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类一直是国际纪录片界的热门选题。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五星传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探讨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纪录片作品。从2015年开播的《第三极》，2017年备受瞩目的《极地》，到2019年播出的《我们的动物邻居》和2022年的《众神之地》，再到正在播出《我们的国家公园》，这张作品清单背后有团队自身的经验积累，也有在类型化、品牌化创作上的不懈探索。

《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主创是《众神之地》核心团队，两部片子基本同时立项，并且都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核心主题，把动物作为影片主角。而《我们的国家公园》更近一步，它让动物成为“绝对的主角”。这意味着片中的“人”要退场，拍摄视点从“人与动物的关系”转向对自然界里动物（包括植物）的更加纯粹的关注。这样的转变和调整背后有主创的深思熟虑。

首先要回到对于“国家公园”的破题。在曾海若看来，“国家公园”的形成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人主动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明白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它们远一点。这背后其实是需要人自身付出很多代价的，所以即便片中没有人物出场，它隐含的仍然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状态。“纪录片不应该是一种图解式的回答，观众需要看到真正的生态平衡是怎样的。《国家公园》更想带领观众深入到‘国家公园’的内里，让大家在这个巨大的概念空间中看到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所谓的生态系统是有分层的，每一层里物种之间彼此协作、相互关联，它们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让动物成为绝对的主角”也是主创团队给自己下的“战书”。在制片人胡小鹿看来，很多时候团队的一些创作想法就像线头一样散落，项目的成型则需要一个契机。四年前，五星传奇在与哔哩哔哩探讨合作时，她就意识到，哔哩哔哩背后是一群全新的用户，当他们进入纪录片这个内容领域，所有的经典题材就都有了重新做一遍的可能。“自然题材作为纪录片经典题材之一，极具开发的潜力。我们那时决定和哔哩哔哩一起在这个方向上发力。”虽然同步立项的是《众神之地》和《我们的国家公园》两个项目，但按照团队内部的规划，是先启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众神之地》，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我们的国家公园》去进一步接轨国际上通行的讲述方式，尝试做纯粹自然类的片子。

《众神之地》播出时，主创团队也注意到弹幕区和评论区的观众反馈，有很多人在呼吁“希望看到更纯粹的动物的故事”，《我们的国家公园》恰好成为对这种市场诉求的回应。而从创作层面看，纯粹自然类的片子意味着一种难度升级，对团队而言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自然生态题材的纪录片如何平衡“与国际接轨”和“强化中国化的表达”这两种诉求？对此，曾海若提到，不管是《众神之地》还是《我们的国家公园》，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都未刻意去强化所谓的“东方式审美”，这种观感或者表达其实是很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据介绍，《众神之地》除了音乐创作部分由日本团队S.E.N.S.（神思者）负责，其余主创全都由国内团队完成，《我们的国家公园》则是一次更为彻底的国内团队的全流程制作。曾海若说，这种创作班底本身就暗含着中国本土的审美习惯和文化心理。

比如“寄情山水”这种抒发方式自古以来就为中国历代文人所传承，本片所涉及的五个国家公园，都曾反复出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中，许多情景都无数次地被古代文人用诗词歌赋所描绘。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人眼中，动物就不仅是动物，山不仅是山，河不仅是河。

《我们的国家公园》拍摄行程跨越黑龙江、吉林、四川、陕西、海南、福建、江西、青海、西藏在内的九个省区，最终呈现出将近50个物种。其中，在国内首次用非红外相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对于其他多个像眼镜王蛇孵化、红白鼯鼠洞穴、溪蟹上树、沙漠黑颈鹤等的行为记录上也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拍摄范围，为诸多物种的生存方式、繁殖方式等知识的科普开辟了更多空间。

片中也展示了众多科普知识。在这些知识之外，当去讲述物种与环境的关系时，创作者还自觉带入了中国人的情感。曾海若回忆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拍一群白唇鹿在高山中狂奔求偶的场景，它们不经意间跨越的其实就是长江的源头。这样的场景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就只是跨过一条河，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会想到更多。”再比如在拍摄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时，主创拍到了大雪过后的竹林，“雪”“竹子”“熊猫”这些中国文人惯用的意象符号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审美意境。“不是我们在用中国式的方法描绘自然，而是这种自然的特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情怀之中。”

跳出专题片的创作思路，《我们的国家公园》在创作中越来越注重强化片子的“纪实感”。“所谓的‘纪实感’指的是一种风格，它不等同于那种新闻式的客观纪实。”自然类的片子需要长时间的调研作为创作基础，考验的是创作者如何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等待完成一种对现实的“提炼”。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纪录片中关于动植物故事的讲述，其实是一种论证式的真实，它所展示的一种逻辑因果上的合理性，也是大家通常所理解的纪录片导演的编剧能力。

导演的编剧能力隐含的是创作者对自然界的某种主观阐释。曾海若说，其实所有的纪录片都在传递一种世界观，尤其对导演或者创作者而言，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或者角度。人去认识大自然需要借助动植物，尤其是动物，它与人更为相似，因而成为我们去了解大自然运作道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我们讨论一只东北虎生存状态好坏与否时，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东北虎背后几百只食草动物活得好不好，而食草动物背后关联的又是一片森林的生态环境问题、气候正常与否的问题。在这种气候之下，这片森林之中，这些物种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国家公园》讲述了很多物种的奇特生存方式。比如讲到昆虫的世界可能与人类完全不同，但是哺乳类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类动物，与人类存在非常多的相似性。曾海若讲述了在拍眼镜王蛇过程中让他倍感震撼的一个场景：眼镜王蛇被称为是“蛇中之王”，毒性极高。在眼镜蛇王产下蛋卵之后，它会一直守在那里进行孵化，但就在小蛇破壳而出的那几天，眼镜蛇王母亲会选择离开。因为眼镜蛇王在孵化的过程中几乎是不进食的，之后它为了防止自己去伤害这些新生的小蛇就直接离开了，而且这种离开是一种永远的离开。“眼镜蛇王的这种触发的行为机制是很奇妙的，动物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特有的情感。在意识到这种相似性之后，你就会明白大自然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运作的，对自然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一些”。

自然生态题材纪录片创作门槛高、难度大。有的画面一旦错过了可能就需要再等一年，即使拍到了拍得不够好还需要重拍，时间成本很难把控。突破传统操作流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的调研、拍摄、剪辑是同步推进的。

“可能我们跟BBC的拍摄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曾海若认为，这个差距通常指的不是拍摄手段，而主要在于认知——当前对于物种的田野认知还不够丰富。如果专家对于某个地方的物种研究资料非常丰富，拍摄就会非常顺利。如果是去拍一个没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物种，他们就要必需化身为“半个学者”，需要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花费额外的时间向当地人了解物种的习性。“我们的拍摄想要进步，前提是对各种动物的研究能够更成系统，并且这些研究者能够有意识地和我们这些制作节目的人结合起来。”

在《我们的国家公园》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团队查找资料时发现许多学者曾经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论文，只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把这些知识变成故事。“今天，我们尝试借助纪录片这种媒介手段，用一种科普的方式，在学术知识和大众之间建立一种更深层的连接。”曾海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