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丨1933年青帮代表团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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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 ohistory ）

摘编自商务印书馆新书《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孙江著

感谢“东方历史评论”授权转载

引言

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件：东北青帮（在东北，通常被称为“在家裡”，以下行文除史料用语外，统称“青帮”）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关于这次访问，据笔者所知，至今尚无一位中外学者论及，出版于1933年的利部一郎的《满州国家理教》是唯一一部关于该事件的公开记录。

青帮代表团成员10名，随员4名，加上3名作为向导的日本人，共计17名。《满州国家理教》一书具体记录了代表团成员名单：

1.代表名单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21字辈，48岁）、王兆庥（21字辈，55岁）、张新甫（21字辈，44岁）、祖宪庭（22字辈，48岁）、林庆臣（23字辈，54岁）。
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21字辈，60岁）、常玉清（22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22 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22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22字辈，55岁）。

2.随行人员名单

吴泰淳（新京）、郝俊和（营口）、姜国本（关东州金州）、评世信（奉天）。

3.向导人员名单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

一行6月28日从沈阳出发，途经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7月1日抵达东京。

青帮访日团抵达日本后，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先后参观了作为日本帝国象征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横须贺军港以及庆应义塾大学。代表团访日期间有两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一次是7 月3 日在东京会馆召开的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文部省和拓务省联合主持的欢迎会，出席欢迎会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等6人，陆军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军省次官藤田等12人，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拓务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还有学者、宗教家、财界人士、官僚以及伪满洲国（以下均作“满洲国”）驻日公使等，共计40人。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亦在其中。白鸟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何以会出席欢迎青帮访日团的招待会？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个中原委。

7月4日和5日，在位于东京芝区的增上寺，连续举行了两场关于青帮/在家裡研究会。参加者除访日团一行17人外，还有参加前一天欢迎会的白鸟库吉、加藤玄智、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姉崎正治、笕克彦、陆军省参谋本部职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研究会在青帮代表演示完仪式后，以日方与会者和青帮代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研讨。最后，神道学家加藤玄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家理教乃一自力宗教，别异于在理教他力宗教，寻根究底，源于禅宗自力教也。”

在清代历史上，青帮通常被作为“反社会”的组织而屡遭禁止。进入民国后，其社会声誉更是不佳。因此，在“满洲国”成立后一年多，青帮也未能获得殖民权力的承认，从而无法作为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何以青帮能够作为“满洲国”代表出访日本，并成为日本帝国政府的座上宾呢？日本方面是出于何种动机来策划此次访问的？本章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多年来收集的资料，试图对该问题作一番初步考察，兼论近年来广被讨论的帝国“学知”问题。

在言说与实际之间

关于青帮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而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来往于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中的组织。清代咸丰年间漕运废止后，水手间的结拜形式随着水手的移动而传到各地，天津和上海是近代青帮最为活跃的两个城市。

和内地一样，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模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前二十四辈”最后四字为“大”、“通”、“悟”、“学”，“后二十四辈”最初四字为“万”、“象”、“依”、“归”。不同辈分青帮成员分别属于“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

1934年1月，关东军第14师团参谋部根据青帮文书《学道须知》，并参考黑龙江军参谋处长于治功、龙江大戏院老板王海楼等口述，编辑了名为《关于黑龙江省内家裡》小册子，书中将青帮特征概括为五点：第一，青帮的组织。青帮是以相互扶助为目的之组织，彼此之间为父子兄弟关系。在北方称“在家裡”，在南方叫“青帮”。青帮成员上有大臣，下有马贼，整个中国约有一千万信徒，满洲有百万人，黑龙江省则在二十万人。历史上，孙中山、蒋介石均得到过青帮支持。第二，青帮的起源。作为临济宗一派，青帮在明代由罗正清所创，弟子中有翁德慧、钱德正、潘德林等所谓“三祖”，三人在清康熙四年（1665）基于相互扶助精神创立安清帮。安清帮是以运河水夫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降，随着铁道、汽船所到之处而不断伸展势力。第三，青帮的仪式。入会式分小香堂、大香堂，大香堂仪式正式，比小香堂复杂。入会之际，祭拜“天地君亲师”及“三祖”牌位，入会者将自己的简历呈给引导师，引导师将其交给本命师。第四，青帮的规矩。青帮为强固自身组织，设立十大帮规、十大禁止，内容为秉持儒教仁、义、礼、智、信，不欺师灭祖，同门互助，不抢劫，不淫乱，不将组织内部秘密外泄他人，等等。第五，青帮的习惯。初次见面和互相介绍时须用隐语和暗号。

青帮是何时出现在东北的呢？笔者没有青帮方面留下的记载，只能借助日方的观察来简单予以追溯。关东军第14 师团参谋部调查资料里有如下一节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左右，海上有汽船航行，陆地有列车疾驶。在家裡势力侵入支那（原文如此。—引者注。以下同）沿岸各港口，进而沿铁道侵入内地。在满州东面，从安东沿鸭绿江上行，深入山林地带；在西面，从营口沿辽河而行，深入其流域；另外，从大连沿铁道至哈尔滨，再从那里沿松花江和北满铁道，深入西伯利亚、沿海各州。正如右文所显示的，其势力现已到无法消灭之地步。

此外，协和会编辑的《在家裡调查报告书》对东北青帮历史有如下记载：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于公田（杭三，悟字辈）在安东招收弟子，扩大组织。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吴鹏举（兴武四，大字辈）在大连活动。1920年（民国九年）以后，华北青帮大字辈著名人物王连三（兴武六）、党金源（杭三）、厉大森（嘉海卫）、王约瑟（嘉白）、曹幼珊（江淮四）等纷纷在东北各地开设香堂，广招弟子。

“满州国国务院”一份稍早的资料证明协和会的上述记述所言不虚：

满洲家裡系统复杂：既有从京津地方传来的，也有随山东移民而来的，还有伴随南方娼妓业传入的，其会员几乎遍布所有阶级，具有相当之潜在势力。

以上资料涉及东北移民与青帮之关系。17世纪清朝入关后，为了防止满人发祥地“汉化”，特颁布“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迁徙关外。但是，由于东北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华北移居而来的汉人源源不断，人口不断增加。进入民国后，汉人人口业已占全东北总人口的九成。

伴随汉人的移入，青帮也在东北落地生根。东北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华北地区（山东、河北、河南等）。其时，“山东省每年人口增加约四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二被迫前往他省打工。此外，直隶省的情况不甚了了。每年从他省移居满蒙的劳动者总数约为四十至四十五万人，其中留在东北的有七成以上，约为三十万人左右”。1927年11月，驻沈阳日本领事馆报告称：“近来自山东、直隶方面移入者明显增加，不单数目在增，选择永住的益众。”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内地前往东北的移民潮才告中止。

支那因社会存在缺陷而衍生出肿块，如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即是。误以为此类（结社）均为自治机关，业已带来种种弊端，此乃日本人易陷之谬见也。盖此类结社决非真正之自治机关，古已有之者，保甲制度与清乡制度也。

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否定了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保甲制度的社会意义。于汉冲在上任“自治指导部”部长之前，曾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至打破旧有陋习，亦应持渐进主义”，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民间结社。

担任自治指导部顾问的橘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东北社会的特质是大部分属于封建的农村社会，在此应该适用的自治原则是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宗族制度、土地庙制度等血缘、地缘团体；而在城市，应该按照同业工会及其他宗教团体的实态，完全保障人民的生活。橘朴被鲁迅称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人，他在论述东北社会时只字不提青帮，显然视青帮为中国社会周边性之存在。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巧妙地改变其反社会性质并使其成为支持统治、对抗农村与城市中左翼势力的力量，为此需要重新组织和训练之。” 亦即，对青帮的利用需建立在改造青帮的基础上。

东北青帮是按照怎样的原理组合的？其内部具有怎样的特点？对此，末光作了如下分析：

现下，在家裡之精神依阶级而不同，完全没有统一。不仅如此，组织上均按地域分，各有若干师傅与徒弟，即便彼此互相勾结，二者之间亦无特别联系。尤有甚者，师傅住上海、天津、满州，而徒弟辈在新京、奉天、大连，抑或他地，或师傅所在地。……现住北平之王约瑟，乃张作霖生前之私人顾问，在奉天拥有极大之势力，属第二十辈，为满州在家裡最高辈分。其徒弟有杨宇霆、张宗昌、冯谏民。然若谓今日满州第二十一辈皆为王约瑟儿子辈，未必尽然。青帮之中尚有上海系统、青岛系统与天津系统之分，人们甚至连其系统亦无法弄清。

这里，末光鉴于“满洲国”成立初期，各地青帮竞相迎合伪满政权而出现的混乱局面，强调应该对青帮进行整合。末光提到东北青帮的系统，指出大部分来自天津、山东和上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末光提到的王约瑟是山东峄县人，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在东北也有很多徒子徒孙。1934年，王约瑟访问吉林省，以从事佛教活动为幌子，试图加强关外与关内青帮联系，因而被国民政府视为日本特务。确实，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王约瑟的青帮网络协助了日军对华北的统治。在天津系统的青帮中，自称“满州国在家裡总代表”的冯谏民（亦名冯竞欧）曾在张作霖部队任陆军少将。末光没有具体提到上海系统的青帮人物是谁，前述协和会资料中出现的曹幼珊系山东省出身，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曹幼珊在1934年1月初曾秘密访问东北，和长春、沈阳、哈尔滨的青帮头目会面，“在每次集会上，他都详细地介绍家裡教的由来及其与青帮之关系，宣讲教理与仪式的精髓，强调南支（中国南部。——引者注）青帮与满洲国在家裡应互通声气、团结一致、弘扬义气”。曹在两地青帮中颇有影响，试图沟通二者，其背后可能暗藏着某种政治意图，这从曹幼珊弟子常玉清可以窥见一斑。

常玉清是活跃于大连的青帮人物，据说是旗人，通字辈，曾为上海日本棉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常玉清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的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人员暗杀。常见状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在大连，常玉清一住就是五年多，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其在大连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作为青帮访日团一员，常玉清曾在日本人面前不无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引者注）之时，鄙人为日军拼命工作，为此同志一人被暗杀，鄙人则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至于末光提到的青岛系统的青帮，目前尚缺乏验证资料。一般说来，在东北，山东出身的青帮人数众多，其中杂有青岛系青帮应是不难推想之事。

以上，本章考察了末光所言及的东北青帮的情况，末光的观察固然很重要，但还不能说它反映了整个东北青帮的实际情况。例如，齐齐哈尔青帮头目刘少恩和丁贵升是“通字辈”，属于“兴武六帮”，分别经营剧场和妓院。日方的调查称：“在满州事变前，刘少恩与丁贵升二人从上海请来师傅窦长清，接受其指导。窦于昭和六年（1931年。——引者注）十二月回江苏省扬州探亲后不知所向。”为了利用青帮人际网络，两人特地从上海请来师傅。21 字辈王殿臣（58岁）生于江苏省扬州府江都县，清末举人，18岁时参加青帮，37岁到东北，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充任税警、家庭教师。末光没有言及访问团成员王兆庥，据说包括再传弟子，王有一千名弟子，直系弟子以地区看分别是江苏21名、天津212名、北京24名、奉天94名。

青帮在东北的影响力主要在城市，成员来自各个阶层，其著名人物大多为退伍军人、失意政客、流氓头子、商人等，一般成员多为商贩、工人、军警。据末光调查，大连“东亚佛教会”成立时，会长柳成名（大连马车工会会长）、副会长刘神致（从事鸦片贩卖）、刑顺亭（经营房屋出租）、尹天纯（福昌华工公司苦力头目）、王宝春（人力车收容所头目、经营饮食业）等主要成员皆从商。虽然青帮著名人物在当地可称头面人物，政界出身者亦不在少数，但青帮从未作为社会团体得到军阀政权的承认。

东北殖民统治与青帮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日本人组织颇为活跃。“满州青年同盟”、“大雄峰会”和以橘朴为主笔的《满洲评论》杂志应关东军要求，积极为日本占领东北寻找意识形态根据。山室信一指出：“他们的积极参加成为建国的巨大推动力，在此，他们编织出善政主义、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亚洲复兴、人类解放等各色梦想，将其作为满州国的建国理念提了出来。”1933年3月，沈阳成立了以酒井荣藏为首的“大满州国正义团”。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向东北各地发展、扩大组织，一时间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后来，在伪满“基于一国一党主义，统一教化团体”的旨趣下，“大满州国正义团”被“满州国协和会”兼并吸收。“大满州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代表祖宪庭、长春代表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青帮建立了“合作关系”。时人泷泽俊亮在《满洲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二年（1933年。——引者注），为了‘满州国正义团’整合全满同志之需要，冯谏民从奉天出发，奔走于各地主要都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新加入的会员为数不少。”在“大满州国正义团”成立大会上，冯谏民的致辞道出了青帮与“大满州国正义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今日入门之日本人、满州人，齐聚一堂，谨守家裡之道。吾等家裡崇尚师徒如父子、同参若手足。古语曰：远亲不如近邻。吾等黄种同胞，本如手足，有若满人同参因缘之深者乎。

所谓“合作关系”，其实是“大满州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其成员加入青帮不过是吸收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出于这种关系，数月之后，“大满州国正义团”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日方资料记载道：

日本方面，鹫野（应为“鹫崎”。——引者注。以下同）研太、平野武七郎（应为平野武七）、宫地（久卫）大佐等游说陆军省和关东军，声称标榜彻底的皇室中心主义，在获得满州政府承认之后，将全满在家裡教徒二百五十万人结为一团，与大日本正义（团）连为一体，提倡大同团结，组织清静兴民同志会，颁布主义纲领，抛弃以往之秘密活动，以公认结社现身社会。

鹫崎研太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治安警察部门。平野武七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宫地久卫从骑兵第一连队长退伍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特殊部落民的融合事业”，“去岁，受军部方面委托，调查我国特殊部落民能否向满州移民之问题。岁末渡满期间，知满州支那人中有类似宗教结社。特殊民移居满州后，是否遭致土著民歧视，此番为探求土著民之态度，利用再次渡满之机，调查在家裡”。可见，宫地为了了解青帮组织而结识了鹫崎和平野，而后二人通过宫地游说关东军，得到伪满政府许可，结成“清静兴民同志会”之青帮组织。青帮与“大满州国正义团”合并后，“大满州国正义团”得以伸展势力。与此同时，冯谏民等青帮重要人物也试图借助日本人力量扩大组织。泷泽俊亮在《满洲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二年（1933）冯谏民因统摄整个满州同志之满州国正义团组织之故，从奉天到各地主要都市，均受到热烈欢迎，因此招收不少新会员。”

除“大满州国正义团”之外，日本大本教也积极向青帮靠近。大本教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新兴宗教之一，由“教主”出口すみ子创设。后来，王仁三郎入赘出口家，成为次于“教主”、负实际责任的“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任教祖后，一改大本教保守复古的姿态，提出参与时政、改造社会的主张，为此以“不敬罪”，遭到政府的弹压。关于大本教与青帮之关系，前引泷泽俊亮《满洲的街村信仰》称：“尤为重要者，大本教人类爱善会与家裡教均以天之御中主神为始祖，颇动众心，入门者一时骤增。”在青帮代表团访日之际，“其代表及随员中，滨江警务司令部咨议鲁宾化及律师张庆禄特地访问绫部（大本教）之本部”。需要指出的是，泷泽虽为当时人，但他书中所列举的鲁宾化和张庆禄之名并不见于青帮代表团成员名单。张庆禄的“张”和赵庆禄之“赵”日语读音相同，疑为笔误。鲁宾化其人不详，可能是吕万滨之讹，因为“鲁”与“吕”在日语中发音相同。青帮代表团即将访日时，末光在一篇文章中称：“冯谏民一行入哈尔宾，当地在家裡代表闻冯谏民欲去日本，要求哈尔宾代表亦能加入同行，后定冯师直系滨江警备司令部咨议鲁宾氏与他系律师庆禄等二名渡日。”这里的鲁宾和庆禄，即前述之鲁宾化与张庆禄。

人们也许会奇怪，青帮何以会与大本教有瓜葛？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此事要追溯到出口王仁三郎的蒙古之行。1923年，还在“保释”中的出口王仁三郎接触到为慰问“关东大地震”而访日的红卍字会，对中国产生兴趣，试图在“满蒙”建立大本教宗教王国，其后，他与曾经参与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者相互利用。出口王仁三郎在其第一次访问中国东北时，通过大本教信徒和沈阳青帮进行了联系。据出口王仁三郎的孙子出口京太郎撰写的《巨人出口王仁三郎》称，1924年2月中旬，出口王仁三郎“夜至奉天，投宿悦来栈，与祖宪延会”。这里的“祖宪延”系“祖宪庭”之误。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延长线上，1932年1月大本教与“含有禅、儒之安清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因此，青帮访日团在7月7日夜晚受到在东京的大本教外围团体“人类爱善会”的招待，也就不足为怪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积极推进占领东北计划的同时，开始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整合在其殖民统治的秩序之中。“满洲国”意识形态“五族协和”积极鼓吹者橘朴对青帮的看法与上述东北日本人团体略为不同，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愿向当局建议，正如上海公共租界所实行的对策一样，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组织，既可为（制定）控制劳动者政策奠定基石，又有助于制定对付盗匪（包括流氓）之对策。”与橘朴的意见相反，末光虽然承认青帮具有反社会、反体制的性格，却高度评价1933年后在“满洲国”统治下青帮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可“将在家裡改组为政党”，他在文章中写道：

尤为要者，在家裡非仅存于满州之秘密结社，乃遍布于支那全国之民族性结社也。迄今为止，在家裡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常展示其巨大之潜在力量。基于其以往之历史，对行王道政治之满州国而言，诚为最重大之问题。以王道政治驯化在家裡，不仅合乎王道政治，大言之，亦可统一支那全国大众。

末光发表在《满洲评论》上的其他文章也高度评价了青帮的作用。“此一秘密结社青帮在家裡，于满洲突然公开声明其社会作用，至其组成统一、合法之结社并开始活动，应密切监视其动向，正确理解其精神，实施相应对策，对新兴满洲国而言，此事实为最重要之问题。”末光的认识与正在摸索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关东军指导部的想法完全一致，关东厅警务局长对于青帮访日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论：

在家裡（家裡又曰在裡）乃支那以宗教信仰结合之秘密结社，有严格戒律约束帮员，于提升个人之余，帮员共存互助，各阶级中皆有众多帮员，为社会上一大潜在势力。军部及其他与满州有关人等，多有利用家裡维持满州国内治安、普及满州建国精神者。本于此，此番促成满州在家裡代表访日、考察日本各处、与在家裡研究者会面，藉此使若辈知日本援助满州国之所在，期以将来日满提携。

显然，日方组织青帮访日团旨在促进“日满提携”，其具体政策为：第一，利用青帮作为宣传机关，纠合东北各地青帮成立联合总会，指导教化帮员。第二，将青帮作为民众的自治互助组织，整合劳动者，使其成为地方保甲中坚，从事社会改良，揭发“反满分子”，进而展开对“支那本土”工作。

对此，青帮首领积极响应日本人团体，强调青帮传统与“王道政治”理念的共同之处。冯谏民说道：“本来我满州国即我家裡之源流，我满州国执政即我家裡之旧主人。对满州国竭尽忠诚乃我安清家裡之根本所在。”“本来日本帝国与满州国系唇齿相依之关系，须臾不可分离。友邦皇军拯救我等满州国人生命，扫除邪恶军阀，赶走不良政府，以我旧主人行仁慈博爱，使之执我满州国政治。”不仅如此，冯还将青帮“十大帮规”改为迎合“满洲国”统治之“六条帮规”：孝顺父母、尊敬士兵、和睦乡里、教育子孙、安于生活、不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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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孙江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2月，定价：128.00元。本文摘编自书中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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