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攀龙与哥哥在驸马巷买了宅院后，剩下的钱便只够在淮安城外买一块坟地了。自古以来的国人传统，家族墓地很重要。它不仅是家族的脸面所系，死时的哀荣是要大大超于生时的啼哭的；它还主家族风水如何，决定家族盛衰荣辱。其种种功用简直不是一本两本书所能尽言的。

周恩来小时，自然经历了祖辈、父辈的归葬坟茔地，并少不了每年清明的扫墓祭奠。从祖父周攀龙始，周家坟地陆续埋葬了包括他生母、嗣母在内的数位亡灵。

但自从他12岁离家，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片维系着他们家族“前途命运”的“风水宝地”，即使在1939年他前往绍兴探望宗族，为祖宗扫墓，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未往淮安。因为那里是日占区，他不能回去。1946年，他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他总算有机会可以回去，但正如前面所说，考虑到各种因素，特别是内战风云的即将到来，他虽痛悔“亲恩未报”，也只能遥望淮安而不能回。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从没有想过衣锦还乡，在父母的墓前烧香祭祀，而是在1953年请人向家乡淮安县委和县政府转达他的意见：平掉周家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他又多次郑重表明以上意见，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按他的意见办。在1958年6月29日的那封信中，他即写道：

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谁不热爱自己的父母?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没有挖祖坟更为令人切齿的报复行为了。相应的，平掉自己的祖坟，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传统的东西有它需要扬弃和变革的内容。这就是一年年的死者坟地在不断地扩大，与生者在争夺着有限的土地资源，何为敬?何为不敬?又岂能以坟地的有无或大小来简单地判定?!当年，年轻的共和国掀起的一场全国性的平坟风暴，正是为着从死者的坟地中尽可能多地扩大耕地面积，为着生者更好地生活下去。也就是60年代，周恩来曾经说过的：“这样，肥沃的土地就可以用来耕种……农民的土地太少了，坟地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严于律己的周恩来主动地做出了表率，一如他的侄儿所说：“叔叔充满了责任感。他决定铲平周家墓地，正值全国处于饥荒的时候。他必须作出自我牺牲的表率……”

周恩来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周尔辉去完成。本来，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寿得悉哥哥要平掉淮安祖坟，曾自告奋勇地主动“请战”。他比哥哥还小一岁就离开故乡淮安，和哥哥一样再也没有回去过一趟。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以后，思念故乡之情与日俱增，他曾多次提出回淮安的要求，可哥哥都没有应允。而这次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周恩来还是没有同意。“为什么?”思乡心切的周恩寿不解地问道。

周恩来解释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我看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辉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周恩寿觉得哥哥言之有理，自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尔辉衔命回到家中，即把周恩来的意见向有关部门及家人作了汇报和说明。经核实，周家的坟地现在属于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从1958年县机关干部在周家茔地上绿化以后，松树都已长三四米高了。这样，他们又和第五生产队的干部取得了联系。《江淮之子》一书中秦九凤的文章为我们介绍了这次平坟的经过：

这已是1965年农历的除夕，周尔辉和嫂子孙桂云会同县里领导，来到了第五生产队。随即，正在为过年忙碌的第五生产队的社员被广播喇叭召到了大队部，并被要求带着锹锨。

带着锹锨到大队部?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希罕事!不明所以的社员们三三两两到大队部会齐了。

见人员已到齐，生产队长王开成即向大家布置说：本来今天是不打算出工的，可是县委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把我们周总理家的祖坟全部就地平掉，所有坟中棺材就地下沉到一米以下……”

“什么?平总理家的祖坟?!”“这是谁的主意?!”人群中有人发出了质问。“是周总理自己的嘱咐。”闸口大队党支部书记接过话头：“不光你们想不通，我们想不通，就是把全国6亿人找来也未必有个想通的。现在请县委领导和总理亲属代表直接向大家交代这件特殊任务。”

孙桂云告诉大家，总理说，我们周家祖茔地在你们闸口五队这许多年，得到了你们的爱护，他感谢大家。总理说：“我们国家耕地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土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这是他老人家早就想好了的事，他要带个头。所以，这次我家孩子他叔尔辉从北京回来时，总理亲自向他交代了这项任务。说到这里，孙桂云指着那位青年军人说，“如果不把我们周家的祖坟平掉，尔辉回北京就没法向我们的伯伯交差!”

沉默的人们明白了，这的确是“北京来的”意见。

“要说增产，我们全县100多万亩土地，哪还在乎这半亩地?”县里的领导声音哽咽了，“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总是时时想着国家，事事想着人民。我们既敬爱他，那就要听他的话，照他的意见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位县领导讲不下去了。群众也无话可说了。在孙桂云和周尔辉的带领下，人们心怀敬意地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刨走松树，再——挖开七座坟包，把墓中的13口棺材——抬上地面。从棺材前挡板上留下的铭志，人们辨认着每口棺材的主人：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先生，他的妻子曾氏；二祖父周昂骏先生，他的妻子郑氏；周恩来的小叔父周贻淦先生；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以及周恩来的八叔周贻奎、婶母周八太等，人们把底坑挖深，再一口一口深埋下去。其中周恩来的祖父和二祖父的棺木比较大，人力抬不方便。他们又从县邮电局借来木料搭成三角支架和能起重的“油葫芦”，先把棺材吊起来然后再慢慢放到挖深的坑里去，经过整整一天的劳动，周家的祖茔地变成了一片平整的粮田。

春节过后，周恩来在北京听了周尔辉汇报的平坟经过后，不仅表扬他做了一件好事，还特意嘱他的秘书从他的工资中给生产队汇来70元钱，“汇款人简短附言”栏内写着：“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

在平掉了淮安周家坟地之前，周恩来已把客死重庆的父亲的坟墓作了处理。1942年，他的父亲周贻能在重庆病故后，即安葬在小龙坎福元寺的一块墓地。新中国成立后，一向孝顺的长子周恩来，并没有因循旧规，把父亲棺木迁回淮安周家坟茔地，同生母合葬。倒是重庆市委考虑到他父亲生前曾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就把他父亲的棺木葬到了革命烈士公墓。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即把棺木迁出，重庆市委一来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二来觉得既然已经葬人公墓，也就没必要再迁出。但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件事，1954年他派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程前往重庆，督办此事。结果，周贻能的棺木从革命烈士公墓迁出，葬到了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且没有立墓碑。到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死人应该给活人让路。周恩来带头响应号召，火化了他父亲的遗骨，骨灰放在坛子里深埋了。

在平掉了淮安周家坟地之后，周恩来又做了更多的工作，费了更大的周折，最终还是把远在浙江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是周恩来生前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曾立下的十条不成文的家规：

这十条家规，自觉地渗透到周恩来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清清楚楚地反映着周恩来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提倡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

这十条家规的每一条上都发生过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1946年6月，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值万忙之中”。此时他的堂哥周恩夔携嫂子陆淑珍找来，请求帮助。他在“无法再谋一面”的情况下，于6月11日，写信给兄嫂，情至深处地致信道出了自己的肺腑感受：“相别几近30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但他同时表示：“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人生产之途，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5万元，送兄嫂作归途费用，敢希收纳。”

“人生赖奋斗而存”，可以说是周恩来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的家规、家风的核心内容。

周恩来有一个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电台，但后来竟屈服于压力，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一度被关押。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未能转正。后来，这个孩子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助他正确地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并说：“不能因为你是周恩来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多年以后，这个堂兄的孩子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入党转正了。

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抓住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在京的机会，召集了一次家庭会。他在讲话中借用历史上过五关的英雄故事，赋予思想修养的新意，教育亲属和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谈了过好思想关的问题。他教育晚辈：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一年之前，他就曾对一个侄子说过类似的话，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了，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讲到如何过政治关，周恩来教育亲属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这之前的8月2日，周恩来已召开过一次家庭会议，那次主要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问题。周恩来对家庭出身上的这块疤看得很重。他从自己的堂祖父讲起，讲到祖父周攀龙任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的事。他说，尽管他没有田产，也不出租房屋，但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因为全家是靠做官吃饭，这个官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不可能做到清廉。周恩来讲了自己由受封建教育，到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教育，后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渐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的历程。他要求亲属，要与封建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他讲这是属于过政治关即立场的问题。

讲到过亲属关时，周恩来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谈了过社会关和过生活关问题。最后，周恩来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重要。”

周恩来兄弟三人。二弟恩溥，字溥宇，乳名“小和尚”，生于光绪己亥年。三弟恩寿，字同宇，乳名“小黑子”，生于光绪甲辰年二月二十三日，即1904年4月8日。后过继给四伯父周贻赓为子。

周恩来在生母和嗣母去世后，便承担起长子当家的责任，并要照顾两个弟弟。他带着“小和尚”、“小黑子”离开了生活三年的清江浦的舅舅家，回到了淮安驸马巷自己的老家居住。在八婶的帮助下，周恩来兄弟三人过着艰难的日子。此时的周家大院，与往日相比，显得有点凄凉。过去，“这屋里总是亲友盈门，本族亲友及外地亲属经常登门。……有时候这些亲友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周家是典型的绅士之家，很讲究面子和身份。对于本家的任何人，我们都从不拒供住房和费用，哪怕是我们得借钱或到当铺里去典当。”而今的周家大院，则只能说是越来越冷清了。“以往客客气气、慷慨大方的邻居现在对周家也敬而远之了。只有奶妈蒋江氏，虽无工钱，却毫不动摇，继续照顾着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

由于家道中落，八叔又身有残疾，周恩来三兄弟和八叔一家的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房子典押的典押，拆掉的拆掉。“他的叔父贻奎和婶母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自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后来周恩来被姨表舅龚荫荪接到他家的塾馆寄读了，“小和尚”、“小黑子”因年龄还小，便留在周家大院，在挖野菜、捉迷藏、爬树、摘野果、打弹弓之类的活动中迎接一个个春夏秋冬。

1910年春天，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将12岁的周恩来接出了古城淮安。二弟“小和尚”留在八婶家，三弟“小黑子”寄食在清江浦的十四姨妈家，“小和尚”由于受教育较少，比较任性。1916年夏，一次，因对八婶的管教不服，小和尚竟离家出走，一个人摸到扬州的十三舅万富之家中。此时，周恩来正在天津就读南开大学，从十三舅的来信中知道了这件事。周恩来很快给舅舅回了信，要“小和尚”去天津。万富之为“小和尚”筹足了路费，并且让表哥万叙生送他到浦口车站。

“小和尚”到了天津后，周恩来于8月15日给舅舅万富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溥甥“现寓四家伯处，拟令其暂束身心，俾一切习惯渐变故态，然后再量材施教，以冀有成。惟恨时机已晚，不克受完全教育。七载荒废，责在父兄。今而后知教育子弟事，非可疏忽视之，致贻后日无穷之悔也。”“此后管束之方，尚望不弃，时锡教言，俾作指南，以匡甥之不逮，是为至盼。”

周恩溥后来曾到东北生活，再后来，又到山东谋生，1944年底在山东病逝。

周恩寿

周恩来的三弟恩寿因出生后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便顺口喊他“小黑子”，并作了乳名。1918年，14岁的周恩寿来到了天津，给四伯父当了过继子。1921年他也考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所新型学校的进步思潮影响下，于1924年春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恩寿受党组织派遣，以人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到北平市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同年6月毕业后，进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任总政治部宣传员。1927年春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的筹备工作。就在这期间，周恩寿因年纪轻，涉世不深，仅为一件生活小事而离开队伍一段短暂时间。一向律己甚严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和处理了弟弟。年轻的周恩寿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据说有人曾向周恩来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之情。

1928年初，周恩寿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然后，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在吉林时，他担任吉海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谁料，他在这里，竟帮了哥嫂一个大忙。

这年5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从上海秘密乘坐日本轮船，拟经大连、东北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经青岛时，受到日本侦探的注意。特务跟踪他们到大连，并对他们进行盘查。邓颖超后来回忆过这段经历：

当轮船刚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是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IZ，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从水上警察厅回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销毁了接头的证件。当天下午，他们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市，去看望他的四伯父。在车上他们仍遇到跟踪。邓颖超回忆说：

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

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人跟踪了，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车去吉林。到吉林后，周恩来先住进旅馆，没有敢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用乳名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四伯父家。信上只简单地写着：问舅父好。下面签着“大鸾”两个字。周恩寿一见到哥哥那熟悉的字体，知道他到了吉林，并根据信中对四伯父称“舅父”这一情况判断他一定处境很危险，就悄悄地前往旅馆接回了哥嫂。

周恩来、邓颖超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由于接头证件已全部毁掉了，他们只有另想办法。经商量，周恩来一人先启程去哈尔滨的二弟恩溥处住下，翌日再让周恩寿陪邓颖超赶去哈尔滨会合，并由邓颖超、周恩寿在哈尔滨火车站等候比他们晚起程的李立三，并终于等到了。这样，在周恩寿的掩护下，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便安全地去了苏联。1974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对他的侄儿、侄女说：虽然你们的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周恩来正在长征路上时，养育他多年的四伯父在天津病逝。周恩寿无法将这一噩耗告诉哥哥周恩来，为替哥哥尽侄子对伯父的孝道，他思忖再三，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侦探们的耳目，在讣告的下款印上了人们并不熟悉的周恩来乳名“大鸾”。

1936年，在哈尔滨担任税务监督署股长的周恩寿，与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满族姑娘王士琴结了婚。1943年，周恩寿与妻子王士琴以及两个孩子，一起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四伯母杨氏住在一处。

1946年2月，正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周恩来从北平发电报给弟弟，要他到北平见面。自从在哈尔滨火车站一别，他们兄弟二人已经是18年未见面了。

周恩寿来到北平，与哥哥叙完离别之情后，向哥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不便自己作主，就叫他去找北平军调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叶剑英代表组织，让他继续隐瞒身份，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继续为革命做贡献。遵照叶剑英的安排，周恩寿回天津后开办了一处“民生货栈”，并按规定与天津地下党员周世昌转交给党的组织。

1947年7月，周恩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恩寿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没有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后来经人保释出狱。1979年中组部对此事的最后结论是：“周同宇同志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同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寿和王士琴便从天津前往北平见兄嫂。周恩来因工作太忙，直到深夜才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王士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啊?”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那时，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对东北人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大眼睛表示不同意：“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王士琴听了这番话，轻松了许多。周恩寿向哥哥表示，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点工作。周恩来对弟弟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

1950年周恩寿从“华大”学习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冶金部。他曾先后担任过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站长和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由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1959年，周恩寿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专员。

由于家里孩子多，夫妻工资低，周恩寿家的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窘。周恩来对弟弟的生活困难给以尽可能的资助，每月都给以补贴。同时，弟弟家“3个较大的孩子平时住校，到寒暑假和星期六就都住在西花厅，星期天再去看父母”。但自己照顾是一回事，要组织上照顾则是另一回事，周恩来不希望弟弟因为自己的关系而受到特殊照顾。

周恩来得知周恩寿调到内务部后，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他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专员，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

周恩寿到了内务部后，因患胃溃疡，经常请假休养，仍然不能正常上班。曾山认为周恩来要他提前退休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也就没当回事去办。但周恩来没有忘掉，不久，周恩来很严肃地对曾山说：“你再不办，我就给你处分了，他不上班，不能拿全工资。”就这样，周恩寿于1963年6月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打这以后，周恩来也把对周恩寿家的经济补贴提高到了每月200元，这几乎花去周恩来自己工资的一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西花厅对弟弟说：你已退休一年了，退休时我说过，现在小学的二部制多，孩子一放学回来就野了，吵嚷打闹得很乱，你现在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你可以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学习。周恩寿马上回答：“已经做了。”周恩来接着又说：“你是我兄弟，你身体不好，人家让你够年龄退休，而不是退职，一定会说是因与我的关系，这样你就要表现出模范行动来。你尽点义务，虽然劳累，但是你的精神一定会好的。”

摘自《红墙里的领袖们——周恩来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