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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闯荡巴拿马往事

徐贻聪 老徐札记 2022-07-19
1979年11月至1983年12月,我曾经在巴拿马工作过4年。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在那里居留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我国与巴拿马以及中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应该属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与拉美国家友好关系的组成部分。
1979年,徐贻聪在巴拿马运河桥头留影。
与国家元首成为朋友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确定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开展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以期彻底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起始阶段,我在从我国驻墨西哥使馆回国休假期间,接到了一项全新的工作任务:赴巴拿马城担任“新华社记者”,力争做些推动中国与巴拿马友好关系的工作,同时增加对中美洲其他国家的了解。
1979年5月接到任务后,经过在新华社5个来月的培训,我与总社委派的新任巴拿马分社首席记者叶维平和他的翻译程志平一道,于那年的11月底,冒着北京凛冽的寒风,登上去巴黎的航班,再从那里转机飞往巴拿马城。
应该说,我的任务开端还很顺利。在分社原首席记者段之奇和一些华人华侨的安排和协助下,我们三人的入境和居留手续的办理都很顺利,很快就安顿了下来并着手工作。我一方面协助新任首席记者熟悉情况,寻找新闻线索,编发消息；另一方面,根据国内的指示和要求,广泛开展结交朋友的活动,寻找机会结识、拜访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当时在位的巴拿马党政警(巴拿马没有军队,只有负责国家内外安全的国民警卫队,其司令是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要员、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工商界巨头、媒体负责人和其他国家派驻巴拿马的记者,以及华人华侨中的知名人士等,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也相机介绍中国的情况和政策,特别是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和举措。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不仅结识了许多官方和侨界的人士,还同巴拿马的民族英雄、国家元首、国民警卫队司令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以及多名政府部长、警卫队将军等成了朋友,得到他们的多方关照。
同托里霍斯将军的交往始于记者采访。他比较重视媒体,在位期间曾创建并坚持过“20+1”的媒体吹风形式,在整个拉美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即他与20位女记者的不定期、但有一定密度的“早餐会”,介绍政策和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回答她们的问题。男记者虽然无缘参加,但也能在新闻上“沾光”。
在公众场合同托里霍斯“见面”多了,他慢慢知道了我这个“中国记者”,还会远远地向我招手示意。一次在山顶上举行的面向全国的电视讲话过程中,他允许我站在主话筒前录音,以致我的形象在直播中多次“凸显”出现,连续多日的重播让我一时间成了巴拿马家喻户晓的“名人”,在街上多次被拦住并被问及关于中国的事情。由此,我还得以邀请托里霍斯将军参观在巴拿马城举办的“中国经贸展览会”并为他担任翻译,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他在参观后会见中国展团负责人时,关于中国参与巴拿马运河及巴拿马跨洋铁路建设、华侨华人在巴拿马的表现和影响的讲话,让在场的中国人不仅感到亲切,而且深为感动。就是那一次,他非常深情地说,巴拿马铁路的每一个枕木下面都埋有一位中国劳工的说法应该是事实,死在挖掘运河中的中国人则应该更多,所以巴拿马不应该忘记中国。他还告诉我们,他曾经给国民警卫队的警官下过命令,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与“巴依萨诺”(西班牙文“老乡”的意思,在巴拿马指的是华人)闹矛盾,可以先把“巴依萨诺”放走,把警察带回去调查处理,过错应该都在警察。他在1981年7月去世前不久,还曾在家中亲切会见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由我担任翻译。他表示“不同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巴拿马的民族耻辱”,并称将尽快组团赴北京谈判建交。由于他一个月后即因飞机失事去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基于需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度,特别是在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应该有更加广泛宣传的考虑,我尽可能同各方面的人物进行交流,力争让他们能够对我国有所了解,增加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印象和理解。借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一句老话,我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时任巴拿马总统罗约、副总统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副总统依留尔卡,以及经济部长、工商部长、运河区管委会主席、科隆自由贸易区管委会主任等政坛要人,还有国民警卫队的多位将军级领导人,包括后来担任巴拿马总统、被美国以“贩毒”罪名抓到美国坐牢的诺列加,都成了我的朋友,来往甚多。我去国民警卫队司令部时门卫甚至无需通报,在机场也不必出示证件即可出入各个登机口。
依留尔卡副总统曾经担任过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熟悉国际事务,也对中国有较多的了解和好感,主张巴拿马应同中国建交。在巴拿马政府官员中,他与我的交往最多,感情也最深,1983年分社第四任首席记者郑定峰在分社所在地举行庆祝建立分社10周年招待会时,他还应我的邀请到场祝贺,与郑社长共同切开蛋糕,并一直停留到出席招待会的近百位客人散尽才离开。
徐贻聪(左三)陪同托里霍斯将军(左二)参观中国经贸展
担任两国交往“八大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包括中央的,也包括省市的,纷纷开始想要走出去。作为全球第二大自由贸易区——科隆自由贸易区所在国、又位于世界多种“交通”要冲的巴拿马,是我国众多企业希望选择的目的地。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中间人”,为他们进行联络并互通情况。我记得,当年我曾经同我的好朋友、巴拿马的工商部长梅洛,就我国机构设点问题进行过多次沟通、接触和商谈,得到他的深度理解和大力支持。最终,在我的参与下,中国纺织品公司、江苏丝绸公司、中国化工公司等单位相继在巴拿马开设了办事处,或派出代表,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中国银行等也确定了在巴拿马设立代表机构的意向。这一切,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希望“走出去”的范例,并获得了成功。
如今我国与巴拿马的双边贸易额接近65亿美元(印象中1983年我离开巴拿马时仅有百余万美元)。约30家中资企业在巴拿马开展业务；60余家民营企业在巴拿马设有办事机构；中国已是科隆自由贸易区物资的最大供应国；中国在巴拿马的投资留存接近3亿美元,还在巴拿马开启诸如造价近15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第四桥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经贸合作从数量到质量都位居拉美各国的前列,这方面的基础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改革开放的威力。
巴拿马与我国当时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双方的人员往来却一直比较多,比较频繁。新华分社作为双方同意设置的机构,具有某种官方性质,而且是唯一的这种类型的机构,理所当然地需要承担起双方人员往来的联络和安排任务,这也就成为我的工作内容。从1981年初起,由于新华总社认为我还能完成采访和发稿任务,便将首席记者以及他的翻译调往他处,在巴拿马城仅留有我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需要完成人员往来的联络、安排、迎送和陪同会见等事项,还要每天想办法编写和发送新闻稿件,前后近两年之久。
在那段时间里,我参与联络和安排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的代表团,以及中国银行行长、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贵州省歌舞团等大小数十个团组的去访,还为十多个巴拿马代表团访问中国做了必要的辅助工作,包括联络、日程安排、机场迎送等。其间,不少团组看到我每天忙碌不停,戏称我为“八大员”,即除去作为记者和办事员外,还是译员、联络员、驾驶员、炊事员、打字员、电报员。虽然需要里里外外地忙,很多时候吃不上饭,睡不成觉,但能为两国交往,特别是同一个未建交国家之间的多方位、多层次往来做点工作感到高兴和满意,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处处有华侨华人关照
我一直认为,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生活不易,但他们多心系祖国,不忘为祖国做点贡献,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情对待他们。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需要牢记。
在巴拿马的几年,也让我在这方面有些亲身体会。由于在一段不是很短的时间里分社仅有我和我的夫人,很多华侨华人关照、帮助我们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想起来就会让我热血沸腾。担心我们的安全,有的华人每天晚上会默默地开车围绕我们的住所转转,看看有无异常；逢年过节,不少侨胞会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聚会,或者拉我们出去“散心”,休息；在我往访其他中美洲国家时,他们叮嘱我需要认真注意的事项,还为我委托他们的亲朋好友照顾和协助我；更重要的是,分社常常收到他们提供的新闻信息,完成新闻采写。托里霍斯将军飞机失事的信息就是一位华人提供给我的,从“可能出事”到确认“去世”,一个小时里给我打了三次电话,让我成了所有外国记者中报道这个事件的第一人,事后还被同行问及“怎么能有如此机密的消息渠道”。
向拉美国家宣讲中国
在巴拿马工作期间,我曾经有机会走进中美洲其他一些国家,诸如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同样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化,主要是了解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以及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严重程度。
中国和拉美相距遥远,加上受当时的条件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对中国了解甚少,中美洲更甚,很多人只知道“毛泽东”“人民中国”,至于中国是什么样,很多人都毫无所知。我去中美洲国家采访,多是时间短暂,人地生疏,但利用机会和条件,向所见、所遇的各方人士介绍中国,回答他们的问题,还是简单易行的,而且容易取得直接的效果。至今还记得,当年我向萨尔瓦多新闻部长、洪都拉斯内政部长、哥斯达黎加总统候选人等介绍中国时,他们都大感惊讶和新鲜,明白了他们确实对我国缺少基本的了解和认知,我也体会到我们真的需要向世界大范围开放。
我应该是外交部以“记者”身份派往拉美的第一人,后来又相继派出过几位,都是“单枪匹马”,目的是对外开放,扩大交往,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未辱使命。去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时,我曾撰写过一篇短文,抒发我久藏的期盼和快乐之情,认为两国建交是“水到渠成”,友好关系根深蒂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反映的应该符合两国关系的事实和历史进程,也表明我们曾经的工作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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