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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是一个怎样迷人的职业?

吴建民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人物名片

吴建民大使,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资深外交家,曾任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国际展览局主席。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这些年来我搞过官方外交,也搞过民间外交;从事过多边外交,也从事过双边外交;我既担任过中国的外交官,也担任过国际展览局的主席,算是国际公务员;我在体制内从事过外交,退休后又从智库的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要谈当外交官的感受,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外交之所以迷人,一是因为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二是每天要面对新问题。搞外交接触面很广,打交道的对象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你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非常充实。

搞了一辈子外交,回头再看,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话,我还会选择做外交。









长期搞外交的人,对于中国的地位可以说特别敏感。苏东坡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外交人员就像鸭子,两只蹼子在水里面,水的温度我们是最先感觉到的。譬如,你出现在外交场合,人家给你排在什么位置,人家对你的态度和重视程度都反映出对你国家的看法。




没有一种职业像外交官一样,能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有25年是在国外度过的,那正是新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富强的时期。



1998年12月16日,出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中)与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右二)合影


1998年12月16日,我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后,记者进来照相,希拉克让我站在中间,在我的两旁是总统和外长。

我觉得不好意思,推让说,总统应该站在中间。希拉克说:“不,不,大使在中间。”我推让了两次,希拉克都很坚持。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在他们中间站定。




1964年6月6日戴高乐总统(中)接受国书后与新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及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合影。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将军递交国书的照片。当时也是由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见。黄镇大使站在戴高乐的右侧,德姆维尔站在戴高乐的左侧。我是第八任中国驻法大使,34年过去了,我居然站在了总统和外长的中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国力迅速增强、以自身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好处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乔治五世大街,这条大街连接着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上的阿尔马桥,堪称巴黎的“黄金地段”。19世纪时,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贵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



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中国驻法使馆


使馆所在地11号楼曾是法国糖业大王勒伯第的私宅。1936年下半年,时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的顾维钧先生以50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这幢四层楼房。从1937年3月1日起,这栋楼正式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馆址。

1964年新中国同法国建交,这栋楼作为外交资产,属国家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继承权。第一任大使黄镇到任后,经过一番交涉,乔治五世大街11号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的馆址。



外交家 顾维钧


我听说,在顾维钧买这栋楼之前,发生过一些可笑而令人心酸的故事。1932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公使。当时两国不是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只设公使馆,原因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派大使。国家弱,就被人瞧不起。


顾先生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就到公使馆上班了。

公使馆在巴比伦路的一栋楼里租了两层,楼里还有许多其他房客。没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一户房客家里死人,正出殡呢,大门上挂着黑纱,真不吉利。

还有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对方要预订当晚的电影票。他告诉对方这里是中国公使馆。人家说:“电影院也在你们这里。”原来公使馆旁边就是电影院,属于同一个房东,也许电话线也是合用的。

如今我们享用着使馆各项便利设施,很难想象当年顾先生哭笑不得的样子。顾先生是很有才华的外交家,无奈生不逢时,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服务。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1935年年中,法国同意将中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顾维钧是首任大使。他在法国努力开展工作,交了不少朋友。但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难扭转乾坤。

沧海桑田,如今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有更好的条件、更大的平台来为祖国服务,也时常感慨,外交人员的境遇和命运,是如此深切地与祖国的地位和实力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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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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