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从“接班人”到“阶下囚”……

时势造就了像王洪文这样的“英雄”，他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会上，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座席的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竟坐着一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正襟危坐，一脸平静地望着台下，似乎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人们仍能看得出：小伙子有些紧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宣布大会开始。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之后，那个不知担任什么职务的年轻人也拿起讲话稿，慢条斯理地念起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们于是猜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可能来头不小呢！果然，预料被证实了。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会议发出公报： 

人们迅速搜寻记忆中的高层领导人政治档案。这个王洪文是谁？怎么升得这么快？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王洪文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政治的欲望。从军队复员以后，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和党员这两项条件，在国棉十七厂混个不错的工作，最起码也得坐办公室。入厂那天，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地找到厂党委办公室。他根本没想到，厂里竟决定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气坏了，对厂党委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好脱下自己还没穿几天的军官服，穿上一件蓝色工作服，整天与满是油污的机器打交道。1960年，厂党委决定调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工厂由于缺乏原料不能开工，于是厂里决定派一批人到崇明岛去开垦农田，支援农业生产。这次本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却再次引起了王洪文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厂党委是在整他。他整天吊儿郎当，不事稼穑，却在岛上打鸟、钓鱼、捉蟹，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又回到上海。1964年，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当保卫员。 

在这一时期，王洪文对于厂党委、对于现存政治体制已经强烈不满。他对于政治有着过度的野心和欲望。虽然现在他已当上了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是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阻滞了他再往上爬的速度。另外,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王洪文不可能是后来的王洪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个歪戴帽、斜叼烟走在大街上的痞子，但绝不会像他后来表现的那样丧心病狂、张牙舞爪，直至被时代的飓风挟持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和疯狂迅速波及全国。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率先在校园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这份大字报在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份大字报。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大字报分为三个部分： 

在大字报上方，还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 

这两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强烈反响，厂子里的工人都议论纷纷，生产受到影响。而王洪文则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厂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印制、张贴了许多海报，大造舆论声势。海报上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但是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10日黎明，天上飘着细雨，在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造反派”，他们成群结队地往上海火车站涌去。在车站，王洪文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驶往郑州的火车，原定于晚上23点开车。经过王洪文交涉，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时就启动了。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驶，王洪文和造反派们在心里不禁窃喜。这时，上海市委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辆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果然，69次特快通过南翔之后，速度忽然放慢，慢慢停在嘉定县境内的小站安亭。透过车窗，王洪文看到火车慢慢倒开，退入一条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随即锁上。火车停下的地方，除了一堆木材、一堆煤，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境内！王洪文恼羞成怒，他感到自己上了上海市委的圈套。他跟部下商量之后，决定拦车北上。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决定拦14次特快，因为这趟车速度快，而且许多首长和外宾也经常乘坐。中午12时零2分，14次特快开过来了。王洪文急忙指使部下行动：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掉上衣，使劲甩打。火车上的司机感到莫名其妙，一个急刹车，列车停了下来。王洪文带头跑上铁轨，挡住火车。一会儿，轨道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王洪文找到列车长，要求把他们乘坐的火车挂在14次特快后面。列车长当即拒绝了，因为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警告面前的年轻人：“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快！”

“我们拦的就是你这14次特快！”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 

14次特快进不得，退不得，只好停在那儿。这下，沪宁线的交通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的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但安亭一带恰恰是单线。这样14次特快等于卡住了沪宁线的咽喉。于是，一列列客车、货车无法运行，全国交通受到很大影响……

消息很快传到千里之遥的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得知，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率领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数千造反派工人，在北上北京状告上海市委的行进途中，被搁置在安亭附近。“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讨论，决定派张春桥到上海去解决这件事。这是因为他不仅在中央任职，而且还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此人阴险毒辣，他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排名在陈丕显、曹荻秋之后，因而早就想打倒以陈、曹为中心的市委，自己取而代之。“安亭事件”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在乘飞机前往上海的过程中，盘算着怎样才能达到目的。11日夜10时，他到达上海机场，接着直奔安亭。在这里，他看到了那位带头拦车卧轨的年轻人。 

“春桥同志，这是王洪文同志。”

他马上热情地伸出手。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并不多说话，而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

“呵，你好，你好。”

……

寒暄片刻，谈判开始。张春桥希望工人造反派们回上海，这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那个小潘却锋芒毕露，找出种种理由，非要坚持北上不可。张春桥心里直着急，他并不反对他们造反，只是他希望回到上海，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

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王洪文发话了：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立即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心里正高兴，王洪文接着说：“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听着王洪文侃侃而谈，不由得暗地里称奇。他没料到这个年轻人竟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不像小潘那样一味提要求，而是先主动退一步，然后抓住问题实质，寻找突破口。正所谓能者治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王洪文的要求既解除了“工总司”的后顾之忧，又达到了北上的目的，不仅与张春桥要达到的打倒上海市委的目的一致，而且王洪文高度的谈判技巧，使张春桥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 

他们两个开始合作联合，“并肩作战”。12日上午，张春桥在安亭对造反派们发表讲话，王洪文则站在他的身边。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谦虚”一番后，言归正传，“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北京，尽快回到上海，就地闹革命！”

会场上开始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这时，王洪文以“工总司”司令的名义讲话了：“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张春桥马上接腔： 

“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后，如果有谁因为这件事受到责难、打击，你们可以来找我张春桥！”

王洪文看到时机已到，于是发出号召：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应该听从春桥同志，立即返回上海！”

于是，这支北上的告状队伍喧闹着，又掉头向东了。 

到了上海以后，13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并当场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从而使曹荻秋及上海市委陷于被动。此后张春桥与王洪文互相支持，利用“工总司”造反派的力量，一步步地把曹荻秋、陈丕显打倒。另一方面，王洪文又利用自己“工总司”司令的特殊地位以及张春桥的支持，剪除异己，把一些不服从自己的造反派力量统统打垮，从而使自己成为上海滩上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渐渐地，被糟蹋得毫无生气的上海市居然出现了秩序。 

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王洪文豪情满怀：“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1967年2月5日，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依次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春风得意、志满意得，脸上露着春天般的笑容。在张、姚发言之后，王洪文大步流星地奔向发言席，他已经对这个职位窥视好久了。他以高亢的声腔，读着“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后来，王洪文面对记者“豪情满怀”地说道：“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毛泽东反对，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并未日见太平。由于“革委会”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因而社会上反对“工总司”及“革委会”的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刚刚成为上海市第三号人物的“工人领袖”王洪文，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镇压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在这许多次的群众武斗中，尤以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血洗“联司”（“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的事件最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这一天，“工总司”队员在王洪文率领下，带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直奔“联司”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据目击者后来回忆这次事件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10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面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650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14万元。”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在受审判时承认说：“……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转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动4万人，实际上去了10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王洪文用别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向上爬的道路。在上海，张春桥是天，姚文元是地，他王洪文就是老三。由于张、姚经常待在中央，王洪文实际上成了上海的“王”。他时刻不忘紧跟张春桥他们走，由此就打开了通往中央的道路。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终于当上代表，并且成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4月1日，大会开幕，王洪文身穿一身没有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的军装，拘谨地坐在台上，脸上丝毫看不出上海滩流氓的痞子气。中共“九大”是一次“庆祝”和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大会。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发言之后，各个方面的典型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作了发言。他一脸庄重，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想，表了决心。这是王洪文第一次站在中央的主席台向全国和世界亮相，这次发言使他成为大会的新闻人物，知名度迅速波及全国。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此后，王洪文鸿运高照。他深深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员迅速升到中共中央委员的高位，离开江青、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张春桥就是他晋级升官的阶梯，王洪文于是就自觉地把自己同张春桥的命运捆绑在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以江、张、姚的能量，让王洪文当个中央委员还可办到，而搞个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恐怕就非他们力所能及了。王洪文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火箭似的升官速度很快就超过了他的“保护人”，还引起他们的嫉妒与羡慕。这一次，火箭发动的推动力可要大得多了…… 

毛泽东开始对王洪文发生兴趣，但他却浑然不觉。做了副主席，王洪文开始显山露水。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心里受的打击很大。林彪的背叛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嘲弄，而且还是对毛泽东选接班人能力的一次羞辱。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都不太好。这些天，张春桥经常往中南海跑，尽力接近毛泽东，渴望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接班人。 

“王洪文写文章怎么样？”有一天，毛泽东在闲聊中忽然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春桥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毛泽东在注意王洪文，可能要选他做接班人。 

果然，过了不久，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 

毛泽东是怎么对王洪文感兴趣的？在这以前，他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王洪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67年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过这时毛泽东不可能注意到他。后来，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夺权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倒是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称赞“工总司”等起草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求全国报纸转载，电台播送。据说，在“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王洪文非常注意。在王洪文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集团试图暗害毛泽东的危急时刻，王洪文走进毛泽东停在上海的专列，表示自己的忠诚之心，并做好了保卫的准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注意王洪文的，似乎已成了历史之谜。 

但是王洪文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觉。1972年9月7日，他乘飞机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说是来学习，但王洪文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刚开始，“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许多马恩列斯的选集。但他似乎没有读书的“雅兴”。他散漫惯了，习惯不了中央机关严肃刻板的日常工作。他也不习惯这儿的作息时间：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起来后接着看文件；吃过晚饭后，开始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午夜开始办公；直到清晨，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才停止工作；吃过早饭，拉上窗帘，然后睡觉。 

很快，王洪文知道了实情。197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这说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终于下决心，对王洪文投了信任票。于是此后，王洪文更是显山露水了。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会议，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在会上，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公开显露出来。他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另一边是周恩来），这无疑是在向外界宣布他已成为党内仅次于毛、周的第三号人物。当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王洪文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念道：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修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王洪文结束了讲话。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泽东、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接班人的地位完全确立。 

9月12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9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此后，他一共参加了十几次外事活动。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故意让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使他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曝光。逐渐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出了个王洪文；而在英语世界，“WangHongwen”也成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把他扔到一边。 

接见外宾是件严肃、庄重的国事活动，可不像在上海滩逛街那样自由自在。王洪文深知这一点，于是一旦有外事活动，他就很认真地应付。在外宾面前，他正襟危坐，不露轻浮。但本性难移，时间一长，他开始随便起来了。在接见外宾时，他开始斜倚歪坐，二郎腿也翘起来了。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多哥总统亚德马。对于政治敏感的人们忽然发现王洪文没有参加会见，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此后，这位王副主席再也没有接待过外宾，怎么回事？ 

问题并不出在王洪文接待外宾的坐姿上，而是因为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抱得太紧。当上副主席以后，他发现，自己既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合不来，也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界人士搭不上话，他还是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发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比较能谈到一块儿。相同的命运，使这四人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于是四个人开始紧紧抱成一团儿，党内有什么事儿，他们总是事先商量，意见一致。许多党内的重要文件也仅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传阅，阅完不转给政治局其他人，直接做出决定。 

四个人的活动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他最容忍不了的就是背对他的宗派活动。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第一次对这四人的帮派提出警告。他指着他们几个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此后，王洪文再没有参加外事活动。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期待他改正过来，“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但他很快失望了，王洪文行动依然。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他极力吹捧江、张、姚，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等。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12月23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洪文为了能使“四人帮”组阁，再次飞往长沙去秘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恼火，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至此，毛泽东对王洪文彻底失望，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就此告吹。王洪文大概没有明白，自己从一个工厂保卫员是怎样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他可能更不明白，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把他扔到一边。在短短的10年期间，他就迅速走过了从兴起到辉煌，然后再从辉煌到衰亡的过程，像一颗并不耀眼的星彗星从天际滑过。1976年10月的雷声一响，王洪文就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日。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式人物，而他的悲剧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悲剧，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

毛主席说：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 "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 "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 "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 "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 "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 "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 "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 "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 "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 "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 

彭德怀等人觉得王洪文太年轻，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 "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 "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 "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华国锋等人身上。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打电话给杜修贤，让他给自己拍摄了办公照片和标准像，为上台作准备。10月3日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1976年10月6日， "四人帮"被逮捕。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 "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也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3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5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 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 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王洪文，1935年出生，从文革中造反起家，王洪文经历了火箭式的权力上升，从上海国棉17厂一名普通保卫干事先后升任上海市革委副主任、中央委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政治局常委，年仅38岁。

1976年10月6日被捕。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终年58岁。

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的王洪文

王洪文工作照

1973年8月，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做报告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主席台上的王洪文与毛泽东、周恩来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主席台，王洪文与叶剑英交谈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分组讨论会上和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一起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

1969年4月，王洪文在中共九大上作发言

1973年9月，王洪文陪同周恩来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

1973年9月，在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宴会上，王洪文向蓬皮杜敬酒

1973年9月，王洪文在上海欢送法国总统蓬皮杜

1972年2月28日，王洪文陪同周恩来、张春桥送别尼克松一行

1973年11月7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塞拉勒窝内总统史蒂文斯一行

1971年6月上海欢迎齐奥塞斯库，王洪文（左一）等人出席

1973年12月7日王洪文（前排左二）和周恩来、江青、耿飚等会见外国客人

1974年5月5日王洪文（前排右六）和周恩来、叶剑英、江青、纪登奎等会见越南客人

1975年4月，王洪文和朱德一起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

1975年4月18日，王洪文、江青等陪同金日成观看文艺节目

毛泽东在书房接见李先念与王洪文

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议上的王洪文

在四届人大上，王洪文投完票后紧接着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一一投票

1972年10月1日在北京参加国庆游园。左起：姚文元、纪登奎、汪东兴、王洪文、耿飚、康克清等

王洪文（前排右二）、江青、叶剑英、张春桥等欢送邓小平参加联合国会议

1975年国庆王洪文（二排左三）参加上海庆活动

王洪文和张春桥、江青在毛泽东追悼会上

王洪文和张春桥、江青在毛泽东追悼会上

1976年9月30日王洪文和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招待会

1976年10月4日在王洪文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毛泽东医疗组治疗总结会

1980年11月审判王洪文法庭

来源：《报刊荟萃》、爱思想、新青年8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