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照片来自网络）

“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

饥荒年代三件事

丁东 | 文

92岁的书法家林鹏先生将近著《平旦札》送我一册，读后感慨万端。

他在山西省人事局工作多年。1961年，曾经以工作队长的身份，到山西运城县常平公社主持救灾，让老人孩子把粮食从食堂拿回家自己做饭吃，并且用红枣、黄豆、花生、甘草、黄芪、百合、麦麸等做成浮肿丸，一人一天吃一丸，使当地不再死人。

他的书里还记录了一件当年的真事：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人们喊道：‘都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

然后他就打开了仓库，按人口分粮食，有条不紊，人心大快，村里再没有死人。事后，他到县委投案自首，县领导有的主张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主张不杀，杀了要引起民愤。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刑。’判了这支部书记十九年徒刑。

这支部书记服刑期间，家中老母、老婆、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后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也没有造这个反。村里闹夺权，夺过来夺过去，这个规定没有改变。全村人都知道这是活命之恩，嘴上不说，一直就这么办。

捱到三中全会以后，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派人专程去千里之外的监狱接取这位支部书记，他的刑期还差几个月。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他。村里搭了戏台，要唱大戏，梆子腔，点的戏有意思，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唱戏，台下大哭。”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山西的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可惜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同一年代，湖北省洪湖县也有一个感人的县委书记，名叫李金玉。

他1955年到洪湖上任。头一年为了保住下游的武汉，洪湖县被定为泄洪区，全境被淹，满目疮痍。

李金玉顶住了合作化运动的大潮，鼓励洪湖百姓加强生产，搞副业，洪湖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活跃，野鸭、鱼、虾、藕、莲蓬、菱角，到处都有卖的。

周围的县市因为害怕，不敢这么搞，都很羡慕洪湖人，说洪湖人生活好，连湖南人也跑过来买东西。

1958年大跃进，洪湖县也出现了粮食、渔业、棉花产量下降，物价一路上扬的现象。1959年6月开始，浮肿病人大幅攀升。周边地区开始饿死人。

地委书记找李金玉调粮食，说，“我给你们磕头也可以，作揖也可以，只要你们给粮食。”李金玉软磨硬顶，说，我先要解决洪湖自己人吃饭问题。

“不管咋样，都要把群众的坛坛罐罐装满。”他鼓励农民搞副业，可以大养鸡鸭鹅猪，并一再叮嘱，“大家闷头干，莫吭声。”

这样，三年困难洪湖没有饿死一个人，人口还有一定的增长。而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仅1960年就死了115，844人，远高于每年5、6万人的平均死亡人数。

灾荒过后，李金玉因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洪湖县志》记载：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召开社会主义教育万名干部大集训，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

《荆州地区志》记载：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堤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记载：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文革中，李金玉先被关进牛棚，又到乡下劳动。但农民知道他是救命的好官，处处护着他。直到1978年，李金玉才恢复职务，1984年离休，2002年病逝，享年80岁。

说了基层的事，再说高层的事。

大饥荒年代，甘肃省是重灾区，饿死了100多万人。省长邓宝珊是对浮夸风表示异议者之一。

邓宝珊将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年代敢于当面向蒋介石直谏：“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先后参与促成北平、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以后，他在甘肃虽贵为省长，但因为是民主人士，并不掌握实权，没有能力改变该省的决策。他只好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甘肃饿死人的不满和无奈。

1960年，邓宝珊直接给毛泽东送去了一份礼物，想让毛泽东知道甘肃人吃的是什么。毛泽东收到的礼物是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

自然，这样的举动甘肃省委不会不知道，邓宝珊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埋怨和攻击，但他却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很轻，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张仲良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汪锋接任，开始采取措施，抢救人命。这个决策和邓宝珊的举动是否有关，我不得而知。

古人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说的一位村支书、一位县委书记、一位省长，在极左思潮占主流的年代，为救百姓于水火，做出了超常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不会忘却他们，后人永远敬重他们。

我并不奢望如今的官员能像先贤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但面对手中掌控的公共权力，保持一些慎重；面对普通的民众，心存一些敬畏，并非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