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原书用英文撰写，作为荷兰莱顿大学《汉学丛书》第43 种，由欧洲知名学术出版机构Brill 公司出版。作者田海（Barend J. ter Haar），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曾经在中国辽宁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留学。1986 年起任教于莱顿大学，1994—2000 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2000—2013 年回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2013 年起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学讲座教授。除这本书以外，田海还著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1992）；《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06）；《践行经文：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Practicing Script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全书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学术史以及资料情况的回顾和评论。主体内容为第二、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天地会的仪式，主要探讨天地会仪式中的各项成分与道教文化、民间信仰以及家族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以及天地会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运用。包括四章：第二章分析天地会的进香、斗、祭台、木杨城及其象征意义，第三章分析天地会入会仪式作为一种死亡和再生仪式的具体程序以及这种仪式类型在中国文化中的一般属性，第四、第五两章详细分析天地会的血盟及其对于创造洪门认同的意义。这一部分各章的分析工作细致入微，吸收了以往学者的成果并加以扩展，颇有集大成的意味。

第三部分集中分析天地会的叙事或者说“神话”，探讨天地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民间宗教渊源，多有独到的见解。同样包括四章：第六章提出了“神灵救劫范式”（demonic messianic paradigm），第七章具体分析了天地会知识当中救世主义的起源，第八章分析天地会的政治理想及其与主流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九章分析天地会起源传说的情节结构并重新阐释其社会功能。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总结性分析。

天地会会场图

这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路径来处理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神话传说，重在阐释它们如何建构了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与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温雄飞、罗尔纲、萧一山等人开创的文本—考释路径一样，本书也很重视对天地会内部文本的解读。

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在这种路径下，天地会的组织源头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天地会的文化建构才是研究的中心；其目的不在于考证这些文本所述史事的真伪及这些史事之间的线性联系，而是着眼于阐释这些文本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意义。简言之，一个侧重于史事考证，弄清史事的本末；一个侧重于“知识考古”，探索话语的谱系。此即两种路径的根本区别。

由此，全书内容呈现了三个特色：一是跳出追寻线性谱系和组织起源的迷思，在华南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这一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考察天地会知识的渊源；二是打破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秘密社会”标签，在大众文艺的视野下，从表演角度出发分析天地会仪式的戏剧化特征；三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天地会的烦琐仪式对于创造认同的作用，以及天地会起源故事作为“宪章神话”对于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作用。

田海最主要的“发现”是认为天地会的“复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传统，而非从一开始就是纯粹政治性的话语。基于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有限了解，施列格早在19 世纪中期即已提出：“我们大可认为洪门保存着中国古老的宗教；单一的、不可分的上帝崇拜的信念，象征性地体现为对于光明的敬拜……洪门中经常出现的‘明朝’，或许不应该被翻译成‘朱明王朝’，而应该翻译成‘由光明统治的朝代’。”许理和关于月光王子信仰的研究指出，“明王”这一术语最晚至隋末即已出现，《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和《首罗比丘经》以“明王”、“明君”、“月光明王”指称救世主，并提到申酉年末世灾劫来临时只有“阳州”、“柳城”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避难。台湾学者戴玄之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揭示了天地会与道教的关系。

田海经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清代以后“明王”形象与朱姓皇室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清晰，甚至出现了“兴明”的提法，不过仍旧深受民间的宗教传统影响。在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田海细致梳理了传统宗教（主要是道教）和民间信仰当中的末劫/ 救劫论，并将之概括为“神灵救劫范式”，即末世劫难＋神灵救劫＋法术器物。他在书中认为，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也不脱离这一框架，杂取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劫难、驱邪法术等已有的内容，呈现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反清复明”之类的话语，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中的末劫情绪在底层民众中的反映，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清朝鞑子在三合会知识中被视为需要以驱邪工具与之战斗的恶魔，“反满”象征着末劫的到来，而不是基于民族/ 种族情绪；“复明”意味着末劫之际的拯救，而不是对明朝的追念。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西鲁故事，并不在于讲述自己的组织起源，而在于显示朝廷失德，自己是“顺天行道”，由此证明自身组织的正当性、合理性。

总之，天地会的仪式和神话，乃是为了在非常边缘化的陌生人当中创造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集体认同。

福建云霄高溪庙

田海对于官方档案资料的审慎看法也值得注意。人们一般以为清朝官方档案中保留的天地会成员的供词（或其中的片段）比较可靠地显示了某人关于天地会仪式和叙事的理解程度，但田海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相反，他认为清朝档案中包含的信息量虽然非常大，但今天的研究者仍然应该对其价值持更加怀疑的看法。原因在于，现存清朝官方档案的主体—奏折，其信息基础来自于天地会成员的供词，其可靠性不应高估。

首先，在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下，天地会成员往往不是忠实地供出，而是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知识。

其次，清朝官员与天地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距离，需要通过地方上的文吏这一中介角色获得相关信息，由此很难确认全部事实。最后，通过审讯得到的供词往往经过了文吏的加工，以至于现存资料的连贯性太强，缺乏口供记录中通常可以看到的那种重复和琐碎细节。这样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意识到档案史料存在着的“客观性陷阱”，即人们一般相信档案资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却往往忽略了档案作为文本，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制作过程、交错的权力关系以及并非完全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

洪花亭

对于书中的个别说法，这里似乎也有必要稍加说明。田海声称重要的天地会会簿只能在欧洲各大图书馆里看到，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学者相比于中国和日本学者的一个优势。不过，目前所知形成时间最早的姚大羔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收入秦宝琦主持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集《天地会》第一册（1980），以及蔡少卿的专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形成时间紧随其后的广西田林本，则仅见于公开出版的中文资料集《广西会党资料汇编》（1989）。这两份会簿，实际上也是田海这本书参考过的重要资料。

田海还在书中明确质疑中国和日本的有关研究者“倾向于依赖一些实际价值颇为可疑的资料”。他的依据如下：（1）日本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剽窃了英国人威廉·斯丹顿（William Stanton）英文著作《三合会》的内容，因而完全不值得相信；（2）徐珂的《清稗类钞·会党类》是对平山周一书的剽窃；（3）罗尔纲等先行研究者对于平山周和徐珂两书的剽窃性质不加察觉，将其当作有价值的资料加以征引。这样的看法，田海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表达过，在这本书里又重复了一遍。但实际上，关于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的价值，学术界有着不同看法。孙江对照分析了斯丹顿、平山周以及同一时期宗方小太郎等人的著述，认为平山周一书关于哥老会和革命党的资料均来自于他自己与中国革命派的密切接触和在中国进行的实际调查，有其参考价值。至于史料的鉴别和运用方面，罗尔纲早在1934 年冬即已发现了徐珂对平山周著作的抄袭。他在当时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坦承，自己一开始尚未读到平山周的书，“以为徐珂先生的《清稗类钞》中的‘天地会’、‘三合会’两节是中国今日唯一刊行的天地会史料，现在将两书来互相对勘，才知道《清稗类钞》原是节录此书又加以窜改者”。此后蔡少卿、秦宝琦等严谨的学者也很清楚《清稗类钞》的缺陷，偶尔使用该书时颇为慎重。比如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第47页脚注2提及徐珂的书，并非为了考订会党本身的史实，只是以此为例子之一，表明革命派关于洪门起源和民族主义宗旨的说法对后来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如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109 页，征引了徐珂书中《会党类》篇首所记顺治年间有关士人结社的禁令，这条内容不见于平山周和斯丹顿两书，确实是徐珂自己从他处搜集整理的。从罗尔纲、蔡少卿、秦宝琦的例子来看，严谨的会党史研究者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清稗类钞》在成书方式和史料价值方面的缺陷，偶尔使用该书时也很慎重。田海如果看到了罗尔纲六十多年前的书评，或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更加细致的关注，也许就不至于武断地认定他们“倾向于依赖一些实际价值颇为可疑的资料”。事实上，田海在这本书里大量使用了中国学者同样极为重视的清朝官方档案资料集《天地会》（7册）。这些官方档案，包括形成时间最早的天地会会簿姚大羔本，正是由蔡少卿在20 世纪60 年代初首先进行系统的爬梳利用之后，才引起学术界重视，继而在20 世纪80 年代前期由秦宝琦主持整理编辑出版，从而为有关天地会和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相对可靠的史料基础。先行研究者的这些至今仍然嘉惠中外学人的开拓性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总的来看，这本书无论在内容、观点还是路径、方法上都很有新意，可资启发之处颇多，值得中国同行和读者注意。对于明清社会史、民间宗教史、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化以及华南地域社会研究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中译本的翻译，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稍加说明。

一是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天地会。英文原著的书名里使用的是“Triad”，即“三合会”，正文里也主要使用了这一名称。“天地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乾隆中期，是指下层游民中出现的一种带有相互扶助功能的异姓结拜兄弟组织。后来天地会卷入反叛事件，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嘉庆年间，出现了“三合会”这一新的名称，此后逐渐成为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天地会的通行名称，英文译语为“Triad”。在清朝官员眼里，“三合会”就是“天地会”之类的反叛组织；在19、20 世纪香港和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眼里，“Triad”也基本等同于有组织犯罪团伙。时至今日，无论中文“三合会”还是英文“Triad”一词，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黑社会”。为了避免读者乍一看到书名时产生误解，中译本使用了“天地会”这一本名，而在正文里保留了“三合会”这一用词。

二是关于“lore”一词。英文原著经常使用这个词来指称天地会成员之间秘密流传的各种会内“学问”，包括起源故事、入会仪式所需用到的诗歌对答、用于成员之间相互确认身份的盘问对答、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入会凭证中的秘密信息等，并且强调这些东西主要是通过口头方式流传的。“lore”本来就包含专门知识和口头传说两重意思，但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兼具这两重意思的对应术语，只好勉强翻译为“知识”。孙江教授最早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提供了关于此书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和学术影响的详细介绍，并且翻译了全书目录和第一、第四、第五章。随后由我翻译其余章节，统核全部译稿，当然，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应该由我一人负责。中译本在十几年前即已完成，此后在出版方面经历了一些波折，现在终于能够问世，套用田海在英文版自序中的话来说，或许还算是善举吧。

本书译者: 李恭忠

商务印书馆

文津读书会

微信号：cpwenjin

更多惊喜，

请至微博搜索：

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

长按扫码

进入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