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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战略擘画——访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

北京人大 2023-12-23
聚焦


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引入历史的维度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新征程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如何完整、全面、科学、系统地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呢?请您谈谈。
  李文钊:“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提出是这次党代会重大的战略举措和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它标志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落实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未来五年首都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首都发展是党领导超大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改革和治理的理论结晶、实践结晶和历史结晶。对于新时代首都发展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型、观念建构、价值判断和行为效果。这意味着,完整、全面、科学、系统地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对于更好贯彻党代会精神具有举足轻重作用。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引入历史的维度,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厘清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演进过程。需要我们回答:首都治理经历了哪些阶段?不同阶段之间逻辑关系是什么?当下阶段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是什么?

从“首都建设”到“首都发展”:新时代首都治理的最新实践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告提出了新中国首都城市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那么,首都治理经历了哪些阶段?如何理解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战略定位呢?
  李文钊:首都治理既受到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又受到中国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国家治理的张力和合力推动首都治理演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首次对首都城市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即将这一历史划分为首都建设(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 年代)、首都经济(20世纪90年代—2012年)和首都发展(2012年至今),并对每一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进行了梳理,以重大事件来论证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应该说,提出新中国首都城市史的发展阶段问题,以及依据标志性事件进行概念建构,这是党代会报告的一大亮点,增加了报告的厚重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四次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除了198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被称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1993年批复的、2005年批复的和2017年批复的总体规划都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说明,1993年之前首都北京主要任务是建设问题,使用首都建设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合适的。1993年和2005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代表了首都经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0次视察北京、18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进行战略擘画,指明了根本方向。2017年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则代表了首都北京发展思路根本性的变化,它通过“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从而迈入首都发展时期。从首都建设到首都经济,再到首都发展,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体现了对首都工作特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首都发展体现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实现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发展、首都的高质量发展、首都的新发展,使北京的建设发展更加符合党和人民需要。
  

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多维内涵和定位目标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从治理史角度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即新时代首都发展定位和目标是怎样确定的?
  李文钊:首都城市治理史可以看作不同时期的治理设计、治理任务、治理目标、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复杂互动过程,治理绩效通过反馈推动了新的治理设计,创造新的治理任务和治理目标,并且引发新的治理行动和治理创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治理史的内在机理。
  新时代首都发展面对的治理情境和背景是“超大城市病”,以及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2014年2月25日和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这些要求中既有从正面的角度提出目标,如明确城市战略定位、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健全城市管理体系等,又有从反面的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疏解非首都功能、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应对雾霾污染“大城市病”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时代首都发展命题首先是应对问题,解决首都治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展开。一般而言,问题都是与观念和价值相比较的结果,这也说明首都治理和城市发展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期待。
  2017年2月23日和24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北京,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它标志着首都治理迈出关键一步,这也是发展自主性的体现。首都城市发展需要围绕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进一步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实现“都”的功能来布局和推进“城”的发展,以“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都”的功能。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意味着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首都、民族复兴和国际一流等维度进行了建构,对首都的多维内涵和定位目标进行了阐述。

首都功能实现仍然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核心内容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怎样建设首都”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时代课题,应怎样认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具体内容?
  李文钊:对于“怎样建设首都”,党代会从本质、根本要求、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内在机理、运行逻辑和复杂关系清晰。首都功能实现仍然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核心内容,它既提供了各方面工作的重点,又明确了衡量成效的准则。新时代首都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四个服务”水平,统一于服务好党中央和服务好人民群众。新时代首都发展并非不要发展,而是要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能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当前北京的做法就是实施“五子”联动,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也是贯彻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体现。当前,北京的做法就是以“接诉即办”改革为抓手,通过回应民众诉求、解决问题和提升治理,来满足“七有”要求,实现“五性”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里的“七有”具体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五性”强调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都是民生治理范畴。新时代首都发展需要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就是首善,党代会报告提出:“北京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首善之区要率先示范,立标杆,树旗帜。”

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基本原则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告指出,要“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北京篇章而不懈奋斗”。您认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什么?
  李文钊:要做好首都工作,实现新时代首都发展,就要处理好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在坚守原则中应对风险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及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都是为了寻找成功背后的法宝,并通过主动学习领悟来为未来道路提供精神力量。同样,这次北京市党代会报告提出新时代首都发展,也是基于对治理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事实上构成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必须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必须牢固坚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首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必须大力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应该说,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首都北京坚持这些基本经验,按照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各项要求开展工作,一定能够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来源:北京日报

责编:薛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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