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次大使生涯
（连载一）
徐贻聪
新中国的外交已经走过70年的艰苦但辉煌的历程，成为人们深感骄傲的一个方面。作为曾经的外交队伍的一名成员，我深感荣光、自豪、激动。
回首往事，我是于1963年3月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我于两天后离开原打算留我在校任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到外交部报到，进入了“文装解放军”队伍里的一员。1991年初，我被任命为我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那是我的第一个大使职务。能够在一个外国全权代表自己的国家，当然让我感到任重、荣耀和高兴。
经过适当学习和准备，我于1991年5月底抵达基多，6月初向厄瓜多尔时任总统博尔哈递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外长吴学谦副署的国书，开始了我的首个使节生涯。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面积近28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余万，属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等大小和发达的国家，分为平原、山区和热带雨林三块区域，物产丰富，蕴藏多种矿物。首都基多在海拔2800余米的安第斯山上，气候凉爽、怡人，但属于高原地带。
厄瓜多尔在西班牙语里是“赤道”的意思，顾名思义，她应该与赤道有所直接关联。在首都基多北部约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赤道横贯厄瓜多尔的线上，建立有一座高大的“赤道纪念碑”，世界闻名，人们可以脚踩一条东西线的两侧，留下横跨南北两半球的身影。每逢有中国的代表团或者朋友抵达基多，我都会陪同他们去到该处，让他们带走特殊的地理纪念和愉快心绪。
厄瓜多尔于1980年1月2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是我国政府派驻该国的第四任大使。当时，台湾当局不甘心他们在拉美的一系列失败，千方百计破坏新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妄图“挖墙脚”。厄瓜多尔是台湾当局的“重点目标”之一，在那里还挂有带伪称的商务代表机构，派有“大使级的代表”，致使我的任务相对比较“繁重”，促使我需要多方细致、沉稳、周到地思考问题，深入地开展工作，以期打破台湾当局的迷梦，巩固中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稳步发展。
我记得，我在厄瓜多尔两年半不到的时间里，主要做了结交上层、打通军方、广泛交友、考察各地、推动合作等几方面的工作，尽管在短短四个月里体重减少了12公斤，但颇感非常满足、坦然，还有欣慰和自豪。
徐贻聪接受厄瓜多尔总统西斯托·杜朗颁发的勋章
简单地说，“结交上层”，是我在短短的任期内赶上两届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经过努力，我同两位总统和他们的政府要员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前任总统博尔哈多次会见我国的往访团组，还邀请我乘坐他的专机与他一起去外地为我国的援建项目剪彩；后任总统杜兰-巴连经常请我去参加他的各类官方安排，我和夫人甚至多次作为仅有在场的外国人，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成为他们全家人的朋友，并在我离任时亲自与夫人一起为我授勋和举行饯行午宴（按照厄瓜多尔政府的礼宾规定，任职不到两年半的外国大使不能被授予勋章，我被授勋属于特例）。我临行前，被授权代表中国政府邀请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愉快地表示接受，并于1994年初专程来华进行访问；两任首都基多的市长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帮助我抵制台湾方面的干扰，还为我提供了解厄瓜多尔各地情况的机会和条件。两届政府的几乎所有部长和各省的省长都曾经应邀到使馆做过客或者接见过我，给予我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创造了许多良好的机遇；时任副总统帕罗迪率团访华时，正值我在国内休假，我国政府委派我为其访问的陪同团长，他们在结束访问于深圳离境时，全团14个人在口岸列队向我鞠躬致谢，也祝贺中国的辉煌成就，为我在厄瓜多尔的任职增添了强劲的基础；“打通军方”，是指当时在厄瓜多尔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三军和警察将军以上的军官都同我见过面，接受过我的拜访或者邀请，听取我给予他们关于中国方方面面，包括军队和武警、公安等国防力量的情况介绍，还主动建议并协助我完成了在双方使馆设立武官处的外交换文。在我离任前夕，厄瓜多尔的国防部长、三军和联合指挥部司令等五人联合宴请我，并向我赠送有他们分别签名的银盘，被厄瓜多尔军方和政府礼宾方面的人士称为是“空前绝后”之举；“广泛交友”，是指我在厄瓜多尔各界特别是华人华侨中都有许多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们为我提供信息，帮助我介绍情况，一些媒体还大幅增加了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和厄瓜多尔两国关系有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和内涵，故而被厄瓜多尔政府认为我的工作“使得厄中关系进入了成熟期”；“考察各地”，则是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利用周末时间（一般是周五去，周一回首都，以既方便工作，也方便对方安排必要的参观访问），走访过厄瓜多尔22个省中的17个，有些还去过多次，既实地了解情况，观察形势，结交朋友，推动双方开展具体合作，特别是石油、水利等，又不影响在首都的工作安排和任务的完成。
（未完待续）
此文发表在2020年《世界知识画报》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