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外交部驻北戴河临时联络组

作者简介：杨冠群，作者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

1951年，春寒料峭的3月，外交部交际处的副科长老王，带我来北戴河熟悉情况。下了火车，我四下张望，到站的旅客总共还不到十人。出了站，赶了一班公共汽车，匆匆来到了海滨区区政府所在地，我第一次见到了胸前飘着尺把长胡子的孙区长，又在临街小饭铺里品尝了从渔船上刚卸下的鲜嫩的偏口鱼……一切恍如隔日。屈指一算，半个世纪已过去。

北戴河成为闻名遐迩的避暑胜地，除因北靠燕山、南临渤海、气候宜人、沙软潮平等优越自然条件外，还得益于毗邻京津要地。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迁都南京之前，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华北最大的商埠天津也近在咫尺。大批的外国外交官、商贾、工程师、传教士需要一个夏季休憩的去处。

清光绪年间，北戴河正式辟为避暑区，至今百年。在此期间，外国人选地造屋，至解放时达700余处。一些中国的官僚富商也跻身其间。

国民党政府南迁后，北京少了一大批外国使馆人员，北戴河也冷清下来。

抗战期间，北戴河的发展陷于停顿。只是日本侵略军在海滨以北的山麓盖了一座庞大的陆军医院，玷污了北戴河的美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只知搜刮，不知建树，北戴河又遭到一场劫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都北京焕发了青春，外国使节们重新云集北京。

1950年夏，“外交部驻北戴河临时联络组”成立，开始在海滨接待来此避暑的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但当时的北戴河却是一付凋零衰败、百废待兴的景象。

因陋就简

那时候，北戴河火车站没有电灯。月台上仅有几盏形单影只的煤油灯，从黑框的玻璃罩里透出昏暗的亮光，仿佛把人带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街头。为了防止使节和夫人们横穿铁路时绊倒，才点起了汽油灯，由站长手持着，招呼大家慢走看路。

从车站到海滨，当时只有一条途经日本陆军医院的砂子路。路的两侧是流水沟。我对水沟留有特别印象，因为有一次走在路上，车轮突然滑进水沟，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这公路，晴天还好走，每逢大雨，路面便冲出道道沟壑，挡住去路。

1996年，我重返北戴河，接站的旅游车走的是一条沥青路，连日本医院建筑群也不见了，心中纳闷。过后，查了地图才恍然大悟，现在有了一条绕过医院，从车站直插海滨的新路。

提起长途汽车，令人发笑。那个年头没有豪华巴士。接送外宾用的全是木炭车。车后装有一个形似锅炉的炭气发生器。开车前，先在炉里装上一块块劈得整齐划一的木炭。学徒工使劲地摇动鼓风机，把木炭烧着，然后锅顶冒出阵阵带着焦臭味的浓烟。司机一踩油门，也许发动机就响起来了。

木炭车

如果行车路中爆裂声大作，那就出问题了，说明车要熄火。果真如此，学徒工又得下车折腾。如引擎一时发动不起来，女士们、先生们就只好受点委屈，在车上干坐一会儿。时间长了还要误火车，真急死人！

为备急需，外交部给我们拨了一辆美军吉普。但由于汽油匮乏，吉普车没敢从北京直接开来，而是交火车托运而来。汽车的后座上还放了一个大汽油桶，装了半桶汽油。这便是临时联络组一个夏天的全部用油。

那辆颇有载重能力的“功勋”吉普

不用说，作为我们的“自备汽车”，它还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一次，一位东欧的外交部夫人得了阑尾炎，就靠这辆旧吉普把她火速送到北戴河火车站，连夜赶回北京就医。

1922年落成的北戴河海滨邮局与电报局大楼

通讯联络也大成问题。如今，海滨东经路上有座漂亮的邮电大楼。记不清当时的邮电局的准确位置了，但也在这条路上，还是当时海滨区数一数二的公共建筑物。

邮电局照顾联络组，给了一部手摇电话机。就靠这部老爷电话，我同外交部交际处的韩叙科长保持联络。但每打一次电话都费了牛劲，喊破了嗓子，还不一定能让北京听清。

北戴河的老别墅

解放初，海滨没有自来水设施，但别墅的洗澡间一拧龙头，却哗哗流水。水从何而来？原来每家每户都建了一个高过屋顶的蓄水池，有台阶可以上达。下人们手压水泵，从井里把水压在水桶里，再一担担地把水往上送，倒在蓄水池里。于是，一年一度来此的老爷、小姐们有了“自来水”。

解放前，每栋别墅的原业主都雇有当地居民为其全年看屋，兼作花工和杂工。这些高级“苦力”携家带口，住在院中“下房”，只盼每年夏季主人来，临时多得些赏钱。解放后，主人们再未谋面，他们也就成了“弃儿”。

我们到北戴河时，他们都几无收入，全靠种植蔬果和打工糊口。院子里甚至种有罂粟。这是我生平首次见到如此鲜艳夺目的花朵。据告是种以药用。这些工人对于北京官员的到来都表示欢迎，至少他们今后都会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安全可虞

朝鲜战争爆发后，敌特四处活动，国内某些等待“变天”的分子也蠢蠢欲动。北戴河原属秦皇岛市，毗邻通往东北的咽喉——山海关，属敏感地区。为了来此消暑的外交人员的安全，人民解放军派出了一个排，驻守在中海滩。

北戴河有何安全问题？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当时北戴河还有海盗上岸“拜访”。为此，海滩崖边的制高点都挖了战壕，以备海上来敌时予以阻击。

联络组工作人员嬉水于海滨

白天，外交人员纷纷出来活动，海滩更是保卫重点。那时，海滩上没有更衣棚。好在没什么游人，许多外国官夫人光天化日之下便更起衣来。保守一些的，顶多也仅是面朝大海，用大毛巾挡一挡。游完泳回到住所冲洗时，许多男女也常常不遮不掩，门户大开，泰然处之。战士们感到不好办，不看着吧，万一出事没有尽职；看着吧，“八项注意”里又有非礼莫视一条。排长来问我如何是好。我也没了主意，只好半开玩笑地答道：“睁一眼闭一眼吧！”

较令人担忧的是，夜间送客去车站。从海滨到车站，有近一小时的路程，出了海滨便几乎见不到一盏路灯，人烟更是稀少。倘若有人打黑枪，防不胜防。而且我们常常是孤车行路，前后没有照应。为此，每次夜行，车上都配了警卫。持长枪的战士坐在车后，注视着后窗；持短枪的战士蹲在司机旁，凝视着前方。

有一回，中途汽车熄火，战士们都跳下车来，端起枪，子弹上膛，四下警视，如临大敌。我也下车来，只感觉旷野里漆黑一片，除我们孤零零的两盏车灯外，别无亮点。

这期间，我办了一件不太高明的事：组织外国人员去秦皇岛和山海关参观。归来后，还得意洋洋，自以为主动开展了活动。电话里向北京汇报时，不料韩科长急了，责问我为何事先不请示。我无言以对。我的责任是在北戴河把外国人员接待好，谁又给过我权力，安排他们离开北戴河，去一个军事敏感区参观呢？

一切都因陋就简。如今的外交人员海水浴场，不仅更衣、冲澡的设备齐全，而且配备了救生员和现场医生。沙滩外围的海水里又设置了防鲨网。那时，这些都没有。幸好没有发生溺水、鲨噬等恶性事故。

以诚相待

当时的“临时联络组”由外交部交际处、北京国际俱乐部和卫生部派出的12人组成，负责外交使馆人员的接待，包括住宿、膳食、交通、医疗和娱乐。

联络组工作人员和闯进镜头的东欧外交官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1996年重游北戴河，我在“联络组”的旧址——外交部干部休养所参加了一次舞会，感慨万千。回想那个年代，“联络组”周末也为外国朋友举行舞会。把大饭厅的桌子往边上一挪，留出空间便是舞池。音乐呢？全靠洋人留下的手摇留声机和一些古典音乐唱片。为了增加中国色彩，还特地从煤矿疗养院借了几张广东音乐唱片。舞会不仅办了起来，而且还相当热闹。女士们、先生们挽臂搭肩，翩翩起舞。我们看在一旁也十分高兴。

1951年的接待任务即将结束，

联络组的全体人员留影于主楼前

当时来北戴河度假的，多数是苏联及东欧的外交官和家属。出于对“兄弟国家”的情谊，联络组的同志都是竭尽全力，将他们招待好。责任在身，我经常到他们中间了解情况，问寒问暖。

记得有一次来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专员的夫人。吉普车把她和一条锦毛大狗从车站接到了招待所。我自己动手，把行李送到她的房间。行李安顿好，我没有立即走开，想看看她还有何事。这过分的热情却引起了误解。夫人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币，塞到我手里。我哑然失笑，但没有露出不快，甚至不需告诉她：我们不收小费。

第二天早上，我又接到她的小条，说马桶塞住了。我带了修理工赶去疏通。后来，我们又有许多接触。慢慢地，她也了解了中国干部的作风。每次到她那儿，那条深谙人意的大狗总要来舔我的手，我们成了朋友。

北戴河海滨火车站

然而大使、公使们的事情不总是好办。一个星期日晚上，我送一批外交官去火车站，准备让他们搭夜车返京。预定的开车时间是22点30分，可是候车室里，在暗黄色的灯光下，他们在硬板长凳上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动静。于是，东西方的大使、公使们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向我发难，说发车晚了，影响他们次日的办公。这罪名可不小。

我找了站长。站长悄悄对我说，没有办法，要等一趟紧急军列通过（因抗美援朝已开始）。无法对他们说实情，我只好硬着头皮，笑骂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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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外交官第1辑》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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