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剧场，声色思想

今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当年的张华和李萍们，命运或许也早已天差地别。因此，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质疑，一方面“阶层固化”的壁垒难以用一场考试来击破，另一面越来越多精英阶层的孩子放弃高考转而留学——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导演郑琼试图用一部纪录片来回答这个问题，她用6年时间拍了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阶层，同样是面对“读书”这件事，怎么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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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袁晗寒 徐佳 马百娟

甘肃，湖北，北京——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把这天南地北的三个地方串连在一起。串连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年轻人：一个山区女孩，一个小镇青年，一个都市少女。

高考，像一道选择题，摆在他们面前，有人连卷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有人发誓要在ABCD里挑出正确的那个答案，而有人觉得，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道多选题？

这三个人的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在故事的开始，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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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17岁的袁晗寒晃荡着，和导演聊着天。她骨架纤细，脖子修长，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被告知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回家了，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画中是两个女人，一长一幼，妈妈在旁看了半晌，就走了，把私人的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她骑着自行车，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两万块一年。“价格挺贵的，但我还能承受。”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她自己筹备开张所有的事宜，跑商店买原料，自己刷墙装修。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她打开了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也没有人会被饿死”。不会饿死，后面，是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

2009年·农村孩子马百娟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达学校。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认定。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野鹊沟小学的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马百娟的爸爸已经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力障碍。年长的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我试图从手机地图上寻找野鹊沟存在的蛛丝马迹，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然而无论怎么放大，视野中还是一片空白，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好像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请马百娟起立读课文。马百娟手捧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最神圣的尖顶教堂唱诗。

马百娟在日记里写道：“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但高考于她，如同遥远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但你甚至无法叫出它的名字。

2009年·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

这个家庭，已经被命运嘲弄过一次。那是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参加高考，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于是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甚至想到过轻生。

2

2012年·留学德国的袁晗寒

三年前袁晗寒在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现在的她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央美附中是这样，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她不爱去画室，一进画室就感觉胃疼。

很多时候，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用烟草作为消遣，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2012年·辍学的马百娟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马百娟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学校老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在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让她燃起了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

——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

几番对话，让她的心冷下去。

2012年·待业青年徐佳

总算还有几分幸运，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成为村中“祖坟冒青烟”的那个名字。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

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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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

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上了。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早知道是私人的，给十万块也不拍。”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再没有别的出路。

后来，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小学隔壁。

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2018年·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4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

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而袁晗寒无法理解徐佳为什么一直无法成行，“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

阶层，就这样被清晰地区分了出来，它无关4000元路费，甚至也跟高考没有必然的牵连，它远在高考之前，就可能影响了人生的出路。

《出·路》的导演郑琼则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虽然，选择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显得过分轻而易举；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机会。

但如果默认了这场比赛，人生只会被局限在一条赛道上。高考很重要，可以让你在这条赛道上不至于落后太多。但更希望，你可以发现在赛道外，还有绿茵场、看台和什么都没有搭建好的空地。

但愿你们能在空地上，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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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锡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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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与旧电钢》：“噫嘻，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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