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龙民    国家一级编剧  六九届  上海知青

人们熟知“老三届”，提起知青，便提起“老三届”，即：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却很少提到“69届”，似乎是忘记了“当年知青”里面还有这一届。其实，提起文革、知青、高考、返城、个体户、独生子女、下岗、再就业，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最具代表性，最具特殊性，最不能忘记的恰恰是69届。

66年文革开始，全国动乱，他们正好小学毕业，进不了初中，留在小学里游荡了一年，成为“七年级”。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只是一批半大不小的“红小兵”。文革“大串联”他们没有资格；“破四旧”不能参加，只是个围观者；“大批判”、“打砸抢”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胆量。这一年，全国教育停摆，高中停招，因此，69届，全是初中，没有高中，成为了“老三届”的小弟弟。

67年复课闹革命，他们就近入学，进了初中。复课，没有教材，都是油印纸片，语文课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数学课是“找圆心”，英语课只学会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学校闹革命，批斗会倒是天天不断，斗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但是，这些“革命活动”，老三届根本不带小弟弟“玩”，于是，他们有的流向了社会，有的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参与了“打群架”，有的回到家里，自己跟自己玩儿，画画，游泳，玩乐器，成了无业游民。直到1969年下半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三个月，又进工厂劳动三个月，过了1970年的春节，他们被上山下乡了，全国实现“一片红”，城里一个不留。以上海为例，去向主要是：黑龙江军垦、国营农场、黑龙江插队；云南军垦农场、云南插队；江西国营农场、江西插队；安徽插队。

文革最疯狂的“前三年”，他们因为年龄小，只是经历者，而不是参与者，因此，他们是政治上最干净的一届，文化上最贫穷的一届，上山下乡最彻底的一届，不同于上面的老三届，也不同于下面的70届。这是69 届的特殊性。

上山下乡，当时的政策是：66届70%在城里分配工作，30%去近郊农场或军垦农场，基本上没有到生产队插队落户的；67，68届是30%留在城里工作，70%上山下乡，并且开始有了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插队落户，而69届则是“全国一片红”，城里一个不留。可见，69届是一支极为庞大的知青队伍，但他们和“老三届”不同的是，军垦、国营农场是发工资的，只能照顾家中的老大或独子；江西是吃大米的，只有家中的老大和独子才可以报名，予以照顾；如果家里有哥哥姐姐在上海工作的，也就只有黑龙江、云南、贵州、安徽等穷地方插队落户的命了。这个政策比“老三届”严苛许多，这也是69 届的一个特殊性，而70届又有上海或外地工矿了，基本上不用下乡了。

69届，因为初中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教育，一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便是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了。69届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以至于“后患无穷”。

高楼万丈，全凭地基；大树参天，因为根深蒂固。

在农村，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吃杂粮，少营养，甚至忍饥挨饿，不过是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最难忍的是十七、八岁远离父母亲人的孤独和恐惧，加上农村缺医少药对于年轻生命的严重威胁，这是精神上的创伤，同时，也锻造了他们的吃苦耐劳和坚强的意志。好在年轻，好在无知，蹉跎岁月，浑浑噩噩，近十年的知青生涯就这样过来了，但是，文化上的贫困，却是69届最为不幸的根源，造成了命运的后患无穷。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老三届”在初、高中阶段曾经读过一到三年不等，他们参加高考，重新拾起课本，复习即可，69届就不同了，他们根本没有摸过中学课本，是一张白纸，要想参加高考，几乎是异想天开。一次命运的转折摆在“老三届”知青的面前，而69届只能是望“考”兴叹了。虽然，恢复高考对于“老三届”也只有少数幸运者改变了命运，但是，69届除了个别文科类和艺术类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基本上是全军覆没。这又是69届的一个特殊性。

返城以后，他们又面临就业危机，因为没有中学文凭，又没有专业技术，他们只能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上天赐予他们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最艰苦的露天作业，有的虽然顶替退休的父母，进了大型国企，却也只能做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有的直接流落社会，干起了个体户，卖菜卖服装，开车搞运输，有的冒着风险，倒卖紧俏商品，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个体户，只要能够解决刚刚结婚成家的一日三餐，他们什么都干。繁重的工作、生活的艰难压不垮他们，在农村练就的吃苦耐劳，让他们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份生活的压力，过上了几年一家三口的安稳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下岗潮”，他们已经人到中年，国企减员增效，他们首当其冲。在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重新走进了人生的“风雨夜”，刘欢唱的再就业之歌《从头再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就是69届。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算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再正常不过了，而人生最可怕的是“中年失业”，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哭也无泪，求也无门。有的在路边摆摊，有的开小饭馆，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宾馆地下室做洗衣工……刘欢的歌唱得很轻松，而实际压到自己的头上，那就是一座大山。69届，从头再来，两鬓斑白，又走进了风雨夜。

由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但是，在子女教育上却也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的，既无力辅导孩子的作业，也不懂子女教育的科学性，只能照着老一辈的办法教育子女：棒下出孝子，以至于他们的子女教育也出了问题。这一点，知青作家叶辛的小说《孽债》有所表现。

高楼危哉无根基，一生坎坷因少年。

当年的“知青”已经老了，有的已经走了，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多多少少落下一些病根，现在开始折磨他们了。他们的晚年生活，有的靠子女“反哺”，有的上海知青靠老祖宗留下的房产，获得一笔可观的“拆迁费”，而大部分知青靠省吃俭用的“积蓄”养老，其晚年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为什么说69届是被遗忘的一届？

文革成为历史，知青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关于知青历史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两种人手上，一是知青历史研究者，二是影视剧作品的创作者。而这两种人往往都是77、78年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校门的“老三届”，他们现在成了知名学者、教授、作家、导演，他们写历史，写自己的知青经历，因此，知青的历史便成了“老三届”的历史，很少有69届的身影。老三届，这个固定名词似乎成了一个学术概念，既方便叙述，又方便传播，他们不可能给69届创造一个新的固定名词，载入史册。69届知青中很少有学者、教授、影视剧作家，虽然，著名作家铁凝、王安忆都是当年知青，也写过一些知青题材的小说，但是，影响不大，而叶辛的《蹉跎岁月》《孽债》也已经时日久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当年上山下乡，“老三届”们大都去了军垦农场，今天，在知青历史研究者的叙述中，在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中，老三届们笔下的“知青”，便成了他们叙述中的“兵团战士”。他们有工资，有食堂，有领导，却没有“贫下中农”给他们再教育（如电视剧《知青》），而三五人插在一个生产队，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的69届“知青散户”，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这便是69 届一个最大的特殊性。69 届因为文化的缺失，也使他们自己缺失了叙述历史的话语权，他们被“老三届”替代、淹没了。

历史，从来就不是扁平的一张纸，如果69届缺席了，中国的知青史一定是不完整的，知青，也不完全是“老三届”笔下的“兵团战士”。当年的69届小弟弟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晚年，最小的也已经70岁了，可是，每每知青聚会，他们唱着当年的歌，说着子女的事，不抱怨，不感伤，对于一生的坎坷，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不能忘，不纠缠。说得多好！

历史，会记住不幸的69届吗？

 2023年7月写于上海

奇特的“六九届"知青
——谨以此献给我的同龄人

50年前，共和国诞生了一届初中生，史称"六九届"。这是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届奇异的学生，奇在中学3年竟未好好读过书，奇在这一届全国竟没有一个高中生，奇在毕业后竟"一片红"上山下乡当了知青，真得很奇葩，很特殊，也很尴尬，很无奈。

人们常说"老三届"，

可曾记得"六九届"？

六九届，

常被忽略被忘却。

其实呵，

集体户里有众多六九届，

返城人群有大批六九届，

下岗职工有不少六九届，

共和国中有一届六九届……

如今，

惟有我们惦记着"六九届"。

那年文革刚开始，

那届小学刚毕业。

稀里糊塗留一年，

就近复课进中学。

本该读书去钻研，

追随历届学兄姐。

怎奈文革风正烈，

无法正常继学业。

那学校，那年月，

课本不曾有，作业不必写。

数理化，不用学； 

文史地，全抛却。

学工学农连轴转，

批斗批判不停歇。

整日瞎搞斗批改，

学力只在小学阶。

日后信里娘成"狼”，

娘亲苦尝那和谐。

曾记得，那一年，

踏着“一片红”的音阶，

六九届哟，

踏入上山下乡的行列。

曾记得，那一天，

欢送锣鼓齐天鸣，

雄心满怀多壮烈。

孩子告别父与母，

弟妹告别兄与姐。

挥手告别黄浦江，

北上南下未停歇。

有的去了赣水畔，

有的去了江淮间；

有的去了东北陲，

有的去了西南界。

六九届，

说是初中，

文化刚过小学毕业，

知识不够一箩半箧；

说是青年，

大都才有十六岁，

身高仅够"半大截"。

人羸弱，似柴秸；手无力，心有怯。

稻不识，麦不辩；听着讲，跟着学。

是老三届的尾巴，

靠老三届的帮携。

十五六岁的年华，

瞬间完成知青的跨跃。

去插队，去农场，初时豪气真如铁；

去平原，去山乡，百般农活从头学。

放牛羊，犁耕地，割稻子，捆麦秸。

洒土肥，打农药，扬谷场，贴埂裂。

长垄割小麦，腰酸背痛力用竭；

凌晨拔早秧，惺忪陪伴拂晓月；

半夜抢谷场，滑入粪坑丢失鞋；

早春插稻秧，手脚未敢有停懈。

酷暑难入睡，蚊叮虫咬拍不歇；

寒冬扒河渠，手脚受冻似龟裂；

烈日挑稻谷，肩头皮破疤又结；

金秋忙收获，方知丰收喜和悦。

县里回村庄，下午走到天黑夜；

社里修公路，日挣五角算补贴；

村校缺教师，推荐上课去教学；

队里拉酒糟，来去百里岭翻越。

春寒正料峭，水田铲埂风凛冽；

夏夜抢打场，连轴披星兼戴月；

秋天送公粮，邻村知青竟同列；

冬来雪封山，遥望家乡想娘爹。

露天放电影，周边赶场屡迎接，

寒冬涉河水，赤脚兴奋胜过节。

大旱抢水源，昼夜轮值守闸口，

邻村虽气恼，未敢争端引斗械。

一九砍柴进过山，

二九拉线涉过河，

"三秋"忙得流过泪，

"双抢"累得吐过血。

茅草屋里，小床泥腿竹蔑；

煤油灯前，书写思念一页。

农忙活重，最盼连雨稍歇；

赶集购物，当作城市逛街。

生活贫瘠，常年咸菜空碟；

自留地里，种些青菜紫茄。

春汛上水，拷浜捕鱼捉蟹；

鸡鸭饲养，自助伙食补贴。

劳作一年，钱袋依然空瘪；

春节探亲，还得爹娘汇接。

乡亲淳朴，处处照顾助协，

插队数载，深情永久凝结。

村中丹桂飘香，未觉诗情欢悦；

路边映山红艳，未觉画意佳绝。

庄前青柿挂果，引来伙伴雀跃；

圹里菱红茭白，唤醒迟纯味觉。

也有偷过鸡，摸过狗，打过架，撒过野；

也有挨过欺，遭过辱，受过害，遇过邪。

有的亲分异地，客死异乡；

有的故乡难回，关山难越。

《南飞的大雁》捎走几多思念？

《知青之歌》消去几多笑靥？

"大怪路子"带来几多乐趣，

床榻卧谈熬过几多长夜……

最怕夏秋打摆子，

最恨循环遭肆虐。

更那堪，

时而卧伏冰窟窿，身寒刺骨；

时而煎熬火焰山，心盼飘雪。

这个刚愈，那个又接；

身软如棉，腿软如曲。

反复折腾，犹遭万劫；

苦不堪言，身心疲裂。

知青的友情铭刻甘甜，

五十年后仍常常咀嚼。

纯真的乡情没齿难忘，

五十年后仍念念不绝。

那是一番苦寒经历，

那是一段蹉跎岁月……

六九届，

随着返城潮流，

伴着政策兑现，

终于回到沪上的弄堂大街。

六九届，

由于先天种种不足，

致使后来频频受憋。

生活多艰辛，人生多历炼，

竞争存劣势，客观存差别。

或遭不屑，或被忽略，

或遭辞退，或被弃却。

返城做过工，解聘待过业，

部分下过岗，少量练过摊。

也曾去考证，也曾去上学；

也曾下过海，也曾创过业。

纵有奋起破逆境，毕竟少量个别。

纵有坎坷终退休，而今不再纠结！

五十年经历悠悠去，

五十年伴随六九届。

国有磨难，尚能正确理解；

家有不顺，坦然顾全拿捏。

窗有美景，静看花开花谢；

伴有孙辈，携搀逛园蹓街。

持有社保，安度晚年岁月；

时有出行，旅游胜过小歇。

常有欢聚，不忘互侃当年；

偶有返乡，重温阳关三叠。

握有手机，好文好图存截；

拥有健康，静赏夕阳如血。

虽有遗憾，也能摈弃气嗟；

纵有曲折，回首坦然一瞥。

五十年往事一桩桩，

五十年故事一叠叠，

唯有我们还记得一一

奇葩的"六九届"，

特殊的"六九届”，

五十岁的"六九届"！

  1. "狼"，有知青在家信中把关心他们的老大娘粗心写成了"老大狼”，一时传为笑谈。

  2. “一片红"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独有的现象，即68、69届全部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3. 半大截，当年69届知青大都年仅十五六岁，有的身高还不到1.4米，农民们习惯称之为“半大截孩子"。

  4. 贴埂，下放在大别山区，山区梯田的田埂容易开裂渗水漏水，每年春耕前要全面修护一遍，里侧十公分左右要全部换土重筑，叫贴埂；外侧要铲去杂草荆棘和风化了的浮土，叫铲埂。修复后道道田坎全部像新筑的一样，甚是美观。但其时为早春，田水仍然冰凉刺骨，赤脚下水田干活绝对是一种苦活。

  5. 1973年当地大旱，与邻队同时在一个水库分别开闸放水，眼看水下得很快，因邻村地势高于我队，他们想让我队停下来先给他们用水，缓两天再给我队放水，否则他们就得架水车人工车水。但此前向无惯例，社员自然不允，引发争吵，队长便派我们去看守。夜里，邻村几位社员扛着锄头过来想关闸停水，见我们3位知青躺在闸口堤上睡觉，未敢惹事，恼怒地悄悄走了。其时我被惊醒，目睹此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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