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6周年今天，2022年11月25日，是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离世6周年。在纪念这个无法忘怀的日子里，我记起了他的一句话：“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他的理想就是建设共产主义，他也确确实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让共产主义的理想永远不朽。这位出生于1926年8月13日的高大、雄伟古巴人，为了他的理想和任务，坚持奋斗了一生，也始终保留有一脸大胡子，“目标不实现决不剃去”，表示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志向和决心，确实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硬汉子，是一位不朽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于共产主义最大强敌美国的旁侧，古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将“没有社会主义毋宁死”成为了古巴人民矢志不渝的目标，并在千难万险中始终坚持，非常值得敬佩。我也是共产党人，与卡斯特罗一样，坚信共产主义，坚毅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当然也希望“理想不朽”。坦率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从他的身上得到了鼓舞，对共产主义更充满了信心，尽管我同他只是异国的同志和朋友。追忆起来，我曾经非常荣幸地与他有过不少交往，断断续续几十年，被他信任，被他牵挂，也从他那里得到鼓励和鞭策。我有许多同他的照片，每次拿出来都会热血沸腾，感到他和他的精神依然在侧，感到他还在激励我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斗争。是的，他走了，已经在自然规律的应照下去到马克思身边6年了。可以告慰他，并请他转告马克思的是，他的理想常在，不仅没有“朽”，而且在得到更大范围的实践和光大。古巴在大无畏地坚持中；古巴人民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中国人民，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并且还有明确的近、远目标和蓝图。我深信，对中国有着非常友好感情的他，对此一定极为高兴，感到理想在真实地实现中，还会与马克思一起，深为放心。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性的，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着同样的理念和胸怀。永远缅怀卡斯特罗，记住并持续不断地努力发扬他的精神，让“理想不朽”。（写于2022年11月25日）◆纪念伟人的最好方式是贯彻他的伟大思想◆一次体现中古深厚友谊的盛会◆特殊的纪念与回忆

1960年9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西班牙语三年级第一学期期间，曾经有机会为来自拉美国家的代表团担任过翻译，前后10天，收获极大，至今记忆犹新。我是1958年考入北外的，那年上三年级。学期刚刚开始，学校通知我，中国电影公司要接待由阿根廷、智利两国人士联合组成的访华团，需要西班牙文翻译，学校推荐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当然喜不自胜，跃跃欲试，尽管心里无底，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入学以来，经过两年的学习，对西班牙语有了一些初步了解和知识，一般的话也可以说一些，但缺少实践机会，不知道到底是何种状态。但是，谁都能想到，一个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应该确实难得，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第一次陪团翻译按照要求的日期，我拿着学校给我开的介绍信，去到电影公司。他们也没有什么询问，直接让我去见指定陪同访问的一位处长，由她告诉我他们知道的简单情况，并准备同她一起去机场迎接客人。我的心情一直很忐忑，因为真的如同很多形容说的那样，属于“大姑娘上轿”。当天傍晚时分，我们在机场顺利接到了客人。阿根廷的是一对夫妇，智利的是位单身女士，一共三人。从机场，我们径直去到在北京逗留期间居住的民族饭店。那家饭店是北京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新建的十大建筑之一，很新，也颇气派，是当时宣传介绍的部分内容，给客人的印象也确实相当不错。其后几天，代表团在北京连续参观，还有会见、座谈、宴请等，日程紧凑，但进展顺畅。结束在北京的活动后。我们五人又一同乘火车去了武汉和广州，再由广州乘飞机返回北京，圆满结束访问日程。全程中，双方的交流一直比较顺畅，没有出现问题，双方相处也很自然、融洽，离别时还有点难舍难分。现在回忆起来，我的翻译应该属于简单、直接的那种，只是力求让双方能够明白对方要表达的内容，不产生误解和误会，谈不上修辞和语言艺术。从结果来看，应该基本都达到了目的，因为主客都还比较满意。于我而言，那是第一次实践，是检验，也是鼓劲，对我后来的学习进展意义非常之大，所以至今不忘，犹如还是昨天。（写于2021年11月7日）◆追忆我的第一次出国◆我的“外交官”之路（连载一）◆一帧照片引起的回忆感谢关注老徐札记

十一月底，应古巴驻华大使的邀请，曾出席了在其使馆举行的纪念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逝世5周年的活动，几天都处在连绵的悲情之中，不时想起与卡斯特罗的一系列往事。其中一次非常能够体现中国和古巴两国、两党深厚情谊的盛会，极为突出地浮现在脑际，还反复在脑海里映出，难以自已。卡斯特罗是2016年11月25日去世的，享年91岁。他出生于1926年的8月13日，是中国农历的一个“虎年”。我也属虎，比他小一轮，故他称我为“小老虎”，说他自己是“大老虎”，难怪感情亲密。确实，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亲密、独特，完全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元首与一位外国使节之间的通常关系。我想说的那次盛会虽然不是为他举办的，但他也参加了，而且在现场说的一席话让我非常感动，回味无穷。徐贻聪夫妇与卡斯特罗三兄弟在“双6.3宴会”合影1994年6月3日，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时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即国防部）劳尔▪卡斯特罗的63岁生日（劳尔出生于1931年6月3日），我准备于那天在我们使馆为他举办“双6.3宴会”。事前，我去劳尔设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同他商量此事。他在明白了我的意思之后，立即高兴地大笑起来，告诉我不仅要去，而且会请很多人一起参加。是日，我在使馆安排了中餐式的宴会，准备了生日蛋糕，还有劳尔喜欢喝的茅台酒。到了约定的时间，卡氏三兄弟（菲德尔、劳尔和他们的大哥拉蒙。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古共中央明确要求他们三人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还有时任全国人大主席、部长会议执行秘书（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国务委员会的几位副主席、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及军界的高级负责人，加上其中部分人的夫人，共30余位，兴高采烈地鱼贯进到使馆，与我和夫人热烈拥抱，相互问候。“生日快乐”的祝贺声，在使馆的厅内、厅外不时响起，不绝于耳。宴会开始时，菲德尔首先以惯常的幽默口吻宣布说：今天古共中央政治局的26位成员中有14位到场，超过法定人数一半，会议产生的决定有效。现在请徐大使宣布会议内容并讲话。在中古双方共40来人的欢笑和掌声中，我解释了“双6.3”的含义，向劳尔表达了热烈的祝贺之情。劳尔当然也随即站起来，感谢我的特殊安排，讲了充满对中国友好感情的热情话语，还建议全体一起用中文高唱《东方红》。那天的午宴持续了约5个小时，席间共喝干了14瓶茅台酒。使馆政务参赞林良由同志感慨地对我说，“你今天组织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茅台酒也真正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一次外交活动，让一个国家的几乎全部重要领导人悉数到场，气氛亲切、热烈、随和、真诚，见证的应该是真情，体现的应该是纯真的友谊，确实让我难忘，让我深受鼓舞。记住它，永远记住它！这是我对自己的明确要求。曾经写过类似的故事，如今有感而发，夜半忆想。再次滤过，既以纪念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关切90高龄劳尔的健康，也回忆当年“哈瓦那的四只老虎”（除卡斯特罗和我以外，还有古中友协会长、华裔将军邵黄和使馆的林良由参赞。他们俩都与我同庚，出生于1938年，不幸已经先后去世）。（写于2021年12月4日）◆纪念伟人的最好方式是贯彻他的伟大思想◆与劳尔同唱《东方红》◆我所知道的卡斯特罗和古巴感谢关注老徐札记

在纪念卡斯特罗主席逝世5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回忆稿）纪念卡斯特罗主席研讨会2021年11月30日，在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去世5周年的日子里，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在使馆举行研讨会，题目是《卡斯特罗与生物技术》，邀请我参加并安排我在会上发言。我没有推辞，在研讨会上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记忆中的内容如下：尊敬的大使同志，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在纪念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全世界人民都十分敬仰的卡斯特罗主席离开我们5周年的日子里，大使同志组织这样的研讨会来纪念他，让我参加，还允许我讲话，我确实感到非常荣幸。感谢他。纪念一位伟人的最好方式，是记住并设法落实他的伟大思想。大使同志今天举行《卡斯特罗与生物技术》为题的讨论会，当是这种方式的具体体现，是一次极好的纪念。我祝贺他的想法和安排，因为我知道，卡斯特罗主席非常重视生物技术，对这项科学在古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贡献也极大。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我于1993年到95年在古巴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曾经非常有幸与卡斯特罗主席有过多次晤面和谈话，对我的影响和教益十分深刻。在那些谈话中，我们也谈到过关于生物技术问题，我还在他的启示和亲自安排下，得以参观过几乎全部古巴研究和发展生物技术的部门和设施，会见过众多的古巴在这个领域里的科学技术人员。不仅留有直接、深刻的印象，还产生了如何推动古巴在生物技术方面与中国合作的思想，因为我认为的确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事项。古巴国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所思所想，确实让全世界都非常震动，极为敬仰。坦率地说，我退休以后，从2005年开始为两国在这方面开展合作的奔走，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我对卡斯特罗总司令的一个承诺，在尽自己的一项义务。从我与卡斯特罗主席的直接接触中，我领悟到，他不仅有着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如何发展国家的政策构思和制定，还有许多非常过细的了解和认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是他的伟大所在，确实让我敬佩，让我仰视。大家都知道，古巴研究、开发的生物制品中，有个药物叫PPG，是从甘蔗里提炼出来的，对降血压和血脂，特别是胆固醇有着特殊的功效。是卡斯特罗主席向我推荐了这个药品，还告诉我如何具体服用，包括适宜的剂量和最好的服用时间。他告诉我，每天下午4点服用效果最佳，每天的最大服用量不要超过4粒，可见他对事物关注和了解的过细程度。就此，我要顺便感谢古巴大使，感谢古巴使馆，是他们多年来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这个古巴产品，协助我保持健康。谢谢大家。上下滚动查看更多现场照片（注：部分照片转自拉美分会前副会长陈红娣美篇，感谢杜辉煌老师提供照片）（写于2021年12月1日）◆我所知道的卡斯特罗和古巴◆特殊的纪念与回忆◆我与格瓦拉感谢关注老徐札记

外交回忆前两天，突然收到一位老朋友发给我的两张照片，在惊喜中回忆起那次出访，很有些激动，还颇感到骄傲。照片是1975年我作为陈永贵副总理访问墨西哥时的翻译之一，在飞往墨西哥城的专机上和在墨西哥参观中的记录，应该不失历史意义，特别是对我而言。1975年徐贻聪（左一）陪同陈永贵副总理（左四）出访墨西哥我于1963年初进入外交部后，一直在外国驻华使馆工作，分别是在古巴驻华使馆8年和在墨西哥驻华使馆的两年多，1974年底回到部内，被分配在美洲和大洋洲司三处。那时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的事务还归属这个“美大司”，三处主管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1971年至1974年之间，曾经出现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高潮，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我就是在那段时间被调到外交部的地区司，具体参与对拉美事务的。到美大司不久，中方接到时任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希望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往访的邀请，由头是埃在1973年4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参观过大寨，受到陈永贵的亲切接待，留有良好的印象。埃的邀请到达时，陈永贵业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经研究并与墨方协商，决定安排陈永贵以副总理身份专程访墨，并组成一个代表团，成员有林业部的一位副部长、驻墨西哥大使姚广、美大司司长林平以及大寨的负责人郭凤莲等人。我记得，那次访问是在1975年的3月底至4月初进行的，飞行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由上海、东京飞往墨西哥城，回程则经过了布加勒斯特（本应经由法国巴黎，但因天气原因，途中改道罗马尼亚）、乌鲁木齐等地，最后回到北京，主要是飞机的续航能力有限，不得不多次起降。陈永贵副总理一行在墨西哥西北部锡那罗亚州参观在墨西哥期间，我们在首都墨西哥城受到了埃切维里亚总统的热情接待，还由墨方安排专机，早出晚归，访问了墨西哥的多个城市，了解了墨西哥的工农业生产和历史文化。陈副总理对访问非常满意，认为收获颇丰，还增强了中国和墨西哥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访问过程中以及访问前后，我因为负责代表团的文件传递工作，得以多次与陈永贵副总理直接接触，对他的质朴和勤俭深有体会，感触良多。他曾几次向我“抱怨”给他住的、吃的太好，照顾他的工作人员太多，让他实在感到“过意不去”。还有，他在墨西哥的专机上讲过的一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想起来就会忍俊不住。连续数日的饱满日程，使得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都很疲惫，但陈副总理的精神却始终保持旺盛，而且每次都是他先到专机上就坐。在最后一次去外地时，连他的警卫、秘书都姗姗来迟，他随口一句“你们这是吃黄豆放屁——一个一个往外蹦啊”，逗得大家大笑不止，睡意全无。陈副总理离开墨西哥时，墨方在机场安排了热烈的送行场面；回到北京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吴德、王震、李素文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曾到机场迎接。那次随团出访，是我第一次去到国外，还围绕地球转了一圈，陪同的又是我国的一位历史名人，确实印象深刻，受益也很多。由照片引发，轮廓性回忆，记载于此。（写于2021年9月8日）◆一帧照片引起的回忆◆我所知道的卡斯特罗和古巴◆铸就历史的人不会被忘却感谢关注老徐札记

东方红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夜读《从“传话人”到“取经者”——领唱的劳尔爷爷》一文，心潮澎湃，联想万千，勾起许多亲切的回忆，很想记叙一二，感受与劳尔·卡斯特罗的深厚情谊，也感受中国与古巴源远流长的友谊，特别是中国和古巴两个执政共产党之间的深情厚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作为中国驻古巴的第十任使节，在古巴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与劳尔，还包括他的两位哥哥——大哥拉蒙和二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了“莫逆之交”，被誉为他们的“中国知心”。期间，与劳尔多次同唱《东方红》，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得益于中古友谊，也得益于劳尔对中国的友好情怀，在古巴的两年两个月里，我有机会与劳尔多次晤面，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政府宾馆，在中国驻古巴的大使馆，还有在“革命宫”和国防部大楼里的劳尔办公室，都曾留下劳尔和我的足迹和笑声。如果是聚餐式的聚会，则必定会还有《东方红》嘹亮的歌声，因为劳尔每次都会提醒我准备好磁带和收录机，以参与者用同声高唱此曲告别。“从”传话人”到”取经者——领唱《东方红》的劳尔爷爷”文章中提到的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的那次演唱，就是其中的一次。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那次持续了8个多小时的纪念会结束时，劳尔还向在座的包括十多位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参与者们强调，“我发现有的同志到现在还不会用中文唱这首歌，希望他们多加练习，如果下次再不会唱，将被取消参加与徐大使聚会的资格！”，让我感动异常。劳尔·卡斯特罗用中文演唱《东方红》的视频事实表明，劳尔与《东方红》确实情感深厚、独特，不仅数十年不变，还在不断加深、强化。虽然不能断言是“绝无仅有”，也必定是极少数人之一。其中，反映的当然不仅仅是他对这首歌的喜爱，更体现他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重。我是1993年9月抵达哈瓦那履新的，到任后不久就连续接到劳尔的通知和提醒，要我务必不要在12月26日那天安排其他事项，等候他的通知并参加由他主办的活动，还一再要求我准备好《东方红》乐曲，可见毛主席在他心中的地位。我也记得，2012年7月他以古巴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国宴中，他要求军乐队演奏《东方红》，并站到乐队前用中文高声随唱，使得在场的中国同志都非常感动。我则满含热泪矗立聆听，感受良多，再度享受他对新中国、中国党和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友好情感和情怀。今年4月，劳尔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离开了领导国家的岗位，但可以相信，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情不会改变，他留给古共和古巴人民的精神也不会改变。由劳尔参与缔造的古巴与中国两国、两党的友谊，必将方兴未艾，万古长青。

2021年4月19日，古巴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按计划如期结束。一个将载入史册的事件是，按照他本人的意愿，古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没有再次当选为党的领导人，与他同时期的“革命司令”和“老革命”们也都退出了党的领导机制，从而正式结束了“卡斯特罗时代”，开启了古共领导层的一个全新时期。4月16日劳尔·卡斯特罗宣布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产党成立于1965年10月，其前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1年将古巴的“7.26运动”、“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2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的唯一政党。1975年12月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目前拥有70余万成员，依然是世界上最小的执政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成立以来，劳尔·卡斯特罗就一直担任党中央的第二书记职务，在2011年4月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第一书记，接替其兄长、古巴“革命领袖”、因为身体原因主动辞去职务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地位，成为了“卡斯特罗时代”的另一位组成成员。由于再没有卡氏家族的人员继承他们的地位，“卡斯特罗时代”至此正式结束。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是亲兄弟。两人于1953年同时发起武装斗争，志在推翻反动卖国的旧政府，建立新型的革命政权，以期保持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平等，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体制。几十年间，他们兄弟俩曾经一起被捕入狱，一起被流放国外，一起乘游艇打回国内，一起在山区领导武装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还一起组建新政府和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菲德尔和劳尔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强敌，功勋卓著，都是古巴人民敬仰和敬爱的领导人，在古巴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敬重和好评。他们在位期间，没有培植自己的后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多考虑的是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确实应该受到尊敬和赞赏。卡斯特罗兄弟与切·格瓦拉可以断言的是，古巴一个“时代”的结束，绝对不应该被理解为这个“时代”开启的革命实践的终止。古巴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会继续延伸，这条道路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将会继续得到实践，古巴的领导力量也不会发生质变。当然，新的古共领导层会在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断更新”，与时俱进，递次改进发展方式，争取使得国家的面貌有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提高。无疑，由于内外困难的环境，特别是强大邻国的封锁、打压，古共会遇到诸多险情，但“卡斯特罗时代”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将必然会继续保障古巴的革命实践和前行。◆古共“八大”将展示古巴继续前进的决心◆我所知道的卡斯特罗和古巴◆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古关系将会何去何从感

共和党的特朗普走了，民主党的拜登入主白宫。两党不同，对世界事务的观念不同，处理方式也必然不同，其中包括受到普遍关注的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众所周知，无论是从国家大小，还是从力量强弱，美国和古巴都无法同日而语。但是，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却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显示出正义与非正义、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以及人们对之的认识和态度。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政府曾与古巴签订恢复关系的协议美国完全出于政治和自私的目的，对古巴施加了野蛮的封锁和禁运，长达近60年，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民主党上届政府期间，在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力主下，美国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奥巴马本人还打破坚冰，亲自往访古巴，给世界人民些许期待。但是，事与愿违，奥巴马访古未几即任期结束，美古关系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继任总统的特朗普4年间，对古巴一再施以压力，不仅完全取消了奥巴马的正确和必要的举措，还一反常态地全方位加大、加重对古巴的打击，欲将之置于死地而后快，也确实给古巴制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灾难，尤其是在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问题上。古巴政府不畏强敌，在多重困难的情况下，同特朗普政府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再度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困难中继续英勇地挺立在美国近旁。当地时间2021年1月11日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宣布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古巴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人们普遍估计，拜登走马上任，对古巴的理念将明显有异于特朗普。也就是说，美古关系将会明显缓和。两国的交往将逐渐增多，包括经贸、人员往来、交通运输和对侨民的管理，等等。当然，这样的局面何时能够开始出现，又能够达到何种程度，都还需要看拜登及其政府的关注程度和日程情况。显然，古巴方面从其一贯的政策和立场出发，将会对拜登的任何改善两国关系的举措表示欢迎，并会给以积极的配合，因为古巴一直期待着能和这个邻国建立起正常的、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以利本国的发展，也以利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其间，古巴当会继续坚持自己的主权、独立，也会继续坚持自己对道路、体制、意识形态和领导力量的选择，并继续防范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图谋。应该说，在美国与古巴之间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整个美洲地区及至全世界。联合国每年关于美古关系的辩论和投票结果，充分反映出世界舆论的倾向，反映出对这样关系的热切期待。美国民主党内有传承意义的理念，无疑符合这样的潮流和期待。但愿拜登政府在对古关系问题上能够走出阴霾，显露出和熙的阳光。（写于2021年1月23日）◆古共“八大”将展示古巴继续前进的决心◆古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意义非凡◆一个小国的巨大贡献感

日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告，正式宣布将于2021年4月16日至19日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指导方针。根据“公告”阐明的精神，可以预期，古共“八大”将会继续沿着古巴人民“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继任者劳尔·卡斯特罗第一书记开创的道路，全方位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争取新的胜利。的确，古巴共产党在十分困难的内外形势下，大义凛然地坚持独立、主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不屈不挠地奋斗于抗争干涉、颠覆、封锁的第一线，勇敢、坚毅地捍卫了自己的权益，也为世界树立了斗争和胜利的榜样，可歌可泣，非常值得赞赏和敬佩。近几年间，疯狂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古巴的野蛮封锁和禁运，还利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之机，毫无人道地断绝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各种往来，甚至禁止“抗疫”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过境运往古巴，妄图增加古巴人民的困难，颠覆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古巴共产党不畏艰险，勇敢面对，想方设法，挖掘途径和潜力，在领导人民防治“疫情”和维持经济发展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提高了自己的形象。2016年卡斯特罗兄弟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每年4月，都是古巴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时刻，因为在1961年4月，小小的古巴，刚刚取得革命政权未几的古巴，在短短的几十个小时的时间里，粉碎了由军舰、飞机和现代化武器装备、不可一世的美国雇佣军的入侵，取得了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震慑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在世界反侵略、反颠覆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古共选择在4月举行“八大”，体现的是对革命传统和精神的继承，也是对继续自己革命道路的公开明志。历史证明，选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许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坚持这条道路并能确保道路的贯通和持久。古巴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已在这条路上行走了60余年，困难重重，风险很大，面对的强敌气势汹汹，一心要予以“掐灭”。但是，古共和古巴人民不仅没有放弃，还在坚定、大无畏地继续行走中，并将通过“八大”再度明示一往无前的决心。无疑，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古巴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根据劳尔·卡斯特罗的意愿和公开宣布，他将会在“八大”上退出中央领导人的职位。也就是说，“卡斯特罗时代”将会在行政上完全结束，体现一代革命者的胸怀和风范。但是，完全可以确信，菲德尔和劳尔开创的道路，他们留下的理论，将会为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所继承并发扬。未来的古巴，在古巴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下，依然会光芒四射，风范世界。相信古巴共产党将会开好自己的代表大会，也会得到世界主持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国家和党派的帮助。（写于2020年12月4日）◆古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意义非凡◆听周杰伦的歌有感◆一个小国的巨大贡献感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10月30日，82岁的徐贻聪从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手中接过了一页证书和一枚纪念章。证书上写着：“在此古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现将此证书颁发予徐贻聪，感谢他为古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古巴共和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在拉丁美洲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与古巴“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关系和情谊建设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受益者，曾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徐贻聪有很多故事要讲。中国古巴关系有过几个不同时期。1960年，整个美洲，古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一直到1970年，美洲才有第二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文革”期间，中苏争议加剧，古巴比较支持苏联，中古关系冷淡。一直到1989年，两国外长实现互访，两国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升，进入了正常化阶段。1993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古巴大使，在古巴工作到1995年12月。那时候，两国关系在改善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上引起很多热烈的反应，像古巴这样的国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非常关注，要多方面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我在古巴两年多的时间，跟卡斯特罗三兄弟，跟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有非常密切、频繁的往来。卡斯特罗问我：渡江战役三个前线指挥部在哪儿1989年，我在外交部拉美司当副司长。6月份，我陪同钱其琛外长第一次对古巴访问。那次访问中，卡斯特罗给了钱其琛外长非常特殊的接待，两人前后进行了8个小时的会谈。我在现场做记录，记到最后，我的手都已经写不了字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大家都叫他“总司令”。这个人确实有特点、有个性，他为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不懈斗争了一辈子。古巴就在美国边上，他经历了11任美国总统，美国对他策划了多达638次暗杀行动，但都“莫奈他何”。他有一种气概，很了不得。我和他进行过很多次谈话，每次谈话时间都比较长。他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他的提问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世界形势的关注和了解，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我一到任，他就和我谈了5个小时，从中国的远古历史到近代史，再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他提了一个问题，真把我问住了。他问我：“你们解放军渡江战役有三个前线指挥部，这三个指挥部在哪里？三个指挥员都是谁？”我自信对中国历史还是比较了解的，但也只好说：总司令很抱歉，这个细节我没记住，我回去查一查。他却说，我查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对毛泽东非常尊重，对邓小平的情况也很熟悉。他告诉过我，邓小平公开发表过的东西他都看过。他明确讲过，邓小平用改革开放政策，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世界很关键，很重要。我1993年9月份到任驻古巴大使之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出了两本上下册的书，把中国所有改革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十几年间改革开放的所有文件，翻译成西班牙文，发给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他很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希望他们的主要领导成员能够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199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在中国待了8天，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等5座城市，我全程陪同，他比较详细地去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各地方的执行情况和发生的变化。卡斯特罗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我曾经在哈瓦那见到他的儿子。我跟他讲，你爸属虎，我也属虎。他说，我爸告诉过我，说他的虎，是火性的虎，你的虎，是水性的虎。卡斯特罗这个人让我感到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为国家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为自己去要什么。他家庭出身是大庄园主，在古巴革命初期进行土改的时候，他动员他妈妈，把所有的土地都交出来。他要求，不要突出个人，所以在古巴，你能看到何塞·马蒂的塑像，但看不到一座卡斯特罗的雕像，没有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很多人知道卡斯特罗有一个儿子，但我后来才了解到，他实际上还有三个儿子。在古巴革命之前，他曾有过一段婚姻，两人育有一子，后来离婚。这个长子名叫拉蒙·菲德尔·卡斯特罗。拉蒙是卡斯特罗的大哥的名字。长子在苏联学习原子能，回国后曾任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被他爸爸撤职，之后在古巴基础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当顾问，没有实职。前几年因为抑郁症自杀。他的第二段婚姻，和夫人育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段婚姻我是很久以后才得知，在古巴大多数人也不知晓。在古巴，年纪大的人叫他兄弟，年轻人叫他父亲。他去世的时候，遗体从首都运到东部去，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沿途到处有人排队等候他的灵柩经过。这说明老百姓爱戴他的程度。这个人确实有很多优点，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尊重。劳尔·卡斯特罗爱唱《东方红》菲德尔·卡斯特罗哥仨。哥哥拉蒙·卡斯特罗，早年参加过古巴革命斗争，搞地下活动。古巴政权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古巴的农牧业研究和推广。卡斯特罗辞去党政职务后，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接任。但这是法律上的规定，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的意愿。劳尔·卡斯特罗跟他哥哥同时参加革命，搞武装斗争，坐牢、流放，一起取得胜利。他一直是古巴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劳尔·卡斯特罗就曾经来过中国一次，在中国待了两个礼拜。那次访问，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走了很多地方，切切实实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1997年11月，劳尔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首次以官方身份访华，在中国逗留了18天。劳尔·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感情跟“老卡”（指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也有他特殊的地方。他1953年第一次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听到中国人唱《东方红》，就学会了这首歌。以后每次只要有中国人在，他一定要唱《东方红》。用中文唱。我跟他每次见面，他都会唱。有一次，一个聚会上，古巴共产党中央十几个政治局委员都在场，他让大家一起唱《东方红》，还开玩笑说，今天有好几个人不会唱，下次还不会唱，就不让你们参加聚会了。2012年，劳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是古巴的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他特意请军乐队演奏《东方红》。那次我也在现场，感到这种感情是自发的，很深。请卡斯特罗吃全猪宴请卡斯特罗吃全猪宴，这个故事怎么来的？我在古巴的时候，有一个华裔好朋友，早期曾跟卡斯特罗一起在山上打游击，管他们的后勤。古巴胜利以后，他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办公室主任，当了8年，所以他跟他们兄弟三人关系比较密切。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能不能请劳尔·卡斯特罗吃一次肥肠。我说，他喜欢吃这个？好，我去找一找。我就让我们大使馆厨师去找。古巴饮食中，中餐的成分占很大比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去古巴的时间比较早，大约180年前，中国人最早以“契约华工”身份，被贩卖到古巴参加甘蔗生产。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几十万中国人生活在古巴。所以，中国文化，特别是饮食在古巴影响很大。在古巴两次争取独立的斗争当中，还有中国人成营建制组成军队，他们非常勇敢。20世纪30年代，在古巴哈瓦那街头上，就竖立起一座古巴华人纪念碑，上面是古巴政治家贡查罗·德·圭萨达的题词：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古巴是拉美少有的以吃猪肉为主的国家，烤猪肉、烤乳猪是古巴人最爱的食品。但猪下水，在古巴街上是没有卖的。后来我们大使馆厨师真的从屠宰场找来肥肠，请劳尔吃了一顿饭。之后过了大概有十几天，我在一个使馆的招待会上见到老卡。他说，你请别人吃好东西，为什么不请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没请别人吃什么好东西，没有请你啊。他说，你是不是让劳尔到你那里吃肥肠了？我说，我不知道你也喜欢吃这个，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再安排一次。他说，你赶快安排，我还会带很多人去。很快我们又组织了一次：除了猪肠，从猪头肉、猪耳朵、猪肚、猪肺一直到猪尾巴都有。我跟他讲，今天我请你吃全猪宴。那一次，真的去了不少人。吃完饭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我们今天在你这里吃的那么高兴，占你预算太多了，我给你弥补一下。当天下午，他就让人给我们大使馆送了一头猪，用卡车拉过来的。老卡这个人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其实非常平易近人，还爱开玩笑。他筷子用得很好，喝汤时，用筷子把汤里面的东西捞出来吃完了，然后把汤碗端起来喝。完了还跟人讲：徐老师今天没请我吃饭。他喜欢了解中餐，每次一起吃饭，一定会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怎么做出来的？怎么个吃法更有味道？被记过处分的副省长古巴没有其他政党，只有共产党，全国党员有87万，它有1200万人口。古巴共产党机构共有三级：中央、省和市。我在古巴两年多，对古巴的干群关系印象很深刻：干部能上能下，今天可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明天就可能被选举到一个什么地方任职。这种特点非常明显。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马查多，是我在古巴时负责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他曾告诉我，他能叫得出全国75%的党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种现象，我以前跟人家讲过，有的人不相信，但我在古巴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古巴大部分车都是苏联产的拉达，政府官员基本上没有自己专用汽车，公务车有官方的汽车牌照，是蓝色的。老百姓碰见这样牌照的车，就可以拦车。问一下，车去哪里，可以搭车吗？如果车上有空位子，这车去的方向跟你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公务车就必须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有一次，我到古巴的一个省去，一个副省长告诉我，他被批评了。我问，为什么被批评？他说，我在路上碰见一位女士要搭车，因为我有紧急公务，没能把她送去。她告我，我被记过处分了。当时的古巴外长有两辆公务汽车，但是他自己平时是骑自行车上班，后座还带着他上中学的儿子。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在街上被一个欧洲国家大使的奔驰车撞到了，大使一看撞到人，就赶快下车，扶起来是外交部长，吓坏了！可外长掸掸衣服，发现没受伤，骑车走了。就是这位外交部长，第一次去外交部上班的时候，门口的警卫不认识他，见他把自行车放到车位上，就说你不能放在那儿，这是我们外长停车的地方。他回答，以后这地方就放自行车了。古巴干部这些事情很多，我还曾经给我们中纪委访问代表团谈过这些例子，他们请我把这些内容写成文字给他们。当时古巴有它的客观情况，一个是汽车本来就少，另外没有汽油。我在古巴的时候，它汽油全部要靠进口。有一段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古巴甚至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偷汽车不犯罪，偷自行车要坐牢。我在古巴那两年，街上很少有汽车。但最近几年再到古巴去，街面也有塞车的情况了。卡斯特罗要帮美国人治疗白内障我1995年11月离任驻古巴大使，但自此到2018年之间，我又去过古巴十几趟，主要是推动中国和古巴一些医疗合作。古巴是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它的医学教育很发达。医学院的毕业生首先要到农村去当三年家庭医生，根据业绩情况，再分配到医院或者其他岗位。我曾经在古巴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使馆同事陪我办理出院时，发现一分钱不用交：不收住院费，不收医疗费，连吃饭的钱也不收。我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外交人员？他们回答，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免费！古巴在生物药品的研究方面下得功夫很大，老卡自己管了几十年，中央政治局有一个委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古巴现在在拉美、非洲等120多个国家有医疗队，有3万多名医生护士，其中大部分费用是古巴人自己承担的，属于国际援助形式。卡斯特罗曾提出，想在中国建50所眼科医院，当时我参与了选址，和他们办事处的人一起到20多个省市找地方、找合作对象，但后来因为和我们的医疗体制不一样，最后没有合作成功。不过，现在我们的安徽第二人民医院以及西宁和大同的医院，有来自古巴的眼科大夫。古巴卫生部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专门负责跟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卡斯特罗在2006、2007年的时候，曾经跟美国人叫板，要免费为15万美国人治疗白内障。这说明他对自己国家眼科技术很有信心。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我了解到的情况，古巴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情况并不严重。看到消息，说他们的疫苗也在生产中。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们的医学研究还是有基础的。我和古巴的情缘我跟古巴有一种特殊的情缘。1958年，我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我们那年入学17名同学，那一届和1959年那一届，学制5年。但我并没有念到5年毕业。中间因为中国古巴建交，17名同学中有13名同学因为参加两国的合作项目，做翻译工作，都走了。因为北外曾经有让我留校当老师的考虑，哪儿都没让我去，包括教育部公派国外留学，北外也没同意。1963年3月，我们五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北外打了两个电话，让我们还在继续读书的4个人，全部去北京周报西班牙版报到。我是班长，代表几个同学们去办离校手续。办到一半，又接到总理办公室另外一个电话：让我到外交部，主要工作也是跟古巴有关。古巴与中国建交以后，很快在中国设立使馆，派来大使，他们要求外交部派一个翻译。我就是被总理办公室派去做翻译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古巴驻华使馆一共工作了8年，为古巴的前三任驻华大使当翻译。其实，1960年11月，我还在北外上三年级，切·格瓦拉访问中国，到北外去，学校安排他到我在的那个班去参观，我还被指定为班级学生代表跟他进行了一些接触。1965年，切·格瓦拉第二次来访问的时候，我已经在古巴驻华使馆做大使翻译，有机会随从他参加了一些活动。从中国古巴建交开始，一直到我退休，我的工作多多少少都跟古巴有点关系。我跟老卡哥仨之间的一种关系，曾经被很多人所“嫉妒”，因为非常特殊。我跟古巴之间的关系，时间长，参与程度比较高，密度也比较大。我觉得自己是中古关系参与者、见证人，也是受益者。上个礼拜五（即10月30日），古巴驻华大使为我颁发了证书和纪念章。这些荣誉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口述：徐贻聪采访整理：杜军玲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今年是古巴革命前领导人之一切·格瓦拉首次访问中国60周年。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和古巴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非常有历史意义。应邀出席并讲了几句话，简单地谈了我与这位世界知名人物的珍贵、难忘的关联。滑动查看更多照片我感到荣幸和骄傲的是，我与格瓦拉曾经有过直接的交往和对他敬重的多形式表达，其中包括参与接待他的两次对华访问、拜谒他的出生地----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参观他与卡斯特罗兄弟乘坐《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潜回古巴登陆的科罗拉多海滩、他在古巴参加武装斗争的马埃斯特拉山区根据地、他率领起义部队从古巴东部打到首都哈瓦那所经路线特别是他指挥的圣格腊腊战役现场、他离开古巴前往世界其他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前进行准备的农场，还有古巴为他建造的纪念碑和陵园，等等。回忆这一切，历历在目，敬意阵阵，心潮澎湃，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由衷、深切的景仰更加浓重，更加现实。格瓦拉纪念碑格瓦拉纪念碑安葬在格瓦拉陵园里的邵黃将军墓格瓦拉指挥的圣格腊腊战役纪念碑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在格瓦拉曾经对我国进行的两度访问中，我都有幸参与了部分接待工作。1960年11月他首次来华时，中古两国刚刚建立外交关系，我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西班牙语三年级。他去访问北外时，我被指定作为学生代表，在我所在班级的教室里与他见面，向他表示欢迎。由于他的访问日程太紧，进入我们的教室后仅与我握了握手，虽然未及寒暄便被催促离开，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但却是机会难得的一次首聚。在他1965年再度访华时，我已在古巴驻华大使馆给首任大使担任翻译，从而有机会随同大使参加了他的部分访问活动，主要是他在北京郊区的那次农村之行，我还为他做过比较简短的中西文翻译。格瓦拉是位世界名人，尤其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名望很高，影响很大，是很多人的崇拜偶像和效法的榜样。我在拉美一些国家工作期间，深感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很多不分年龄层次的人知悉我曾经有机会直接见过格瓦拉，都对我表示羡慕，纷纷争先恐后地与我握手，对我另眼看待，让我感到荣幸和骄傲。滑动查看更多照片确实，格瓦拉非常值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主要是他具有的永不妥协、永不停歇的革命精神，是他不畏艰险的革命气概，还有他的那颗拯救人类于心灵深处的革命者之心。（左起）岑楚兰教授、佩雷拉大使、徐贻聪大使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友谊关系在持续发展，蒸蒸日上，方兴未艾，其中有格瓦拉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古两国人民都当记住他，怀念他，把他的贡献载入史册，并以他的精神推进多方位、多层次的友谊与合作。纪念格瓦拉，颂扬他的精神，让他继续鼓舞我为中古和中拉友谊做出力所能及的微薄贡献。（写于2020年11月20日）◆一帧奖状承载的历史◆我的真诚祝贺和祝愿◆特殊的纪念与回忆感

2020年11月10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文件，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加勒比国家。此举意义非同一般，应该是当前国际风云中的一股清风，虽然微弱，但值得赞赏并享受其作用。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代表古巴政府签署文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始立于1976年，原只是一个地区性条约，1998年经条约签署国外长会议通过章程修改，决定对外开放，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亦可加入。我国于2003年正式参加该条约。据报道，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也都是该条约的成员国，欧盟也在考虑参加的问题，彰显其受到关注和重视的程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反对外来干涉和制裁，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古巴远在西半球的加勒比地区，相对而言，距离东南亚比较远，双方在历史上的往来也不是很多。它们之间的走近，反映国际风云的变化，也反映多边合作潮流在不断扩大，有着势不可挡之态。东盟十国外交部长共同出席了视频签字仪式由于受美国长期野蛮封锁的影响，古巴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开展国际交往和合作也困难重重。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4年间，美国在霸权欲和单边主义思维的驱使下，此种情况更日益加重，包括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特殊时期。东南亚各国深切理解古巴的困难，多次一致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加强正常和必须的国际合作。古巴外长在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讲话中，就特别明确表示感谢“条约”的成员国对古巴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支持，可见双方关系的发展程度及其重要意义。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露于各个角落，需要各方以自己的努力和方式寻求并贡献于稳定，减少不确定性，以确保国际大局对和平与发展的保障作用。古巴与东南亚国家互相尊重，拉近相互关系，虽然不能影响全局，但由小及大、由少及多，也是一种重要的积极贡献，应该得到一致赞赏和广泛重视。（写于2020年11月14日）◆玻利维亚大选及政局走向◆我的真诚祝贺和祝愿◆一个小国的巨大贡献感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10月30日，在一个颇为隆重的仪式上，古巴驻华大使佩雷拉代表本国政府，将一帧奖状颁授于我，还给我颁发了一枚纪念章，让我回忆起很多历史，当然感到高兴、荣幸、骄傲。今年是古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中古双方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昨天的仪式是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美同学会拉美分会、古巴驻华大使馆和袁熙坤先生创办的“金台艺术馆”联合举办，气氛庄严肃穆、热烈友好。我是作为客人应邀到场的。作为中国古巴“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关系和情谊建设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当然应该出席，表示高兴，表示祝贺。奖状上写道：“在此古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现将此证书颁发予徐貽聪，感谢他为古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证书上有佩雷拉大使的签名，署的日期是2020年10月30日。纪念章则两面各有含义，一面是代表两国首都的天安门城楼和古巴哈瓦那的两座标志性建筑，另一面是显示两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和玛尔斯特拉山，象征意义十分强烈。佩雷拉大使在致辞中还简要地提到我的参与情况，特别说到我在哈瓦那被卡斯特罗主席亲切地称为“小虎”的片段（卡斯特罗出生于1926年，也是“虎年”，长我一轮，故称我为“小虎”），引起听众的笑声。确实，我与古巴人民“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主席的特殊友情，让我荣耀，让我终生难忘。我说我对此感到高兴、荣幸、骄傲，绝非是自我标榜，也不是自吹自擂，因为除去与卡斯特罗，还有劳尔·卡斯特罗的亲切关系以外，我还几乎参与了中古新型关系发展的全进程，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直接参加了许多事件，及至中方政策的安排，并从中有自己的感悟和领受。颁证合影活动现场简单地说，我在1960年和1965年，曾分别参与过格瓦拉访华的接待；从1963年到1971年，我被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点名去往古巴驻华大使馆，相继为其三位早期大使担任翻译；从1974年到1991年，我先后在外交部美大司和拉美司参与中国与古巴关系的处理和调整；1989年，我得以参与并陪同两国外交部长自建交以来首次对对方的访问；1993年，我意外地被任命为我国驻古巴大使，开始了与古巴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直接接触，还有机会访问过古巴169个市中的142个，对古巴全国的方方面面有了亲身的了解和理解；更让我感到幸运和骄傲的是，我有机会参与并陪同我国国家主席首度对古巴的访问，以及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的第一次国事来访，创造了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参与国家元首互访的少有先例。还有，我曾被卡斯特罗主席长久记忆，他在我离开古巴后还多次派人问候我，了解我的情况，让我激动，让我难忘。在中国的习俗中，60年是一个“甲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今年对中古关系多形式的庆祝，预示着两国之间的“三好”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更高的高度。作为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我仍然抱有继续参与的强烈愿望。（写于2020年10月31日）◆我的真诚祝贺和祝愿◆为中国外交奉献一生

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10月18日举行大选，前总统莫拉莱斯创建的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推举的候选人阿尔塞获得55.1%的选票，当选为下届总统。同时，该党还获得众院的73个席位（总数为130名）和参院的21个（总数是36名）席位，均超过两院总席位的半数，是一次绝对性的胜利。据报道，88%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应该是比较高的比例，表明选民有较大的参与愿望。在选举中得票率占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为约29%和14%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我的真诚祝贺和祝愿——写在中国和古巴建交60周年的日子里今天，2020年9月28日，是中国和远在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我的心情澎湃、激动、温暖，回忆多多，感受良深，难以平伏。1960年9月2日，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向100多万在场的古巴人民发出询问：革命的古巴是不是应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得到一致响应。其后，两国代表经过友好协商，确定于当年的9月28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整个西半球开创了一个光辉的先例，中国外交得以开始延伸到整个地球。6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和古巴虽然远隔重洋，但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双边关系逐渐深入，成为了“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使得两国关系形成一种典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理解。徐贻聪在中古建交60周年之际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就我个人而言，中古建交使我得以改变人生，开始了一条未曾想过的道路。1963年3月，原本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打算留校任教的我，被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有了根本的改变，北外不得不改变了计划，因为古巴在北京设立的大使馆需要有人给大使当翻译，我被确定为对象。经过协商和测试，那年的4月1日我进入古巴驻华使馆，开始了长达8年的翻译生涯，也开始了我与古巴的交往。在离开古巴驻华使馆后，我又有幸在外交部的相关司处参与同古巴事务的处理，前后近20年。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是，1993年我能被任命为我国驻古巴的第十任大使，还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与卡斯特罗主席，以及包括劳尔·卡斯特罗在内的全体古巴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建立有极为特殊的工作关系和亲密友谊，并有机会参与了我国国家元首对古巴的首次访问和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的首次来访，被古巴有关方面认为“让古中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5年离开古巴以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卡斯特罗主席一直关注于我，给我寄来贺年片，委托访华的代表团问候我，还多次打听我的落处和状况。我于2001年退休以后，为推动两国在通讯和生物药品方面的合作，曾十多次去访古巴，起到了微薄的作用。可以大胆地承认，我是中国和古巴关系的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各个阶段，有理由感到荣幸和骄傲。今天，我想以我个人和家庭的名义，因为我的几个儿孙也曾在古巴工作或者学习过，受益匪浅，热烈祝贺这个日子，并明确表示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两国的兄弟情谊和具体的合作竭尽绵薄之力。真诚祝愿中国和古巴的友谊万古长青。（写于2020年9月28日）◆一段电视片背后的故事◆我同国际台记者谈中古关系◆特殊的纪念与回忆感

在徐贻聪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联系不断加强，双边交往不断升温。阿根廷的报纸上逐渐有了对中国的客观报道，古巴和厄瓜多尔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巴拿马的中企在他的联络下进入了科隆自贸区。

我的“外交官”之路（一）我是在25岁那年，也就是1963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安排，提前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开始我的“外交官”生涯的，屈指算来，至今已在这条路上走了超过57年的路程。我出生于1938年10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北部的中间地带，位于黄河和淮河以北、大运河东侧，离洪泽湖不很远，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地带。祖父母是佃农，替别人耕种土地。父母在年轻时跟随共产党，所以我在出生后不久便受共产党的照顾和恩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两度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远离家乡，历经生死考验和颠沛流离，直到10岁才得以开始入学读书。好在小学一至三年级我只用了半年时间，在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我就进入了四年级，并成为了首批少年先锋队的成员。其后，我按部就班地读完小学，于1952年考入初中，并在那一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12岁以前，除去两度因为战争原因“逃离”家乡、一共在外面颠沛流离约4年外，我都是在我的出生地度过的。那两次“外逃”，一次是因为父亲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负责人遭到日伪政权通缉，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毁，全家不得不去到解放区避难，直到日本投降；第二次“外逃”，也叫“跑反”，则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随军北撤，从家乡出发，步行往返，经过山东、辽宁、吉林、河北等省，带有一点“长征”的性质，于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南进回到家乡。在家乡的五、六年间，因为土地贫瘠，加之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生活极度困苦，挨冻受饿是家常便饭，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只能靠白薯、白薯叶度日，我还曾短时间讨过饭，至今记忆犹新。在中学的6年期间，我一直对学习外语有比较浓厚的兴趣，随着课程的设置，先后学习过英语和俄语，成绩尚可。高中毕业那年，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全国统考前提前招生并在省会南京设立有考场。我得到消息后，向父母讨要了十几块钱，只身一人从淮阴乘坐小火轮、火车辗转到南京，参加了考试。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对外界了解甚少，加上并未抱被录取的希望，参加考试时随便填报了对之一无所知的西班牙语作为志愿。没想到，“歪打正着”，还真的被录取，1958年开始了大学5年的西班牙语学习之路。我的父母因为出生贫寒，家庭困难，小时候都没有上过学。加入革命队伍后的初期阶段，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也没有机会读书，直到建国时还都是文盲。党组织曾安排我父亲两度入文化速成班，但因为工作繁忙和年岁偏大的关系，成效并不明显，所以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对子女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自己节衣缩食，为我们尽力创造上学的条件。我被北外录取后，我父母尽其所有，为我准备衣被、行李和旅途费用。但是，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我赴京选择的是最便宜的交通路线，从淮阴乘小火轮，再转汽车到徐州。由于当时从徐州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慢车，我只能买到济南的车票，再由济南换乘另一趟慢车到北京，沿途历时三天两夜，待到找到北外时，真的是筋疲力尽，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幸运的是，已经通知新生推迟入学的北外，破例接受了对推迟开学毫不知情的我，让我得以有了20多天的安身之处。那时候的学生生活是清苦的，但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不过从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外交官”。“误打误撞进北外，艰苦求学”未毕业”；学生生活多样化，情思集结感恩诚”这是我对在北外五年的归纳。那年进入北外后，学校为我在西法语系（当时西班牙语和法语是属学院的同一个系）的法语三年级学生宿舍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同时协助我解决了吃饭等生活问题，直到两周后正式确定我的所学专业和分班时才从那里搬出。那座楼现在已经不存在，原址在如今学校西院大门的南侧，“工”字型大楼的东半部，我住的地方在一层。我记得，我当年在法语三年级宿舍的室友有蔡方柏(后来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王振铭（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局长）、刘驯刚（从轻工部外事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安惠侯（曾任外交部亚非司长和中国驻埃及等国大使等职），以及李家忠（后被派去北京大学学习越南文，曾担任驻老挝、越南大使）等人。同他们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或许因为他们是我在远离故乡和亲人后认识、相处的第一批人，故而印象深，情意笃，相互长时间视为挚友。因为年龄和个头的关系，他们几位校友都用“博迪”（法语“小”的意思）亲切地称呼我，直到现在见到我时依然如是。可以说，我入北外和进入西班牙语系，完全是“误打误撞”，因为仅凭在中学对外语的一点兴趣，怀着“试试看”的心理，便报考了“不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填写了“一点都不知道”的西班牙语专业。当然，后来随着了解的逐渐增多，我则越来越喜爱上了这个重要的语言工具，用之为国家服务了数十年，还在“古稀”之际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了“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的称谓。对北外，则更是充满感恩戴德的终身情怀。应该说，北外五年的求学是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老师告诉我们，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的系统教学始于1952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起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1958年那一届是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第六届（1957年因故没有招生)，学制新改为5年（好像5年学制只在我们那一届和59届实行了两年，此后又改为了4年制）；招收的学生应为18人，其中1人没有报到；17名学生分为两个班；以“小班”形式上课，以便于学生有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我分在58级的2班。旋即，西班牙语的课程开始，字母发音，日常用语，语汇语法，…….，相继铺天盖地般涌来，让我们深感应接不暇。我在中学里学的是俄语，开始阶段经常与新学的西班牙语相混，不自觉地将俄语和西班牙语混杂在课堂答问或者家庭作业里，因而多次遭到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才未再出现西、俄语混合出现的情况。

作为一辈子在外交方面摸爬滚打的人，退休以后很自然地在继续关注国家的对外关系，也关注公共外交方面的事与人，还拥有几位非常活跃的民间外交家朋友，袁熙坤就是其中之一。袁熙坤是知名的画家、雕塑家，美术设计家，作品颇丰，造诣很深，还很注意收藏，收集有诸多的国内外珍品。袁熙坤是位社会活动家，是全国政协连续多届委员、常委，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很富有建树。尤其让我推崇的是，袁熙坤还是民间外交家，以他的艺术贡献于国家的对外交往，画外国领导人的肖像、做外国人物雕塑，总共已近160件，被誉为“肖像外交家”，功勋卓著，蜚声海内外。袁熙坤作品-卡斯特罗画像袁熙坤作品-卡斯特罗雕像我结识袁熙坤就是在与“肖像”有关的一个民间外交场合。进入21世纪之初，我已经退休，袁熙坤为他绘制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肖像问世举行介绍会，我作为曾经的驻古巴大使之一，连同时任古巴驻我国的大使，还有许多其他许多宾客，应邀到场祝贺，与他相识并结为朋友。此后，我又多次有机会参加他创制的其他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历史文化有关作品的推出活动，与他的友谊逐渐加深，了解他也越来越多。作为参与我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关系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当然会更多地关注我国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和往来，包括类似于袁熙坤从事的活动。拉美和加勒比离我国最为遥远，虽然双边关系源远流长，但受地理遥远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了解毕竟不多，理解更缺，需要从多角度予以加强。据我了解，袁先生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但对拉美和加勒比情有独钟，多次远涉重洋，赴这个地区了解情况，寻找创作题材，包括一系列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以期增进人民间的友谊和理解。在他的作品中，涉及该地区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可见他的良苦用心。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袁先生业已创制了阿根廷的圣马丁、玻利维亚的图帕克、胡安娜、安德烈、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聂鲁达、古巴“独立之父”何塞.马蒂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多米尼加的杜阿尔特、厄瓜多尔的阿尔法罗、秘鲁的阿玛鲁、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等众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历史和现代人物的肖像、雕塑，深受相关国家和整个拉美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完全可以说，在中拉关系获得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袁熙坤先生建有奇功，应当予以特殊书写。袁熙坤创作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雕像2008年6月20日古巴文化部长普里埃托、驻华大使阿鲁菲参加揭幕仪式袁熙坤创作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雕像2004年12月24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参加揭幕仪式

悼念与回忆不久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同学相继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又一个当年的同窗突然离去，已经是同学中第6个远去的了。消息很让我伤感，过往的事，也纷纷涌上心头。新近走的是我们年级最年轻的那位同学，生前是中央文献西班牙文译文定稿人之一，同我常有联系，年龄还不到80岁，他的去世让我很为意外。1958年，北外实行单独招生，于全国统考前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设立考场，提前招生。我是江苏北部人，就近在南京参加的考试并被录取，于当年9月开始为期5年的学业。进入北外后，我们17个同学，其中有5名女同学，被分为两个班，一个班8个，一个班9个，教室相邻，宿舍也靠在一起，上课、就寝、课外活动，基本都在一起，相互感情很深。到3年级时，由于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古巴与中国建交，两国随即开始启动合作项目，急需西班牙语翻译。我们年级的大部分同学被抽调去服务，北外只保留了我和另外3名同学继续课业，准备毕业后留校作为师资人才，其中包括这位同学。其间，北外担心我们也被“流失”，对我们4人“看管”十分严格，哪儿也不让我们去，包括拒绝教育部关于让我们公费出国留学的安排意见。但是，事情后来还是发生了变化，北外的计划被彻底打乱。1963年3月初，正当我们全力冲刺，准备迎接毕业考试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连续给北外打去两个电话，下令让我们班的全体成员提前毕业，去新成立的“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组报到，第二个电话则是让我改去外交部。北外对此安排当然只能服从，让我们结束“寒窗”，未经任何考试，分别进入工作岗位。不过，后来还是为我们颁发了正式毕业证书，承认我们为完成了全部学业的毕业生。离校以后，我们4人，还包括那些提前离校的部分同学，虽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辗转国内外，但多年来一直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和往来。特别是分别退休以后，十多位曾经的同窗，相互关怀，互相惦记，还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相聚，谈天说地，交流心得、家事，增进感情，始终保持着当年的深厚情感。自然法则难以违拗，“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年的同学也在相继离世，成为永别，属于势在必然。还留在世间的我们，在悼念中回忆以往，记起当年的景象，声音笑貌，嬉笑打闹，难免有伤感，但也有慰藉，因为各自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一生并没有碌碌无为。（写于2020年8月23日）感

我曾经受我国政府的委任，先后在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担任过大使，时间都不是很长。三国对我各有评价，反映出它们对我任职的肯定和赞许。我把这些评价视为激励、鞭策，也思考过它们的动因及进程，有几点个人的心得。综合而言，三国的评价分别是：厄瓜多尔总统认为，“徐大使使得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成熟期”；古巴对外友协负责人指出，“徐大使让古巴与中国的关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根廷代外长在代表政府为我授勋的讲话中说，“徐大使在短短三年里让阿根廷知道了另外一个中国”。厄瓜多尔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与我国建交的，台湾方面在那里进行过“深耕”，还妄图“挖墙脚”，厄瓜多尔的一些亲台势力也经常蠢蠢欲动，致使中厄关系常显“波动”。在国内和我国一些驻外机构的大力协助下，我在厄瓜多尔多方开展工作，使得两国间的多种合作和相互理解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双边关系不断巩固，被厄瓜多尔政府看在了眼里，还感到颇为满意。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但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两国关系曾出现一段“冷淡期”，于八十年代末开始恢复并逐步上升。在我于古巴任职期间，双边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并进入“高潮”，两国元首分别实现“首访”，各方面的交流和交往大幅增多，两党的相互认知和理解也渐入佳境，逐步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其实，我在其间仅仅是完成了指示和任务，但古巴方面却认我为“关键”，把“功劳”记在了我的头上。阿根廷是拉美大国之一，但对我国了解不多，影响其对我国的理解。我在阿根廷三年里，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走遍各省，见缝插针，介绍中国，宣讲中国，产生了积极、明显的作用，从大的方面改变了阿根廷人民和舆论界对中国的概念和印象。我承认，我对这些评价深感骄傲，也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因为我从始至终未辱使命，比较好地完成了祖国的委托，没有辜负她对我的信任。检讨历程，我认为有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必须在工作中予以全方位地坚持和贯彻。作为心得，它们是：1热爱祖国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外交官尤应如此。爱国的具体体现就是全心全意为她服务，为她添光加彩，保卫她的利益，扩大她的声誉，同时要把这样的认知和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贯彻到每个行动中。2深谙祖国爱祖国，则应该了解祖国，深谙祖国的方方面面，把祖国的政策，还有历史、地理、人文、发展变化等装在脑子里，变成为可以随时对外介绍的财富，用来扩大外界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中国的知名度和可信度。3注重友好中国外交强调促进友好，强调不干涉内政，强调推进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执行人，有必要将这个概念融会贯通，落实于行动中，争取被工作对象广泛理解，并能见到具体成效。以政策为目标，让每个行动都能被对方友好、愉快认可，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快乐源泉。4扑向工作成功不会自己来，需要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需要有不怕困难、知难而上的精神面貌，当然也需要投入时间、心血。我全面领会任务，做好完成的必要准备，以平均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去争取应有的结果。回首以往，我不否认，我成功地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没有辜负委托和信任，还自诩这样的认识和精神可以适用于今天和今后的外交事业。我已年迈，进入了“今天难说明天的年龄段”。我写这些，绝不是在自我吹嘘，也不想自我标榜，更不是为了捞取什么资本，因为我都不需要。如果有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我检讨的几项心得，当会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放心。（写于2020年8月13日）◆我的首次大使生涯（连载一）◆我的首次大使生涯（连载二）◆跨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职务感

日前，应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的邀请，参加了他代表巴拿马政府向我国雕塑家、民间外交人士袁熙坤颁发感谢状的仪式，引发了我对巴拿马及其前领导人托里霍斯的一些亲切的回忆，很有些激动。奥马尔·托里霍斯（1929年-1981年）巴拿马政治家、国民警卫队司令、政府首脑袁熙坤先生几年前曾访问巴拿马，为该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政府首脑、国民警卫队司令托里霍斯将军的壮举所感动，决定创作一尊他的雕像，置放在巴拿马城的一座公园里，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的敬意。巴拿马政府以官式“感谢状”表示谢忱，委托其驻华大使颁授。甘林大使（右）向袁熙坤博士（左）授予感谢状托里霍斯将军在巴拿马很受爱戴，原因是他敢于同美国奋争，并得以迫使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同其签署《托里霍斯——卡特协议》，规定美国于1999年底将巴拿马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创造了一个小国战胜大国的范例，从而被称誉为巴拿马的“民族英雄”。巴拿马运河的挖掘和使用与美国息息相关，并被美国以“租用”形式无限期管理，美国还在运河两岸拥有总数达1400余平方公里的“飞地”，巴拿马人民不能自由进出。托里霍斯坚持与美国进行斗争，通过谈判，最终取得了主权胜利。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如期移交，美国霸占的“飞地”也业已归还给巴拿马，被巴拿马政府用做建设“经济开发区”，以加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合作。袁熙坤博士为托里霍斯将军创作的雕像1979年11月至1983年12月，我曾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巴拿马常驻，有幸与托里霍斯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在各种公众场合，他只要发现我在场，一定会以不同方式同我打招呼，令许多人都感到非常奇怪。他还曾接受我的邀请，参观我国贸促会在巴拿马城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同展团的人亲切谈及华侨华人对巴拿马发展的重大贡献，一些话语至今仿佛还留在我的耳际。徐贻聪陪同托里霍斯将军（左二）参观中国经贸展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于1981年6月在寓所与我国时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周南的谈话，我在场担任翻译。在那次谈话中，将军明确告诉周南，巴拿马政府正在组团，准备去北京与中方商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还说，“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巴拿马最大的民族耻辱”。遗憾的是此后未几，他便于飞机失事中离世，他的愿望未能得到实现，巴拿马与中国的关系继续被搁置。参加仪式的人员合影留念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和袁熙坤先生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向他们表示了祝贺，还向他们展示了我当年同托里霍斯将军的照片。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认为我是中巴关系发展历史的见证人，可以书写记录并载入史册。确实，我对这段历史感到高兴和荣幸，简单记录于此。（写于2020年8月14日）◆我同国际台记者谈中古关系◆跨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职务◆特殊的纪念与回忆感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我同国际台记者谈中古关系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约我谈谈这个重要的日期及其相关情况，极为高兴，欣然欢迎他们来到我的这个非常杂乱的家，以作无拘无束的闲谈。8月12日上午，按照约定，他们准时到达我的家中。稍作简单准备，我们便直入主题，谈起60年来中古关系的发展历程，当然免不了对其重要意义的回顾和展望。中国和古巴是在1960年9月28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一年的年初，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历经数年的浴血苦战，进军首都哈瓦那，推翻了亲美的独裁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政权。刚组建不久的革命政府在百废待兴之中，即于9月2日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百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古巴的全国人口仅约1000万），征求对与新中国建交的意见。当菲德尔提出“革命的古巴是不是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时，全场立即响起雷鸣般的呼声“应该！”，从而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深厚群众基础，方式则独一无二。古巴是整个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带有破天荒的性质，我能部分地参与两国关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幸运。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使得源远流长的中古友好历久弥新，逐步走向“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的战友状态，双方相互理解，互相支持，成为了国家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典范。我同国际台记者的谈话话题直接，内容广泛，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他们选择我，估计是因为我与中古友谊贴的比较近，参与其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又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亲密性，应该是一个客观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从1963年出校门起，我曾受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推荐”，在古巴驻华使馆担任大使翻译长达8年，后来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又一直与涉及古巴的事务相关相连，参与了不同阶段关系的具体处理，更在90年代中期被委派担任过我国驻古巴的一任大使，与古巴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建立有非同一般的工作关系，还破例地与卡氏兄弟保持有特殊的深度情谊，被誉为“卡斯特罗的中国知己”。2001年退休以后，我还曾有机会去往古巴10余次，会见老朋友，为两国的合作牵线搭桥，观察古巴的发展变化，多有自己的认知、心得和体会。巧遇的是，受派来采访我的记者还是我的同乡和同一个中学的校友，用西班牙语沟通，一起翻阅我在古巴的部分照片，谈话更显得亲切、自然，无所顾忌。这次谈话，让我回顾了历史，展望了未来，对中古人民的战斗友谊有了新的体会，也有了更加殷切、坚实的期待。我与古巴的交往，构成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形成一段让我从中获益匪浅的人生，是我的莫大荣幸，是我的终生骄傲。谨以此心绪和心愿献给中国和古巴新型关系的60周年。

我的首次大使生涯（连载二）徐贻聪我国在厄瓜多尔有不少经贸合作以及援助项目，为了了解和掌握情况，我经常自己开车，轻车简从，深入山区工地，与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一起，与他们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至今，他们当中还有人与我保持来往和联系，甚至记得我当时于清晨在他们的宿舍门前为他们摆好漱口用水的情景。中国与厄瓜多尔有不少石油方面的合作，于双方来说都作用和意义巨大。我不否认，我应该属于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之列，因为是我建议并参与了两国石油、矿业等部门负责人的起始互访和洽商，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先期工作。厄瓜多尔是世界上的“香蕉王国”，还是红虾养殖和出口国。目前，她的这两宗产品在我国市场上都很多见，也很受欢迎。我在厄瓜多尔期间，曾经多次走访大小不等的香蕉种植园和红虾养殖场，实地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并向我国的相关部门进行介绍和推荐，从而使得国内对此逐步增多了了解和认知。我不想说中厄两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合作都与我有关，但我确实尽到了一个大使应该做的事情。在了解关于红虾养殖的过程中，我还可能对厄瓜多尔做过一件“有益的贡献”，就是告诉他们如何对待螃蟹。红虾养殖池里会副生出螃蟹，体型和味道有点像我国的“大闸蟹”，它们是虾的“天敌”，但厄瓜多尔人不会吃螃蟹，见到了都将之用脚踩死。我发现后，觉得颇为可惜，就告诉他们可以如何利用，并同他们一起试验，用稻草绳钓捕，蒸熟了就餐，被他们高兴地接受。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不在以我教给他们的方法消灭虾的天敌，同时享受螃蟹的美味。厄瓜多尔自然风光我在厄瓜多尔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访过她四分之三以上的版图，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能够去过她的东部热带雨林地区，看看那里的独特景色及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和生活，但有幸在龟岛进行过三天的海上游览，领略了那里的迤逦风光和奇特的海洋生物。龟岛，也叫“科隆群岛”，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曾因为那里的生物多样性而被“惊呆”，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家必须去的地方。很多人认为那里是“世界生物博物馆”，我在参观后也确实感到名不虚传。对龟岛的参观还曾让我在内心产生出许多涟漪，就是对厄瓜多尔政府保护生态意识的敬佩。为了保护龟岛的生态环境，厄瓜多尔政府并没有把那里当成“摇钱树”，每年规定只接待5万游客，绝对不得超过此限，很多申请者都被拒之门外。此外，对于离岛的游客，一律要经过严格的海关检查，外交官员也不得例外，检查的内容是任何人都不能夹带岛上的一块石头、一枚树叶，可见保护环境的良苦用心。此外，我还得以在厄瓜多尔的南部山区走访过世界知名的“长寿村”，询问过那里人们多长寿的“秘诀”。在厄瓜多尔与秘鲁接壤的山区里有个名为“比尔卡帮巴”的山村，不很大，人口也不多，但却名扬世界，很多国家的科学人员还都去那里进行过考察，因为那里有很多长寿老人。我去那里访问之前，曾多次听闻过关于“一位80余岁的老人因为偷喝了给他爷爷准备的牛奶而被他的爸爸痛打”的故事。在那里，我将这个故事询问过村民，他们笑着告诉我这个故事不存在，但村里确实有不少寿高的老人，并解释说，那里的人们寿命比较长，不知是不是与当地人有清晨五点起身时习惯喝一杯烈性酒有关。对此，我颇感惊愕，有所不解，但当地的自然环境确实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平均海拔2852米，距离赤道只有24公里在我关于厄瓜多尔的记忆中，还有我与华侨华人难以磨灭的关联。在全世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必定有中国人，在厄瓜多尔也一样。在厄瓜多尔全国各地，到处都能见到侨胞的身影，他们在那里谋生，也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但依然时时心系祖国，愿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尽力。两年里，我与各地的侨团建立并保持有经常的联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立身、发展，同他们有着密切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双方留有愉快的忆念。至今，他们中的一些侨领还能记住我，每每回国时都会主动与我联系，寻找机会同我晤面，共同愉快回忆当年的交往和友情，让我激动，也让我对过去的一些细节感到高兴。由于高原反应，我在基多两年的时间里经常需要“速效救心丸”的辅助。外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1993年8月在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席厄瓜多尔新老总统交接仪式中发现我的这个情况后，“批评”我为什么不及时、如实反映我的健康状况，还表示应该接受医生们关于我“不适宜在高原工作”的建议，立即向国内做了报告，并于9月决定将我调到海拔仅有几米的哈瓦那，从而结束了我的第一个大使任职。于我而言，这个首个大使职位，让我至今依然留有许多愉快的记忆。在新中国走过的70年外交历程上，应该记录有许多人的自觉奋斗、奉献、牺牲，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虽然他们从不居功自傲。我不否认我也曾在其中做过一点工作，没有辜负国家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但微不足道。把一段短短的历史说出来，是想告诉读者，新中国成就辉煌，但走来不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朝着梦想砥砺前行，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壮大，尽到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经过中厄两国的共同努力，加之双方的互补性明显，相互理解逐步加深，如今的我国与厄瓜多尔关系已经有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双方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和必将带动两国关系沿着“共处、互信、合作、共赢”的方向深入前行，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益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整个世界。（完）此文发表在2020年《世界知识画报》第1期◆我的首次大使生涯（连载一）◆特殊的纪念与回忆◆跨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职务感

我的首次大使生涯（连载一）徐贻聪新中国的外交已经走过70年的艰苦但辉煌的历程，成为人们深感骄傲的一个方面。作为曾经的外交队伍的一名成员，我深感荣光、自豪、激动。回首往事，我是于1963年3月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我于两天后离开原打算留我在校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到外交部报到，进入了“文装解放军”队伍里的一员。1991年初，我被任命为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那是我的第一个大使职务。能够在一个外国全权代表自己的国家，当然让我感到任重、荣耀和高兴。经过适当学习和准备，我于1991年5月底抵达基多，6月初向厄瓜多尔时任总统博尔哈递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外长吴学谦副署的国书，开始了我的首个使节生涯。

从波澜壮阔中感受中拉关系的方兴未艾徐贻聪今年是新中国打开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外交关系的60周年，值得好好予以回顾和庆祝。1960年9月28日，位于加勒比海中的岛国古巴，经过其领导人亲自、直接的大范围征求民众意愿，达成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是拉丁美洲各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整个西半球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度，意义之大不言而喻。其后，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系列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宣布承认新中国，相继与中国建交，迄今已达24个，在该地区33个国家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使得中拉关系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之路，呈现出兴旺态势，造福于双方，也推进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合作共赢”事业的阔步向前，还给世界以双方关系方兴未艾的壮丽景象和巨大的激励。10年前，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招待会中国和拉美相距最远，在地球上是“大调角”。但是，双方却有着众多的历史渊源，还有命运的同源性和强大的互补性。千山万水隔不断交往的意愿，各自对对方的天然关注和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使得双方很容易走近和相互理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双方的交往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各种有利条件。即便在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各类来往不仅不少，还逐步快速、增多，加大、加厚着进一步强化和质变的基础。1960年卡斯特罗领导的新型政权成立后不久，便不顾国际压力，打破封锁，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承认新中国的存在，在拉美世界和西半球激起认知的旋风。10年后智利的响应，以及其后一系列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相继跟进，应该与此都有密切的关联。如今的中拉关系，受到双方高层的密切关注，还享受到广大民众的真诚拥戴。双方在合作中以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纽带，独辟蹊径，多方衔接，特别是注重加大发展战略的“对接”，有步骤、有层次地深入推进互补互利，已经将深层次的合作引入到双方的各个领域，效果极为实用、鲜明。“中拉论坛”的建立和多种合作计划的实施，更在实际上引导和推动着“合作、共赢”原则和理念的大幅度前行。卡斯特罗于1995年和2003年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可以大胆强调的是，中国对于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关系一直感情充沛，态度如一，始终抱着不干涉内政和坚守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排斥第三方，并与拉美各国共同全力推动这种关系不断登上新的台阶，攀向新的高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种强化举措，还有30年前在外交部专门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都能充分证明中国党和政府对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诚意和密切关注的程度。在当今国际社会上，有人对中拉关系的发展产生嫉妒应该属于正常，但有人却不仅大加反对，还要设置种种障碍予以阻挠，就显得过于霸道了。事实表明，中拉双方都清楚认识到这样的阻挠无理、无据、无德，会以实际行动冲破这种阻力，让有益于世界的中拉友好合作关系更加方兴未艾。在庆祝打开外交关系6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中拉关系历史清楚，真诚自然，互相促进，前程远大。当然，还需要中拉双方时时用心，推动它不断滚滚向前。（写于2020年8月8日）◆跨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职务◆特殊的纪念与回忆◆“疫情”下的中国和拉美关系感

跨越不同时段的同一个职务徐贻聪30多年前，我在外交部有过一个职务，负责同样的工作，但跨越了两个时段，有过两个头衔。或者说，我经历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从“美洲大洋洲司”里分离出来的全过程。1988年2月，我被任命为“美大司”（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分管“拉美”（构成“拉丁美洲”的部分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事务。当时的“美大司”负责整个美洲（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岛国）的事务，国家和地区总数将近80个，与几个大国的关系都在其列，范围大，情况复杂，任务非常繁重。几任司长都很难顾及全面，司里有关拉美和加勒比的事务经常只能由我出面全权办理，部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多难见到他们的面，只能见到我这个“副司长”，常有抱怨和不满。面对如此情况，外交部党委考虑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事务从该司分割出来，参照联合国的分地区模式，成立单独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简称“拉美司”。当时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朱启桢找我谈话，告诉我部党委的这个决定，委托我起草分司报告，以便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申请。经过几次不同范围里的议论，我们撰写出了一份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的报告稿，呈送部党委。没隔多久，朱启桢副部长就通知我，“国务院已经批复同意，你们可以准备分开”。就这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于1989年正式成立，我则由“美大司副司长”，改为“拉美司副司长”，跨越了一个时段，工作任务没有丝毫改变，直到1991年2月被通知出任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由于那段时间工作确实繁忙，还应该有其他某些原因，一直没有组织拉美司正式成立的仪式，所以至今也没有能够确定拉美司成立的具体日期。考虑到需要任命一位担任过大使的同志出任首任司长，部党委决定调时任驻莫桑比克大使、曾在巴西被判入狱的葡萄牙语干部张宝生同志担任司长，由曾任驻古巴大使的汤永贵、我和汤柏生、汤铭新两位参赞，共同组成司领导班子。新的拉美司定员70人，在原来3个处的基础上划分为4个业务处和1个综合处（负责地区综合事务和翻译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曾分别以两个不同的头衔陪同外交部领导访问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还以“拉美司”的名义筹备了我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该地区的国事访问，并接待了一系列来自那里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的对华访问，多次有机会参加邓小平及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领导人与来访者的会谈会见，增加了许多阅历、经验和外交知识，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回首往事，检阅中拉关系近30年的如火如荼发展，确实认识到这个步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1年初出国任职后，辗转几地，直到2001年初退休，没有机会再回拉美司工作，但我对它的感情始终如旧，一往情深。

——为迎接退休20年而作很快将迎来办理退休手续20周年，很有些“心得”，想以书面形式向亲朋好友报告。我是2001年初退休的，那年我63岁。退休了，没有了具体任务，当然就要以“休息”为主，我把它列为“主业”。可是，只用休息，也不能打发掉每天的全部时间，还必须要找点其他事情予以补充，算作“副业”。按照我的经历和可能，我把“写作”和“讲话”列入“副业”，用电脑和手机作为“串通”，与“主业”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并也在其中寻找快乐，倒也悠然自得。每天准时观看新闻联播在“主业”中，用得着我非常敬重的“老钱”（钱其琛副总理）给我留下来的“坐下来能吃，躺下来能睡，高兴起来还能喝”的评论，真的有什么吃什么，每天三顿饭的饭量还相当不错；每天无论何时，想睡觉了闭眼就着，躺着、坐着，都能睡着。据不完全统计，我每天睡着的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吃、睡之间，偶尔会在电视机里的体育、戏曲、电视剧栏目上找点有兴趣的内容，但并不多见，每天的新闻节目却从不错过。所以，我的“主业”应该一直都进行的相当完美。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景况应该与“心无旁骛”、“随心所欲”有密切关系，因为我尽管有过失去亲人的痛楚，但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无需忧愁、思虑太多，还是按照他们的期待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为要。刊登在2020年《世界知识画报》第一期的文章说到“副业”，近20年来，我本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宗旨，经常写点东西，还时不时地应邀去电视台、高等院校、研究单位等讲讲话，介绍点故事和体会。至今，已经正式出版了6本书，还有几本书稿留在出版社里待审。至于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也不清楚有多少，因为我没有统计过。今年以来，我自己申请了“专用号”，刊号为“老徐札记”，算是“自媒体”，已经在上面发布了200余篇作品，各方面的反响都还很不错，还常被正式媒体转发。作为“副业”，我还把到各地旅游作为一种陶冶情操、增长知识的方式。老伴在世时，用轮椅推着她同行，走过国内的许多省市，还推着她去过古巴、俄罗斯等国。她走后，我则“天马行空”，每年都会安排时间周游于国内和国外，会朋友，觅乐趣，增加快乐感。其间，我还利用目前的北京住家和在故乡淮阴的暂居地，往返轮替，享受不同的天伦之乐。总体而言，我的“主业”和“副业”各有其位，互为补充，可以说是安排得当、紧密，有序、适宜，请各位放心。生活需要自己安排，快乐需要自己寻找。退休了，将“主业”和“副业”结合起来，力所能及地予以调度，能够做到身心相得益彰，有利健康。◆“宝矿男孩”和“万金油”◆在“换位思考”中认识和提高◆我为我的“微信公众号”开通振臂感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7月26日那天晚餐时，我请在我家服务的小时工打开了一瓶北京的“桂花陈酒”，倒出半茶杯，一个人默默细品。几天来，每天晚饭都延续如此。今天是8月1日，按照我的分配，一瓶藏在家里多日的“桂花陈酒”被我喝完了。我选择在这个时段做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有一种特殊的回忆和思考。桂花陈酿——卡斯特罗的最爱我在工作期间，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段经历时间不长，但于我而言却意义非凡，给我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认识与启示。1993年9月12日到1995年12月8日，我被派驻哈瓦那，与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结有非同一般的友谊，后来还被他长期关注，形成了我的特殊骄傲和荣誉。在哈瓦那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经有幸与卡斯特罗多次聚会，一起谈论中古关系和世界大事，也一起品尝中古两国的佳肴。我知道，卡斯特罗有对中国北京“桂花陈酒”的偏爱，所以每次聚会都会用此酒佐餐，包括他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1995年12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会议1995年11月30日至12月8日卡斯特罗主席首次访问我国期间，我有幸被委派全程陪同，与他有了一段更为亲密的接触。他到北京钓鱼台迎宾馆用餐时，也向服务人员询要“桂花陈酒”。由于此酒并不名贵，钓鱼台迎宾馆无备，也不知道哪里有，跑来问我。我告诉他们在附近的小店里就应该能够找到，希望他们尽快办理。很快，钓鱼台的管理人员就解决了需要，使得卡斯特罗非常高兴和满意，还向我表示了感谢。有此经验，我随即请礼宾方面在后来要访问的每个地方和专机上也都做了相应的准备，每次用餐时都给他奉上了“桂花陈酒”。他端起杯时，都会用目光找到我，向我示意。当然，我每次也都向服务人员索要一杯，以作陪同。1995年12月，徐贻聪在广州白云机场送别卡斯特罗一件小事，而且“桂花陈酒”又极为便宜、易得，但能让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此尽兴和满意，可以起到的作用却非同小可。至于我为什么要选择“7·26”和“8·1”这段时间，则另有“玄机”，需要做一点简单的说明。卡斯特罗对国家情深，又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戎装，还亲自告诉过我，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思想影响颇为直接。他开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那一天是1953年7月26日，所以“7·26”是古巴的重要节日，古巴每年都要在这一天组织全国性的庆祝活动。“8·1”是我国的建军节，也是我国的重要节日之一，两个日子相距不远，都与军事有关，将之联系到一起，是我个人的纪念方式，他人一般不会理解其深意。中古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密切深厚。我还理解，这种“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般的友好合作关系需要关注，更需要持续用心去打造。个人的回忆，个人的纪念。方式不是年年雷同，但中古友谊确实深藏在心中。（写于2020年8月1日）◆一段电视片背后的故事◆听周杰伦的歌有感◆患难中的真实感情感

热烈庆祝建军93周年8月1日，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又一个生日，为人民子弟兵高兴，为祖国骄傲。我也不免对中国安宁和安全的护卫者感到由衷的敬佩，还回忆起我的一次南昌和井冈山之行。“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应该是1971年的冬季，我曾有机会作为翻译，随同时任外交部主管拉美事务的陶大钊处长（后来曾任我国驻哥伦比亚和巴西大使），与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一起，走访了“南昌起义”纪念地和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根据地，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1971

日前，应邀参加了一个范围很小的聚会，却感到收获极大，感触良多。《外交官说事儿》是一家不是很大的网上媒体，总部在天津，但在北京开设了一个工作室，意在就近接触一些各类外交官，以加大信息来源，好像意在以离退休的外交官们为主。工作室于日前“挂牌”，我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开张仪式。可能由于多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受抗御“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宜组织大规模聚会，参加揭牌仪式的人数不多，所以我说是“小范围”。然而，就在这个不多的人群里，我却得到了很大的“信息量”，让自己存集资料的“储藏室”大大地膨胀了起来，意义非凡、非浅。首先，我虽然与《外交官说事儿》早有联系，是通过“微信”方式往来，经常拜读他们发布的文章，也有时给他们提供些小东西，但对他们却知之甚少。终于弄清楚，《外交官说事儿》是一个自媒体性质的文化单位，创建于2016年，除发表有关外交官的故事外，也有协助加强对外文化联络的任务和目标。顾名思义，《外交官说事儿》是以外交官为主要的采访和依靠对象，通过介绍他们的经历和阅历，介绍中国的对外关系，解读外交政策，增进人们对外交的具体了解和理解。对于他们宗旨和目的的了解，我不由地产生出一种真诚的敬佩，原来他们在做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情。其次，与我一起应邀到场的人中，好几位都是耳熟能详的知名人士，有些人的名字真的是“如雷贯耳”，但很少见面，有的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这些人曾经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为人，当然有益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从到场人员的言谈话语之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外交阵地并不神秘，但故事确实很多、实在，事迹可歌可泣，很值得全方位挖掘，并将它们公诸于世，以激励国人的爱国情感和精神。在仪式上，我还了解到，《外交官说事儿》的编辑部很小，但工作精心，事业心很强，还有高度的爱国情感和情操，值得信赖。诚望《外交官说事儿》能够始终践诺他们的宗旨，起到桥梁作用，将外交官的故事，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原原本本地传递到广大人民之中，起到外交与民众之间沟通、联络、融合、理解的作用，有助于国家外交思想的推行，有助于中国外交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推进。（写于2020年7月24日）◆传承外交情怀，传播外交声音◆铸就历史的人不会被忘却◆中国外交官的风范感

前两天收到一个同事的短文，内中提到我在驻外期间为使馆厨师改菜单、使得厨师哭鼻子的故事，勾起我的回忆和思考，也想说几句闲话。中餐有数千年的历史，世界闻名，风靡全球，广受欢迎。在世界各种餐食类的排比中，中餐都会出现在前三名之内。还据说，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会有中国人，也应该都有中餐，南美洲的秘鲁更以中国话的“吃饭”作为中餐馆的代名词，可见中餐受欢迎、被接受的程度。遍布秘鲁大街小巷的中餐馆“CHIFA”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餐在外交中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听说，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使节中，有位大使曾明确指出，外交的成功有厨师的一半功劳。对于他的结论，我非常赞同，也一直将中餐及其艺术作为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交友、开展对外交往密切结合，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改厨师的菜单，让他“蒙羞”，都与此有关。我理解，对外宴请不是仅仅为了吃一顿饭，而是让宾客对中国的文明有更多、更实际的了解和理解，增进对中国的感情和认知。一餐能令客人满意的中餐，会让客人留下长远的记忆。所以，我一般都会了解每道菜的菜名、制作方式、如何食用，以便增加客人的兴趣和好感。我曾多次宴请过古巴前国家主席卡斯特罗，每次在餐桌上都会深度谈及中餐烹饪和艺术，双方都很高兴，证明中餐确有效用。徐贻聪夫妇宴请古巴领导人部分场景我还意识到，用中餐宴请宾客，“菜单”的安排应该大有讲究。除去应有的组合，还要考虑客人的身份、宗教、喜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是否已经接受过宴请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期确定当次的菜单，主要目的是显示尊重、理解和介绍。厨师拟定的菜单，往往缺少这样的一些考虑，故而经常需要予以调整。我记得，我的厨师确实被我“逼哭”过，因为我曾经全盘否定了他的原始动议，弄得他手足无措，但事后却非常感谢我，认为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给厨师改菜单，也是一种“集思广益”，我把我的认知和经验也加到菜单上，对烹饪艺术并无影响，但明显可以增加中餐受欢迎的程度，还能感受到客人满意的心情和心绪，扩大中餐的影响和作用。直到多年后，还有我宴请过的外国朋友记得当年饭桌上的情景，让我确实高兴，还很有满足感。我确信，中餐博大精深，在外交事业中会继续大有可为。◆一根擀面棍的“价值”◆一段电视片背后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闯荡巴拿马往事感

——1960-2020——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最近几年里，不记得多少次从微信里收到同样一段视频，让我情生万仲，回忆和感慨连绵。这个视频是北京电视台《非常说名》栏目2011年制作的，由著名歌唱家蔡国庆作为主持人，请我介绍古巴人民的生活情况。因为基本是个“即兴式”节目，由我顺着蔡国庆的提问进行介绍，显得有些“凌乱”，但效果还很不错，受到诸多方面人士的赞扬和赏识，加深了中国和古巴两国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据北京电视台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录制了约90分钟的母片，制作了一个约30分钟的成片，反复反映过几次，观众的反响很大，很广。微信里传给我的视频长近15分钟，大概还能看清原委，明白我的初衷。我要说的故事是这样的。BTV《非常说名》——“传奇老卡

“宝矿男孩”，“万金油”，两个名词，两个含义，相距太远，风牛马不相及，从哪个意义上都无法拉近，我却把它们放在了一起，不过请不要奇怪。看到一个朋友从“微信”里给我发来赞赏和勉励叠加的词，称赞我“真是个宝矿男孩”，有“取之不尽的故事、哲理、经验”。读了淡然一笑，觉得很不敢当，但想起来了我给我自己的“万金油”定位，还把它们串联了起来。这就是这个“风牛马不相及”故事的由来，可能有点牵强附会。今日午餐这位朋友认为我是“宝矿男孩”，大概是连续阅读了我的“札记”，看到了我写的各种不同的故事，猜度着我在其中想要说明的道理，感受着我的多彩、快乐的人生和我从中得到的对自己有用、合理的感悟，对我赞赏有加。我当然要感谢朋友们的赏识和鼓励，但不会带着自满和骄傲的情绪。我搞了一辈子的外交，接触过很多人，面对过各种问题，需要处理，需要答复，而且要能顺理成章，让人信服，不辱祖国。总体而言，我的阅历不少，都还颇为成功，在各处留下的都是好评和怀念。其间的经历让我觉得“外交官应该是万金油，哪里都可以抹，还应该可以管点事”。用“万金油”给自己定位，是取其象征性意义。世界上的知识千千万万，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外交官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谈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知识面的要求与很多职业都很不同。让自己的知识多起来，在多种知识方面都不做“门外汉”，谈话能够“入流”，如同“万金油”，能够应对、能够应急那样，成为了要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对社会上的知识、经验广读博记，丰富自己，是一个外交官随时都应该注意去做的事情。所以，在我回答关于“如何走外交官之路”的问题时，我曾经把“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内容之一予以特别强调。家中“新友”长势正旺朋友称我为“宝矿男孩”可能还因为我很“开放”，对人愿意坦诚相待，愿意以诚相告，不保留，不吝啬，有问必答，使得他们能够从我这里得到一定的收获和满足。我坚持这样做，也希望别人也都能这样做，共同“存史、资政、育人”。不错，一个走过了80多年路的老人，肯定会有许多故事，有桥，有盐，曲曲折折，有滋有味。这一切，于年轻人而言，都是宝藏，闻所未闻，很有吸引力。当然，讲给他们，需要有耐心，还需要有真情实感。井底之蛙的点滴体会。（写于2020年6月29日）◆我也参加了抗“疫”捐款◆关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思考与实践◆我对“外交之路”的简单认识感谢关注

已故共和国大使徐晃同志的儿子徐斌，辗转找到我的电话，使我们得以在电话里聊起一些往事，情犹未尽，约定找机会见面再细谈。据他告，让他产生找到我的念头，是因为我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徐晃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位走在岗位上的使节，也还记得他父亲在世时曾在家中多次提到过我的名字，因而想同我聊聊。确实，徐晃同志曾经是我数年的领导，给过我很多直接的教诲，对我的成长和为人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他的骨灰从秘鲁首都利马运回北京的时候，我曾在北京机场迎接，可见我对他的敬重。徐晃同志是个“老革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国前后曾在一些地方从事公安工作，还曾经陪同毛泽东主席进行过视察。1954年调入外交部，担任过新闻司的副司长和司长职务，还担任过我国驻老挝、秘鲁的大使。据闻，周恩来总理对他很为器重。1984年因脑溢血病逝于利马，是我国首位去世于外交工作岗位上的大使级外交官。我和徐晃同志相识于外交人员服务局，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有约4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委派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到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运动和业务方面的事务，因为这个负责所有外国驻华机构的单位需要保持稳定、高效和畅通。我是服务局外语方面的业务人员，但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在服务局的政治处工作，负责联系在该局任职的几百名翻译人员，同时兼管工会和共青团方面的事务，与徐晃同志多有交织，经常要向他直接汇报情况，请示处理办法。他还常常带我外出参加会议，有两次在人大会堂听取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就是他带领我去的现场。1974年底，他找我谈话，通知我“（驻墨西哥大使）姚广同志指名要你去给他当翻译，我留不住你了，你走吧！”。我同他辞别后，离开了服务局，也离开了他。对于他，我有很多怀念，也带有很多他的恩德，始终念念不忘。一些熟悉他也熟悉我的人，把我称为“徐二晃”，可见徐晃大使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和影响之多。历史是人参与铸就的，外交历史也如此。新中国的外交波澜壮阔，成就卓著，离不开历代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无怨无悔的参与者，从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领头人周恩来总理，到几万名历代工作人员，都应该被记载在外交的功劳簿上，进入历史的史册和丰碑。徐晃大使应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一个电话，勾起了片段回忆，还有藏在心灵深处的纪念和激励。（写于2020年6月28日）◆一根擀面棍的“价值”◆向老兵们致敬◆激动与感谢感谢关注

2020年端午节刚过，我的老朋友“小邓”突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一根“擀面棍”的照片，相信是他和太太“伊莎”又在思念我了，很感动。睹物思人，也让我想起“擀面棍”的历史，当然更有同它的主人的友情。“小邓”和“伊莎”都出生在中国，旅居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在那里成家立业，逐渐发展起来。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是1980年，掐指算起来，今年应该是整整40年。哥斯达黎加爱国侨领邓先生发来的照片我记得，我是1979年底被派往巴拿马，担任新华社巴拿马分社首席记者助手，兼管一些与中美洲国家有关的事务。我国那时候与巴拿马以及中美洲其他各个国家都还没有外交关系，只在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设立有新华分社。我被派到那里，主要是想做一些联络工作，以期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1980年初，国内指示我去圣何塞参与一件事情的处理，在那里逗留了好几个月，居住在分社里，从而结识了“小邓”和“伊莎”。那时候的“小邓”和“伊莎”都还很年轻，只有20来岁，在圣何塞开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中餐馆，饭馆名叫“新华楼”，代表“新中国”的意思，由他们自己操作，供应中式饭菜。由于这个原因，加上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见到来自中国的人亲热的不得了，新华社驻圣何塞的记者夫妇经常带我去他们的饭馆吃饭。一来二去，双方熟悉、热络了起来，我就教给他们如何包饺子，还送给了他们一根“擀面棍”。后来，据他们自己告诉我，他们用我教给他们的方法，和面，做馅，把饺子，还有锅贴，作为餐馆对外供应的一种餐饮，很受顾客的欢迎。1978年邓氏夫妇的“新华楼”开业这根擀面棍被他们完好地保留到了今天，应该体现出他们对中国的深情，当然也体现他们对我的情谊和思念。40年了，“小邓”夫妇与我很少见面，但一直相互惦记、牵挂，特别是近些年有了“微信”作为联络方式，双方更是保持有亲密、经常的信息互通。有一阵子，他们的一个儿子在北京的“物美”总部任职，受他们的委托来看我，给我谈起他们家的情况，也告诉我他们兄弟二人出生以来的简单历史，我才对他们全家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还有，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交以后，我的不少同事也分别向我说起过他们。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得悉“小邓”和“伊莎”在哥斯达黎加发展的很不错，属于“家大业大”一类，但始终关注和致力于哥中建交事宜，并为此目标几十年坚持不懈，反复出力、出资，真的功不可没，是华人中的杰出代表。一根擀面棍，其貌并不扬，但对我来说，不仅仅构成一段故事，更代表着一段价值连城的历史与友谊。（写于2020年6月27日）◆改革开放初期闯荡巴拿马往事◆读新文

美国的《纽约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质问政府“为什么美国要对外输出冠状病毒？”，指出美国将一些感染了冠状病毒的移民驱逐出境，有意识地向境外传播疫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灾害。消息还揭露说，美国正在持续不断地向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海地等国，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许多病毒感染者，并认为此举是一种非常“残酷”、非常“危险”的行为。的确，在目前“冠状肺炎”病毒肆虐的情势下，美国将大批感染病毒的人驱逐出境，等于向境外输出病毒，助长疫情的传播和扩散，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在助纣为虐，难怪连美国的报刊都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残酷”、“危险”，“构成公共卫生灾害”。《纽约时报》发表社评：美国为何一直输出新冠病毒“冠状肺炎”病毒造成的疫情是一种无国界的瘟疫，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面对，在全面合作中予以抗御，以期尽早将之遏制。美国将已经患有疾患的人员驱赶出境，等于在“放虎归山”，有意扩大疫情范围，行为确实“残酷”，“危险”，应该受到强烈谴责。中国有句成语，叫“以邻为壑”，意思是说把邻居当成为排放坏水的场所。美国的行动给了这个成语以绝妙的旁白，让人非常形象地明白美国举止的本质。邻里之间，本应肝胆相照，共担祸福，美国却完全反其道而行，公然将发生在自己家里的灾祸移送给邻居，暴露出非人道的品质。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的嘴脸，被完全地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中南美洲的移民者在确诊了新冠肺炎之后却被美国遣返回国长期以来，美国到处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把自己伪装成这些原则的护卫者，指责别人“不民主”、“缺少自由”、“违反人权”，并以此大举干涉他国内政，还屡屡实施制裁，大搞颠覆他国政权的公开活动。然而，在真正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的地方，美国的实际举动却又如此荒唐，怎能不让人笑掉大牙，认清其表里不一的实质。一个口口声声要做“世界第一”的国家，只想着“以邻为壑”，连邻里的基本利益都毫不顾忌，肯定是不会有希望的。“鸡飞蛋打”，将是必然的结果。改变策略，摒弃民族利己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有意识地强化与邻国的平等、互利合作，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不过，美国肯定不会这样去做。（写于2020年6月26日）◆特朗普的“眼泪”◆欢迎美国洒向拉美的援助◆一个小国的巨大贡献感谢关注

我注意到，在此次俄罗斯于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上，“二战”的老兵们占据了很显耀的位置。一个个前胸挂满勋章的老英雄们，围绕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周围，把应邀出席的外国政要挤到了一旁，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景线。“好啊！”，看到这样的场景，眼前一亮，心里更觉得高兴，不免感叹地自言自语，“这才是不忘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场阅兵前与退伍老兵进行交谈每一场战争，都会有牺牲，也都会涌现出令人敬佩的英雄。俄罗斯如此，其他国家如此，我国也如此。这些英雄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在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地进行战斗，业绩辉煌，可歌可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莫斯科阅兵场上的安排，表明国家铭记着他们，人民感谢着他们。诚然，由于自然规律，他们会越来越少。但是，他们代表的那一代，给国家，给人民，创下了光辉的业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在重要的纪念活动中，把他们仍然健在的代表请上显耀的地位，既是对他们的承认，也是对历史的尊重。体现历史，体现民意。边看边想，我记起在我国的阅兵仪式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的阅兵方阵中不仅有英雄部队的旗帜，还有载有老兵们的车辆，唤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和敬重。那些满脸沧桑、挂满勋章的老战士们端坐在敞篷车上，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一种精神，让人崇敬，让人景仰，更给当代人以榜样和精神食粮。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都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红场上的安排也使我情感上扬，激动不已，浮想联翩。普京在阅兵式上的讲话让一位老兵情不自禁挥动起自己的拳头或许，因为我自己也是老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上的更多敬重，看到这样的场面才感触良多，尽管我并非是什么英雄。类似的感想和感触，驱使我想疾呼，向老兵们致敬，给老兵们以更多的敬重和荣耀，让他们感到光荣，让他们感到心安，也让我们后人感到尽到了责任和义务。常言道，“喝水不忘掘井人”。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依靠的就是老一辈英雄们的舍生忘死。铭记他们，崇敬他们，是我们的权力和义务，也是我们的道德和责任。发生在别的国家的事情，对我们也能起到启发和教育的作用，但我绝无强加于人的念头。（写于2020年6月25日）◆历史不能被割裂和扭曲◆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再度失灵◆怪异举动背后的玄机感谢关注

6月24日，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肆虐之际，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阅兵，掀开了纪念历史的新一页，敦促人们完整地回顾惨烈、但辉煌的那些年代的往事，增加对和平的期盼和期待，非常值得赞赏。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同其他十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代表，共同出现在检阅现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亮相俄罗斯红场阅兵式阅兵式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少见地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详细地谈及“二战”的来龙去脉和苏联的贡献，也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关注。俄罗斯的“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也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1939年9月到1945年9月，历时6年，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被卷入，约7000万军民在战争中死伤，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浩劫。牢记历史，纪念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是人类无可推卸的责任。俄罗斯在严重困难时刻挑起重担，客观介绍历史事件，义无反顾地组织纪念活动，是在承继历史，正视历史，反对有人对历史有意无意的任何歪曲和遗忘，是一种大无畏的责任担当。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确实，历史不能被割裂，不能被扭曲。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应该做到完整，做到客观，不能有丝毫的不尊重和不恭敬。故意歪曲历史，“矮化”其中的贡献者，妄图抹去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予以谴责。然而，人们可以看到，过去和现在，在西方世界，不时有人在谈论有关这场战争时，故意强调他们的“功绩和贡献”，却不提在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苏联和中国，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有违公理、良心和良知。历史明明白白地写道，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苏联和中国，在那次战争中的西部和东部战场，分别都是主角，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会同其他方面，抵抗着大部分敌方的力量，牺牲最大，功勋也最卓著。在有人要偏离历史、妄图贬低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当然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讨回历史，讨回正义，讨回公道。以责任心，公允地对待那段历史，包括承认国内各派的作用和贡献，公正探讨和挖掘参加对作为二战“轴心国”德、意、日作战各国、各派的功绩，当是一种长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包括我们中国。高度评价俄罗斯的阅兵安排，高度评价中国有实际意义的积极参与，确保历史的完整性。（写于2020年6月24日）◆怪异举动背后的玄机◆中美“共处、合作”依然可期◆无需“自作多情”感谢关注

前两天，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嘲笑。事情是这样的：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就“核武器”问题在维也纳举行谈判，美方代表未经中国方面同意，竟然在会场上摆放出中国国旗，给中国代表留下“位置”，后经俄方交涉，不得不予以撤出，但却拍照外发，从而引起批评和嘲笑。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知，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恶劣行径。众所周知，各种国际会议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否参加要由各个主权国家自行确定，在主动报名并经确认后，会议的组织方才能按照一定程序对会场进行安排。美国却要在它与俄罗斯举行的双边会议上，未经中方同意，强行在会场上摆放中国国旗，“等待中国代表出席”，或者制造“中国缺席”的假象，用以欺骗世界，用心确实险恶，行为非常丑陋。实际上，中国在此前早已明确表示了不会与会的态度，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但却一意孤行，闹出如此丑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是荒唐和无理。美国拥有大量核武器，早就是世界众矢之的，从而被要求大量削减。俄罗斯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但持灵活态度并愿意同美国就减少问题进行谈判。近段时间来，美国在国际上四处退群、毁约，包括一些限制武器和行动方面的条约、协议，都旨在武器问题上为自己松绑。美国在同俄罗斯就核武问题上谈判之际，硬要拿中国说事，明显是想用中国作为借口，开脱自己，扩大在包括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武器上的垄断地位，加大霸权范围、份量和影响。中国虽然也是拥核国家，但目的很明确，数量也极为有限，还反对核武器的扩散，无需参加有关的谈判。这个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支持，美国原本也并没有表示反对。如今却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一定要强拉中国进入一个无关的谈判会议，其用心昭然若揭。在一些行为怪异政客的策动和驱使下，美国大搞与中国“脱钩”的把戏，使得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然而，就威胁世界和平的武器问题上，美国又非要与中国“挂钩”，所藏玄机一目了然，仍然是要对中国进行打压，给中国制造困难。当然，中国不会上当，因为道理和正义在手。看清实质，揭露阴谋，坚持立场，勇敢前行，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写于2020年6月23日）◆我看“杨蓬会”的建设性作用◆国际合作需要“和平，交流，信心”◆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再度失灵感谢关注

当地时间6月16日和17日，我国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远赴重洋，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被称为具有“建设性”，引起了各方面的密切关注。确实，在当前中国和美国关系急速下滑的情势下，双方需要直接沟通，面对面地听取关于各自立场的陈述，共同探求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中美双方高层在夏威夷举行会晤不言而喻，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都对世界负有重要责任。两国接近，则世界安宁；两国疏远，则世界紧张。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两国关系近段时间来严重后退，渐行渐远，“脱钩论”在美国甚嚣尘上，非但直接影响到两国在各方面的正常交往，还对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让国际社会忧心忡忡。面对如此局面，两国代表面对面的沟通，无论结果如何，无疑都非常必要。作为两国对外关系的高层次负责人，尤其有理由和必要进行直接晤面，交换看法。“杨蓬会”的重要性，自然不需细说和低估。众所周知，蓬佩奥是美国当今政坛上的“鹰派”代表人物，不仅对中国采取极为明显的反对态度，还谎言连篇，经常毫无根据地污蔑、诋毁中国，没有底线，不顾廉耻。但是，他在岗位上一天，外界就必须就美国的对外关系与他打交道，无法逾越。我记得，已故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当年曾提醒我们，对越是反对我们立场鲜明的人越是要主动做工作。蓬佩奥就应该是属于此类人物之列，利用可能的机会让他认识中国，是在外交的责职范围之内。中美双方高层在夏威夷举行会晤据公开报道，杨洁篪主任在会晤中，就当前涉及两国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蓬佩奥阐述了原则立场，让美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所在，“建设性”作用就显示在这些方面。诚然，在中美目前关系的情势下，一次会晤，尽管是在高级层次，也很难说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斗争不断，说理不断，需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反复多做工作，让对方明白道理，逐步争取相向的结果。抱着希望，坚持原则，怀着耐心，不怕挫折，争取积极的成效，是中国外交的道路，也是不断走向胜利的道路。（写于2020年6月18日）◆国际合作需要“和平，交流，信心”◆中美“共处、合作”依然可期◆中美需要寻求的是共处感谢关注

在人的一生中，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鲜事物或者问题，需要认识，需要面对，需要处理。我的一个感受是，“换位思考”是清楚认识和相对清醒处理的较好方法。“换位思考”，我理解，就是站在当事人或者决策人的地位上，对遇到的事件、问题、决策进行思考，并对自己提出问题，“如果我遇到同样的情况会如何处理？”，是赞同，反对，抑或对之进行某些修正，从中悟出结论，决定态度，提高自己。显然，这样做，能够冷静、理智地面对需要面对的各种情况，可以避免情绪化，不会盲动或者盲从，从而能够做出符合实际的处理决定或者安排，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对外关系中的细微末节，有社会上的各类突发事件，还有亲朋好友间的微妙故事，都与自己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需要有认识，需要有态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于每个人而言，有虚有实，但毕竟都有，需要在实践中确定，不能回避。亲朋好友间的是是非非，有时候也需要表态，有个站位问题，也有思考的必要。虽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无需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参与，无需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表态，但有个是非概念还是应该的，同样也需要在“换位思考”中有所取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常说的“三观”。“三观”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和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换位思考”，仍然可以站在自己的“三观”上，从不同的角度、立场上去进行思索，找到问题的关键和症结，给以恰如其分的认识和评介。我经常通过文章就一些国内外的事情表示看法，使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换位思考”，先站在评论对象的“位置”上，审视事情的实质，比较多种的可能后果和影响后，再在文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证明，在此基础上出手的东西，多被视为“正能量”，被比较广泛地接受，被不同的媒体选用，或者被相关单位拿去当作参考。有人说“换位思考”是一种深度修养，是“一辈子的学问”，可能有其道理。但我想的比较简单，只是觉得需要站在别人的位置上认真去考虑一下对事情的处置，多一点认识和理解，或者多一点准确的反对理由。感觉到，“换位思考”可以使得一个人冷静、客观地看待问题，还能从中得到认识上和处理问题经验上的提高，利多弊少。个人的点滴体会而已。（写于2020年6月17日）◆我对“外交之路”的简单认识◆“生活处处是文章”◆客观和理性应该体现在任何方面感谢关注

清晨，阿根廷朋友传来消息说，2020年6月10日，阿根廷政府和人民举行活动，纪念马尔维纳斯群岛和邻近岛屿政治和军事指挥部成立191周年，还说，今年11月6日是阿根廷在马岛首度升起阿根廷国旗的200周年，阿根廷政府重申愿意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与和平途径，同英国重启关于马岛主权归属的谈判。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临近岛屿位于南大西洋，介于阿根廷南端与南极洲之间，共有近800个大小岛屿，总面积超过12000平方公里。区域内资源丰富，尤以石油储藏丰富著称。1829年，阿根廷创立大西洋岛屿“政治和军事指挥部”，开始对该区域实施管辖权。历史上，除阿根廷承继西班牙的管辖权外，法国、英国都曾宣称过对其拥有主权。联合国曾经通过决议，承认阿、英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曾采取军事行动，意欲通过武力收回主权，即“马岛战争”，但在战争中失败，马岛继续被英国占领。阿根廷此后转而寻求谈判解决争端，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要求英国接受双方谈判的建议，但英国始终拒绝进行商谈。从历史、地理和法理角度，我国政府一直支持阿根廷的主张和要求，希望英国能同阿根廷进行和平谈判，以求得问题的最终合理解决。现在，阿根廷政府再度提出谈判的动议，并强调“外交和和平”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应该是真诚和可信的。英国方面拒绝谈判，一口咬定马岛及其邻近海域归其所有，明显缺少道理，属于霸道行为。历史留下了诸多问题，需要后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法理、法律、理智、互让来予以合理解决。根据这样的一些原则，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既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领土完整，也照顾了民生、民愿。在其他国家之间，也有很多问题循此原则和范例，分别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阿根廷就马岛问题发出的呼吁，正常、合理，有根有据，必然会得到广泛同情和支持。英国理应接受阿根廷的合理建议并积极予以响应，尽快着手与阿根廷进行和平谈判。倚仗权势，强词夺理，会失去道义，失去人心。理解阿根廷的诉求，敦促并推动英国开始与阿根廷进行谈判，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写于2020年6月16日）◆欢迎美国洒向拉美的援助◆是不是该给特朗普授予“勋章”◆抗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际“绞杀”和“捧杀”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了解“阿根廷马岛主权宣示日”感谢关注

近日，连续看到一些报道，谈及美国对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各种不同的援助，很有些感触。根据这些报道，美国政府近段时间来分别向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提供金融贷款；向巴西提供捐款和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愿意向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或者加大对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国的抗御疫情的捐赠；允许或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对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厄瓜多尔等国提供大额贷款并支持这些国家的债务重组谈判；向“北三角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分别提供数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向多米尼加提供农业方面的技术援助并助其开拓农产品市场；向圭亚那、苏里南、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国提供卫生防疫方面的捐赠和物资援助；对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等加勒比小国也分别给予了金融援助或者融资便利。总而言之，名目不少，范围颇广，虽然公开带有一定的政治条件，但毕竟包含有邻里之间相互关照的味道。美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同在西半球，属于近邻，理应在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关注，互通有无，加强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美国是大国，又是该地区少有的富国，强国，对邻里应该负有更多、更大的帮助和照顾责任。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并没有尽到一个“大哥哥”的责任和义务，相反，总是倚强凌弱，欺负、压榨、盘剥“同村”的这些“小弟弟”，还明目张胆地限制它们与外界的往来，让它们吃尽了苦头。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对它们加大了压力，还对它们不断进行恫吓、威胁、辱骂，公然、公开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和对外交往，还无所不用其极，致使不少拉美国家对之进一步感到失望。在目前美国现政府外部盟友渐远、内部众叛亲离之时，能够抽暇顾及拉美和加勒比，向不少国家表示“同情”、还分别提供援助，尽管数量有限，还包藏祸心，但仍实属难得。杯水车薪，也还值得欢迎和赞赏，希望它能将之逐一落实，并能不断扩大。不难看出，美国在向拉美和加勒比遍洒“胡椒粉”的行动中，明显带有诋毁中国、破坏中拉关系的图谋，因为在许多协议中就带有这样的条款，谈判中就更少不了这方面的“言辞威逼”。其实，美国完全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故意歪曲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含义。中国早就再三声明，寻求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的关系是在“尊重、平等、合作、共赢”基础上的互通有无，相互支持，不针对、不排斥任何第三方，当然不妨碍美国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发展。欢迎美国对拉美和加勒比的援助，只要这些国家能够接受就行。我相信，主持正义、希望和谐的国家对真诚的援助都会采取“乐见其成”的态度。（写于2020年6月14日）◆特朗普的“国外播种，国内收获”◆抗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际“绞杀”和“捧杀”◆特朗普真的比病毒还毒感谢关注

清晨起床，看到微信里有来自国内外不同方位传来的同一个视频，是关于周杰伦在古巴街头演唱一首新歌的，歌的题目叫“给我一杯MOJITO”。虽然我很少唱歌，更不懂音律，但还是打开“一睹为快”，颇为认真的听了起来。越听，越看，越有兴趣。坦率地说，不完全是为歌，更多的是带有很多“怀旧”的感情色彩，哈瓦那街头景色、大海、老爷车，特别是与歌题相关的“MOJITO”，让我陶醉，让我渐进忆乡。给我的爱人来一杯Mojito！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关于美国国内近况的提问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叫做“国外播种，国内收获”。另据报道，特朗普执政3年多来在美国获得的反应甚差，在共和党方面的不满意度超过50%，在民主党方面更是约90%表示反对，可见一斑。确实，美国在国外播种了许多恶果，到处进行无理干涉，挑动是非，封锁禁运，弄得世界鸡犬不宁，战乱不止，纷争不断；如今，在美国国内，抗议连绵，狼烟四起，经济严重下滑，软实力大幅减退，可谓声名狼藉。虽然如此种种并非都始于特朗普，但他的推波助澜确实效果不同，意义非凡。“双标”的结果显现无疑。换句话说，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扔向世界的石头，都被弹回了美国，砸在了自己的脚上，而且砸的很重，及至动摇了美国的立国根基。回顾这几年的历史，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以“美国第一”为旗帜，霸权思维浓厚，利己主义严重，把美国带向了错误的道路，远离国际社会，包括逐渐抛弃了昔日的盟友，把美国搞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国内，特朗普也是不断自我吹嘘，拼命罗织“政绩”，独断独行，错误不断却四处推卸责任，致使众叛亲离，国防部长更是公开抗命，实属罕见。此情此景，无不说明特朗普在国外强行推行的那一套，当然也包括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在国内显示出了结果，验证了中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训。一个国家的总统，特别是大国总统，应该考虑发展、合作、友谊、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国家的前行。特朗普却反其道而行，毫无责任感，到处播种霸道，到处破坏合作，到处得罪朋友，在国内做的也基本相似，播下的都是仇恨，都是离心离德，能够收获的果实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特朗普一门心思想着“连任”，心无旁骛，但前途艰险，困难重重，应该也是自作自受。如果真的在大选中失利，于美国应该属于“顺理成章”，但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而言，则将是一种无形的损失，因为意味着将失去一位相争中的得力“帮手”。不管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写于2020年6月11日）◆美国共和党内部矛盾的大爆发意味深长◆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再度失灵◆笑看美国的“5.

我注意到，在此次抗御“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斗争中，除去中国的国际援助，还有一个小国的贡献巨大，也被世界广泛赞誉。这个小国就是古巴。迄今为止，古巴给世界上的59个国家派出了抗“疫”医疗队，其中还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诸如意大利、安道尔等。古巴医护人员的技术、理念和服务态度，都很得所到国家的高度评价，在这次全球性的抗御疫情的努力中确实功勋卓著。古巴真的不大，还是一个环海的岛国，面积仅有11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200万，自然资源稀少，发展的回旋余地很小。此外，从新政权建立以来，就一直遭受美国的全方位封锁，发展受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国，秉持“人的健康第一”、“受教育第一”的理念，将国家预算的相当部分投入卫生教育事业，确保人民健康，开展与医疗卫生事业有关的科学研究，还几十年如一日地向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并承当大部分费用。实际上，古巴国内的医疗卫生已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源泉，人的预期寿命远超旁侧的美国。在国际上，古巴是从新政权建立的当年就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援助，体现了深厚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样的理念、行动、成果，确实值得世界人民铭记和推崇。目前正在全球开展的抗御“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需要全球性的国际合作，任何国家都不能置之度外。小小的古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在遭受难以理喻的封锁之中，主动跻身于抗“疫”的最前线，理应获得赞赏和欢迎，各个受其援助的国家也都在向古巴表示肯定和感谢。然而，人们也看到，古巴的强大邻国、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却对之耿耿于怀，不仅加大了对古巴的无理、野蛮封锁，不允许与抗御疫情有关的物资运往古巴，还于日前鲜廉寡耻地专门发表“声明”，将古巴方面的无私援助说成是“侮辱性计划”，呼吁国际社会不要予以接受，真是霸道之极，毫无理性和人性。古巴的国际行动是一如既往，继承的是已故“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主席的遗志，政府执行的是以人民的健康权和受教育权为上的政策，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是真正的表里如一，堪称典范。赞扬它，支持它，反对对它的封锁和遏制，是爱好正义、公理和和平人们的一致责任。祝贺古巴的成功，感谢古巴的贡献，诚望古巴能为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写于2020年6月10日）◆特朗普真的比病毒还毒◆来自"古巴华侨总会馆"的一封信◆患难中的真实感情感谢关注

报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执政的共和党内大佬、重磅人物之一鲍威尔之间的矛盾近日再度公开爆发，很为引人注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曾经担任布什总统的国务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拥有“上将”军衔，战功显赫，虽是有色人种，然而在美国的影响颇大。他与特朗普素有矛盾，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特朗普一直有对鲍威尔“炒鱿鱼”的想法，但始终未能如愿。在离大选还只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传出消息称，鲍威尔反对特朗普的连选连任，说他“总在说谎”，要将票投给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使得特朗普极为恼火，气急败坏地要算鲍威尔当年主张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帐，借以打击鲍威尔，形成两个人之间的公开对峙。应该说，鲍威尔与特朗普之间的龃龉，反映出共和党内的深层次矛盾，明显不利于特朗普的再度竞选。关于美国当年入侵伊拉克、绞死萨达姆一事，世界上已有公论，本文不想言及。当前而言，美国正处于大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绞尽脑汁，一门心思寻求再度当选，为此各种手法用尽，罗织并自吹“成就”，推卸错误责任，甚至不惜向国外“甩锅”，造谣、污蔑他国和国际机构，但困难和危机重重，难说稳操胜券。鲍威尔的公开反对，又是来自自己的党内，于特朗普无疑是一大威胁，难怪他挖空心思，甚至不顾美国的根本利益，用伊拉克战争说事，试图诋毁对手，给在寻求美国“战争赔偿”的伊拉克提供口实。这样的矛盾显露，意味深长，颇有戏剧性，无疑会引起美国内外多方面的密切关注和追踪。美国大选是美国自己的事情，谁能当选也与他国无关。当然，由于事关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未来对外关系的走向，无可避免地会让其他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全方位地去了解其动向和进程，特别是类似于“特、鲍之争”这样的事件，分析其来龙去脉和演绎、影响，虽然它不具备决定性作用和意义。面对美国的朝代持续或者更换，观察形势，多角度分析形势，多方位预谋对策，应该是外界的共同意愿和需要。我们也应该如此。（写于2020年6月9日）◆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再度失灵◆“特朗普暴政”的必然反映◆冷眼相看“特洛之战”感谢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经常打各种各样的“如意算盘”，但经常失灵，在国内问题上如此，围绕国际问题也如此，因为带有太多的利己主义成分，非常不得人心。他近日就“七国集团”峰会的会议方式和参会范围提出的动议被基本否决，就再度揭示出这样的状况。就“峰会”问题，特朗普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单方面提出，要将会议由6月底的“云会”改到9月的“面对面”方式，还要邀请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参加。这个建议一出，“集团”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很不适宜。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特朗普的要求完全是为了大选的需要，企图借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自己的参选拉票，在11月的大选前制造“实质性”的声势，“如意算盘”打的确实够精。不过，大部分成员国给他浇的是冷水，而且是温度很低的冷水。原因不是别的，是特朗普自己几年来的言行造成的。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自说自话、独断专行、言不由衷，谎话连篇，尤其是对待欧盟的种种恶劣表现，让欧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越来越明白他的用心和用意，对他不顺从，不捧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历史上，美国和欧盟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关联，被看成是行动一致的“西方世界”，西欧各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都以美国“马首是瞻”，对美国言听计从。特朗普树起“美国第一”的旗号以来，对西欧打压不断，完全不顾欧盟的主张和利益，致使欧盟成员国在多方面的损失惨重。这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未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七国集团”是工业化国家讨论政策的场所，成员国之间理应保持平等、协商的原则，以“共识”为要、为基础。然而，特朗普却要在其中强行做大，摆出对他人不屑一顾的态势，在当前情势下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该完全可以想象。“七国集团”内部出现分歧并不令人奇怪，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失灵也势在必然。世界形势和格局千变万化，还将继续瞬息万变。观察变化，分析变化，冷静、客观地掌握和利用变化，保持自己的方向和信心，继续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写于2020年6月7日）◆美国外交官陷入集体尴尬是咎由自取◆国际合作需要“和平，交流，信心”◆美国的表里不一与世界动乱感谢关注

美国《政治》网站日前发表文章，哀叹美国驻外外交机构陷入“集体尴尬”。文章的题目是《对手乐见美国的混乱，而美国外交官却感到绝望》，文中谈到，“现任和前任外交官说，混乱和暴力的场面日益加剧，使得美国在海外的代表工作更加困难”，还强调称，“在海外推广美国价值观（如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外交官来说，这是一个悲伤和值得深思的时刻”。此文系在美国目前全境范围里出现的抗议浪潮中出现的，揭示了美国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其宣扬的价值观之间的距离和视差，让自己的外交官尴尬，却让世界“乐见”，完全是咎由自取。确实，美国自己的举措，言不由衷，“双重标准”，发自最高权势之人的谣言满天飞，在诸多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自己扒下了层层外衣，无法不让其外交官局面尴尬，要么说不出口，要么无言以对，工作困难，只能深感“绝望”。外交执行的是国家的政策，宣传的是国家形象，体现的是本国的价值观。美国把自己表里不一的“老底”逐渐明显地摆放在了世界人民面前，让自己的外交官们难以为据，无法取信他人，甚至难以张口，真的可悲、可怜。美国很强大，但也很虚弱，特别是在自己将“家底”不经意地显露给世界以来，这样的虚弱更加明显。原本，美国的外交官们依靠表面的强大和披满的华丽外衣，在世界各地招摇过市，耀武扬威，还能欺骗于人；现在，则被特朗普的言行搞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整体陷入了尴尬境地。这样的局面虽然多少出于人们的意外，但却反映了必然的结果。毫无疑问，外交需要用事实取信于人，但愿美国的当政者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人能够改弦更张，给自己的部下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和实际、稳定的政策作为后盾，让世界人民觉得美国还有可信、可靠之处，也让美国在各地的外交官走出尴尬，顺利开展其应该和可能做的工作。当前，美国以中国为敌，处处压制、诋毁、诬陷中国，但中国的外交官却能昂首挺胸，赢得各国的尊重和信任，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实实在在，在于表里一致，在于“言必行，行必果”。两相比较，优劣自现。作为曾经的中国外交官，敢于全方位地向美国叫板：“来试试！”。（写于2020年6月4日）◆美国的表里不一与世界动乱◆国际合作需要“和平，交流，信心”◆“特朗普暴政”的必然反映感谢关注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有着各种各样的机遇、风险、困难，但都必须面对，逐一予以处理，接受、化解，或者拒绝。近几年来，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无底线的胡作非为，国际风云更加复杂、动荡、诡异，国际合作遭到严重破坏，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受到极大的威胁。纵观全球，必然的结论是，各国都还需要合作，一时猖獗的单边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依然没有市场，更无前景。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群策群力的行动，遏制单边主义，推进多边合作。这是必然的方向，也是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尽管分成许多国家和地区，但世界是一个整体，很多事情需要“分工合作”，以期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国际合作”是工具，将所有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了一起，能否紧密，就看成员们是“同心同德”，还是“离心离德”。世界需要“同心同德”，发展的趋势也必然是“同心同德”。应该相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风靡一时的“特朗普现象”只会是暂时的，难以阻挡历史潮流的滚滚向前。美国在特朗普操纵下的“退群”、“毁约”、远离国际合作，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在逐步显现，被美国媒体公开批评，终将会有人予以纠正。特朗普依靠谣言、“甩锅”、嫁祸他人的作为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对美国起到的只能是破坏作用，导致美国在明显走向衰落。事实一再证明，特朗普的对国际合作的“离心离德”，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不可能永远阻挡国际合作潮流的总方向。在维护和推进国际合作中，需要有“和平”，需要有“交流”，需要有“信心”。用“和平”的手段，以“和平”为目标，争取“和平”的目的，是国际合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时时予以坚持；“交流”，经贸交流、科技交流、人文交流，是国际合作的基本内容，是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需要将之贯彻始终；“信心”是国际合作的灵魂，自然不能缺少。这几方面的有机结合，已经并将继续保证国际合作的全面、充实、健康前行，起到它的应有和可期待的作用。“多边合作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断言既不符合实际，更无历史和科学道理。“条条大河通大海”，世界各国必然汇聚于“国际合作”，并通过合作显身手、求进步，大发展，而“和平、交流、信心”将始终贯穿于全过程，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不断前行”。（写于2020年6月2日）◆中美“共处、合作”依然可期◆世界必将走向多边合作◆中美需要寻求的是共处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