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交官自述：我被誉为“大使医生”

编者按：外交战线历来是中国革命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陈毅开始，到乔冠华、钱其琛……中国的外交界英才辈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可歌可诵。但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真相和经过，仍是多数人眼中的谜团，外交人员在海外生活、工作的苦辣酸甜也鲜为人知。

接下来听一听一位老外交家讲述自己的故事。

黄桂芳：男，外交学院毕业，1964年入外交部。先后曾任驻乌干达使馆随员、三秘，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办公厅一秘、参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驻菲律宾、新西兰兼库克群岛、津巴布韦大使。2000年7月退休。

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外交官，不仅要掌握和贯彻我国的对外政策，熟悉业务，还要善于通过各种交友方式，创造适宜的工作条件和气氛。因此，需要尽可能熟知古今中外各学科的知识和常识。

上世纪50年代，我老家有位中医老邻居，曾向我传授有关知识，赠我医书。60年代末期，我下放外交部湖南干校时，又从医务室王大夫那里学到一些针灸、按摩技能。平时，我把这些中医知识用于自己和家庭以及我驻外使馆人员的保健治疗。

70年代初期，我国驻乌干达大使葛步海曾诙谐地称赞我是“使馆穿鞋子的赤脚医生，有点能耐”。没想到，90年代出使东南亚、南太平洋和非洲时，这些医学知识在外交场合还派上了用场。我虽然对中医只是略知一二，医术绝谈不上高明，却有幸赢得了“大使医生”的雅号。

/ 救人要紧 /

1992年7月，菲律宾马尼拉骄阳似火。13日中午，时任埃及驻菲律宾大使穆巴拉克在其官邸一层门厅举行国庆招待会。因为是庆祝推翻法鲁克王朝40周年，招待会规模比往年盛大，应邀出席的贵宾很多，官邸门外难以找到停车位，门厅挤得水泄不通。

其时，我任中国大使，在远处停车后前往招待会场。随着人流排着队，好不容易进入铺着打蜡木地板的大厅，我先同迎候的埃及大使握手、祝贺，随即挤入人群，与菲律宾军政官员、社会名流和各国外交代表交谈寒喧。

东南亚国家——菲律宾

时间接近11点半，招待会就要正式开始。突然间，我的正前方，人群围成了好几圈，同时还听到各种语言的喊叫声。只听埃及大使在扩音器中提高嗓音用英语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我的一位贵宾昏倒在地上，我们正打电话叫急救车。在座的朋友中如有医生请赶快来抢救，快！快！快！”我环顾周围，只见埃及使馆人员奔前跑后，不知所措。人群中，有人耸肩，有人无奈地摊开双手。

我从人缝中挤进去一看，木板地上躺着一位脸色苍白的菲律宾妇女。她两眼紧闭、牙关紧锁，两手握拳不停抽搐，身上的披肩松开。既然没有医生赶来，我还是上前救救急吧。我蹲下身去，撑开她的双眼，未见瞳孔放大、眼内微血管瘀血，鼻孔仍有气息，诊脉时仍有微跳。

我摸摸西服内，没找到平时随身携带的银针，只好采用拇指掐人中、牙关（颊车）、十王（十宣）和合谷4个穴位的办法，连掐三次，并轻缓搓摇其手关节。突然间，听到病人张口叫了一声“哎哟”！她既然能够叫疼，说明已初步恢复知觉，我松了一口气。考虑到围观人众多，空气又燥热，我站起来问汗流满面的埃及大使：“附近有房间可让病人静卧吗？”大使边点头说：“有”，边让使馆人员把病人轻轻抬到门厅边上的一个小房间。

我紧跟在后面，让病人平卧床上，并请埃及大使夫人为她敞开上衣领口，端来温盐水喂她，我按摩她的足三里穴。片刻后，病人缓慢睁开眼睛开口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了？”我握着她的手回答说：“没什么，您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起身整了整西服，正要走出房间，擦完汗水的埃及大使紧紧拥抱着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的好兄弟，您可帮了我大忙了！”他还对身旁的秘书交代：“菲律宾的急救车来了就告诉他们：病人已清醒，谢谢他们。”他留下两位女士继续照料病人，我们一起步入门厅，埃及大使在麦克风前郑重宣布国庆招待会开始……

这次招待会过后不久，埃及大使夫妇专程来我官邸面谢。得知，昏倒的妇女是已经80高龄的菲总统府法律顾问圣地亚戈。

当年9月28日，圣地亚戈首次应邀出席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时，她提前近半个小时就来到使馆宴会大厅。这位衣着华丽的菲律宾老太太紧握着我的手，祝贺我国国庆后说：“埃及大使那天告诉我，是你救了我的命，我要特别感谢你！”

据我所知，这位高龄的菲律宾法学博士，几乎每年都去台北，为台湾有关部门提供法律咨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不便与我接触。但自从经历这次“休克”事件，她增进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此后几乎每年都参加我馆招待会。她还在一些公共场所逢人便主动介绍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医生”。我纠正她说：“我不是医生。”她却执意说：“不，这位我最尊敬的中国大使，还是个高明的医生。”

2005年，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会见前任驻菲律宾大使，左二为黄桂芳大使

F国驻菲大使1994年回国前来向我辞行。他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大使，在菲律宾很活跃，常出入歌舞厅、夜总会，为宣传F国政府政策和开展文教活动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时除了同我讨论驻在国形势外，还热情邀请过我和夫人张莲英出席由他举办的音乐会。

那天，他在向我辞行时，脸色蜡黄，不断咳嗽，好几次用手绢捂着嘴吐痰。他说，近几个月来，他肺部不时疼痛，两腋淋巴结肿大。虽然服了些西药，但不见效，饭量很小，难以入眠。他听说，我懂医学，能否给他一些忠告。

我应其要求，按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方法，仔细诊断。从他左腕寸、关、尺三脉和右腕寸、尺两脉看，不是沉脉就是滑脉，病情确实不轻。

他自信地说，只要能治好肺炎就行。我索性送给他两瓶咳嗽糖浆，并明确告诉他：“据我诊断，你的症候表明你的炎症严重，看来绝不仅仅在肺部。建议你回国后抓紧去全面体检，对症下药为好。”后来，我听说他被派任驻另一国大使，履新仅几个月，就因艾滋病而身故于任内。我为这位外交界的同僚英年早逝而叹息。

/ 以医会友 /

1995年5月至2000年5月，我奉调先后出任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驻津巴布韦大使。我在繁忙工作之余，继续应外国友人（包括一些使节）要求，用中医手法为他们看病，受到好评。

津巴布韦——非洲内陆国

我借业余诊病方式，在驻在国的医务界、政界和外交界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时也便于我开展工作。在津巴布韦，我离任前夕，该国卫生部长斯坦普斯博士特地驱车来看我，商讨津中两国卫生领域进一步合作的事宜。

他说，他得知我是个懂中医艺术的使节，被称为“大使医生”。他诚恳地希望我回国后尽力推动两国在防治艾滋病、性病、疟疾等南部非洲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共同研究，加强合作。我在感谢这位医学博士对我的过誉之后，表示希望能找到双方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攻克危及人类健康的顽症。

这位部长表示，他愿同他的同事、义务工作者鼓励中医和草药在津巴布韦大力发展，还会继续关照好在此工作的中国医疗队。

“大使医生——黄桂芳”

被誉为“大使医生”，我确实受之有愧。但作为中国使节，我在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能够通过中医方法的诊治，宣传祖国传统医学，也从中增进了同外国友人的友谊，则是我平生聊以自慰的事情。

来自一名老外交官的自述

文字/ 黄桂芳，原作刊于《老人天地》

图片 / 网络

排版 / 撒哈拉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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