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孙伏园，鲁迅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任堂长时的学生，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曾得到鲁迅的支持，后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著作主要有《伏园游记》与《鲁迅先生二三事》。

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

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有将鲁迅先生小说译成别种文字的，如果译者自己对于某一篇特别有兴趣，那当然听凭他的自由；如果这位译者要先问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己》。

鲁迅先生自己曾将《孔乙己》译成日文，以应日文杂志的索稿者。

《孔乙己》的作者，把创作的镜头，放在一个小酒店学徒的身上，凭了他来摄取一个酒店顾客（孔乙己）的肖像。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原来鲁镇咸亨酒店的顾客有两类。第一类：“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第二类：“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却在两类当间，不属于哪一类，所以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有士大夫阶层的知识程度，所以他开口便是“之乎者也”，一般顾客连掌柜在内都不懂。他有士大夫阶层的疏懒习惯，虽然“写得一笔好字，替人家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只是他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经济背景和处世技术，而仍有士大夫阶层的体面问题，“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却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甚至被人打断了腿，还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以后他一定忍受不住这样苦痛的生活而死了。

文中所提的“鲁镇”，在作者的小说中有好几处提到，实在是一个创造的地名；我想这个地名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作者的父系故乡（绍兴城内都昌坊口）和母系故乡（绍兴东皋乡安桥头）的混合体，我们到那两处附近去，一定可以寻到许多迹象。

而“咸亨酒店”却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种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闭的。

《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据鲁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所描写的差不多。

何以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孔乙己》呢？我简括地叙述一点作者当年告我的意见。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丰富的情感。

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

《呐喊》中有一篇《药》，也是一面描写社会，一面描写个人；我们读完以后，觉得社会所犯的是弥天大罪，个人所得的却是无限同情。

自然，有的题材，非如此不能达到文艺的使命；但是鲁迅先生自己，并不喜欢如此。他常用四个绍兴字来形容《药》一类的作品，这四个绍兴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法，姑且写作“气急虺”，意思是“从容不迫”的反面，音读近于“气急海颓”。

《孔乙己》的创作目的既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那么，作者对于咸亨的掌柜，对于其他的顾客，甚至对于邻舍孩子们，也未始不可用《药》当中处理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等的方法来处理他们。

一方面固然是题材的关系，《药》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难是国家民族命运所系，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态度的“从容不迫”，即使不像写《药》当时的“气急虺尵”，也还是达到了作者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目的。

鲁迅先生特别喜欢《孔乙己》的意义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