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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君子火并——苏轼与他的政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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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万言书写于二月，可能是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三月，苏轼又写了《再上皇帝书》，比万言书短得多了，不到两千字，但是火力却更猛。苏轼说，陛下您支持王安石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等法令，种种做法都与千百年来帝王的统治之道背道而驰。前一阵子我听说陛下后悔了，回心转意了，不变法了，要废除条例司，后来才知道您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正，大局未变。陛下的这种做法就好比孟子说的，有个人要改正偷东西的毛病，对别人说，每个月少偷一点，慢慢就改掉了。难道陛下改错就是这样改的吗？现在天下人都在看您到底怎么对待变法，如果您一再让大家失望，恐怕朝中有识之士就要纷纷离您而去了。
这就是苏轼年轻的时候，在朝廷工作的风格、特点：敢说话，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出来，而且敢说猛话，即便对方是最高领导也是如此。可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耍嘴皮子的人多，皇上器量大，有言论自由。真的遇上事儿了，苏轼敢做出头鸟吗？回答是：敢。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进士科中的诗赋考试，改以策论举进士。但是考试的内容全都以王安石倡导的新学为准则，否则概不录取，这实际上是在为变法招揽人才，做法有点儿专横。苏轼对此非常反感，于是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他尖锐的指出，与策论相比，诗歌的实用性似乎较低，但如果与实际的政治能力相比，策论与诗赋的实用性一样低。从唐朝以来，许多著名的大臣都是通过诗赋考中进士，他们的言行又有哪些地方对不起天下人了？现在王安石改革科举，简直是缘木求鱼，纯粹是大白天点灯，多此一举！
第二年，也就是熙宁三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主持考试的大都是革新派的人，考生中，凡是在试卷中赞成变法的，都排在前面；反对的，都排在后面。苏轼对神宗说：“现在陛下做的事情，天下人都认为是功利，陛下却认为是道义；天下人都认为是祸害，陛下却认为是仁爱；天下人都认为是贪婪，陛下却认为是廉洁。天下人又不是无知的小孩子，岂能被蒙骗？”
大家可能会问，苏轼这样讲话，难道就不怕自己仕途受影响吗？怕就不说了。事实上，正因为他屡屡直言，所以才严重影响了仕途。宋神宗其实很欣赏苏轼，几次想要重用他，司马光等几位大臣也多次推荐苏轼，但是王安石不同意，认为苏轼与自己的意见看法大相径庭，重用苏轼会干扰改革变法。
你看，他明明知道得罪了变法派没有好果子吃，却偏偏如此，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苏轼在朝廷做官的第二个特点，他不仅敢说话，敢说心里话，关键是他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敢说话，其实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苏轼看来，第一、治国之道不能用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而应该用儒家的仁政之道。第二、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而要从长计议，要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用休克疗法。苏轼在改革上是个稳健派，我们强调苏轼不是完全反对变法，他是反对王安石主持的那个变法，他的变法的原理就是循序渐进。第三、国家制度具有稳定性，不能说变就变。因此改革的关键应该在人，在于吏治，用君子不用小人，那么朝政就能改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体制。第四，国家缺钱，可以节流，可以用正当的方法开源，但是不可以与民争利，更不可以搜刮老百姓。
苏轼在朝廷做官的时候，官做得还小，年纪也很轻。他争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原则。他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对事也对人，因为事都是人做的。这点上来讲，苏轼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做官，虽然官职做的不大，仕途的阅历还没有那么丰富，但他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和素质。
宋神宗元丰八年前后，神宗、王安石先后去世，旧党领袖司马光做了宰相，将苏轼从偏远的黄州提拔到朝廷做官，做到三品翰林学士这样的大官，先后还做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但他做官的理念依然没有变，依然是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苏轼第二次在京城做官，依然会仗义执言，依然会像当初得罪王安石一样得罪司马光。
应当说，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苏轼对司马光的政策总体上是拥护的，但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并非一概反对，对于旧党的意见也并非一概同意，他真正坚决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当初反对王安石是这样，后来反对司马光也是如此！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当初，苏轼反感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现在，他同样反感对旧党盲目否定新法的做法。
一次，在宰相政事堂里，他与司马光开始激烈地争论免役法的问题。司马光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苏轼慢慢说：“当年您作谏官时，与宰相韩魏公（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虽然很不高兴，您依然奋然不顾地说下去。如今您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吗？”听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还是气哼哼的，一意孤行。司马光这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作法，让苏轼极为愤慨。退朝回家后，他依然怒气冲冲，一边卸巾解带，脱掉朝服，一边连声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事载《龙川别志》、《铁围山丛谈》）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写道：“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苏轼是何等人物，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得罪提拔自己的司马光？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当初王安石执政，变法改革，我但凡松一点口，对新党、对新法说上两三句好话，也不至于后来的下场，一定会得到重用。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违背天意。现在，承蒙司马光提拔我，我跟他的私交又特别好，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跟他对着干，可是关于免役法的问题，实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我怎么能不争论呢？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这是苏轼在给朋友的信里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出来的，是他心里的真实感受，所以尤其动人。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晁补之就说：先生不必如此，天下不平之事多了，哪能争得过来？争过来了又岂能尽如人意？反而让别人感觉你多事。而且你说人家好，肯定人家高兴；否定人家，人家就不高兴。人家高兴，也未必对你有利；可是人家不高兴，肯定对你不利！你这样总是争是非，就好比抱着石头去救溺水之人，救不了别人，还淹死了自己（见《宋史》）。言下之意是，您以后别这么干了，要老是这样，我们心里也不踏实。毕竟，当时党争盛行，苏轼只要一倒霉，所谓的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也要跟着倒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苏轼回答晁补之说：承蒙仁宗、神宗皇帝器重，我只要提意见，皇上总是认真听取，勉励有加。我的话有时候说得比较直，比较难听，皇上从来也不生气。在朝廷上啊，能逮老鼠的猫本来就没几个，敢逮老鼠的猫就更少了！我就是硕果仅存的那几只猫了，我要再不说话，谁说话？这简直就是在说，当今之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见，除了有实事求是的政治理念，他还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加之苏轼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自己就曾说，我的个性很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到了看到了就必须说出来，就好像吃了苍蝇，必须都要吐出来。你们之所以替我忧虑，无非是担心朝廷要杀我嘛！晁补之听了只好沉默，苏轼却开起了玩笑：朝廷如果真的要杀我，小命也不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朝廷杀了我，你也捞不到什么好处。话音刚落，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到这份儿上了，苏轼还忘不了拿自己开一个玩笑，这就是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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