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战火中的科威特（下）

作者简介    

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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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人员的最后坚持

伊拉克当局多次以外交部的名义照会各国驻科大使馆，一再重申“伊、科已合并为一个国家，原驻科各国使馆的事务必须于8月24日之前移交驻巴格达使馆处理。8月24日是各国驻科使馆必须撤离和闭馆的最后限期。24日后继续滞留科的外国使团人员将与普通侨民一样，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和任何外交保护。”显而易见，伊此举是为了在外交上使其侵吞科的图谋合法化，成为既成事实。

随着最后限期的逼近，苏联、东欧、东盟、非洲和阿拉伯很多国家的使馆接踵撤离，西欧国家的外交官亦先后采取灵活做法，把外籍雇员留下看管使馆，自己悄然离去。

• 堵塞混乱的街道

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我们使馆本部的人员亦奉命压缩和减员，13位同志于21日离科回国。临行前，我在全馆会上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明确了留守人员的任务和要求，并采取了最后的因应措施，重要部门做了特殊的安排，组织大家彻底清理各个办公室、住房和仓库，集中贵重电器、礼品和陈列品，指派专人保管使馆印章、账册和钥匙，把使馆分散的办公和宿舍楼提前委托给房东和可靠的当地朋友看管，以备万一。

23日晚，我在科全部劳务和使馆大部分人员撤离后，最后留守人员除使馆本部7人外，还有经参处1人、商务处和新华分社各2人，共12人。

早有传言，23日午夜即最后限期过后，伊占领当局将对各国驻科使馆采取行动。当晚，大家都集中使馆主楼住宿，重新分工，各就各位，提高警觉，枕戈以待。

留守的同志们都很积极和乐观，都为上级领导给予的信任感到荣幸。大家齐心协力把各处的食品集中到使馆，准备长期坚守。当时12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祖国需要我们留守一天，我们就要在使馆坚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的尊严。

晚饭时，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下用餐，新的组合，新的形式，大家感到十分新鲜和愉快。刚刚入座，年轻的厨师凌志刚便站起来郑重地对我说：“我非常感谢外交部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保证一定完成好留守任务。借此机会我亦正式向使馆党委表示，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意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接受党的考验，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请在座的各位作证，并监督和考验我！”他的真诚态度和坚定信念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周围的同志们。

“党委热烈欢迎你的申请，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决心，能早日加入党的组织。”我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表示。我为有这样的年轻人而欣慰和高兴。

在场的全体同志为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23日整个夜晚总算过得平安无事，但好景不长。

• 被炸的安曼至巴格达告诉公路。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24日上午10时许，5名持枪的伊拉克士兵公然撬开我使馆后楼院墙的铁门，砸碎15日被炮弹震裂的玻璃窗，进入楼内，踢开房门，掠走礼品仓库和新华分社所住客房的部分财物。幸好吴毅宏同志去后楼时，及时发现有人闯入。

他正从院子走向楼门时，突然看到几个伊大兵提拎着东西从楼内出来。伊士兵舍不得手中的提包和包裹，用另一只手向他举起了枪。面对枪口，吴毅宏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你们在干什么？请放下你们手里的东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理应受到伊军的保护。”他一边用手指着前面楼顶上的国旗，一边严厉地喊着。

“你们跟我走，咱们去见使馆代办去！”他边说边试图拉他们往前楼走。

伊士兵见势不妙，放下手中的大小提包，灰溜溜地走了。

我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观看。财物虽然无大的损失，但这是个外交事件，一个不好的前兆。于是，我打电话给阿布·杰巴尔，进行交涉，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电话打过不久，伊方军、警和情报部门的代表以及伊驻科治安部队少将司令先后来馆，我一批一批地陪同他们察看现场，并提出了以下要求：即刻进行调查，严惩罪犯，赔偿损失，修复被破坏的门窗，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当时情况下，我明知伊方根本就做不到，但外交态度仍要保持主动、坚决和周到。

伊方面对事实无言可对，只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并做了详细笔录，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抱歉。

24日下午，我驻伊拉克使馆派来4位同志和一辆小汽车、一辆租来的封闭型大货运车，准备把我馆贵重的电器、通信器材、礼品、地毯和陈列艺术品运往驻伊使馆，减少国家损失。

25日，科威特上空风紧云急，霾云涤荡。紧张而不平凡的一天又开始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伊方强令使馆撤离的最后限期已过。据传，伊占领军要扣押外国人作人质，要对外国使馆断水、断电……

上午9时，我根据国内的要求，安排刘卫民和新华分社记者李士兴同志外出，观察形势的发展和使团的动向。

“一路千万小心。情况不妙，立即返回。”临行前，我揪着心，再三嘱咐他们。两人凭借着对当地语言和街道的熟悉，信心十足地应声而去。

当刘、李两人驱车驶至摩洛哥大道和一环路交叉路口时，发现前方有路障横拦马路，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拥上来检查证件，不由分说把他俩押送到一个治安部队连部。

伊中尉连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奉上级的命令，从25日凌晨开始，拦截所有外国驻科使团的外交官，把他们送到麦瑞巅饭店集中，最后押往巴格达。”

“看来，伊最高当局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关闭所有外国驻科使馆，迫使国际社会承认伊对科的吞并。”刘卫民想了想，“与这些人再争辩也无济于事了。”他灵机一动，利用伊连长打电话报告上级的机会，要求使用电话与使馆联系。

差不多10点钟，我接到告急的电话：“代办，我们在摩洛哥大道的路口被抓了，现在被扣押在附近的连部……”话筒中传来刘卫民焦急的声音。

“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就赶到。”

“代办，您千万不要来，这些当兵的见了外国人就抓。”

“要不，我马上去伊军司令部交涉放人。”

我放下话筒，使馆的同志们紧紧围着我，询问刘、李二人的情况……我深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头脑骤然发紧，脑细胞异常活跃地思索着：“假如我被抓，凭借我国的影响和我的外交身份，伊军对我不敢太过分，但是刘、李两人被抓他们无法脱身。我们12个人留守是国内赋予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能少两个人。假如两位同志去向不明或发生什么意外，如何向上级领导和他们的亲人交代……”

“我马上去伊军司令部紧急交涉放人。”我抬头对周围的同志们说，并吩咐司机备车出发。

“代办此去风险太大。”大家极力劝阻。

“别人去更危险，恐怕有去无回。我认识阿布·杰巴尔，我去可能还有希望。”我环视了一下一张张深沉的脸，自信地说，同时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我走后，使馆的工作由一秘范绍民同志负责。中午一点我还回不来，请立即向国内报告。”

我看了一眼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阿拉伯语教授的范绍民，又看了一下手表，时值10点一刻。

伊军司令部一位军官告我，阿布·杰巴尔因公外出，不在司令部。另外，此事不属于军队负责，必须找治安部队交涉。

治安部队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我问了几个伊军官兵，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我找到了扣押刘、李二人的治安部队连部，见到两人平安无事，内心十分宽慰。

我要求立即放人，并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扣押中国外交官是很不友好的行为。中、伊两国是友好国家，阿布·杰巴尔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昨天我还见过你们治安部队的少将司令，我希望能立即见到他们……”

下级官兵只知道执行命令，不敢擅做主张，更不敢擅自放人。只见那位连长频频打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无人做主。半个小时后，我们由警车带路跑了好几个地方，逐级会见了伊治安部队的两三个负责官员，都做不了决定，最后见到了准将副司令。

这位副司令说：“24日各国驻科使团必须撤离的限期已过。伊最高当局指示，自25日起，各国驻科使馆停水、断电，科主要街道均设置路障，凡驻科使团人员都要扣押集中，等待上级命令。”

我陈述了24日伊士兵闯入我使馆进行抢劫的事件，说明我们正在等待伊方侦破结果和赔偿损失，并出示了阿布·杰巴尔签署的特许通行证。

伊副司令拨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辩解说：“经初步调查，闯入中国使馆的士兵并非伊拉克人，而是科威特人乔装作案。”他接着说，“现在的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对尚未撤离的使馆还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从伊、中两国友好的关系考虑，奉劝中国使馆人员尽快离科，我们不愿看到友好的中国使馆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请代办先生把你们的两个人带回去，最好在天黑之前离开科威特。”

下午近2时，我等4人平安返回使馆。馆内早于上午11时已经停水、断电，同志们正在昏暗的烛光下用餐，个个大汗淋漓。我向大家打了个招呼，顾不得吃饭和喝水，迅即向国内报告情况。国内明示使馆可以暂时闭馆，人员尽速撤离回国。

•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外景

我随即召集大家，做了最后的布置，要求各部门妥善安排，落实安全保卫措施，门窗、橱柜加锁，贴封条，把各个办公室和宿舍打扫干净，做到片纸不留、痕迹不露、有条不紊地撤离。

同志们连续战斗数天，都已精疲力竭，但每个人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把能带走的贵重物品都装上了车，把能开动的汽车都开走，把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时使馆还有10辆汽车，其中两辆已经破旧，不能跑长途，只能放弃。我们12个人之中只有一名专业司机、6名业余司机，还有一辆加长的奔驰280没有人开。使馆三秘吴建军曾学过开车，但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多年未开，也没有驾驶执照。正当大家无奈之时，他挺身而出，表示愿开这辆车。

在这特殊情况下，我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安排范绍民一秘同车保护，紧随我的车，确保行车安全。我高兴地鼓励他说：“只要你能开走这辆车，就为国家减少约3万美元的损失。”

4时整，同志们站在办公楼前，肃穆、镇静地降下飘扬了19年的国旗，摘下了庄严的国徽，取下了金色的铜制馆牌，小心包装好放入车内，准备随身带回北京。

此时，大家都默然无语，紧抿着双唇，内心涌动着无限的苦涩和酸痛，难以控制的热泪流淌了下来。这些神圣之物今天显得异常光彩和沉重，因为它们代表着伟大祖国的形象和尊严，它们渗透着使馆几代外交人员的心血和奉献。我扭过头来对大家说：“伊拉克占领科后，我们在炮火纷飞和战争恐怖的环境下已经坚持了24天。现在的状况已不具备我们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最起码条件，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但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4时30分，使馆12名留守人员会同驻伊使馆前来支援的4位同志，分开10辆汽车离开使馆，作为在科的最后一批中国人踏上了沙漠大撤离的征途。唯一来使馆送行的是科威特前驻华大使的儿子阿里医生，他受委托看管使馆这栋乳白色的楼房。

我们的车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科伊边界人车拥堵，秩序混乱，等办完过境手续，夜幕已经垂落大地。我们行进了一段路程，找到一块可以停车的地方，简单地吃了一点儿晚饭。

当时我想，开车的同志们的确非常辛苦，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开长途夜行车，随时都可能打盹儿出车祸。于是跟大家商量决定，坐车里闭眼休息或小睡半小时再上路。

大概刚过了一刻多钟，一辆伊拉克的巡逻车路过我们停车的地方。一位友好的军官下车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并劝告我们，车队如果需要休息，最好到伊军固定哨卡旁边去，因为在这条公路上夜间曾发生过多起抢劫事件。大家听后，倦意全无。连连道谢后，即刻上路，一鼓作气，直奔巴格达。

抵达我驻伊使馆时，已是早晨6点多钟了。在使馆完成了工作和物资方面的交接后，如释重负，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夜。27日，径向约旦首都安曼进发，一路顺利。

28日下午，我们12名留守人员在安曼机场登上了派来接运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的专机，次日安抵祖国的首都北京。

在飞机上，我心潮翻涌，浮想联翩，远近往事萦回脑际……

• 1971年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宫达非大使与伊拉克计划部部长和新闻部部长交谈。左一为作者。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1971年3月，我随同我国政府代表宫达非同志前往科威特，谈判两国建交事宜，下榻喜来登饭店。刚安顿好住房，饭店经理就登门询问我国的国旗图样，我们向他提供了一面谈判桌上所用的小国旗。饭店当天赶制出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悬挂在正门前的旗杆上，光彩夺目，吸引了众多人群的目光。

当时，我们是中、科建交前访科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这面国旗也是科威特土地上升起的第一面我国国旗。孰知正当双方酝酿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又恰逢我担任驻科使馆临时代办的时候，世所罕见的灾难降临在科威特，使馆的国旗又在我手上降下，我的心何以能够平静。

但是，我也在想，国际社会和全世界人民绝不会允许伊拉克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兼并一个主权国家的图谋得逞，科威特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将得到恢复，我国驻科使馆的五星红旗必将再次高高升起。

撤离后的故事

撤离科威特回国后的第三天，我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代表钱其琛部长接见了我使馆本部全体人员，对使馆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协助台湾中华工程公司项目组人员以及最后组织近5000侨民安全撤离等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经部有关部门会商和部领导批准，特给予我和李汉谟、刘卫民、吴建军诸同志通报表扬，记功一次和颁发荣誉证书，并每人赠送一个电子挂钟，以示表彰和奖励。

凡事总是有喜有忧，喜忧参半。回国后与先期撤离回京的中资公司各位领导相聚时，我十分震撼和痛惜地获悉，有两个公司驻科经理部在组织撤离的过程中曾发生意外，两名劳务工人不幸遇难。

• 逃离科威特的人员只能依靠汽车代步

8月14日，我13个驻科中资公司接到“使馆统一指挥、安排有序撤离”的命令后，各个经理部和营地立即忙碌了起来，清理内部，准备车辆，收拾行装，大家都非常振奋。四川的公司率先把公家的电脑、电视机和录像机等难以携带的贵重电器藏匿在住房的天花板内，用白水泥抹平并封死通风口。同时还在仓库里砌起隔断墙，把食堂库存的20多袋大米封存在里边，力求减少经济损失。其他各个公司纷纷效仿，坚壁清野，并积极清点和检修车辆，卡车一律搭起车篷，以防挤坐在后面车厢里的人遭受烈日曝晒。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一天夕阳西沉之时，江苏国际公司远离科首都的一个工程项目组营地异常安静，全体员工正聚集在食堂吃晚饭，周围人烟稀少的院落里停放着3辆准备用以撤离的卡车。一名工人第一个吃完饭迈出食堂，不紧不慢地走向营地院落。他一边在卡车旁边溜来溜去，一边手拿牙签在剔牙。孤寂的营地生活，大家早已习惯于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聊聊天。

突然，两个蒙面男子猛力推开大院的两扇大门闯了进来，两人直奔停在最近的一辆卡车。我们的这位工人一看情况便知，这是明火执仗来抢汽车的，因为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要逃命必须要有汽车，汽车是逃离战火的唯一交通工具。他急忙上前阻拦，两人粗暴地把他推开，拉开车门就上车。他又奋力向前往下拉他们，并大声呼喊：“有人抢车啦，有人抢车啦！”

其中一个强盗竟然从后腰掏出手枪，“啪，啪”就是两枪，我工人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之中。为护车身受重伤的这名工人被两个暴徒抬上卡车，车被开走了，奄奄一息的受伤工人也被带走了。

正在食堂吃饭的工友们听到呼喊声和枪声，立即跑向大院，他们惊讶地发现营地大门洞开，卡车丢失一辆，地面上一滩鲜红的血迹……一阵纷乱的议论和猜测之后，大家最终得知，工人某某某中枪后被人连同卡车一起掠走了。随即，众人便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去周围地区寻找，近处找不到又往远处找，直到天黑，人们仍不甘心，最后在一条沙漠路旁发现了我们那位工人的尸体。

我问为什么两个暴徒要把我们受重伤的工人拉走，后来又遗弃在路边？公司的领导解释说，“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个暴徒或其中一人的家距离我们的营地不远，对我们营地的情况比较了解，并知道我们的营地有车辆。他们原本的目的是抢一辆卡车，不是要伤害人命。当他们不得已而枪击我工人后，想拉他去治疗或抢救，半路上发现人已不治，遂弃之路旁；另一种可能是，两个暴徒在与我工人扭打过程中已暴露其面目或身份，不得不开枪并把伤者带走。”

另一起导致我劳务工人死亡的不幸事件，发生在伊拉克通往约旦的边界海关地区。8月20日，路桥公司劳务人员随同第二批撤离的大队人马，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境内，在拉马迪项目组营地休整，聚集走散的几个小股车队，并等待伊约边界全线关闭又重新开放的确切消息。

一天两夜之后，浩浩荡荡的车队继续开赴约旦边界。当车队抵达伊约边境时，已近午夜时分。边防过境地区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黑压压一片，挤得海关办公的平房周围水泄不通。黑暗中只见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挤来挤去，呼喊和喧嚣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按次序停放妥当，第二批撤离领导小组嘱咐大家不要离开车队，随时准备过关，接着便赶快前去排队办理过境手续。劳务人员连续车马劳顿，人人困乏，筋骨酸痛，众人纷纷下车，活动活动身体，透一透空气。

午夜已过，一些人坐在闷热的车内打盹，有些人两三人结伴躺在两车之间狭小的地面上休息，很快便进入睡梦中了。路桥公司一名工人与同伴在两车之间席地小鼾之时，熟睡如泥。

约1个小时，撤离领导小组成员办完海关手续回来，满头大汗地前后跑动，不断吹哨，高喊“上车出发”，汽车启动并连续鸣笛……这名嗜睡工人在其伙伴几次推晃叫醒后，翻过身来又睡着了。孰料，车队缓缓开动时，意外的不幸发生了。身受重伤的工人立即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可惜最终宣告不治身亡。

回眸这段跨国沙漠大撤离的惊险经历，虽然庆幸近5000侨民分批撤离了战火纷飞的科威特，安全返回了祖国的怀抱，但在内心深处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作者 | 秦鸿国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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