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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3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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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儿，你还好么？
梅子 | 文
尹儿和我同岁。我们是邻居，发小，同学，也是相识相知六十多载的挚友。这些众多“头衔”，有足够的理由与意愿，促使我要写写尹儿。
我和尹儿，从小在一座楼里长大。听父母讲，我们七八个月大时，同一个月搬进大楼里。这栋市委宿舍楼是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三十多户人家，十几个同龄玩伴，而尹儿家离我家最近。
我家住一楼，尹儿家二楼，呈顶角相邻。常常在家坐不住，想出去玩，尹儿就在阳台喊“梅子”，或我在楼下喊“尹儿”，然后隔空对话，说好怎么玩，尹儿转身下楼。
大楼后面，是个大院，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红色风暴席卷而来时，我们被迫停课，没有学上，偌大的后院，就成了我们尽情撒欢的场地。疯玩过后，我们也会安静下来，如淑女，搬出自家小凳，坐在柳荫下，单元门口，认真专注的做女红：纳鞋垫，丝绣，勾台布，剪窗花。对生活充满好奇，是我们共同的特点，看到喜欢的手工活，都愿意亲自去尝试。
这样的无忧无虑很短暂，很快便被风暴所淹没。我们的父亲都被隔离审查了，几天、几个月见不到，去了哪儿，不知道，偶尔回来一下，就又走……
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都进入初中，尹儿和我分在一个班。
放学路上，同学簇拥着相伴回家。我和尹儿躲开人流，沿着柳荫成行的新建路往回走，各自想着心事。有时，不知是谁开的头，会说起我们的父亲又有多久没回家了。疑问，猜测，迷茫......
就在那年春天，学校组织支农，我和班主任常老师请假。当时，父亲在隔离，我母亲单位搞运动，也经常不在家。我若走了，姐姐一个人，晚上恐怕都不敢睡觉。我不知道，尹儿也请了假。只知道，由于父亲的事，尹儿一直心情不好，有些自卑。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在厨房煮挂面，透过厨房玻璃，远远地看到常老师向我家走来，我一顿紧张。常老师进门后，和声细语，我紧张的心，一下放松下来。
常老师说，“这次，班里就你和尹儿不去参加支农，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你们住得近，来了解一下情况。”
常老师环顾四下，我马上说，“老师，就我一人，爸妈都不在。”
“哦，没想到，你爸妈呢？
“我爸记不清多久没回来，母亲也几天没见。”
沉默了一会儿，老师说，“原来是这样，老师很方便，每天下班都要路过这条街，会经常来家访的。”
当时，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自己委屈什么，许是老师的话，勾起心底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伤，顿时眼泪掉下来。
老师安慰过我，就问尹儿，我说，“她和我情况差不多，比我好一点，她的兄弟姐姐都在。”老师随后按照我指点的方向，去了尹儿家。
那次支农，我和尹儿都去了。因为第二天，我母亲正好回来了。常老师也做通了尹儿的思想工作。而常老师的这次家访，也从此成为了我和尹儿心里，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尹儿私下问我，“你爸到底去了哪？我爸好歹在市区，送报送衣服，偶尔的能见一面。”我说真的不知道。但我的回答，总引来尹儿和小伙伴们的将信将疑。
一年以后，我父亲从“中办”回来，随之又要只身去晋东南的山上下放。
而尹儿父亲的特务帽子一直还戴着，直到我的父亲下放后，她父亲也没有消息。这让心重的尹儿从此变得沉默寡言，直到两年后，她父亲才彻底“解放”。
没想到，我们最后一次隔空喊话，是插队的那年。
快过年了，我们从不同的插队地点回城。初一那天，一早，我特意换了花衬衫，将领子一翻，包住了旧棉衣的领子，外穿蓝的卡上衣，感觉里面的棉衣也是新的，于是我出门，仰头喊，尹儿！很快，她出现在阳台。我说，照相去。尹儿二话没说，转身下楼。
细想，就在那以后，我们联系少了，都在忙着长大。随时代变革的脚步，我们的人生也发生许多变化，返城，工作，学习，结婚，做母亲，人生的路，走过一程又一程，忙于生计，疲于应付。
不久，我随母亲搬离旧楼。和尹儿断了联系好几年。
但我知道，尹儿一直没结婚，辞职以后，只身到了南方。
没想到再见到她时，让我充满喜悦。我是为尹儿的改变高兴。
是个仲夏傍晚，夕阳穿过树林缝隙，撒在街道。我刚从外回来，站在家门口，逆光中，穿着碎花连衣裙，怀抱六七月大的婴儿的尹儿，飘然而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惊诧片刻，我兴奋地问，“尹儿，你有孩子了？”她激动地不住点头，我问，“男孩？女孩？”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儿子。”柔声细语，透着为人母的骄傲。生完孩子的她，身形仍娇小秀美，红晕向脸颊两边散去。
就这样，坐在我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望着远处，对生活对未来再次有了期盼。我想，虽然尹儿结婚生子晚了些，不也都解决了，俨然，她的人生走上正轨，不求富贵，只需平静安逸，这就是尹儿希望的生活。
不久，她回到南方。
与她再见面，是四年以后的事。
一次偶然，路遇同学，她黯然地说，“没想到尹儿，哎～！”她停下，片刻，加了一句，“给了我没法活下去了。”
那年年初，尹儿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又到家乡，没有住房，带着儿子和她母亲住在一起。所在工厂倒闭，子弟小学关门，学生分流去了其他小学，尹儿下岗失业。厂里每月给200元生活补贴。同时，尹儿婚姻也陷入了危机。回到家乡后，靠打工赚钱。她说，我要养活儿子，既然全力要回儿子的抚养权，我就得想办法赚钱，尽我的义务和责任。
她先在一家卖内衣店铺打工。后来知道她在这家店铺打工的同学，故意说是路过，然后进去买几件衣服，我也去光顾过好几次。聪明的尹儿说，“我知道，现在店铺品牌哪儿都是，你们是为我好。”尹儿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然而店铺没两年就关门了。有一次，像往常一样，我下班绕过去准备买些东西，不料已换了门面。尹儿又失业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开始摆地摊。摊点离她家不远，就在府西街。尹儿在郝庄服装城进了各种小物件，早上六点出摊到九点，出摊前给儿子和母亲把早饭做好；晚上六点又开始，每晚都是十点收摊，一年下来勉强为计。再后来，府西街改造，也不能再摆摊。
幸好，广播电视台的同学偶尔提起，有线电视台在招收费员，他与我说起，不知尹儿是否愿意去。于是我们一起去找尹儿。记得是个晚上，听了同学的介绍，尹儿一开始犹豫，想去，又担心自己做不好。因为每个人大约两千多客户，每个月要求做报表，年底还要汇总登记，报送台里。
在同学鼓励下，尹儿答应先做着试试看。可一旦投入，尹儿做事的认真努力，使我们自叹不如，也为之欣慰。
尹儿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如期领到薪水。一次，我见到她时，见她满面红光，我想一定是在那几个月，她辛苦认真，收费顺利，薪水也还不错。果然她说，有线台一个员工安排两千户，按片划分。由于同学的照顾，她分到三千多户，虽然，起初分到的两千多户与补加的一千户不在同一片区，要从市区过漪汾桥，一片往西，一片往北，到了市区边缘，要跑很远很多的路。但尹儿说，“这算什么，有客户，只要辛苦，就能多赚点钱。”
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一辆摩托车从身后撞到她，一跑了之，倒在雨地的她，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裤腿流出殷红的鲜血，夜晚，路上行人寥落，雨越下越大……
幸运的是，这时身后过来一位路人，主动停下扶起她。待扶起面对面时，尹儿才发现，竟是我们楼里的发小，三妮。三妮送尹儿到了附近的门诊部。因为两个膝盖重重地杵在地上，已经血肉模糊，待处理完伤口，三妮送尹儿回到家才离开。
我见到尹儿时，是一星期以后的事。她指着绑着纱布的腿说，“这次我乘机放了个长假，呵呵，这些天在家歇得好安逸。”
“明天必须出工，月底客户的费用收不齐，汇总报不上去，扣工资哩。”她说得那么轻松，辛苦干活对她不算什么。
“你看，我还是有福气的，正好摔倒爬不起来，就有发小相助，是三妮，就是小时候要么不说话，要说，就把大家说得笑得直不起腰的三妮。而且不幸之万幸，没撞断骨头，不然收费员就要换人哩，你说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很严重的腿伤，被她说得云淡风轻。
尹儿越来越坚强自立，我是该感到欣慰的，可是，又感觉不是滋味。
这之前，我与尹儿说起过自己遇到一些困难，尹儿听完，并没有表示出同情，而是，呵呵地笑，说人生在世，谁没有过一点沟沟坎坎，这些也叫困难？若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活了。
“梅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人好好的，就有希望！”
尹儿是把生活中的麻烦不断缩小，而我是把芝麻大的烦恼使劲放大。我为自己的懦弱汗颜。
没有想到，再次见到尹儿时，她愈显憔悴。我问，出了什么事吗？
“儿子前些天刚出院，胃溃疡，险些穿孔。”她给儿子看病花了不少钱，个人医疗保险，还惠及不到自己的抚养对象。这对尹儿无疑是雪上加霜。
接着，尹儿又说，“儿子办了两个月的休学，面临中考，老师说，休学落下功课，考重点高中希望不大，让我们考虑是不是放弃中考。”
我一听，告诉尹儿，“别听班主任的，他们为了所谓升学率，为了自己的业绩，不管学生的实际情况及后果。如果不参加中考，即便是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这些自己有能力考上的学校，由于没有中考成绩，也要交择校费的。”
尹儿听了我的劝。
有段时间，我想见尹儿，又怕见到她。她的生活像一堆无法弥补的碎片，有时，让我也无法面对。可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该信这个命运，还是不信？为什么无休无止的麻烦总像一根无形的魔绳缠绕着她？
“你知道吗，晚上，常常睡到半夜就哭醒，醒来枕巾全是湿的，有时候我妈不理解，说我无能，连个好男人都找不到。”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也许，婚姻的破裂才是她心里最痛的点。而最亲的亲人说出这样的话，能怎么办，不能反驳，埋怨，全部要咽下肚里，可早已是万箭穿心。
“我想到过，死是容易轻松的事，但哭完，又觉得自己不能死，死了儿子咋办？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那时，我刚读过几篇方方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启发心智，涤荡灵魂，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都是写下岗工人的生活。
从未对底层有过多关注的我，有意无意在反省，当下岗浪潮汹涌而来，全国几千万产业工人走向失业，之前的我似乎心无所动，不过简单地把它当做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符号而已。下岗意味着什么？带给了多少人艰难与困境，他们以后怎样生活，将会走向哪里？从未想过。
但是在李宝莉的身上，我看到尹儿的身影，也在尹儿的身上，体会到了李宝莉的苦难与艰辛。
面对这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经常去看看她。
不管刮风下雨，她的收费只能在晚上。天气恶劣，夜黑风高时，遇到危险，都侥幸躲过。单身母亲的她，需忍受多少对我来说难以忍受的艰难与辛酸。
尹儿，人善良温和，有双漂亮的大眼睛，也遇到过不少不怀好意的骚扰，诱惑不断。她坚守底线，多难也要踏踏实实做人，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与尊严。
尹儿的坚韧，乐观，一直在感染着我。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写《更年期的女人们》。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到今天还在我电脑里的角落里放着。而文中的一位人物，是带有尹儿影子的下岗女工。
我对她说，尹儿，我把你写进小说里了。有些羞涩，不安，又有些高兴。是的，我终于将自己想表达的事情付诸笔端，虽然不名一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投稿或出版。
尹儿配合着我的喜悦，笑呵呵地说，写我？我有什么可写的，狡黠中，又有着些期待与好奇，“嗨，谁去看一个生活落魄的人的故事呢？”
然后又饶有兴致地说，不过，完成后一定先让我看看。
我说，一定！
说定了。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是我的第一位读者。
然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那年五月初，从她亲戚那里，我突然听到她重病住院的消息，吃惊，问什么病？说，不好的病。再问，说不清楚，挂机。即使这样，已如一颗炸弹，在我脑中炸得七零八落，整个人处于冰冷状态，待回过神，给她打电话，忙音，三番五次，次次如此。我预感不妙，判断，是不好的病？是很不好！？
果然。四处打听，是胰腺癌，癌症里的癌症。
她在有意躲避同学，朋友，自然有她的理由，个中原因与不便言说的心境，我能理解。
我在找她，打听在哪家医院。告诉我她得病的亲戚，不再接我电话。晚上，我试着发了短信给她。早晨，收到回信：不必担心，我会配合医生好好治疗的。
但据我所知，她是决意不会好好治疗的，她连基本的报销比例低的药及自费营养药都拒绝用。
前些年，因为糖尿病和胃部不适，她曾住过两次医院，出院后就说过，“下岗二十年了，好不容易生活有些好转，攒下些钱，不能因为治病花光，让儿子的生活再陷入困境。”
她告诉我，“给儿子35万在城西买下房子了，七十多平，借别人一部分的钱，也都还上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等再攒够钱，将房子装修一下，就等着儿子把媳妇娶回家，就完成任务。然后，我也要为自己潇洒活一回，去旅游，去跳舞，学画画儿，把爱好重拾起来……”
说起儿子，谈到未来，尹儿眼里的光芒，耀眼，就像一束灵光突然闪现。那个时候的尹儿，仿佛已然走出困苦，走过就是苦尽甘来，美好的愿望，会一个接一个去完成。
然而，她一个愿望都没来得及实现，就匆匆离去。这也是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她去世后的几年，一直都难以释怀，放不下的原因。
那次得重病前一年，她因为血糖不稳，加之胃部不舒服，住过两次医院。她给我算过一笔账：“这次住了12天，花了三万多，有些药不在报销范围，自费，有些药只报销一定比例，算下来，报销两万多点，自费一万多，医保卡因为是外地，即便在相关部门报备后，所有钱要先垫付。”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治糖尿病，上了几天泵，医生建议我买下来长期用，效果非常好，没有痛苦，血糖控制也稳定，但就是太贵呀，几万块买下来，每个月还有固定的耗材，也得几百块。“她摇摇头，我看出她的渴望与无奈。
“你看，还是用二甲双胍便宜，十几二十块，够用半个月，一个月两瓶就够了。”我知道二甲双胍是二型糖尿病的基础药，便宜，但对消化系统及肾脏的副作用很大，不易长期服用，一般服用几年就要换药。尹儿糖尿病十几年，什么药好，什么药便宜，心里有数，她是在计算着，用最低的成本维持生活，控制自己的病情。
而现在她仍然这样做。她的病，不论能否最后治愈，用些营养药，痛苦就能减轻，也使生命能够延长，也能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更从容地走完余下的时光。
何况，何况这次是如此凶险的疾病呢。聪明如她，清楚自己得的什么病。与其那样，何不是在维持基本的治疗前提下，尽量为儿子保全留下的那一点点家产。她这样想，也这样做，对这点，我深信不疑。
那些天，我吃不下，睡不着。
“我一定要找到她。”我对自己说。
我再次去就近的医院打听，无果。再次去她家，房门紧锁。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委托的一个男同学打来电话，说，找到尹儿在哪儿住院了。
和同学找到医院，进入住院部，心脏剧烈跳动，与她两个多月不见，人生这样的莫测，竟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迫切而焦急，想立刻见她，但又怕马上见到她。从小爱美的尹儿会被病魔折磨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担心见到她的忧虑与不安。
走在通往病房的走廊上，腿颤抖，心悲凉，仿佛梦里。
看见沉睡的她，完全变了个人。待她睁眼，看到是我们，嘴角无力提了提，“……你们，怎么来了？”于是伸手挪开毛巾被，拍了拍床，说，“快坐。”
我告诉她，你不该瞒着我们。随后我说，这是我和枫的一点心意，然后将一个信封掖在她枕下，她躺着从侧面伸过手，极力推挡，干枯的手，没有一丝血色，没有一点力气，“……又让你们破费……我过意不去。”我放平她的手，说，“不要拒绝，只是杯水车薪，枫在美国问候你呢。”泪水这时，“哗”地从她眼角默默涌出，而我已是泪人。
“……我怕打扰大家，谁也不告诉……你，替我谢谢枫。”她依旧嘱咐我，不要再和别的同学讲。
但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知道她得病的消息，有几个同学提出，在班级群里自愿捐款。
我说，“同学群里准备捐款呢，希望你能接受。”她喘着气，游丝的气息，半天说不出话，只是摇头，我不忍她再说下去，点头答应。还能有谁比我更了解她。二十几年艰难的生活中，宁愿步履沉重的爬行，而不愿选择苟活，同学们的好心，反而会使她不安，于是我答应，代她回绝同学们的好意。
尊重她的意愿，也许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接着，我们的谈话似乎轻松了一些。尹儿伸手摸了摸头顶，说，“你看，白得太多，很难看吧，很久没染发了。”她说得缓慢，有些自嘲。的确，头发根部长出一寸多长，齐刷刷的白发。
我说，“漂亮的尹儿，什么时候都漂亮，头发全白了也漂亮。”
她咧嘴笑笑，由于嘴角无力，皱褶顺着脸颊，层层堆积，笑得很勉强......
我没想到，这次去医院探视尹儿，竟是我与她今生最后的一面。
尹儿人生的幕，就这样悄然落下。她就像一棵小草，那样努力顽强地走完了她人生的路。
一晃，尹儿已经走了三年半了。我总是忍不住会想起她。尹儿，你还好吗……我以你为原型的那部中篇小说在你走后完成了，可惜都没有来得及让你读到。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中篇，叫《明月心》。虽然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出版的机会，但是每次想起你，我都告诉自己，还是要继续写下去。
马上又到春节了。尹儿，愿你在天堂快乐，可以去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永无病痛！
【作者简介】梅子：五零后，坐标山西，退休教师。爱好写作，绘画，游泳，唱歌。一枚园地读者。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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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儿和我同岁。我们是邻居，发小，同学，也是相识相知六十多载的挚友。这些众多“头衔”，有足够的理由与意愿，促使我要写写尹儿。
我和尹儿，从小在一座楼里长大。听父母讲，我们七八个月大时，同一个月搬进大楼里。这栋市委宿舍楼是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三十多户人家，十几个同龄玩伴，而尹儿家离我家最近。
我家住一楼，尹儿家二楼，呈顶角相邻。常常在家坐不住，想出去玩，尹儿就在阳台喊“梅子”，或我在楼下喊“尹儿”，然后隔空对话，说好怎么玩，尹儿转身下楼。
大楼后面，是个大院，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红色风暴席卷而来时，我们被迫停课，没有学上，偌大的后院，就成了我们尽情撒欢的场地。疯玩过后，我们也会安静下来，如淑女，搬出自家小凳，坐在柳荫下，单元门口，认真专注的做女红：纳鞋垫，丝绣，勾台布，剪窗花。对生活充满好奇，是我们共同的特点，看到喜欢的手工活，都愿意亲自去尝试。
这样的无忧无虑很短暂，很快便被风暴所淹没。我们的父亲都被隔离审查了，几天、几个月见不到，去了哪儿，不知道，偶尔回来一下，就又走……
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都进入初中，尹儿和我分在一个班。
放学路上，同学簇拥着相伴回家。我和尹儿躲开人流，沿着柳荫成行的新建路往回走，各自想着心事。有时，不知是谁开的头，会说起我们的父亲又有多久没回家了。疑问，猜测，迷茫......
（绘画：作者）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在厨房煮挂面，透过厨房玻璃，远远地看到常老师向我家走来，我一顿紧张。常老师进门后，和声细语，我紧张的心，一下放松下来。
常老师说，“这次，班里就你和尹儿不去参加支农，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你们住得近，来了解一下情况。”
常老师环顾四下，我马上说，“老师，就我一人，爸妈都不在。”
“哦，没想到，你爸妈呢？
“我爸记不清多久没回来，母亲也几天没见。”
沉默了一会儿，老师说，“原来是这样，老师很方便，每天下班都要路过这条街，会经常来家访的。”
当时，听了这话，我不知道自己委屈什么，许是老师的话，勾起心底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伤，顿时眼泪掉下来。
老师安慰过我，就问尹儿，我说，“她和我情况差不多，比我好一点，她的兄弟姐姐都在。”老师随后按照我指点的方向，去了尹儿家。
那次支农，我和尹儿都去了。因为第二天，我母亲正好回来了。常老师也做通了尹儿的思想工作。而常老师的这次家访，也从此成为了我和尹儿心里，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尹儿私下问我，“你爸到底去了哪？我爸好歹在市区，送报送衣服，偶尔的能见一面。”我说真的不知道。但我的回答，总引来尹儿和小伙伴们的将信将疑。
一年以后，我父亲从“中办”回来，随之又要只身去晋东南的山上下放。
而尹儿父亲的特务帽子一直还戴着，直到我的父亲下放后，她父亲也没有消息。这让心重的尹儿从此变得沉默寡言，直到两年后，她父亲才彻底“解放”。
（绘画：作者）
快过年了，我们从不同的插队地点回城。初一那天，一早，我特意换了花衬衫，将领子一翻，包住了旧棉衣的领子，外穿蓝的卡上衣，感觉里面的棉衣也是新的，于是我出门，仰头喊，尹儿！很快，她出现在阳台。我说，照相去。尹儿二话没说，转身下楼。
细想，就在那以后，我们联系少了，都在忙着长大。随时代变革的脚步，我们的人生也发生许多变化，返城，工作，学习，结婚，做母亲，人生的路，走过一程又一程，忙于生计，疲于应付。
不久，我随母亲搬离旧楼。和尹儿断了联系好几年。
但我知道，尹儿一直没结婚，辞职以后，只身到了南方。
没想到再见到她时，让我充满喜悦。我是为尹儿的改变高兴。
是个仲夏傍晚，夕阳穿过树林缝隙，撒在街道。我刚从外回来，站在家门口，逆光中，穿着碎花连衣裙，怀抱六七月大的婴儿的尹儿，飘然而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惊诧片刻，我兴奋地问，“尹儿，你有孩子了？”她激动地不住点头，我问，“男孩？女孩？”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儿子。”柔声细语，透着为人母的骄傲。生完孩子的她，身形仍娇小秀美，红晕向脸颊两边散去。
就这样，坐在我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望着远处，对生活对未来再次有了期盼。我想，虽然尹儿结婚生子晚了些，不也都解决了，俨然，她的人生走上正轨，不求富贵，只需平静安逸，这就是尹儿希望的生活。
不久，她回到南方。
（绘画：作者）
一次偶然，路遇同学，她黯然地说，“没想到尹儿，哎～！”她停下，片刻，加了一句，“给了我没法活下去了。”
那年年初，尹儿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又到家乡，没有住房，带着儿子和她母亲住在一起。所在工厂倒闭，子弟小学关门，学生分流去了其他小学，尹儿下岗失业。厂里每月给200元生活补贴。同时，尹儿婚姻也陷入了危机。回到家乡后，靠打工赚钱。她说，我要养活儿子，既然全力要回儿子的抚养权，我就得想办法赚钱，尽我的义务和责任。
她先在一家卖内衣店铺打工。后来知道她在这家店铺打工的同学，故意说是路过，然后进去买几件衣服，我也去光顾过好几次。聪明的尹儿说，“我知道，现在店铺品牌哪儿都是，你们是为我好。”尹儿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然而店铺没两年就关门了。有一次，像往常一样，我下班绕过去准备买些东西，不料已换了门面。尹儿又失业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开始摆地摊。摊点离她家不远，就在府西街。尹儿在郝庄服装城进了各种小物件，早上六点出摊到九点，出摊前给儿子和母亲把早饭做好；晚上六点又开始，每晚都是十点收摊，一年下来勉强为计。再后来，府西街改造，也不能再摆摊。
幸好，广播电视台的同学偶尔提起，有线电视台在招收费员，他与我说起，不知尹儿是否愿意去。于是我们一起去找尹儿。记得是个晚上，听了同学的介绍，尹儿一开始犹豫，想去，又担心自己做不好。因为每个人大约两千多客户，每个月要求做报表，年底还要汇总登记，报送台里。
在同学鼓励下，尹儿答应先做着试试看。可一旦投入，尹儿做事的认真努力，使我们自叹不如，也为之欣慰。
尹儿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如期领到薪水。一次，我见到她时，见她满面红光，我想一定是在那几个月，她辛苦认真，收费顺利，薪水也还不错。果然她说，有线台一个员工安排两千户，按片划分。由于同学的照顾，她分到三千多户，虽然，起初分到的两千多户与补加的一千户不在同一片区，要从市区过漪汾桥，一片往西，一片往北，到了市区边缘，要跑很远很多的路。但尹儿说，“这算什么，有客户，只要辛苦，就能多赚点钱。”
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一辆摩托车从身后撞到她，一跑了之，倒在雨地的她，膝盖疼得站不起来，裤腿流出殷红的鲜血，夜晚，路上行人寥落，雨越下越大……
幸运的是，这时身后过来一位路人，主动停下扶起她。待扶起面对面时，尹儿才发现，竟是我们楼里的发小，三妮。三妮送尹儿到了附近的门诊部。因为两个膝盖重重地杵在地上，已经血肉模糊，待处理完伤口，三妮送尹儿回到家才离开。
我见到尹儿时，是一星期以后的事。她指着绑着纱布的腿说，“这次我乘机放了个长假，呵呵，这些天在家歇得好安逸。”
“明天必须出工，月底客户的费用收不齐，汇总报不上去，扣工资哩。”她说得那么轻松，辛苦干活对她不算什么。
“你看，我还是有福气的，正好摔倒爬不起来，就有发小相助，是三妮，就是小时候要么不说话，要说，就把大家说得笑得直不起腰的三妮。而且不幸之万幸，没撞断骨头，不然收费员就要换人哩，你说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很严重的腿伤，被她说得云淡风轻。
尹儿越来越坚强自立，我是该感到欣慰的，可是，又感觉不是滋味。
这之前，我与尹儿说起过自己遇到一些困难，尹儿听完，并没有表示出同情，而是，呵呵地笑，说人生在世，谁没有过一点沟沟坎坎，这些也叫困难？若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活了。
“梅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人好好的，就有希望！”
尹儿是把生活中的麻烦不断缩小，而我是把芝麻大的烦恼使劲放大。我为自己的懦弱汗颜。
（绘画：作者）
“儿子前些天刚出院，胃溃疡，险些穿孔。”她给儿子看病花了不少钱，个人医疗保险，还惠及不到自己的抚养对象。这对尹儿无疑是雪上加霜。
接着，尹儿又说，“儿子办了两个月的休学，面临中考，老师说，休学落下功课，考重点高中希望不大，让我们考虑是不是放弃中考。”
我一听，告诉尹儿，“别听班主任的，他们为了所谓升学率，为了自己的业绩，不管学生的实际情况及后果。如果不参加中考，即便是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这些自己有能力考上的学校，由于没有中考成绩，也要交择校费的。”
尹儿听了我的劝。
有段时间，我想见尹儿，又怕见到她。她的生活像一堆无法弥补的碎片，有时，让我也无法面对。可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该信这个命运，还是不信？为什么无休无止的麻烦总像一根无形的魔绳缠绕着她？
“你知道吗，晚上，常常睡到半夜就哭醒，醒来枕巾全是湿的，有时候我妈不理解，说我无能，连个好男人都找不到。”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也许，婚姻的破裂才是她心里最痛的点。而最亲的亲人说出这样的话，能怎么办，不能反驳，埋怨，全部要咽下肚里，可早已是万箭穿心。
“我想到过，死是容易轻松的事，但哭完，又觉得自己不能死，死了儿子咋办？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那时，我刚读过几篇方方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启发心智，涤荡灵魂，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都是写下岗工人的生活。
从未对底层有过多关注的我，有意无意在反省，当下岗浪潮汹涌而来，全国几千万产业工人走向失业，之前的我似乎心无所动，不过简单地把它当做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符号而已。下岗意味着什么？带给了多少人艰难与困境，他们以后怎样生活，将会走向哪里？从未想过。
但是在李宝莉的身上，我看到尹儿的身影，也在尹儿的身上，体会到了李宝莉的苦难与艰辛。
面对这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经常去看看她。
不管刮风下雨，她的收费只能在晚上。天气恶劣，夜黑风高时，遇到危险，都侥幸躲过。单身母亲的她，需忍受多少对我来说难以忍受的艰难与辛酸。
尹儿，人善良温和，有双漂亮的大眼睛，也遇到过不少不怀好意的骚扰，诱惑不断。她坚守底线，多难也要踏踏实实做人，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与尊严。
尹儿的坚韧，乐观，一直在感染着我。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写《更年期的女人们》。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到今天还在我电脑里的角落里放着。而文中的一位人物，是带有尹儿影子的下岗女工。
我对她说，尹儿，我把你写进小说里了。有些羞涩，不安，又有些高兴。是的，我终于将自己想表达的事情付诸笔端，虽然不名一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投稿或出版。
尹儿配合着我的喜悦，笑呵呵地说，写我？我有什么可写的，狡黠中，又有着些期待与好奇，“嗨，谁去看一个生活落魄的人的故事呢？”
然后又饶有兴致地说，不过，完成后一定先让我看看。
我说，一定！
说定了。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是我的第一位读者。
（绘画：作者）
那年五月初，从她亲戚那里，我突然听到她重病住院的消息，吃惊，问什么病？说，不好的病。再问，说不清楚，挂机。即使这样，已如一颗炸弹，在我脑中炸得七零八落，整个人处于冰冷状态，待回过神，给她打电话，忙音，三番五次，次次如此。我预感不妙，判断，是不好的病？是很不好！？
果然。四处打听，是胰腺癌，癌症里的癌症。
她在有意躲避同学，朋友，自然有她的理由，个中原因与不便言说的心境，我能理解。
我在找她，打听在哪家医院。告诉我她得病的亲戚，不再接我电话。晚上，我试着发了短信给她。早晨，收到回信：不必担心，我会配合医生好好治疗的。
但据我所知，她是决意不会好好治疗的，她连基本的报销比例低的药及自费营养药都拒绝用。
前些年，因为糖尿病和胃部不适，她曾住过两次医院，出院后就说过，“下岗二十年了，好不容易生活有些好转，攒下些钱，不能因为治病花光，让儿子的生活再陷入困境。”
她告诉我，“给儿子35万在城西买下房子了，七十多平，借别人一部分的钱，也都还上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等再攒够钱，将房子装修一下，就等着儿子把媳妇娶回家，就完成任务。然后，我也要为自己潇洒活一回，去旅游，去跳舞，学画画儿，把爱好重拾起来……”
说起儿子，谈到未来，尹儿眼里的光芒，耀眼，就像一束灵光突然闪现。那个时候的尹儿，仿佛已然走出困苦，走过就是苦尽甘来，美好的愿望，会一个接一个去完成。
然而，她一个愿望都没来得及实现，就匆匆离去。这也是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她去世后的几年，一直都难以释怀，放不下的原因。
那次得重病前一年，她因为血糖不稳，加之胃部不舒服，住过两次医院。她给我算过一笔账：“这次住了12天，花了三万多，有些药不在报销范围，自费，有些药只报销一定比例，算下来，报销两万多点，自费一万多，医保卡因为是外地，即便在相关部门报备后，所有钱要先垫付。”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治糖尿病，上了几天泵，医生建议我买下来长期用，效果非常好，没有痛苦，血糖控制也稳定，但就是太贵呀，几万块买下来，每个月还有固定的耗材，也得几百块。“她摇摇头，我看出她的渴望与无奈。
“你看，还是用二甲双胍便宜，十几二十块，够用半个月，一个月两瓶就够了。”我知道二甲双胍是二型糖尿病的基础药，便宜，但对消化系统及肾脏的副作用很大，不易长期服用，一般服用几年就要换药。尹儿糖尿病十几年，什么药好，什么药便宜，心里有数，她是在计算着，用最低的成本维持生活，控制自己的病情。
而现在她仍然这样做。她的病，不论能否最后治愈，用些营养药，痛苦就能减轻，也使生命能够延长，也能让她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更从容地走完余下的时光。
何况，何况这次是如此凶险的疾病呢。聪明如她，清楚自己得的什么病。与其那样，何不是在维持基本的治疗前提下，尽量为儿子保全留下的那一点点家产。她这样想，也这样做，对这点，我深信不疑。
那些天，我吃不下，睡不着。
“我一定要找到她。”我对自己说。
我再次去就近的医院打听，无果。再次去她家，房门紧锁。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委托的一个男同学打来电话，说，找到尹儿在哪儿住院了。
和同学找到医院，进入住院部，心脏剧烈跳动，与她两个多月不见，人生这样的莫测，竟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迫切而焦急，想立刻见她，但又怕马上见到她。从小爱美的尹儿会被病魔折磨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担心见到她的忧虑与不安。
走在通往病房的走廊上，腿颤抖，心悲凉，仿佛梦里。
看见沉睡的她，完全变了个人。待她睁眼，看到是我们，嘴角无力提了提，“……你们，怎么来了？”于是伸手挪开毛巾被，拍了拍床，说，“快坐。”
我告诉她，你不该瞒着我们。随后我说，这是我和枫的一点心意，然后将一个信封掖在她枕下，她躺着从侧面伸过手，极力推挡，干枯的手，没有一丝血色，没有一点力气，“……又让你们破费……我过意不去。”我放平她的手，说，“不要拒绝，只是杯水车薪，枫在美国问候你呢。”泪水这时，“哗”地从她眼角默默涌出，而我已是泪人。
“……我怕打扰大家，谁也不告诉……你，替我谢谢枫。”她依旧嘱咐我，不要再和别的同学讲。
但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知道她得病的消息，有几个同学提出，在班级群里自愿捐款。
我说，“同学群里准备捐款呢，希望你能接受。”她喘着气，游丝的气息，半天说不出话，只是摇头，我不忍她再说下去，点头答应。还能有谁比我更了解她。二十几年艰难的生活中，宁愿步履沉重的爬行，而不愿选择苟活，同学们的好心，反而会使她不安，于是我答应，代她回绝同学们的好意。
尊重她的意愿，也许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接着，我们的谈话似乎轻松了一些。尹儿伸手摸了摸头顶，说，“你看，白得太多，很难看吧，很久没染发了。”她说得缓慢，有些自嘲。的确，头发根部长出一寸多长，齐刷刷的白发。
我说，“漂亮的尹儿，什么时候都漂亮，头发全白了也漂亮。”
她咧嘴笑笑，由于嘴角无力，皱褶顺着脸颊，层层堆积，笑得很勉强......
我没想到，这次去医院探视尹儿，竟是我与她今生最后的一面。
尹儿人生的幕，就这样悄然落下。她就像一棵小草，那样努力顽强地走完了她人生的路。
一晃，尹儿已经走了三年半了。我总是忍不住会想起她。尹儿，你还好吗……我以你为原型的那部中篇小说在你走后完成了，可惜都没有来得及让你读到。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中篇，叫《明月心》。虽然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出版的机会，但是每次想起你，我都告诉自己，还是要继续写下去。
马上又到春节了。尹儿，愿你在天堂快乐，可以去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永无病痛！
（作者在游泳。摄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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