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冬，你的话对谁说？送别笑冬
马笑冬，你的话对谁说？
老三届理想主义祭
叶维丽作者按：马笑冬是震动中国社会的1980年“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1988年夏她携子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到上海工作。90年代中期我与她在美国波士顿相识，共同做口述成长史，我们的书《动荡的青春》2008年在北京出版。马笑冬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她在冬天出生，“刚出生就会笑”，故取名“笑冬”，她也是在冬天走的，于2019年11月29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9岁。
2008年夏天，我去看望住在上海的马笑冬，看护她的秀花姐告诉我，她在撕照片呢，随后拿来一只小竹篮，我一看，不是撕，是把照片攥成一个个团儿，总之是毁了，但也有几张完好的，其中一张是她和牛牛在美国波士顿家中，看起来六七岁的牛牛扭头对着相机乐，系着围裙的笑冬笑眯眯地看着孩子，桌子上有盘切开的蛋糕，是在给牛牛过生日吧？
那年去上海时，我和笑冬共同做的口述对话成长史（中文版）《动荡的青春》即将出版，书的扉页上将印出这样一段话：“希望圆圆（叶维丽之子）、牛牛（马笑冬之子）能够懂得一点他们的母亲们及她们那一代人。”我的母子照已经交给了出版社，正需要一张笑冬的，这张照片及时收进了书里。
那段话是我写的，后面还有一句：“并以此书献给挚友马笑冬——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代女性的身影。”
1994年我和马笑冬头一次见面，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打量一下年龄相仿，最重要的是几句“接头”式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我们几人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我当时正处于“认同危机”中。生活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耳边不断响着“历史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胜利的欢呼，而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被认为是毫无价值和完全失败的。此时英语读书界正流行着几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写的书，作者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家属，以张戎的《鸿》为代表。因为从小目睹近亲长辈受难，我明白书中的内容仅是当年实况的一角，写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是交代。但同时，这类书籍形成一种话语“尺度”或曰霸权，如果用它来衡量我自己的历史，令我珍视的一些经历将无处置放。我陷入了说不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困境，由此冒出回顾和反思我本人和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想法。但我本人的经验太过单薄，加上读过国内三位学者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对话录，觉得对话的形式很有意思，恰在这时我认识了马笑冬和她的朋友，第二次见面就对她们说了我的想法，她们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同在波士顿的中国女性，周末轮流去一家，坐下来对着一个小录音机，开始了我们的对谈。带着成年人审视的目光，我们力图重拾少时的记忆，认真清理品味。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我们的经历既是个体的，也可以看做一代人的几个成长个案，要梳理它们，就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质疑对一个复杂时代非黑即白的叙述，另一方面我们须直面那个时代的严重问题。
我读国内“老三届人 ”的回忆有个印象，即我们的同龄人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令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存在巨大遗落。对话中我谈到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长之死，这是我近三十年来头一次认真地讲述那件对我刺激极深的1966年8月5号发生在我中学校园的暴力事件（北京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我说了很多……。我们对话的氛围是友善、宽松、坦率和互信的，这让我愿意说。
马笑冬也开口了，我至今记得她开始时语调中的迟疑和表情的不自然。她讲了1966年8月下旬参与动手打一个女“阶级敌人”的详细经过，然后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说出来”。当年打人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后来主动承认的有几人？我佩服马笑冬的勇气和真诚，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说。
与同龄人共同正视一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数年后我开始调查“八五事件”；马笑冬则从自己家做起。她的母亲文革前是北京一所女中党支部书记，文革爆发后挨学生批斗、被剃“阴阳头”。事发后少年马笑冬依然积极革命，心里说服自己不能与群众对立。母亲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即去世，弥留之际说的是那天挨斗事。马笑冬并不知当日详情，更不知父母的真实反应，以为他们就像她那时看到的一样，“和平常差不多”。因为做口述史，笑冬决意去问父亲，让她没想到的是，父亲立刻拿出他对当时情况的详细记述，就好像它一直就放在他的枕边。三名子女中，只有笑冬终于想要知道。书中这一段笑冬的叙述极为感人：她讲到父亲为挨打后的母亲揩伤时“泪如泉涌”，也讲到她读父亲叙述时“几次泣不成声”，“艰难地、分了好几次才读完”。我在书中此处发了一点感慨：做历史的人记述事件时往往忽略“感情层面的东西”，而那“才是有血有泪的活历史”。今天重读那几页文字，仿佛再次面见笑冬。她情感充沛，做人做事带着真情善意，和她做朋友是件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
成长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该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话题。笑冬的经历和感受可圈可点。她说起第一次来例假对她的强烈冲击，因为从心底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还说起在云南兵团时对此的“反抗”：从不因来例假歇工，哪怕是冰凉的水田也照样往里跳……。笑冬从小就争强好胜，处处拔尖，用她的话讲：“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殊的女人，男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
云南兵团宣传队，笑冬饰《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
笑冬对“一般女人的命运”是敏感的：她的姥姥在得知丈夫“另有新欢”后，在女儿（笑冬母亲）刚满月“即衔恨而绝”，导致母亲终生拒绝与生父联系；她的两个叔叔“参加革命”后“自由恋爱又结了婚”，乡下的两位婶娘一辈子守活寡……。母亲的身世对少年笑冬是个谜，成年知情后她每一想起“就感到痛楚”；谈到婶婶们的遭遇时，她语调中充满了同情。
对话中笑冬说她“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我问这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关系吗？她说，“在潜意识里有”，并说，“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学校担任领导工作的母亲在家里甘当配角，笑冬父亲则“很有些家长作风”。也许这在“潜意识”里为少女时代的笑冬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她的理想是当女兵，不是一般的女兵，而是像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女扮男装的高山，能把一个排的男兵管得“服服帖帖”。上中学时笑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笑冬崇拜英雄，尤其是保尔和牛虻——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偶像。笑冬解释说，打动她的是“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是“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诉苦的人”，并说，“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在对话中，她多次谈到此类英雄对她的人格感召。
笑冬病倒后，我会琢磨她的性格：她太崇尚英雄式的“坚忍”了！人在生活中难免有“苦”，我向她诉过很多苦，她没有向我诉过苦，有时说起一些事，口气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女性，敏感，浪漫（比我浪漫多了），有着强烈甚至激烈的情感，如何处置几乎人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不痛快？不和朋友唠叨唠叨吗？难道就是一味地“坚忍”？那要怎样地忍？
笑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为“潘晓”“催生”：她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世上本无“潘晓”其人。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敏锐地注意到旧有的意识形态说教已行不通，青年人中多有困惑和苦闷。杂志社通过在学校、工厂和街道召开的座谈会，发现有两个人的情况很具代表性，就请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分别写下来，两人一个叫潘祎（男）另一个叫黄晓菊（女）。马笑冬负责联系黄晓菊，她也是将潘、黄的文字“揉”成一篇的人。《中国青年》发表时，以黄晓菊文中“人生的路啊 怎么越走越窄”的问句为标题，取两人名中各一字，以“潘晓来信”的名义登出。笑冬说，“两人原来的文章都很长，我把问题的结构设计好，汲取了原文最精彩的部分，也保留了它们的感情色彩。……我把文章编辑好给黄晓菊看，她说，‘你真下了功夫。’”这篇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造成轰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反响，开启了“人生价值的大讨论”，成为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书中笑冬详细地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并说，“在参与“潘晓讨论”的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着教育，我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挑战，我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我那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本人和这个讨论有深深的共鸣。”
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人的“形象解放”，尤其是女性形象，在这方面《中国青年》也走在了前面：一反以往只登“女劳模、女民兵、女战士”照，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一帧“留着披肩发，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女性头像。马笑冬与她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杂志同步，她本人的“思想解放”也伴随着“形象解放”，在对话中她饶有兴味地说起经历“女性美觉醒”的过程，头一次在镜中看到上淡妆的自己时，怎么“一下子愣住了”。其实笑冬从小就爱美，文革前夕她才变得“不爱红妆爱武装”。
《中国青年》社记者马笑冬十分活跃，写了不少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涉及了包括“家庭、婚姻、爱情和性”等方面的话题，也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和贫困问题。对话中她讲述了对陕北安塞一所农村中学的采访：她进了学生们的窑洞宿舍，里面是“一条从门口到洞底的长炕”，每个孩子有只“比书包小一点”木箱。当日天色已暗，什么也看不清，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打开小木箱让笑冬摸，“好像要展览自己的奖状”，笑冬“摸来摸去，没有摸到比二面馍更好的东西”。最后笑冬说了这样一段话：
“告别了孩子们，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儿子，但因为陕北农村和他后来在波士顿的生活环境差距太大，我怕他完全不能理解……。只要想起那些孩子，我就像在他们中间看到了我自己的儿子。有时我甚至想，我今天做咱们这个成长史，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牛牛看到。”
1987年笑冬带着牛牛来到美国，家庭团聚。她不是来陪读，而是自己也读起了研究生。我90年代中期认识她时，她正在东北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熟识了之后，她偶尔会把论文稿拿来请我提意见。文革前笑冬是初中生，后来的经历与英语毫不搭界，她能够在美国啃社会学，令我惊讶。我勉强可算英文科班出身，但用英语读书和写作的过程绝不轻松。每次读她的论文稿我都会说，如果我是你，写不出这样通顺的文字。中国人在美国写人文和社科类博士论文，挑战的不止是语言，更有理念和“框架”，马笑冬付出的汗水心血可想而知。别忘记，她还是家庭主妇，操心着柴米油盐，更重要的，是她拉扯养育着一个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中国男孩。牛牛的父亲拿到学位后到别处就职，有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个中的挑战和甘苦只有自知。每一个在美国读学位的中国母亲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美国读书的那些年，马笑冬进入了与女性研究有关的领域，她在对话中说，“在妇女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做很棒的事。我这些年的研究一直和农村妇女有关。”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改革开放之后江苏某地农村妇女状况的，她的一个精彩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婆媳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婆婆”即将绝迹，马笑冬称她们为“最后一代婆婆”。这个观察至今为国内女性研究学界朋友称道。
再回到我们的成长史。做完口述后，我知道整理拉拉杂杂说了一年左右的口述材料是我的活儿。这时前面提到的第三位参与者表示要撤出。马笑冬在做博士论文，快到冲刺阶段了，我问她是愿意留下还是也撤？她说留。于是我把原本是“三条腿”的对话修成了“二条腿”---删除了那位朋友的材料，只剩下笑冬和我的。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做我们成长史的中英文版。笑冬拿到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去上海复旦大学工作。偶尔，我会请她给我发来补充材料，前面提到的笑冬父亲文革记述的那段就是她1999年回国后寄给我的。
2001年夏末我去上海找笑冬。那年我休学术假，可以在国内待一年。我手头已经有了中英文两个书稿，读来觉得笑冬的材料少了些，去上海请她先过目，再添些东西。我在她家住了二十多天，朝夕相处。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笑冬的记忆力有些问题，刚刚发生的事她就忘了，提醒她，她说小事不重要，大事从来不忘，几次三番提醒后，我不知再该怎么说。最后告别时，我想对她说是不是去看看病？话到了嗓子眼，又给咽回去了。后来多次责备自己，当时怎么没有说！
笑冬看了书稿，表示充分肯定，让我挑选可在将来用于书中的她本人的照片，却没有对稿子加一句话。事后我回想，也许那是她脑子出问题的征兆？笑冬还不满51岁，太年轻，我也太缺乏医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她除了记忆有时“短路”，其他一切正常，我没有想得太多。她和婆婆住在一起，请了一位保姆照料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婆婆的房间最敞亮，阳光充足。笑冬的父亲在北京，她的熟人朋友都在北京。她告诉我，所以到上海来，是为了照顾婆婆。在上海她似乎没有什么朋友，平常和她作伴的，就是保姆吴阿姨。
九月底我们在上海分手，我回北京，她去西安。如果记得不错，那一年的中秋和国庆正好在同一天，我回京和老父亲团聚过节，她是去陕北她的一个“点”，她说回国后她差不多每年的年节都在“点”里和老乡们一起过。她的研究方向是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在安徽和陕北都有“点”。陕北那个“点”她80年代当记者时去过，如果我记得不错，就在安塞，那个有小木箱里放着二面馍的孩子们的地方。
笑冬告诉我，因为她总往贫困地区跑，不好好在上海呆着，她复旦的同事们很不理解。
写到这里，我想起她从云南兵团返回北京上了工农兵大学，1976年毕业后再次下乡、去黑龙江莫力达瓦旗插队的事，当时也让周围人很不理解。那时候她二十几岁，这时她早已人到中年。
在上海的那些天，笑冬不止一次跟我说，她在陕北老乡中间感到“自在”，说起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眼睛发亮。她告诉我，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叫“黄土地，我对你说”。
好棒的题目！我连声称赞，“黄土地”仿佛有了灵性，而“我”对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满怀深情。笑冬学中文出身，据一位她云南兵团时代的朋友说，当年她报大学专业时写下了四个字：“立志学文”。1978年她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四月》的小说。80年代在北京当记者时，她的文采在同行中当属上乘，由她执笔“揉”出“潘晓”，应该不是杂志社的随意决定。多年后，时任《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的彭明说，“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
90年代末马笑冬回国后，很快融入国内女性研究的群体，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2000年2月她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也谈小脚美丑男权女权》，文字晓畅，观点犀利，读时我想，80年代以记者身份驰骋首都新闻界的马笑冬，经过在海外的“十年磨剑”，现在以学者身份亮相了。作为朋友，我为她高兴，对她充满期许。
我知道笑冬被诊断为“早老性老年痴呆”应该是在2003年。那年夏天回国，我又打算去上海，请笑冬给书稿加材料，因为还是觉得她的东西少，两人的分量不平衡。给马笑冬家打电话，吴阿姨告诉我，她去北京看病了。我马上去她北京父亲家中探望，笑冬的态度是拒绝接受医生诊断：“不可能”，她说。记得当时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笑冬的年龄，尚不满53岁。
马笑冬到爱晚护养院初期
从2003年到2019年，生病的马笑冬活了16年，前六年左右在上海家中，由秀花姐照料；后十来年回到北京住在一家养护院。十几年来，只要有可能，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她，向照顾她的人了解情况，应该说，我对她晚年的基本情况是知晓的。
2006年春天我在国内，去上海看笑冬。她外表看来还好，我问她每天做些什么，她说捏泥人儿，我听了高兴，她拿来泥人儿让我看，我一摸，硬邦邦，不是新捏的，这时秀花姐一个劲向我摇头。我明白了。在波士顿时，为了补贴家用，笑冬教过美国小学生手工，用彩色橡皮泥捏小泥人和花草，我见过，夸她心灵手巧。笑冬错把当年作今日，确实糊涂了！眼前的小玩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爱不释手，很想要一个做纪念，但又想，还是都留给牛牛吧！我拿起一小盆泥捏的红花，请秀花姐的孙女为我和笑冬照张合影。相片印在了我们书的封背。不知那些花草泥人今在何处？
2007年我去看她，她的背明显地驼了。我们俩到离她家很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我得把几样菜轮流摆在她眼前，否则她只知吃最近的那盘，也不太会给自己夹菜了。
2010年底或是2011年初，我得知马笑冬回到了北京。她入住的爱晚养护院地处大兴，是由废弃的生产队养殖厂房改建的，硬件条件实在不算好，但从院方到护工对笑冬都很呵护，开始的几年，护工称她“马老师”。我想，无论怎样，这个地方有人情味儿，管理也有章法。有时我一个人去看她，有时和朋友一道去。笑冬的情况在持续恶化。看过后我会记下简单的印象，最近几年，每次去都会拍些照。我不是个爱照相的人，但有一种想为笑冬留下存照的冲动。
我心中始终有个问题，就是笑冬还有多少意识和情感？最近三年我每次去笑冬都在沉睡，去年（2019年）十月份那次，她一度睁开了眼睛，叫她，没有反应。出了养护院大门，我在心里想，笑冬来日勿多了。
早些年她是有反应的，虽然话已说不清。这里引一段我2012年8月27号看过笑冬后写下的笔记：“……手不能握东西了，但能握人的手。还是笑，护工提到牛牛的名字，表情戚然，似乎冒出一个字‘走’，护工接着说，他走了。”
那几年我每次去、包括和并不认识她的朋友一道去（她们是通过我们的书知道笑冬的），临走时，我都会最后回头再看笑冬一眼，每一次我都从她的眼睛中读出sadness，仿佛在说：你们都走了，走吧。2013年底，两位女性研究界的朋友去看望笑冬，其中一位很久没见笑冬了，看到很难过，笑冬对她没有反应。她就一面流泪，一面不停地抚摸着笑冬的脸，这时笑冬的眼角流出泪水。朋友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笑冬能哭。我也一直觉得她还是有感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灵魂”或是soul的说法，当然还有“潜意识”。笑冬的“显意识”混沌了，但她在朋友离开时脸上的表情，在友人抚摸时眼中的泪光，该做如何解释？她的“潜意识”和“潜感情”又有多深？
这些年来，看护笑冬的护工换过几位，她们都是劳动妇女，有着朴素的同情心，尽心尽力；医生刘大夫极为善良敬业，她不止一次和我探讨过笑冬的病。养护院中患有痴呆症的人不少，刘大夫过去不熟悉这个病，就去学习钻研，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上网跟专家上课进修。我对刘大夫充满敬意，对护工大姐们（她们每人看护不止一个不能自理的病人）十分感激。
听刘大夫和护工们说，“洪常青”不时来看望笑冬，他会对她说很多话，逗她开心，给她读《动荡的青春》，想方设法激活她深处的记忆，每次他一进屋就高声说，“洪常青来了！”他一来，笑冬“可激动了，比哪天都好”，养护院的人索性叫他“洪常青”。
“洪常青”？是的，他是笑冬在云南兵团文艺宣传队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舞伴，他俩跳的是剧中“常青指路”那一段，他饰洪常青。关于宣传队的事，笑冬在我们的书里说了不少。
笑冬去世后，我联系上了“洪常青”。他告诉我，2006年5月他去上海看望马笑冬，那是两人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笑冬不认识他了，他就说，“洪常青来了！”“马笑冬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还告诉我，笑冬去世前一年的2018年，正值北京知青赴云南50周年，一些兵团战友结伴看望马笑冬，大家为她哼出“常青指路”那段乐曲，笑冬听得“嘴角抽动，眼中流泪”。
我将信将疑。2018年笑冬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极为恶劣。但也许那段乐曲真的一直刻在她的意识深处。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笑冬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女子，她爱美，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笑冬受过专业体操训练，跳起舞来，有型有款，有模有样。她在《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剧照，身材修长，面貌姣好，穿着芭蕾舞鞋，踮着脚尖，两拳紧握，两眼炯炯有神，表情坚毅，英姿飒爽，是我们书中最夺目的一张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少年时代的马笑冬崇拜英雄，最想当女战士，就让这张照片永远与她作伴、永远保留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吧。
舞台上马笑冬是“吴清华”，现实中马笑冬最出彩的“演出”是“潘晓”责编。不久前，因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纷纷回望“踩在1980年这个时代临界点的‘潘晓’形象”，称它为“一根界桩，一个路标”，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一位新闻界资深记者写道，“1980年代社会思想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今后，人们也许会不断地回味“潘晓讨论”的意义。只要它的意义还在，人们就不会也不该忘记“超标准合格”的责编马笑冬。在80年代的首都新闻界，马笑冬是一位站在潮头的女侠。
马笑冬的步履并没有也不应该止于80年代，或90年代。她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问题。90年代末归国后，她义无反顾地将目光投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她的生命展开了一页新的篇章，马笑冬有话要说，要对“黄土地”说。可惜啊，我们永远听不到了。
在一定意义上，马笑冬代表了“老三届人”的“理想主义”，代表了它的极致，它“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它“与时俱进”的能力。作为一名女性，那代人“理想主义”的偏执极端和高尚美好在马笑冬身上都有体现：青少年时代对“性别差异”的激烈反抗，和成年之后对处于社会底层妇女儿童的诚心关注。我们这代人在凋零。不久前，我插队的山西省山阴县优秀的北京知青杨百揆去世，我不认识杨，但心中戚戚。我认识马，她是我的挚友。此文是我对马笑冬和我们那代“理想主义”朋友们的祭奠。我自少年时代起就不“理想主义”，但我敬重这样的朋友，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定稿于2020年1月16号美国波士顿
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
送别笑冬作者：王奔2019年11月17日，是笑冬69岁的生日。每年这个日子我都要给笑冬过生日。今年我带了一个小巧而精致的蛋糕，到爱晚护养院为她庆生。护养院的刘俊玲大夫、护理部张主任和护士长等一起，给她唱生日歌，还给她嘴里抹了一点点奶油，看到她的嘴巴搭了几下，还有味觉。刘大夫和张主任告诉我，最近三四个月，笑冬的情况比较稳定，一直没有输液，癫痫的发作也减少了。
前一次，今年6月，与笑冬的小哥哥乐辰、小嫂子露莎一起看望笑冬，与刘大夫交谈时，还说过，希望笑冬至少还能坚持一年，能够撑到70周岁，也算是个古来稀的寿数。
11月27日，怀着再撑一年有望的念想离京返沪。29日夜11点40分，电话铃响，是爱晚的张主任。前天，张主任也来过电话，询问笑冬有没有办过残疾人证件，说民政部门统计需要。所以没有多想。张主任告，笑冬刚刚去世了。什么？！怀疑听错了，再问，还是这句话。一切戛然而止！
童年马笑冬
笑冬确诊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有十五年又两个月了。幼时，因岳母马何文到人民大学调干生上学，笑冬是由岳父宋克仁带大，父女感情深厚。2004年夏，笑冬趁暑假赴京探望父亲。岳父觉得有异，说服了笑冬到北京第六人民医院做一次精神科的检查。由于主检大夫是熟人，检查较仔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出诊断书：老年痴呆症早期。
笑冬根本不信，认为不可能，一定是误诊。开始我也半信半疑，希望是误诊。痴呆症的症状是慢慢地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忘性越来越大，明白事越来越少。终于我看到，笑冬不会用英文打字了，英文的26个字母都分不清了；不会上网了，我还把上网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写在纸上，贴在她电脑的边上，还是不行；她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有一家杂志要她再修改一下准备刊用，但修改的结果是完全乱了，已不是一篇论文了，有的段落重复了十几遍。面对这些，我才不得不信，那不是误诊。
我请秀花再来我家帮忙。秀花是我老家乡下的一位表嫂，我们的儿子牛牛从小就是秀花带大的，笑冬与秀花的关系很好。笑冬也渐渐明白，自己确实有病了，同意看病。上海龙华医院看中医，上海精神研究所看精神科大夫，针灸，同时看三种医生。持续了将近一年，未见丝毫疗效。
马笑冬与父母、哥哥全家福。马笑冬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党支部书记，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
笑冬产生了厌烦，终于拒绝看病。又开始转用我舅舅推荐的偏方。我舅舅年轻时严重神经衰弱，偏方吃猪脑子治好了他的严重失眠症。秀花与市场内猪肉摊主约好，每天留两个猪脑。秀花怕笑冬不爱吃，还添加了一些调料。又吃了差不多一年，未见什么效果，加上不会好吃，就又停了下来。
笑冬以前不仅自己做各种衣服，还能折纸，用胶泥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人物，所以买了两大桶橡皮泥，希望能通过手工劳作，刺激她的大脑皮层，恢复一些记忆，但捏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成型了。最后只是偶尔看一下医生，但基本是抗拒的态度。
笑冬的病情一年重于一年，秀花尽心地照顾着笑冬，但笑冬与秀花的矛盾也日甚一日。原因很简单，秀花要对笑冬负责，就要定时地要求笑冬上厕所，吃饭喝水，等等。笑冬觉得约束了自己，慢慢有了对抗心理，后来发展到要给笑冬更换尿不湿的时候，总要拉拉扯扯才能换好。等换好了，笑冬又说，还是秀花对我好之类的话。但秀花对每天这样拉拉扯扯渐感体力不够了，也确实，秀花都已经70出头了。必须想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笑冬的大哥宋铭枢一早就对我说过，笑冬这样的病，你自己是弄不了的，应该找一家养老院，人家有专业的护理人员。那就在上海找找看吧。上海嘉定有一家银龄养老院，当时是最大的一家，报纸上吹成一朵花。请我在嘉定工作的老朋友翁永宁去打听一下，得到的答复是，笑冬这样的情况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但申请的人很多，需要排队。问需要排多长时间，答复是十年左右。这不是开玩笑，当时上海养老院仅有几家，就是这么个情况。
于是转移视线，到北京去看看。参观了昌平的太阳城，觉得不错。还和笑冬的老朋友叶维丽和刘伯红一起，看了各处的三五家，觉得还是太阳城好些。但没想到，这个想法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还有一些误会出现。在上海家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秀花的困难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翁永宁和另一个老朋友胡布布告诉，曾经也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的顾媛夫妇退休后开办了一家养老院，说起来和笑冬同在一个旗里，可以问一下。打听下来，顾媛很热情。为保险起见，趁顾媛夫妇到苏州之际，找了一辆车，拉上笑冬，还有秀花、翁永宁、胡布布等一起，到苏州顾媛住地，请他们看一下是否能接受笑冬入院。顾媛的爱人武学斌院长（我们习惯称他武大夫）很认真地对笑冬做了检查，然后说，没有问题，可以入住。一个不知如何解决的大问题终于有了结论。
马笑冬（左）和云南兵团战友合影
2009年8月，我们的儿子牛牛到人民大学做交换学生一学期，趁便，我们两人一起送笑冬到北京顾媛夫妇开办的北京大兴区爱晚老年护养院，结束了在上海家的五年养病。我们对顾媛讲，如何护理，如何治疗，你们是专业人员，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
爱晚对笑冬的护理也在不断调试， 开始是一人一间，后来变成三人一间，顾媛说，老年痴呆病人，虽然互相之间不能正常交流，但他们自己以为还在和别人交流，总比一个人闷在那里强。可能是北方伙食更对笑冬的胃口，笑冬的状态好像比在上海家里还好一些，病情也保持了一段时间，未见明显恶化。武大夫对我说，他也在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看看是否有效，希望至少能减缓病情的发展。
笑冬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知道之后，经常来看望她。还有一个内蒙古的知青团体，带着节目到爱晚护养院，为笑冬专场演出一次。向我打听情况的就更多了。许多要我带他们看望笑冬的，我都劝说他们不要去了。据说网上还有许多帖子，介绍笑冬的情况。
这种病是很残忍的。两年之后，笑冬不能自己行走了，要坐轮椅了。又过了一年左右，笑冬轮椅也坐不住了，只能偶尔坐轮椅转转，经常是躺在床上。那时，去看她，还会对你笑笑，语言能力已经没有了，不能交流。护工说，我去了，笑冬有兴奋感。后来，很少有笑容了。但还会朝你看一会儿。后来，只有你叫她，才会转过头来看一下，用眼睛找你。再后来，对声音的反应也很少了。要用手拍拍她的脸，才会看你一眼。牛牛去看她，开始时也盯着牛牛看，后来没有了特别关注。
医生说，小脑萎缩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癫痫症状。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弄不好甚至会把舌头咬断。2016年初左右，笑冬失去了自主进食能力，只好鼻饲。第一年，鼻饲进去的营养，比她自己进食的多，所以人还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一些。但人是只能全天躺在床上，对光线，对声音，慢慢失去了感觉，几乎整天昏睡。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年左右。时好时坏。好与坏，看药费的账单就知道了。好的时候，几百元就够了。差的时候，一个月的药费，主要是消炎药，就要五六千元。而差的时候，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谁都明白，这种趋势难以改变。所以，我们对医生说，假如发生严重病变，可以抢救，但不做开创性的抢救。所以，按照我们过去的约定，2014年我和牛牛一起到协和医科大学为笑冬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所以，我委托了我的表妹鲁小明，万一我不在北京时出现特别情况，请她帮我紧急处理。我把笑冬为我买的一套睡衣，基本没怎么穿过，交给鲁小明，作为笑冬最后穿的衣服。但鲁小明说那是旧衣服，不好，她给笑冬买了一套新的衣服和布鞋。
就是在这种既抱有一线希望，又知道大势已去的心理状态中，接到了11月29日夜张主任的电话。急急忙忙中，首先请我的插队朋友小周帮我买30日早6点的高铁票。几分钟过去了，说，没有票。再买8点的。下了单，付了钱，但没有出票。也不知道是买好了没有。不管了，天亮一早就往虹桥站赶，8点票买好了，就坐8点的车。没买好，就乘别的。
马笑冬在云南兵团炊事班
那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给鲁小明打电话有点太晚了，就发了个微信，问休息了没有。没几分钟，回了微信，问什么事。告诉她情况，请她给张主任电话。她和张主任约好，一早将笑冬最后的衣服闪递到爱晚护养院。再给牛牛微信，告知情况。给笑冬的小哥哥乐辰和小嫂露莎微信，通报情况。一切忙完，已是半夜2点多了。把闹钟定在5点。刚有点迷糊，一个激灵，想起一件事，清醒过来。一夜基本无眠。
早6点出发，到虹桥站的车上，接到小周的电话，告，出票了。在火车上，到了8点半，给笑冬的大哥打了电话，告知情况。她大哥很震惊，连同大嫂李悉民，马上把三个女儿，朝辉、朝霞、朝芳，都叫来了，决定全家都去爱晚护养院，送笑冬最后一程。我又电话告知张主任，我12点半能到北京南站，下午1点半前能到爱晚护养院。
在火车上，笑冬和我的好朋友林春来微信询问情况，即告，忙乱中把11点半，写成111点半。在美国波士顿的叶维丽得知了消息，告诉了刘伯红。刘伯红给鲁小明电话，询问情况。我再给刘伯红电话，告知情况。消息真的走得比人快。
到爱晚护养院的地铁上，看到昨夜的冬雪在郊外的田野上留下了，素白，皎洁。大哥一家已到，吃饭去了。我到刘大夫处，早已退休的老会计李会计也专门过来，送送笑冬。要开死亡证明，填表。刘大夫帮我要了车。大门外，见到已退休的武大夫来了。武大夫说他开车送我，刘大夫把已经到了的车退了。一阵忙乱。武大夫送我到了西红门医院。周六，许多办公室都锁了，打扫卫生的也说，没有人了。有点傻眼。忽见一个门上贴了个条，说有事可打电话，留了个号。打过去，说明意图，说马上过来。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女士上来，一打开门就说，电脑慢，要等一会儿。还是填表，签字，核对证件，核对文件，复印证件，足足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算开出死亡证明。自己拿了证明到医院收费处盖章。这才算完成第一步。
《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采访中国远洋科考船
回到爱晚护养院。刘大夫见到死亡证明，打电话给协和医科大。协和的人与我核对遗体捐献书的信息，然后提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事项。几经说明和解释，协和方答应一切由他们去协调。这才有空我们和大哥一家，还有武大夫、刘大夫、李会计等，围着笑冬，举办了一个简易的告别仪式。
望着蜷缩着的笑冬，她以往的一个个片段，东一闪西一闪地在我脑子里出现。
婴幼儿时，父母问，你是想姓宋呢还是姓马？宋字发音难过马字，小孩自然就学语般地说了几遍马，于是从此从母而姓；及长，该取名了，她爸爸说，冻死迎风站，就叫笑冬吧；三年大困难时期，正值发育长身体，饿，中午就把晚上的定量也吃了，晚上父母下班回家，问吃过晚饭没有？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吃过了，问吃什么了？说，吃了两瓣大蒜，不辣，父亲听了，潸然泪下；初中时，文艺体育样样上劲，跳舞，游泳，体操还得过国家证书；文革初，突然通知父母，改名了，叫电锋，问为什么，说，电比雷快；母亲在一家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受到冲击，被批斗，剃阴阳头，这对笑冬是极大打击，以至于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一段，提到母亲，她就会流泪，语不成声；到云南兵团，在炊事班里，几个月不知肉之滋味，还要从远处挑粮食挑菜，劳动强度极大，常有要累倒的感觉，但一直咬牙挺着；文艺宣传队到各处演出，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这种演出还不是混吃混喝，气得罢食，谁劝说也不复食；大学后期，周总理去世，北京清明节事件，都活跃于广场，拍了大量的照片；缘于此，大学毕业后执意到黑龙江农村插队；文革结束回北京，由《中国青年》杂志老编委和林春推荐，到那里当了编辑，参与策划、组织了“潘晓讨论”；参加了中日青年大联欢，还邀请了几位松下政经塾的学生到家聊天，那个欢声笑语，两三层楼外都能听到；到西藏、新疆等地采访，参加中国远洋科考船采访；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记者；到美国，英文从零开始，边打工边学习，终于拿到社会学博士；回国，到复旦大学任副教授，还到其他学校讲课，到上海广播电台主持妇女问题的节目；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被上海社科院评为优秀论文，获奖上海市志书一套；为做社会调查，春节期间到安徽的霍山县农村，那是安徽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把回来过节的我一个人扔在上海；又到陕西安塞县调查，还想写一篇论文，题目都起好了，叫愚昧对贫穷的复制……
笑冬在云南兵团的老朋友黎晶发来电邮，张保平打来电话。她在北京女八中的同学，云南兵团的战友，迅速在网上表达了哀悼。在爱晚护养院，笑冬也挺特别，从武院长、孔院长到几任大夫、护士长，好几个护理过她的护工，都对笑冬特别关爱，她能在爱晚住了十年多，最后四五年常年卧床而不得褥疮，很说明问题。
笑冬与我的朋友关系也很好，我的插队朋友聚会，笑冬都愿意挤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聊。我的大学同学平新乔说，笑冬对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朋友；大学同学郭子意甚至提出，当年他们有约要看看大草原，现在笑冬病了，他要请人抬笑冬到草原上看看。笑冬这辈子好友遍天下！
协和的车按时到达。我随车送笑冬到协和。可能是到了下班时间吧，整个大楼里出奇地安静。笑冬的遗体被推进一间小房间，淡绿色的墙，奶白色的灯光，在静谧得像太空一般的地方，向笑冬作最后的告别。
填表，签字。获发遗体捐献证明，还有一个水晶纪念牌。接待人员介绍，以后，笑冬的骨灰就葬在北京东郊的长青园，树葬或草葬。长青园！怎么这么巧，今年夏天我们刚刚把她父母的骨灰安葬在那里，也是树葬！同在一个青草大地的怀抱里！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名字，笑冬的名字明年三四月会刻上。
2019年12月4日
作者档案王奔，经济学博士，国际金融专业，长期从事国际金融政策、经济发展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的研究。近期致力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作。
上过山，下过乡，边境线上扛过枪。华东师大工农兵学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当过记者、编辑、助理研究员，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坐过冷板凳。赴美从硕士读起，拿到博士学位后，教美国本科大孩子，做博士后研究，转赴香港再做博士后研究，终于堕入商海，当起了商业性研究部的管理者。
在香港上世纪末的金融大搏斗中，参与摇旗呐喊，终获惨胜。后直接从事金融市场业务，先后打理过证券公司，协助国内两家民企在香港和美国成功上市。收山之笔是距京不远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文章来源： 成蹊当代艺术中心、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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