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中亚史（第六卷）》

冷门文史哲

序

《中亚史》第六卷论述了中亚地区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末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在近两百年中，中亚经历了沙皇俄国的征服和统治，以及苏俄和苏联的统治。从内容来看，本卷属于世界历史分期中的近、现代史范畴；1822年，沙皇俄国以地区总督制度取代哈萨克中、小玉兹人的汗王制度，此举可以视为中亚近代史的开端，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中亚现代史的开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亚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时期，十月革命以后，除阿富汗国家外，中亚五国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六卷由“沙俄时期”、“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亚现代民族国家”三编构成。第一编从俄国出台《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指哈萨克）人条例》的1822年起，到中亚人民反俄大起义的1916年止；第二编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起到中亚争取自治和独立斗争结束的 1924年止；第三编从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划界”和组建民族国家的1924年起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为止。

“沙俄时期”一编主要论述了哈萨克三个玉兹、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先后沦为沙皇俄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以及阿富汗沦为英国半殖民地的过程。18世纪上半叶，俄国开始兼并哈萨克汗国；19世纪中叶以后，中亚大部分地区陆续沦为俄国的殖民地，一些地区沦为俄国或英国的半殖民地。19世纪中叶至1916年，沙俄在中亚地区实施了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作者指出：俄国的殖民统治是通过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斯坦边区政府实现的，总督区之下划分为州、县、乡、村几级政府；俄国的半殖民地统治是通过建立保护国的形式实现的，俄国保留了布哈拉和希瓦两个半独立的汗国，以及如什克南、鲁善、达尔瓦兹等这样的一些边境小国，俄国在这些保护国设立了附属于突厥斯坦边区的政治代办处等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实现了俄国的利益。沙俄对中亚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中，1916年起义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作者指出，这一时期，中亚人民与俄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矛盾。

本编论述了沙皇俄国利用中亚与中国相邻的有利条件开始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在确立对哈萨克草原的殖民统治之后，俄国蚕食了中国西北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七河州和费尔干纳确立统治之后，俄国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又侵占了中国西北部的7万平方公里土地，并获得了在中国境内的一些经济特权。

本编论述了沙俄政府在中亚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作者指出：沙俄政策最初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不干预和利用的宗教政策；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中亚民族意识的觉醒，沙皇政府开始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这些政策损害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利益，激起了中亚宗教界的反俄斗争。为了利于俄国的统治，沙俄政府在中亚实施俄罗斯化的政策，除了在宗教方面鼓励东正教信仰外，在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俄语被定为官方用语，在1905年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沙俄政府明文规定在中亚等少数民族地区不会说俄语的人不能成为国家杜马的议员。

本编专门论述了沙俄统治中亚的历史地位。作者指出：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大多数情况是以暴力形式实现的，俄国在中亚的殖民统治也带有军事管辖的性质，因此，沙俄的征服和统治给中亚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充分认识沙皇俄国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给中亚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作者指出：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不是中世纪争夺城池的战争，而是近代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战争；俄国对中亚的统治不再具有封建统治的性质，而是近代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沙俄的征服和统治将中亚的政治和经济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使欧洲工业文明浸渗于中亚社会，缩短了中亚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与近代工业文明的距离。

在“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一编中，作者论述了1905—1924年间中亚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将此部分内容独立成编是本书在体例安排上的一个特点。以往有关中亚的著作基本上都以 1917年为界将中亚的近、现代史分为沙俄和苏联两个部分。诚然，1905—1924年的中亚资产阶级革命与沙俄和苏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中亚这一时期的历史内容与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却完全不同，应该独立出来。

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中亚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起来。1905—1907年的中亚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亚洲觉醒”（Asian Awakening）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称之为“中亚的觉醒”。中亚的觉醒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亚地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代宗教领袖和封建主成为中亚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其二，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在中亚成立，布哈拉成立了青年布哈拉党，希瓦汗国成立了青年希瓦党。中亚的觉醒沉重打击了沙俄在中亚的殖民统治和中亚地区的封建势力，传播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为摆脱沙俄在中亚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继续执行沙俄政府的民族政策，临时政府在中亚的分支机构没有提出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的任何方案。十月革命初期，中亚人民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呼声很强烈，这一要求既反映了中亚人民的意愿，其中也夹杂着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和被推翻的封建势力的复辟希望。然而，中亚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在十月革命初期没有实现。作者认为，这一结果既是中亚民族的发展进程决定的，同时，也与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首先，直到20世纪初，中亚一些主体民族的分解和融合过程仍在进行之中，离现代民族还有一定的距离。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中亚主体民族的形成始于16世纪，然而，民族形成的过程十分缓慢，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相同，风俗相近，加之，各民族居住地交融相错，民族语言文字差异不大，不少民族可以说双语，这些因素导致了各民族的界线不明显，民族自我认同模糊。说突厥语各方言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人都以突厥族人自称；由于信仰相同，中亚居民以穆斯林自称；由于城乡区别，中亚居民又以“萨尔特人”（指生活在城市里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自称。民族观念的淡薄使中亚地区无法建立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国家，因此，十月革命以后在中亚建立的自治共和国只能是地区自治国家。

其次，从十月革命初期的中亚形势来看，中亚人民的独立愿望难以实现。在十月革命初期，中亚人民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正是劳动人民渴望的。然而，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挑战，土地改革未能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在这种形势下，国家采取什么形式更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最重要的。苏维埃政府暂时采取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的组织方式，中亚自治共和国的建立巩固了人民政权——苏维埃，从政治上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直到1924年，苏联在中亚进行了民族划界，民族逐渐明朗化，民族国家也得以建立和巩固起来。

在“中亚现代民族国家”一编中，作者论述了在民族划界的过程中陆续形成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概况。中亚五个共和国以独立国家主权的身份先后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1922）和苏联时期正式颁布的三部宪法（1924、1936、1977）的规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实行分权制。然而，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必须与联盟中央保持一致。作者指出：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历史被纳入了苏联历史的发展轨道，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党”、“一种所有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单一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在此制度下，中亚民族共和国的宪法虽然规定了本国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权，而实际上形同虚设，与沙俄政府在中亚直接统治区内实施的统治几乎一样。而苏联在中亚实施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排斥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联盟中央很少考虑各共和国的具体情况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很少考虑当地的土地、人口、生态的承受能力等等，这种倾向在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中产生了消极后果。此外，苏联党和政府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积极推行俄罗斯文化，这些措施给中亚地区带来了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亚人民经过艰苦创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主义时期应该完成的任务，如建设法治国家、工业化经济、发展科学教育，等等。中亚地区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亚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与苏共和联盟中央坚持苏联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在文化教育等社会方面相互接近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和贯彻的一系列政策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苏联时期中亚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

《中亚史》第六卷的分工：第一、二编由贵州师范大学蓝琪教授执笔，第三编由鲁东大学刘丹副教授执笔。

蓝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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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琪 刘丹 著

ISBN：978-7-100-18042-9

开本：16开

定价：98.00元

蓝琪，女，1948年生，湖北安陆人，1983年师从项英杰先生研究中亚史，1986年获武汉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在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任教，二级教授，2015年8月退休。主要从事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专著：《称雄于中亚的游牧民族》、《16—19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译著：《草原帝国》、《治国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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