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新基建”的探讨
文字来源《国防科技》2021年第42卷第5期 引用本文：张辉,姜楠.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新基建”的探讨.国防科技,2021,42(5) |
摘要
本文研究了北约军需物资编目的成绩和作用，分析了我国军用物资与装备、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国家装备动员资源、军民通用资源和应急物资等物品编码的差异，指出物品代码不统一的状况制约了军地信息对接的效率，阐述了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的意义。此外，还提出统一物品编码工作具有公共服务特性，属于“新基建”范畴，并规划了按“新基建”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的路线图：组建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管理机构；制定编码国家标准，按“新基建”程序申报国家项目；开发物品编码系统；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建设物品代码大数据中心，逐步推广应用，稳步树立军地统一物品代码的权威。
[关键词] 物品；编码；代码；新基建
一、引言
目前，我国军队、政府部门、企业的物品代码并不统一，不同体系的物资编码相互脱节、重复建设，形成了数据壁垒。在抗洪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应急事件中，频频出现政府部门、部队、慈善机构和捐赠企业物品代码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应急物资调配效率低下。“孤岛”“烟囱”式物品代码造成军政、军企之间，不同军工集团之间甚至同一军工集团所属单位之间都无法通过代码互通物品信息，严重限制了条码、二维码、RFID、IETM、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制约了军地之间物品信息对接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北约军需物资编目的成绩和作用
1918年，美国海军开始筹划物资编码工作。1952年，美军设立了1000人的国防后勤信息服务中心（DLIS）负责军民统一物资的编目工作。北约在1953年成立了编目组织机构并保持至今，不仅解决了物资信息统一代码问题，规范了物资数据格式和内容，并对品种繁多、数量浩大的军民通用物资信息进行编目，有效避免了物资信息的混乱。每个北约国家都成立了国家编目局，配备专职人员维护本国的编目数 据，保证物资信息和编码的准确性。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北约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军需物资编目数据库，2015年已有“1830万种物资品种、3680万种产品以及280万个生产商和供应商信息”[1]。非北约国家需通过签署受赞助协议才能加入北约编目系统，截至2015年，已经有75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北约编目系统[1]。
由于加入北约军需物资编目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遵守北约的物资编目标准，因此，北约物资编目标准实质上成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军用物资信息系统的事实标准。直接为北约提供军需物资的组织，必须按北约军需物资编目标准申请代码，导致北约军需物资编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北约军需物资编目为美军全球供应链提供唯一的物资“身份证号”，不仅为美军物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提供了保证，还为美军信息化条件下的全球军事部署、多国联合作战后勤保障提供了共用物资代码。在信息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作为数据底层的物资编目也已经成为美军全球采购与资源配置的通行证。
北约军需物资编目的编码结构为分段数字组合码，前四位区分大类和小类，中间两位为国家地区代码，后七位代表顺序码。
三、我国军地物品编码的情况和统一编码的必要性
军用物资和装备、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国家装备动员潜力、军民通用资源以及应急物资等在很多情况下军民共用，但是由于军地管理体制不同，我国军队、政府部门、军工企业、行业协会等形成了不同的物品编码体系和编码标准。
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织制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分类与代码》（GJB 5426—2005）。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分类代码采用数字层次码，引用了《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可运输产品》（GB/T 7635.1—2002）前五层产品分类和代码，对GB/T 7635.1的第六层细类进行了梳理，增加第七层“细细类”。国防 科技工业物资分类与代码结构为前五位表示GB/T 7635.1—2002前五层代码，中间两位为细类，最后两位再分细细类[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组织制定了《军用物资和装备分类》（GJB 7000—2010）和《军用物资和装备品种标识代码编制规则》（GJB 7001—2010）。军用物资和装备“GJB 7000的分类”代码结构由两位大类和小类组成[3]，“GJB 7001的品种标识”代码结构由前两位制造国代码和后七位顺序码组成[4]。
我国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信息中心制定的JD/T007—2004《国民经济动员指标编码体系》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相应制定装备动员潜力统计调查指标体系。我国《国家装备动员潜力统计调查指标代码》采用数字层次码，代码结构前两项为模块代码，第三、四位为子项代码，第五、六位为一级分类指标代码，第七、八位为二级分类指标代码，最后两位为分类指标或基本统计指标代码[5]。
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的《军民通用资源 分类与编码》（GB/T 38003—2019）规定了军民通用资源中油品、民用运输船舶、航材、卫生器材等的分类与编码。以物资类油品为例，GB/T 38003采用7位字母数字型代码，首位采用英文字母“U”，代表采用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代码（United Nations Standar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de, 简称UNSPSC），后6位采用数字型层次码。军民通用资源代码结构由首位字母、两位大类、两位中类、两位小类组成[6]。
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委员会组织制定的《应急物资分类及编码》（GB/T 38565—2020）规定了应急物资编码及分类代码。应急物资分类及编码采用数字层次码，分为四层共七位代码。应急物资代码结构为一位第一层应急物资大类，两位第二层应急物质中类，两位第三层应急物资小类和两位第四层应急物资细类组成[7]。
以上涉及军民共用物品的编码规则存在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编码范围不同、分类不同、代码结构不同、代码层级不同以及代码长度不同。我国各军工集团的物品编码规则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兵器工业集团采用“×位单位代码”+“×位流水数字”；航天科技集团采用EAN/UCC- 13的数据格式；航天科工集团采用GB/T 7635.1的“8位代码”+“×位流水数字”；航空工业采用“×位流水数字”等位代码。
近年来，军队、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分别成立了各自的物品编码机构，同一物品按以上标准进行编码，会得到不同的代码，虽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但不能实现与外部信息系统的共享与互换。为解决物品代码不统一问题，很多单位开发了物品代码转换、映射和对接等软件，由于编码专业性强，数据量庞大，数据结构不同，这类软件运行效果普遍不理想。
我国军地物品代码不统一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军队必须要有自己的物品编码，也必须要统一军地物品代码。
四、按“新基建”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的原因
4.1
统一物品编码投入巨大、建设周期长，
具有“基建”特性
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是典型的大型数据编码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具有“基建”的特点，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大型数据编码成功事例。
印度政府为解决公民身份管理混乱问题，耗资数十亿美元，于2009年成立身份证管理局，2010年9月启动生物身份识别系统，2016年完成11亿人口的生物识别数据采集，2019年6月13日，印度联邦政府内阁批准了《2019年数字身份证修正案》，开始向公民发放12位随机数（也称Aadhaar号码）。
我国的居民身份号码数据库是应用成熟、准确、权威的大型代码数据库，已经成为国家和公民最重要的数据代码之一。1984年，我国开始试行居民身份证，1985年9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全面启动身份证号编码工作，2003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2011年10月修正）。由于早期的身份证编码发生了一些错码、重码，公安机关先后多次组织清理、纠错，纠正重号、错号2000多万个。从2005年开始，公安机关结合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又下大力气进行清理、纠错，如“武汉为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投入工作经费3223万元，在全市设置了197个人像采集点”[8]，截至2015年3月26日，全国身份证重号人数数量减至486人。
我国“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也是一项复杂的编码工程，涉及到中央办公厅、民政部等26个具有机构注册与备案资格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李克强总理的推动下，国务院转批了国家发改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八部门联合提出的《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在组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号、事业单位证书号、社会组织登记证号、机构信用代码和纳税人识别号等成熟的编码基础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015年10月1日起从新登记注册的法人和其它组织开始强制推行。截至2018年3月底，全国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转换率已达99.8%。
北约军需物资编目、公民身份号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的大型数据编码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提供了借鉴。
4.2
统一物品编码是数字化的基础，符合“新
基建”特点和范畴
《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5G、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等与数字相关的“新基建”都需要数据支撑，涉及物品的数据都需要物品的唯一“身份证”号码，也就是物品代码。给物品编写“代码”的活动就是物品编码。物品编码的结果是物品代码，众多的物品代码构成物品代码数据库，海量的物品代码数据可以构成大数据。而海量的物品代码数据的存储、调用，需要建立大数据中心。把物品代码转化成条码、二维码，或把物品代码存储在芯片上，实现物品信息的自动识别和采集，实现物与物之间的无线互联互通，这也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基础和数据原代码。
制定物品编码标准、开发物品编码信息系统、对物品属性信息进行数据结构化、组织物品编码、建设物品代码数据中心以及动态维护物品代码，都是具有创造性、科学性和技术性的工作。统一物品编码涉及的部门和行业众多，应用范围广泛，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都有促进作用。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特性，“软件”“硬件”兼备，符合“新基建”的特点和范畴。
4.3
按“新基建”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的意
义和时机
公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商品条码等已经是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数据代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成后的统一的军地物品代码数据中心将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党和国家、军队、军工企业及社会组织将长期从中受益。统一物品代码有利于提升军队信息化水平，提高军用物品保障的精准化。国防动员系统、国防军工系统、应急救灾系统以及为军队提供物品的组织都可以直接采用统一的物品代码，减少了重复开发和不必要的代码转换，彻底解决不同组织、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物品信息数据壁垒问题。
借鉴商品条码、北约军需物资编目、公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建设的成功经验，按“新基建”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是可行的。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不但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较快补齐信息技术领域的短板，提升国防“软实力”，促进数字技术在军队和国防动员系统、国防军工系统和应急救灾系统的推广应用。
五、按“新基建”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的主要工作和路线图
5.1
集中各方优势资源，设立军地统一物品
编码组织机构
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新基建”项目建设周期长，涉及行业和部门众多，“软件”“硬件”兼备，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科技工程，不但投资巨大，还需要跨领域协同，集中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对海量的物品属性信息进行数据结构化，还需要众多的专业人员从事物品属性信息采集、校对、审核及发布工作。
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借鉴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编码经验，只有明确军地统一物品编码责任单位，组建统一编码管理机构，配备编码人员，才能按“新基建”模式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工程。
5.2
按“新基建”申报国家项目，实施军地统
一物品编码的路线图
组建全国权威的编码管理机构，组织军队、政府部门、军工集团等不同部门、行业专家论证实施全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工作方案，确定物品编码的内容和范围，制定国家强制编码标准和编码工作管理办法，成立编码机构，选拔培养编码人才队伍。此外，还需按“新基建”的程序申报国家项目，开发物品编码系统，组织编码标准培训，对物品属性信息进行数据结构化，采集物品属性信息并编码，建设物品代码大数据中心。选择部队、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试点应用，然后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物品代码。待物品编码工作步入正轨后，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在全球推广应用。
5.3
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制定军地统一的
物品编码标准
公民身份号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的成功经验证明，大型基础数据编码需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标准来保证。我国军地物品编码应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上成熟的编码标准。制定编码规则应树立大局观，面向信息化战争需求，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以便推广应用。编码规则不应带有人种、种族、民族、宗教、国家、地区等歧视、偏见和成见，兼顾各方利益，在协调一致、普度认同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强制的统一物品编码标准和实施统一物品编码的制度。
全球统一标识系统（GS1系统）的商品条码有意避免人种、种族、民族、宗教、国家与地区性等特征，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可以参考、借鉴和借用GS1系统的编码，把传统GJB 7000的分类代码与GS1系统编码结合起来，这样的编码简单易行，便于推广应用，不带有歧视性，可用于全球采购，开发成本也相对较低，容易被军队、政府、军工集团和其它组织所接受，有利于树立解放军开放包容的形象。
5.4
开发统一物品编码信息系统，建设军地
统一的物品代码大数据中心
近几年，编码工作由人工审核发布逐步向借助机器校验、机器审核、机器发布转变。借助人工智能开发军地物品编码信息系统，能减少人工操作和差错，提高编码效率。
近年来，数据代码库由集中统一存储向开放共享、分布式存储转变，分布式存储技术、区块链技术为数据的保密性、安全性提供了技术解决途径。军地统一的物品代码大数据中心的选址不但要考虑地质、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还应考虑国防安全和保密等问题，考虑战时恢复能力，需要同步异地备份建设。物品编码标准、编码信息系统、编码权以及大数据中心都要做到安全、自主、可控。由国家投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导，按“新基建”标准实施军地统一物品编码更有利于做到自主可控，保证国防数据安全。
六、结语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在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工业、装备采购、军队保障社会化和国防动员等领域，军民融合潜力巨大。强化军工资源融合、盘活用好存量、优化配置增量资源，都涉及众多的军民共用物品。我国军用物资和装备、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国家装备动员潜力、军民通用资源、应急物资等物品编码标准存在诸多差异，形成了军地物品代码不统一的状况，人为地造成了物品信息数据壁垒，已经不适应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军“战时”环境和数字时代的发展。物品代码是数字化、信息化的底层基础性的原代码，应用范围广泛，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特性，符合“新基建”特点和范畴。借鉴北约军需物资编目和我国居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成功编码经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导的军地统一物品编码管理机构，制定军地统一物品编码国家标准，并由国家投资，按“新基建”模式开发编码系统，组织编码，建设大数据中心，在部队、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试点应用，然后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物品代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在全球推广应用我国军地统一的物品代码，实现中国与世界物品“代码”互通互认。
参考文献
[1] 王力猛, 刘志, 杨小军, 等. 北约物资编目系统数据标准分析[J]. 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 2016(23): 68-70.
[2] 国防科技工业标准化研究中心. 国防科技工业物资分类与代码: 高位代码: GJB 5426—2005[S]. 北京: 国防科工委军标出版发行部, 2006: 4.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基础部. 军用物资和装备分类: GJB 7000—2010[S]. 北京: 总装备部军标出版发行部, 2010: 8.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基础部. 军用物资和装备品种标识代码编制规则: GJB 7001—2010 [S]. 北京: 总装备部军标出版发行部, 2010: 8.
[5] 宇文静波, 马兰. 军地装备动员信息系统编码对接问题研究[J]. 装备学院学报, 2014(3): 92-95.
[6] 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军民通用资源 分类与编码: 物资类油品: GB/T 38003—2019[S]. 北京: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9.
[7] 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应急物资分类及编码: GB/T 38565—2020[S]. 北京: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
[8] 韩昌来, 竺山. 一张身份证见证时代变迁[J]. 武汉文史资料, 2019(10): 40-44.
THE END
文字 | 张辉，姜楠（国防科技大学）
编辑 | 孙雨阳
审阅 | 李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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