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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冯印谱:难忘“文革" "恓惶年”

冯印谱 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转眼就是2018年春节了。


春节,是各行各业人们辛勤劳作一年的休闲驿站,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欢聚的时刻,也是对一年来各方面取得收获和成绩的检视和评判。


但是,三十多年前在集体化“大锅饭”时期,尤其是“文革”那些年,广大农村农民过春节,用栖栖遑遑来形容绝不为过。


我的老家晋南农村是粮棉之乡,那年月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分红既少且又不能及时兑现,粮没粮,钱没钱,这个春节可怎么过呀?


村里那些细水长流会居家过日子的巧妇,平日里做饭粗细搭配,粗粮细作,再掺和瓜菜代,汤汤水水,勉强能够积攒一点白面,过春节时使用。个别平时不大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在大年初一,全家人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就相当不容易了。


晋南农村的春节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煮麻花,用作节日期间招待亲戚和朋友。可是“文革”那些年,煮麻花一是白面不多,二是食油更缺。生产队种植棉花,籽棉轧出的棉籽油,几乎全都上交了国家,一年到头,每个社员仅仅能分到二三两棉籽油。二三两食油吃一年,如今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平日,家家户户做饭极少用油,做白菜、萝卜等凉拌菜,基本上只放点盐和醋,没有半点油星星。社员们吃馒头,拿一根葱或者蘸点红辣椒面,就当作菜了。

母亲(中)抱着幼年的作者


煮麻花,需要费很多的油,至少,长长的麻花,要能够在滚沸的油锅里面漂起来。人口多的家庭还稍微好点,像我家,姐姐出嫁,只有三口人,从生产队分回的食油,想煮麻花,连个油锅也支不起来。人穷就寻摸穷办法。为了招待贵客,为了不让自家的小孩看见别人吃麻花眼馋,母亲跟三两家邻居搞“互助”煮麻花。各家拿来数量相等的油,集中在一口大锅里,然后各家再拿同样的白面制作麻花,这家煮好了,再给那家煮。等到麻花全部煮完,最后把锅里剩余的熟油平均分开。


我常常跟随母亲煮麻花,大人们忙着搓麻花,我负责拉风箱,听着油锅里“嗞啦”的响声,闻着金黄色麻花的香味,肚里的馋虫直往外爬。有段时间,社会上疯传,有人发明了在油中掺水煮麻花的诀窍。主妇们奔走相告,纷纷效仿。结果,将掺入水的油锅放在灶上,大火烧了老半天仍不开锅,好不容易等到锅里的油煮沸了,实际上是把掺进油里的水熬干了,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妙方。


我上小学、初中到高中,老师教的,课本上印的,包括课外书籍和课外教育,都是清一色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制度坏;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当牛做马,吃糠咽菜;新社会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敌人一天天乱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学校还搞过“忆苦思甜”教育会,请村里的老贫农控诉地主罪恶,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初中一位公办教员张老师,曾现身说法,讲述他家在旧社会因为交不起租子,大年三十,本村地主抢走了他家的一只木篮。

文革中的忆苦思甜


然而,我在生产队跟社员们一起修理地球。那些被我尊称作大伯大叔的老农民,其中不少是响当当的贫农成分,闲谝起来,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缅怀”旧社会的日子,充满了热切的向往和痛切的惋惜。对照当下的生活状况,他们则连连摇头,流露出鄙夷和不屑。


他们说:解放前,包括解放初那几年,家家户户自由地播种自己的土地,风调雨顺年景,收获的小麦吃不了,多余的随便拿到集市上出售;种植的棉花,除留一部分自家纺线织布絮棉外,剩余的全卖了;棉花轧出的棉籽油,家里盛满一大缸,全家人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一进入腊月,村里家家户户支起油锅煮麻花,穿过巷道,处处弥漫飘散着浓浓的油香。


哇塞!他们描绘的这一幅乡村美景,多么诱人。我迷茫了。假如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持此说法的并非一两个老农,而是上辈人的集体记忆。假如相信这种说法,则彻底颠覆了我脑海中已然形成的概念。老农们文化不高,阅历丰富,谈天说地,口无遮拦,时而有不少极端“放肆”极端“反动”的话语,好在他们不必担心受到揭发批判。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当农民已经到了社会的沟底(最底层)了,难道还能把咱开除了不成?”


回到家,我向父母亲求证那些大伯大叔们说的是真是假?母亲说,他们说的一点也不差,可是,你出门千万不敢瞎说,让别人听见了,会连累你爸爸的。


此前说过,我爸爸是被错划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有钱没钱,杀猪过年。”那时过春节,村里有几户社员杀猪,很少。常常是父亲割上两三斤猪肉,买上两棵大白菜,家里菜窖里贮藏着生产队分的萝卜、胡萝卜,这个年就能对付对付过去了。买来的猪肉,除夕和大年初一包饺子用一点,其余的煮成熟肉,招待亲戚。大年初一到十五这些天,每家每户都会确定一个日子,招待自家的新女婿新媳妇和七大姑八大姨,俗称“走亲戚”。


多数人家招待亲戚的饭菜是火锅,亲戚少的,烧一个火锅;亲戚多的,要烧两三个火锅。火锅的制作比较简单,把白菜、土豆、豆腐、粉条、丸子等等装满火锅下面,在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猪肉片,用木炭或劈柴烧得滚沸,吃起来热乎乎香喷喷的。在当时,能吃上这样的火锅和白面馒头,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哪!


我姨姨家的4位姐姐,三姐(后排右1)给我父母做了养女


有一年正月初三,我去镇上串亲戚,亲眼看见一位男社员出售一只煮熟了的猪头。一问才知道,这猪头是他春节前购买的,就是为了大年初一当作贡品用来敬神。现在敬完神了,一家人舍不得吃,又拿到镇上出售。俗话说得好:“宁穷一年,不穷一节”。那时农村社员过春节如此窘迫,平时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过年讲究穿新衣裳,人口多、拖累重的家庭,没钱添置那么多的新衣,家庭主妇就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当作新衣裳穿。家乡妇女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喜爱纺线织布,农民们大多穿自己缝制的土布衣裳。只有在外干工作的和个别大队干部,穿得起洋布做的衣裳。


我家人口少,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父母亲起早贪黑,加工制作一些红薯粉面和柿饼,卖给大队供销社,挣点现钱,手头略微宽裕点。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妇,剪裁衣裳、缝制衣裳非常在行,一年四季免费帮别人做许多衣裳。她用自家的缝纫机,给父亲和我添置一两件新棉衣,里面絮的棉花仍是旧棉花。而她自己呢,仍然穿着旧衣,顶多从供销社扯上廉价洋布,缝上一件上衣单套衫,罩在旧棉衣上。每当看见父亲和我穿着新衣裳走在巷道,受到人们夸赞,母亲比自己穿上新衣裳还要高兴。


在春节前后,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要敬奉神灵。什么灶王爷、土地爷、财神爷、天地爷,都要一一贡献祭品,烧香磕头。“文革”伊始,大破“四旧”,扫除封建迷信,敬神拜佛属于封建残余,红卫兵抄家,捣毁了神龛,打碎了香炉和烛台,取缔敬神活动。


但是,背地里,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仍在偷偷摸摸敬神,祈求神灵保佑来年五谷丰登,保佑一家老小平安幸福。大年初一凌晨,天空还黑蒙蒙,母亲就把煮好的猪肉、麻花、白面馒头,一一摆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我跟随母亲跪拜在神灵前,恭恭敬敬地焚香磕头。这一刻,母亲跪在神像前,心酸地默默祷告:“老天爷!老天爷呀!求求你开开眼,保佑我们这个家消灾免难,平平安安……”


随后,父亲一个人悄悄到各路神灵前磕头。因为父亲戴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随时随地都会挨整。父亲的问题,又影响我和姐姐政治上进步,影响推荐我上高中,影响姐姐的民办教师转正。


敬神完毕,我点燃院子中央事先摆好的一堆柏树枝,“噼噼啪啪”燃放一串鞭炮。此时此刻,家家户户,鞭炮声此起彼落,由稀稀落落,到激烈繁密,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欢庆快乐中,弥漫在鞭炮的烟雾中。等到天大亮,家家户户都会迅速撤掉神仙前的供桌,清扫院子里的灰烬和炮屑,做出没有敬神的样子。即便是那些革命觉悟高的大队干部,平日里阶级斗争口号不离嘴,过春节也会在家中敬拜神灵。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无情的阶级斗争,迫使人人学会了做“两面人”,学会了说假话,延续至今,这才是民族最大的悲哀!


欢度春节,农民们的传统习惯是闹社火。各个巷道组织自己的社火队伍,有锣鼓队、秧歌队、高跷队、耍狮子、抬阁等,巷道之间相互较劲,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了中午时分,各巷道的社火浩浩荡荡出场,走街转巷,然后汇聚在戏台下面,进行表演比赛,常常要闹到正月十五不罢休。我们村是个四千多口人的大村子,闹社火久负盛名,十里八村群众都会来瞧热闹。


“文革”开始,传统社火也涂抹上浓郁的革命色彩。天真可爱的大头娃娃,换成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丑恶面具。长长的高跷队,一个个装扮成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等歪眉斜眼的“百丑图”。“桃园结义”“西厢记”等抬阁造型,皆为“四旧”,改成了“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闹腾了两年,经济搞不上去,人心涣散,渐渐失去了兴趣,社火便销声匿迹了。

文革期间购买年画


过春节,家家户户照例要清扫房屋,添置家具。因为没钱,添置家具根本谈不上。有一年腊月,母亲上高村赶集,采买了必要的吃穿用品后,掂量了半天,还是花四五毛钱,买了三张新年画,想把家里装饰一新,增添喜气。


三张色彩鲜艳的年画,一张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画面上三个少先队员打着少先队队旗,举手敬礼;第二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左衣袖上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向汹涌的人潮挥手致意;第三张反映越南军民击落入侵北越的敌机,还活捉了一名企图跳伞逃命的美军飞行员。我兴致勃勃协助母亲用一颗颗图钉,把年画一一张贴在东厢房的正面炕壁上,顿时满屋生辉。


恰在这时,我姐姐从学校回了家。姐姐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过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本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平时在学校吃住。我指着墙壁上的年画,高兴地告诉姐姐:“姐姐,瞧,妈妈买的年画!”姐姐眼睛一亮,站在炕沿前欣赏年画,连声说:“好啊!好啊!”


瞅着瞅着,突然,姐姐眉头一皱,神色紧张地问道:“妈,这年画,你啥时候张贴的?”


“刚刚贴上,咋啦?”


“有没有让外人瞧见?”


“没有外人来,刚贴上……”


“快!快!赶快把年画揭下来!揭下来!”姐姐顾不得脱鞋,慌慌张张跳上炕,就动手揭年画。


“你……这是咋啦?”母亲很是不解。


“这画挺好的呀?”我也感到奇怪。


姐姐指着炕壁上的三张年画,压低嗓音,说道:“你看,这三张画,右边这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有啥问题。中间这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脸朝左面。而左边这张,画面中几门炮口斜向上方延伸,不正指向……谁的面孔吗?”


年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姐姐边比划边说,经她一描述,顿时把母亲和我惊呆了。


“我的老天爷,借给我十个胆子,我哪敢呢?!”母亲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妈,你肯定不会的。可是,这要是让外人瞧见了,联想构陷,上纲上线,到时候咱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三下五除二,好端端的三张年画被姐姐揭了下来。


望着惊魂未定的母亲和我,姐姐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还是把这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放在正中间,另外两张,我调换一下位置看看。”果然,三张年画经姐姐重新一布置,伟大领袖眼前是三位少先队员,那张关于越南军民的年画贴在了右边,炮口指向了右边天空。

年画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原本轻松快乐地布置居家,一场虚惊,搞得一家三口像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我暗暗敬佩姐姐有政治眼光,有政治敏感,同时,内心深深责备自己:只顾了高兴,为啥就没发现其中的政治问题呢?


“唉!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买了,还能省下几毛钱。”母亲懊丧极了。


“妈,这怨不得你。”姐姐宽慰母亲说:“因为我爸爸的问题,咱们家不论做啥事,都要多长个心眼,多提防点啊!”


她又嘱咐母亲和我说:“刚才这事,不要再提了,爸爸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


母亲长叹一声:我和你爸都是睁眼瞎,所以,总想让你俩多念书,没有文化,啥也不懂啊。


这三张年画在我家炕壁上张贴了好久好久,白天晚上都能看到,至今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修改此文时,特意上网搜索,果然找到了两张,遗憾的是第三张没能找到,选了一张类似的图片。端详年画,禁不住感慨万端。

抗美援越图片


姐姐的“敏感联想”并不是多余的。那年月,即便是贫下中农,无意间喊错一句革命口号,无意间写错毛主席语录一个字,无意间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不分青红皂白,立马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判刑入狱。


我们村一个“黑五类分子”老头,平时嗜好唱个蒲剧。夏收的一天上地路过村口,他唱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叛徒王连举的唱词:“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没想到,在村口检查社员私自捡拾麦穗的“红哨兵”小将,向大队干部举报说,这个地主老头故意用戏文,影射诅骂“红哨兵”是“看门狗”。这还了得,当晚,大队治保股召集“黑五类分子”开会,老头受到严厉的批判训斥。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得人人成了“惊弓之鸟”!


过年,穷就穷过吧,能让老百姓穷个休闲自在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我的家乡平展展的土地,也要修“大寨田”。秋庄稼收获了,冬小麦播种了,冬天本是农民“猫冬”的季节。可是,上级年年要求社员“大干一冬天,旧貌换新颜”。


有几年,我们运城地区革委会的“一把手”搞得更为“极左”。地区报上刊登社论,提出一个响亮口号:“一口气干到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一吃完饺子就出工”。呜呼!把捆绑在集体土地上的社员逼到这个份上,在历朝历代算不算“开天辟地”?问题更在于,农民这样耗时间卖力气,仍然吃不饱饭,没钱花,平日里缺吃少穿,过大年也是栖栖遑遑!


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见效的就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拿我家来说,“大锅饭”时,父母亲和我三个劳动力,辛勤劳动一年缺吃少穿。土地下放后,我上了大学,父母亲在承包地辛勤劳作,产下的小麦吃不了,产下的棉花能卖不少钱。一入腊月,村里家家户户煮麻花,大街小巷油香飘溢。老农们回忆的农村“单干”景象,得以重现。我们走过的这一段大弯路,大到国家,小到黎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啊!


前几年,有一首歌曲《常回家看看》,“爸爸准备了一桌饭菜,妈妈准备了一堆牢骚”。词作者相当有生活,贴近实际,风靡全国。回想吃“大锅饭”的“文革”春节,“爸爸准备不起一桌饭菜,妈妈不敢发半句牢骚”。今昔对照,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手拍胸膛想一想,是应该怀念哪个缺吃少穿的岁月?还是应该珍惜今天春节餐桌上的大鱼大肉?

          

   2017年2月22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月25日修改

   2018年1曰29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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