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许德珩的一生，无论是在狱中，还是被营救出狱后，许德珩都英勇无畏地坚持开展爱国斗争，无愧于“五四之子”的称号。翻开北京档案馆馆藏的“五四”档案，在当天的京师警察厅侦讯笔录中有一份32名被捕学生的名单，许德珩的名字赫然位列榜首。这份尘封已久的珍贵档案，让我们忆起了许德珩——这位《五四宣言》的起草者、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个江西学子与五四运动有着怎样的渊源？许德珩铜像。
1890年10月，许德珩出生在江西省德化县仁贵乡（今九江市濂溪区虞家河乡）沈家冲。有兄弟五人，姐妹三人，他是男孩中的老二。其祖辈原在九江城东的花果园，曾叔祖许振兴曾是一名太平天国的军帅，在1855年2月攻打湖北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为避株连，许家在1856年迁到了离城二十多里的沈家冲隐居下来。此后，祖父许殿勋一直不敢进取功名，终生以行医为业。直到清朝末年，父许鸿胪才参加府试，中了秀才，补为廪生，在书院食廪。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为谋生计，许鸿胪经朋友推荐，去到浙江绍兴府做文案，与同为文案的马先生交好，拜为盟兄，而马先生与徐锡麟、秋瑾来往密切，所谓“近朱者赤”，许鸿胪渐渐由一介旧儒转变为民主革命思想的拥护者。1896年，6岁的小德珩开始跟着年长8岁的长兄在家馆读书。“家馆主要是为培养长兄取得功名，我不过是搭配而已。”（《许德珩回忆录》）。因天性聪颖，过目不忘，被时人誉为“九江神童”。1908年，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之前父亲从绍兴回来，总会带些进步书刊，诸如严复翻译的《进化论》、邹容著的《革命军》、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这些文章对他启发很大。虽然后来徐锡麟、秋瑾革命案发，父亲受到牵连，被罢职逃回家乡，但这并没有浇灭许德珩思想的火花，相反进一步引发了他对民主思想的思考。这个年少睿智的学生很快引起了学校地理教师杨秉笙和图画教师王恒的注意。他俩均为留日同盟会会员。经他们介绍，许德珩加入了同盟会。为表决心，他瞒着家人偷偷剪掉了辫子，以示对封建制度的反叛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许德珩祖居地九江城东花果园。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24日，九江光复。21岁的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加入了革命军宪兵队，后成为李烈钧的秘书。看到革命取得成功，许德珩激动地专门写下一首《从军乐》的短诗，篇幅不长，却有12个“乐”字，这或许是青年许德珩表达革命激情最直白的方式吧。一年之后，由于同在军中的老师胡其焕因打错旗语被处以极刑，许德珩对草菅人命的军阀作风极为不满，愤而离开，回到九江中学堂继续读书。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响应由孙中山等人发起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热血青年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随李烈钧部参加了湖口讨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只身前往上海，求学于中国公学。1915年夏，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提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追求真理的新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而18岁就入同盟会，曾两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许德珩在这样的环境接受熏陶，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五四运动”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青年时期的许德珩。
5月，北洋军阀政府为了防遏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蔓延，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1日，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代表共2000余人，到新华门请愿，反对签订“协定”。许德珩等8名学生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徐世昌，徐派秘书代见并接受请愿书。此次请愿虽未达目的，但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为了团结一致奋起救国，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许德珩和部分同学发起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于暑假期间同易克嶷先后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联络各地学生，共图救国大计。10月20日，由许德珩、黄日葵、易克嶷等发起的《国民》杂志社在北京成立。《国民》杂志正式创刊于1919年1月1日，由蔡元培先生作序，许德珩担任实际主编。前后大约出版了五期。后因五四运动爆发，无暇顾及而停刊。“学生救国会”和《国民》杂志社旗帜鲜明，带有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主要社员大多为北京大学爱国学生，其中就有邓中夏和高君宇，后来多人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与此同时还有以提倡白话作文，反对封建礼教为主要内容的《新潮》社，李大钊先生将两个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团体，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为共同点团结起来，成为催生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准备，五四运动一经爆发，便“星火燎原”，很快上升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1912年10月29日，孙中山应李烈钧电请来九江巡视，许德珩以李的秘书身份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这是九江的国民党员欢迎孙中山先生时合影。
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不顾中国协约国成员的地位，擅自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协约上签字。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林长民并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虽然国内群情激愤，但是英、美、法、日、意等国完全视若无睹，于4月30日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任北洋国务院参议、内阁司法总长、总统府外交委员的林长民义愤填膺，立刻将消息刊登在《晨报》上。邵飘萍闻讯，也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唤醒国人。5月3日，蔡元培将“巴黎和约”的消息告诉了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当晚全体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会议，将原定的5月7日大游行提前到5月4日，并决定由许德珩起草五四宣言。回到西斋宿舍的许德珩满腔激愤，连夜写下了震耳发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疾呼“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当时他所有的家当只有一条白色床单，睡觉时用来半铺半盖。但他果断将这唯一的一条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5月4日下午1时，北京13所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汇集，大会宣读了由许德珩起草的《五四宣言》，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天安门传单”。会后，学生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公推许德珩、段锡朋、罗家伦、犹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驻华大使馆递交了《陈词》，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之民意。由于在使馆区受阻，愤怒的学生向位于东城区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宅进发。许德珩冲在最前沿，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不幸成为32名被捕学生之一。但他毫不畏惧，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写下了“锄奸不惜死”“无一怕杀头”的慷慨之词。在许德珩等青年学子的冲锋陷阵之下，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响应，罢课、罢工、罢市浪潮席卷中华大地，甚至连剃头铺都张贴了声援公告“不释学生，万万不开门。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丐帮也声明“近几日，不准在路行乞，以免妨碍国人救国之行动。”……在广大群众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官僚的职务，并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许德珩被捕后在狱中作《“五四”狱中抒怀》一诗。
据许德珩之孙许进回忆：“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忆起往事。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您当年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还有两个月就能从北大毕业了，却去参与五四运动，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追溯许德珩的一生，无论是在狱中，还是被营救出狱后，许德珩都英勇无畏地坚持开展爱国斗争，无愧于“五四之子”的称号。纵观许德珩的百年传奇人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从晚清到民国，从建立新中国到当代的改革开放，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变。他的气节和精神，青山有证，史册永存。
山村寻“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