绳”，以示与正常人的区别。这时走来一位看守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给你绑。”其实他是怕别人把我绑得太紧。他极松地把绳系上，小声对我说：“想开点儿，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劳改队好好改造。” 

被判刑的犯人送去劳改队之前，先要到集训队受训一个月，教你怎么老老实实当一名劳改犯，同时根据刑期、特长等等分往不同的劳改场所。集训队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城，它负责中转全省各看守所送来的劳改犯。这个县得天独厚，劳改农场和监狱自然比别的地区稠密。

每逢节假日，县城到处都是就业人员来逛街，也形成该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知道现在是否开辟成旅游热点）。当地群众受宣传教育影响，视劳改犯（包括就业人员）为洪水猛兽，畏而远之。偏偏坐过牢的人无论是服装、气质还是相貌都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就像北京人能区分出外地民工一样，所以很容易受到歧视。比如两个就业人员走进一家饭馆，跑堂的立刻会喊：“‘新生’两位——”柜台里的人马上会应：“小心钱包。”时时处处在提醒你：虽然获得“新生”，但永远不是个真正的“人”。

刚一进入集训队的大院，就领我们去换衣服。自己带的衣服一律不许穿，发给我们的是清一色的灰布棉衣。在这里“老”犯人也有人穿自己带来的衬衣、毛衣、坎肩等，一律要在前胸和后背用油漆写上很大的“犯”字，以防止犯人化装逃跑。 

这里毎天也是两顿饭，像我这种小饭量的人基本能吃饱了，菜汤也有了一点儿油星。 

集训队每天都要进来不少人，总显得人山人海似的。一排排的屋子里，两边都是上下双层通铺。学员总数要两千名以上。每四五十人分成一组由两名以前来到这里的、能说会道的、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带领这几十人“学习”。“学习”内容有“认罪伏法”、“交代余罪”等等，也有时针对犯人的一点儿小过失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阵。 

许多犯人都对自己的判决很不满，或者认为冤枉，或者认为判得太重，以为到这里能进行申诉，其实错了。这里的犯人头儿（或称组长）先是千方百计找出你不冤的“理由”，实在找不出了，就会说：“这里是执行单位，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这里管不着以前的事，你只能老老实实改造。”——耍起无赖来了。再不服气就要组织大伙儿进行批判，把你打成“反改造分子”，批判你“抗拒改造”。新来乍到的谁见过这阵势？往往冤枉的也不说了——犯不上跟他们怄气。为了巩固“认罪伏法”的“成果”，也为了让犯人更看不起自己，紧接着就进行“交代余罪”活动。 

动员大会上许愿：交代出什么罪行也不加刑，就是过去杀了人，别人都不知道，现在说出来也没事。反之，被别人检举了，该加刑还加刑。许多人为了减轻思想压力，纷纷说出自己还干了哪些缺德事。我们组这四五十人之中，没交代出余罪的只有我和两三个人。于是我们这三四个人立刻就被叫到一边坐着去，不能和有余罪的人坐在一起，成了“另类”。 

组长先是表扬一位年龄较大的教师，他承认自己占了公家的便宜，贪污一车煤——干坏事倒成了“光荣”！紧接着就指桑骂槐地说：“某人，坐在那边的一个，资本家出身，哥哥被枪毙，自己一贯思想反动，不承认自己有罪，能让人信吗？他这是在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破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谁。过几小时，他又这么恶狠狠地说下一个没交代余罪的。 

两天后，不交代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对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纲上得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就好像接下来非领着大伙儿把我揍扁不可似的。突然，组长又跟没事似地对我说：“过来坐吧，来，帮我写写总结材料。我就觉得你的字清楚。”——敢情对我的攻击结束了。集训队还编了一些文艺节目，有戏曲歌剧快板话剧等等，内容也离不开认罪伏法和加强改造。每期结束时演上一场。看完演出，我们就分到各个劳改单位了。我和许多十年以下刑期的犯人分到了一个劳改农场。 

听老犯人说，农场是最苦的，也容易逃跑，所以把刑期短的送去；刑期长的去了怕会没心思活下去，所以分配到监狱工厂。其实这完全是犯人善意的猜想。防止逃跑是可能的，至于想不想死，那是你自己的事。农场里就有不少二十年以上刑期的。 

北方最寒冷的时间，是在一月上中旬。自从文革以来，我的许多变故似乎都发生在这段寒冷的日子里：一九六七年创办了《中学文革报》；一九六八年哥哥入狱；一九六九年我去陕北插队；一九七六年，还是这段时间，我们几十名犯人分乘两辆卡车，轧着路上厚厚的积雪经过几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劳改农场。

这是××农场×分场，除了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农田外，只有这一片孤零零的房屋，就像一座村庄。一排排新而整齐的砖房，是干部职工的住家；不远处一排排残旧的房屋，是就业人员及家属的住家。“村”里还有小学和商店。离这些房屋稍远的西边，是六百多名劳改犯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用土垒的高大院墙围成四四方方的大院落，墙上拉着电网，四角有岗楼。再往西，是看押犯人的部队营房，一个连的编制。

我们乘的车停在了围墙大门外，我们一行几十人背着行李鱼贯进入院里。院里有坐北朝南八排砖房，每排房约三十米长，住着一个中队，共六个中队。最后两排是伙房和礼堂。我们这些人分别被安排进前三个中队，这是最苦最累的水田中队。年龄特别小或服刑前职务较高的干部，安排进伙房工作，他们属于四中队。四中队其余的人是菜农和少量的电工、木工、机钳工。前四个中队都是一百二十多人的编制。五中队只有几十人，专门干一些单独出动的零杂活，比如看水、看地、开农机等等。六中队人更少，饲养牲口、酿酒、看粮库。病号队住着十几个行将就木的病人，负责种植中草药和制作犯人服用的药丸，犯人医生也编在其内。他们和六中队占一排房。 

大墙内十米，用铁丝网又围成一道墙，不准犯人越过。犯人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就排到这两道墙之间自然渗下，而犯人生活用水又从院内压水井抽出，名副其实的“窝吃窝拉”。前四个中队，在通长的监舍内，顺长方向是南北两排火炕，北炕上面又搭了一层上铺。我们是新来的犯人，又都比较年轻，被安排在上铺。 

犯人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四十八斤，伙食费十元五角，即使自己生产的粮、菜也按市场价计算。粮价（玉米面）已占去将近一半，还要买煤和炊具，所以很难再买更多的油和菜。如果做些轻微的劳动，还勉强吃饱，但是在田地里劳动的犯人还是总感到饿。 

“饥饿”历来是某些统治者治人的法宝。它不仅能惩罚那些“不良分子”，也能把良民百姓管得服服帖帖——整天为一口饭奔忙的人，哪还有精力搞危害政权的活动？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天还不亮，值日的犯人大组长（负责全中队）已把大家叫醒，该起床了。各小组值日生急忙穿好衣服，马上去伙房打来菜汤和窝头。多数人顾不上洗脸刷牙，三口两口把饭菜打扫干净，然后打点自己的行装。 

东北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下。凌晨出发，要走几公里才能到干活的地段，回来时天要擦黑儿，中午还要躺在露天地休息一会儿，所以保暖十分重要，马虎不得。犯人们都要在线袜外面包上塑料布，外面穿上毡袜，再穿上胶棉鞋。有的还在棉裤脚上打上裹腿。如果粗心大意了，脚上磨出了泡，那就要比别人多受一份洋罪。其次还要注意帽子、围巾、手套，缺一不可。 

第一天我们干的活是深挖干渠，每人的工具是锹和洋镐。 

看押的士兵穿着皮大衣，和队长坐在小驴车（犯人戏称“驴吉普”）上，跟着这一百多人的队伍来到田间。带班大组长（犯人，不用干活）给每个小组划分了地段，小组长又给每个人划分了地段，队长规定了要挖成的尺寸，我们就甩开膀子干上了。零下几十度的冻土其硬无比，洋镐刨上去只能砸出个小坑，只有顺着这个小坑继续准确地往下砸，才有可能像打石头那样砸出一道裂纹。顺着裂纹再一镐一镐地刨下去，才能刨出一块脸盆大的冻土，然后把这块冻土搬出渠外。如果在大地解冻以后干这种活，效率会提高百倍，可是不干它干什么？能让犯人待着么？ 

老犯人已经干出了经验，很快能刨出一大块一大块的冻土，有的甚至一个人抱不动，要请别人搭把手。幸亏我在学木工时会使用锛子，而且可以左右开弓，准确度也较高，比其他新犯人速度快些，可是也早已汗流浃背，穿不住棉衣了，只穿件单衣。毕竟几个月没参加劳动了，身子有些虚。队长走过来，看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天生脑袋好出汗），又见我使用洋镐很得法，没说什么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笨手笨脚的新犯人还穿着棉衣，马上冲他吼着：“穿棉衣能干活吗？脱了！” 

中午，驴车把窝头菜汤送到地头，虽然盖着棉被，菜汤已经有点儿凉了。大家怕它更凉，都是先把菜汤三两口喝了，然后再去品味“香甜”的窝头。 

在呼啸的北风中吃完饭，就在马路当中找块平整向阳的地方抱头躺下了。我早已累得不行，感觉躺在地上就跟躺在席梦思床上一样，也顾不得冷不冷，很快就睡着了。大组长虽然不干活，此时他不能睡觉，必须替队长他们看着犯人，以免有人趁机逃跑。约二十多分钟，他把大家叫醒，又让我们接着干活去。傍晚收工回来，五人一排在大门外站好，由大组长点数进院。折腾了好一会，到监舍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到水房打来热水洗脸洗脚，值日生已把晚饭打来了，还是窝头菜汤。吃过饭不长时间是晚间“学习”，要坚持两小时，只有节假日才能幸免。“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批判自己、认罪伏法等等。有时候队长指定某人是“反改造分子”，大家就轮流发言去批判他。同样几句话你说一遍，他说一遍。实在没的说了，有两个不会发言专爱动手的人，会上去把那个人头按下来，或者往后撅他的胳膊，喊几句口号。也有时候有那心术不正的犯人突然攻击别人，什么不好好干活啦、说怪话啦，于是上纲上线。当然他都是有目标的；或是队长以前指定批判过的，或是和他有矛盾的，或是新来乍到的。“学习”结束，大家就可以睡觉了。我趁机赶快去刷牙。这就是劳改犯一天的生活。 

只要不化冻，我们每天干的活就是刨冻土，直到虎口震裂、手掌磨出一个个血泡又变成一层厚厚的茧子，手指伸不直也攥不了太紧。回到监舍只盼着吃饭和快点睡觉。 

心眼好一点的老犯人都会教新犯人干活的诀窍和注意事项，比如在田间地头大便时，不要选在看守和队长的上风头，也不要把屁股朝向他们，更不要去惹他们。 

他们讲，不久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向来爱捣蛋的犯人被队长恨上了，在收工的时候，当兵的让他留下来。等大队走远时，强迫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当他刚把石头举过头顶，当兵的向他开枪打死了他。后来根据现场认定，他是在向看守行凶时被击毙的。虽然我在农场期间没有发生过当兵的打死人的事，可是和我一起从加格达奇来的一位难友，因为和当兵的争执了几句，腿被刺刀扎了好几刀。当天晚上我去看他，犯医已把伤口缝合了。幸亏没扎破动脉，否则赶不到监舍就没命了。准许他休息两天，然后照常出工。 

很快，春节到了。这是犯人最盼望的节日，因为吃得好、放假时间长——三天。 

三十晚上那顿饭就开始改善了：吃细粮、带肉的菜。许多人舍不得一顿吃光，装在饭盒里存在库房，留着过年后慢慢吃。 

初一上午，伙房按组发放白面、饺子馅，让大家自己包饺子。这时刑期长的老犯人早把一年才用一两次的擀面杖拿出来，施展他们的手艺。这是一年中仅有的和睦景象，好像大家成了一家人，就连那些“反改造分子”也和大家一起说笑了，与平时“政府”教育的不能讲团结、要互相斗争的原则大相径庭。 

晚上伙房的饭简单些，也是细粮炒菜。以后每天的两顿饭都不错。别 的分场的犯人还在春节期间来我分场演一场文艺节目。有那男扮女装的角色出场时，哪怕化装得跟丑八怪似的，台下犯人们也会高声喝彩、尖声怪叫。 

犯人们利用这三天的假期还得把自己的棉衣、棉被拆洗、缝补好，这都是四季离不开的装备。这时候只见院内凡是能挂东西的地方，都晾着棉絮和布片，虽然不雅观，却有一股生活气息。 

春节刚过，就要动员春耕生产了。所谓动员，主要是召开“宽严大会”。由分场政府干部主持，宣布哪些犯人表现好，减刑一年或半年，哪些犯人抗拒改造或曾经逃跑过的加刑几年。然后又给犯人讲其他分场的典型案例，比如，有的为了逃避劳动，用斧子把自己手剁下来，犯了抗拒改造罪加刑三年等等，来教育我们。接着各中队犯人代表纷纷上台表决心，拿着早已写好的（每年都相差无几发言稿朗诵一遍。开头都是几句顺口溜，中间是“出大力、流大汗”、“拼了命地干”、“少活××年、拿下高产田”等等气壮山河的决心，结尾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一连串的万岁。真正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我才知道刨冻土的活是轻的。 

此时定额出奇地高。比如培田埂（拖拉机耕地时犁平的田埂再重新建起来），两人一组，一天要培起三十米长的二十多条。按规定的高宽尺寸，总土方量达到一百多立方米。往往是培好一条，跑着去培下一条，连中午休息的时间都取消了。每天干完活，往回走的力气都没了。和我一起来的一个年轻犯人受不了这种劳累，想了一个办法——把腿割开一条小口，放进一个虱子。这样每天都会发低烧。他到医务室说自己得了肺结核。犯人的医务室没有任何检查仪器，更不用说X光了，只能凭犯医判断。为了防止他“传染”更多的犯人，只好让他住进了“病号队”，每天干些轻微的体力劳动。 

有了田埂就可以放水了。根据水平面把地弄平——把高出水面的土扔到低洼处。老犯人总是说我们是幸运的，头下水前允许我们自己花钱买水靴。他们以前没有水靴，有时早上水田里还结着冰碴，也得光脚下去干活，许多人都落下了寒腿的病根。 

但是插秧就不允许穿水靴了，据说是怕把地踩出坑——在人和庄稼相比时，准是庄稼更重要。虽然早晨水非常凉，可是此时已不会再结冰了。插秧不是很累，只是腰疼。一天总是弯着腰干活，几乎不休息，否则怕延误了农时。唯一的休息方法是，用一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算是减轻点儿腰肌的压力，还最好别让队长看见。 

水田最累的活之一，要算是割稻子。它没有什么省力的窍门，除了累，腰也直不起来。定额是每人每天一亩，完不成的吃完晚饭去监舍外罚站。有时别的犯人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队长才下令允许睡觉。想在外面站着打个盹也难——蚊子咬得太厉害。 

在这里我懂得了：人的可塑性很强，人是任何苦难都能承受的。每年都是这样春种秋收。许多老犯人就是这样度过了二十年。有一个老犯人，二十年的刑期还差一个月就到期了，他实在干不动了，向大组长请假想休息一天。大组长不敢做主也不敢去向队长请示，结果那个人死在了田里。 

在劳改队死了白死，哪怕为了抢救公物或受到意外伤害，也不会颁发荣誉证书或给家属一点儿抚恤金，就像牲口死了一样，只是不被吃肉。 

在二十年刑期的犯人里，有许多都是北京的“老乡”。问起他们的案由，竟是些很小的事，比如在大饥饿年代贪污或倒卖几十斤粮票等等。这些人受了十几年认罪伏法的教育，认罪态度都非常好，从来没听他们说过要申诉争取改判之类的话。可能他们也都清楚毛泽东“不能用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的“英明”论断，知道也翻不了，所以过得也十分心安理得。更重要的，是一些事实对他们的教育。 

一位比较年轻的北京人，是刚到就业农场就业又被判刑来这里的。他说在他们就业的农场里，也老进行认罪伏法教育。有个人不服气，队长组织大家对他批判。那个队长是出了名的狠心，把这个不服气的农工（就业人员官称）两个大拇指拴住，反剪着吊起来，悠来荡去。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农工求饶说，两个拇指没知觉了，担心残废了不能干活。这个队长不相信，让人用火烧他的拇指，结果拇指动了一下。队长大发雷霆，农工居然敢骗政府！于是接着悠。后来这个农工真的成了残废，去上级单位告状，上级裁定：允许不干重体力劳动，工资由原来的三十二元降到十八元。残害人的队长照样当队长，不可能受处分。 

劳改犯给农工起了个形象的名字——“二劳改”。 

秋收结束后，农活不那么忙了。分场开始一年一度的基建工作，从各中队抽调木工、瓦工组织基建队，于是我被选中，调到了四中队。 

九月中旬，全国召开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劳改队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监舍内外找不到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这倒不是监狱里有超前意识，不去搞个人崇拜，而是以为毛泽东的画像进了监狱，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是，语录、毛选上也都有毛的头像，又得让犯人“学”这些“光辉著作”，又不能把头像一张张揭了去，于是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开这个会，劳改犯得到了半天休息。说是休息，其实一点几也不轻松。当念悼词时，队长要求犯人以立正姿势站得笔直，还不许戴帽子、手套。九月份的东北气温已在零度以下，追悼会仪式那么长，犯人们一个个冻得耳朵、手指通红发麻。等到默哀三分钟的时候，要求姿势更严，好几个队长在人群里到处巡视。谁脑袋低得不够低，上去啪的就是响亮的一巴掌。有个犯人被打了还想分辩几句，立刻就被五花大绑起来。 

又过了几天，“四人帮”被揪出来，明白的犯人都知道，这回总算有了盼头。 

到了四中队才知道，这个中队的犯人比前三个中队“享福”多了。

首先是能吃饱。伙房工作的就不用说了，那些干技术工种的劳动强度低，饭量自然也小。大田作业的那30多人，因为和菜打交道，直接入口的东西多，所以经常能得到补充。有时窝头剩下了，就送给水田作业的朋友。其次是很少有大强度的劳动，劳动环境也好。每年发的衣服、鞋能省下来一些，可以和附近的老乡换些好吃的东西。有个外表傻乎乎的家伙，甚至利用晚上看瓜地的机会勾搭上一位农妇，解决了性饥渴。被队长怀疑上了，差点儿给他加了刑。

老天爷可能还是尽量做到公平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偏偏就降临到四中队头上。 

一天半夜，可能是有人的嚎叫声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只见天花板正徐徐落下。人在急的时候动作格外敏捷，我抓起棉衣就向门口冲去。当我刚刚冲到门外，身后已被顶棚全部覆盖在下面。屋里到处是灰尘，漆黑一片。只听受伤的犯人在哀鸣。大约几分钟以后，逃到外面的人才恢复了神志，跑到别的中队求人来帮助救人。 

幸亏顶棚是从北边先塌下来，被上铺阻挡了一下，然后中间落下，又被南边炕沿阻挡了一下，结果南北两边翘起，没有压住多少人。受伤最重的有3个人。上铺两个人，一个耳朵掉了一只，一个挺英俊的小伙子脸被砸得变了形。下铺的人只是受了场虚惊，没一个人受伤。南炕有一人被顶棚的木料压住胸部，拉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他刑期总共才三年，已经过了两年。 

入殓前，劳改队通知了家属。死者老婆（一个黄瘦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到我们的工具库房去看死者。小男孩还不懂事，他爸爸离开他的时候还小，没什么记忆，索性在库房外边玩耍。女人进了屋，也没有哭嚎，只是蹲下身，把死者的领扣和鞋带解开就走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只能找老天爷算账去。队长让我们木工用板皮做了个棺材，草草埋葬了事。 

出这件事以后，我们木工着实忙了几天，急忙检查其他监舍顶棚的质量，该重新加固的加固。有人开始攻击木工组组长，说他是在搞破坏。这个土匪出身的组长平时为人很正派，队长对他印象也好，二十年的刑期马上期满了，所以对他没有批判起来，只是免去了他的组长职务，由我来接替。 

劳改队里有几种人处境好：一是有较高的文化，嘴皮子又顶劲，说理头头是道，说混能骂能吵的，容易被队长看中，培养成中队、大队的犯人组长。给他们献殷勤的犯人少不了，不但不用干累活，还有吃有喝。 

二是“滚刀肉”——要豁出来连死都不怕，不管队长施以什么刑罚，永不服输的人，也容易被队长任命为中队组长去管别的刺头。有个犯人说什么也不去干活，强拉到地里也不干，开各种会批判也不干。最后把他双手拴住，用一根长绳拴在拖拉机后面，硬拖了他好远，眼看就没命了（幸亏路上没有障碍物），他还是不干活。队长也只好服了，让他长年住病号队。 

三是有技术的，尤其是木工、裁缝，谁都用得着。当木工组的头儿，除了根据队长规定的任务分配给适合的人以外，更主要的，是给几位难友淘换吃的。还要注意分配公平，不能起内讧。木工工作是重体力劳动，营养跟不上怎么完成任务？再说，几年以后都得回家，谁不想留个好身体面对将来呢？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兵的不那么仇视犯人了，营房常来找我们修门窗、桌椅。新来的连长还找我们做了一套家具。队长为了搞好军地关系，规定部队有活不必请示队长，随叫随去，只是进营房门时小心，跟岗哨说清再进，别发生误会。 

没多久，我们和炊事班的几个人打得火热。除了干些修修补补的公活以外，他们个人的要求更多，什么板凳、马扎、箱子、小柜，永远也做不完。给我们的回报是豆油、馒头、花卷……其实他们不是细粮吃不完，细粮只占定量的一半儿，加上吃细粮时当兵的使劲地吃，下顿粗粮就吃不多了，所以吃顿细粮得搭好几顿粗粮。可是，如果剩下了二三十个馒头，百十来人给谁不给谁？干脆，全给了我们。 

我给大家订了一个规矩：无论什么好东西，大家都是平分；只限在车间吃，谁也不许带回监舍；想周济朋友，用伙房发的饭去送。大家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长远，都欣然同意了。 

一九七八年底，部队杀了只猪，发现有囊虫病，不敢吃，问我们要不要。我认为经过高温煮炖，吃是没问题的。只是一只大猪不像一两瓶油，让队长知道非同小可。衡量再三，还是补充营养更重要，同意要。只是不能一下子把猪拿回来，只能先存放在营房一间空屋的顶棚上，随吃随取。东北的冬天是天然的冰箱，不用发愁猪肉变质。我们的木工锯都伐得飞快，切割也十分方便。这只猪足足够我们吃上一个冬天了。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这只猪快吃完的时候，被人检举了。其实我们做得很秘密。每次炖猪肉的时候，都选择在收工以后，锅里放上合适的水和盐，不加香味调料，加进灶里几根粗壮的木柴，就离开车间。第二天，香味早已散尽，锅里的猪油已经凝固，木柴也全烧尽了。吃的时候尽量不加热，切成每人一块，等午饭送来了，和在菜汤里等于加了热。 

队长想得很复杂，他猜想我们一定用部分猪肉与别的犯人做了交换，尤其是劳改队严禁的烧酒。岂不知我从来不沾烟酒，当然无法承认。于是他认为态度不好，决定给我戴上手铐关在“小号”里反省。 

所谓“关小号”，就是单独住一间空屋，除了每天两次去厕所，其余时间全锁在屋内。伙食标准也减至三分之二，改成吃两顿。虽然形式模仿看守所，却比看守所强多了。我周济过的难友闻讯纷纷赶来，问我有什么需要，教我如何把手铐打开。我请他们务必多给我找几本书来。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出版了一些好书。无奈劳改队读书人太少，大多数人吃饱、睡足问题尚且没有解决，哪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买书看？所以难为了几位难友，跑遍了各个监舍，才找来五六本书。这几本书，陪我度过了一个来月的“小号”枯燥生活。从“小号”出来，接着罚我去水田中队干活。 

大约一个月以后，有一天大队负责教育、宣传的干部忽然问我会不会做乐器。原来，分场想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笛子、二胡这些乐器，犯人手里有，缺少洋琴、月琴、三弦。我知道又来了好机会，马上答应下来。结果从水田中队又调到六中队，干活就在大礼堂，只有我一个人。在劳改队，这简直到了“天堂”。 

我根据乐手提供的尺寸，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多做了一把吉他。一些农场的职工听说我又做木匠活儿了，通过大队干部想请我做些当时流行的沙发和板式家具。我当然乐此不疲，一来可以避开水田残酷的苦役，二来可以提高我的手艺——出狱后我还要凭它去走四方——至死也不能当“二劳改”！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的一天，负责接待来访家属的队长忽然找我，说有人找我调查情况，在会客室等我。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会客室。两位来人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了解遇罗克案件的实情，让我不要有顾虑地介绍一下。从报纸和新闻广播中，知道现在正大力地平反冤假错案，农场里有少量的犯人已提前释放。我本能地感觉这次是真的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记得一九七〇年，在哥哥被公审前夕，也有两个警察到我家“了解”亲属对哥哥案情的看法。我当即表示他是被冤枉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状”是无中生有的。可是有什么用？跟没说一样！我相信时代不同了。 

我只勉强说出“他太冤枉了……”几个字，就泣不成声。哥哥含冤去世九年半了！在这九年半的时间里，每当我想起他，都会伤心地落泪；在这九年半里，我从不主动提起他，以免陷入极度痛苦中不能自拔；在这九年半里，亲朋好友对我说起他，我都是难过地要求不要再说了，这时我宁可用我的死去换回他的生——死，毕竟是痛苦的，但这只是一瞬间，而活着的人却永远要在痛苦中回忆，况且他是那么无私和有为！而在我痛恨的人和敌视我的人面前，说起他，我还要装做镇静和无动于衷。尤其是他们亵渎他光辉的名字时，我恨不得和他们拼命而不能！九年半，我用漠视代替了激情，用冷笑代替了抗争，用饮泣代替了纪念，用忍耐代替了冲动。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哥哥的最后一首诗：“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他要做的太多太多，九年半，我能为他的遗业做些什么？我痛恨我的无能！ 

我哭得伤心极了。我脆弱么？不，我从来不在敌人面前落泪，在该哭的时候我甚至学会了笑！是委屈吗？不，从我懂事起，就认为表露委屈是丢人的事，连在父母面前也不会这么做。是乞求吗？不，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向全世界挑战！我还是在哭。我在怀念敬爱的哥哥！这是九年半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可以表露我的真情！哥哥，你瞑目吧。 

整整的半天时间，我其实只说了很少的话——所有对遇罗克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回到监舍我便闷头躺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没有取回属于我的这一天的囚粮。几个月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我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