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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我眼中的蒋介石
作者：邓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
第一， 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
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 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第三， 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
在这个历史的活跃时期，蒋介石绝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个搅局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私下向英美献策，唆使德日两军进攻苏联。
战略思想的构成，首先是利益，同时也包括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也是利益。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阶级政治家”，蒋介石相当一部分战略思想，出自其本能的反苏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蒋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自欧战爆发，德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为中欧、北欧、西欧、南欧、北非；而日本于1937年7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长期以来，日军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中国西南、西北。德军向北、西、南进攻，避免了直接与苏联碰撞；而日军向西，其兵力仍然摆在中国战场，这就避免了直接与英美、苏联交锋；反过来，由于自身未遭侵犯，苏美两国也就能够继续奉行其中立国策。这样，尽管战火早已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美两国并不参战，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
1949年，国军从浙江台州大陈岛撤离大陆
问题在于：苏美是两大强国，苏美参战与否，将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说，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那么，苏美怎样才能卷入战争？只有在遭到德日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而德日是否攻击苏美，则取决于其战略方向调整与否。具体而论：德军在击败法国之后，是继续向西攻击英国，还是调过头来，向东攻击苏联；日军是继续向西攻击中国西北、西南，还是调整方向，或者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攻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介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长时间、多角度予以观察、分析、研判，这些问题将十分具体地体现蒋的战略视野。
这是一个颠簸的年代。
在蒋介石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大国关系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突发事件频频滋生，反过来，对渝府的波及与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利弊复杂，因此，也是蒋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在此期间，蒋立足于渝府的自身利益，分别做出一系列战略观察与预测，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战略策划与布局，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渝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分辨是非、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乘间抵隙。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位弱国统帅，蒋介石游走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烧身。
正是在这样一个险象环生过程中，蒋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最为活跃。那么，蒋是怎样观察、联系、提出问题，又是怎样捕捉机遇、分辨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如何策划、游说、实施战略布局，这些就是本书将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本文作者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但却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自己却能跳出来，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
邓野的父亲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
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对我们来说，民国史（北洋除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这段历史既杂且乱，又涉及两党诸多派别。因此，往往也是历史真相的深水区。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多数的大陆学者往往是档案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也大体如此。有的人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成为旧史料的搬运工。 邓野是少有的例外。他能摒弃一些近代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跟着事实走，因此能与杨奎松、高华并列。又由于出身政治世家，不但深谙内情，剖析斗争的水平也更出色，往往不动声色中就把国共间的明争暗斗，展示得一目了然。 有人认为他是民国史研究中最擅长运用材料的学者。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他就充分运用了新发现史料“徐永昌日记”、“唐纵日记”，对传统史料提及的历史事件予以全新的考证阐释。
读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本书，我们对于从民国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的各方面要人——蒋、毛、陈独秀、阎锡山……等等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的心理动因，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民国的政治逻辑，史观超越史实 如果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评判既冷静透彻，又能惜墨如金，就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邓野最牛的地方就是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语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
“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因此，围绕联合政府的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在政治博弈中仅仅是花瓶。
最可悲的是，最向往新政府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实际上啥都不是，最多算个可怜的小数字。他们憧憬的和平机会，实际上几乎就没出现过。
邓野敢于揭露历史的真实，学者雷颐为之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邓野本人曾讲过一段轶事，可以从侧面印证其著作的价值：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去后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
我书中原有这段情节，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去了。 从这一细节可见，邓野的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的。而要了解复杂难明的国共关系史，邓野的作品确实不可不读。先知书店为此向大家诚挚推荐“邓野作品集”——
《民国的政治逻辑》是邓野研究中华民国史30年的学术结晶。此书在市面上已绝版，先知书店有幸少量复活，数量非常有限。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豆瓣评分高达9.3，由于涉及对种种至关重要历史运动的评价，此书能出版更为不易，系先知书店独家发售。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豆瓣评分高达9.4，它帮我们读懂、读透国共内战的来龙去脉，其中包含许多被历史教科书一笔带过的关键细节，可谓精彩纷呈。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生动展示了弱国领袖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为自己艰难腾挪出一片空间，叙述严谨、引人入胜，读来酣畅淋漓。
许纪霖先生曾说：邓野先生不愧为政治世家出身，他对民国政治的阅读能力独步天下，天下无双……令我们这些同行读了，也不由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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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燃灯者：为众人燃灯者，不应沉寂于暗夜
一个人对近代史有怎样的观念，他大体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犹太人——曾经失去了故土，如今影响着世界
什么是认知偏差？
魏晋风流原是因为一场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