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丨童山雷：右派子弟的“背时”遭遇，高考上线被截留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童山雷（童立新），号江南达者。当代文士、画者及画艺论者。早年屡次入考登榜，终与正规高校无缘。然痴心难改，独自矢志潜形于世，同时致力于中西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兼及各类文化技艺。至今各类文字创作已逾四百万言、画作近万幅。在某边隅初中毕其“职场生涯”。现已退休居家九载。

原题

人属“新三届”，永学不懈，

却永在主流社会外……

作者：童山雷

幼少之时

初夏，重庆某大学教授楼前，阳光清水一样洒在黄绿色的爬壁虎藤上，父亲背着我走在香樟树荫下。已忘记他当时给我说些什么了──大约是希望我今生能够住上那小洋楼吧。

父亲是在抗战时代，与一个大学同学一道辗转南来投军的。在一个岔路口，因闹不清该投哪儿好，两人试着各投国共一方，说是待有机会再彼此帮衬。但决没想到他们面对的，已不但是永远分道扬镳，而且还是两人连同其子子孙孙命运的抉择。

父亲有正统意识，选择了重庆政府方面，成了黄埔军校学员，毕业后，渐渐做到军队上校教官。而后事情逆转，所在部队被收编；再往后，他因有文化而被本市教育局招用，成了一名教师。到1957年，因给本校领导提了点建议，于是“新旧账”齐算，他就成了“那个”。

我们一家，妹妹尚在母亲肚里

父亲脾气大，受不下来这一切，负气主动离校回北方老家去了，一去居然二十二年，与我们长相隔绝。母亲在他出事之初，一直顶着单位压力，不答应与之离婚；后来，倒是在六十年代，他“摘帽”后以为可能复职，却在重庆这边四处碰壁的情况下，两人反因意见不合乃至闹翻，致各成陌路。我们兄妹三人皆一直跟着母亲长大成人。

1960年入小学起，我不但是个乖学生，而且当了班头儿。可渐渐学校对我的态度就不同了。四年级下期，我已“熬”拢的少先队大队干部头衔儿，并不因我个人的原因被取消掉；在班内，仅是因成绩突出，才勉强给保留了一个“学习委员”的名分。眼看接替“要职”的都是“出身好”的同学，我对现实虽并不明白，却慢慢地也就有了点感悟。

灾荒年辰娘儿母子们的那份艰辛已不必提及。而其后接二连三到来的运动，则真是让一家子都常处在提心吊胆之中。母亲本人亦“出身不好”。我的外婆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却嫁给了一个小地主。而外婆命运也不济：外公得病早死，所以她年纪轻轻的便守了寡，独自抚养着一儿一女，即我母亲和舅舅，勉力供他们读书，直至其都参加工作。

灾荒年辰的我们三兄妹

因为家庭背景分别占去“黑五类”的老大和老幺两项，母亲在单位上所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文革初期，单位内部曾为所有职工定性，分为“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尚可挽救的”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种，她已被排在第三类，理由即是“居然一直拖拖拉拉不肯与反动丈夫划清界线”！当时她不但在单位上时刻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却仍是做不完的检讨，随时被迫诅咒自己家庭、或被关进个“学习班”什么的。盛行抄家的那一段，我们全家一直都总在忐忑不安、疑神疑鬼的心境中打发着日子。窃幸的是，也不知上方究竟是怎样在考量，这厄运总算没落到我们家来。

外婆的事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心病。1964年以后，她被赶下乡（她老家本市近郊某地）“接受改造”。那时外婆已年届古稀，却须是带着我母亲与舅舅合付的生活费（房租、伙食及杂用），在此参加无偿劳动，连同接受其它一切“改造”“斗争”，甚至一度被施以体罚。这厢母子们，每月却得悄悄为其送生活费去，直如做贼一般。

外婆一世为人和善知礼，凡了解她的那些老辈人，私下里待她都还不错。可下一辈，以其从来所接受的教育，就另是一回事了。个中委屈，哪可在此一一述及。总之，她在那儿整整磨过了十年，直到老病不堪，方得将户口申请办回到舅舅家。

所幸苍天还算有眼：回城后，特别是不再搞阶级斗争之后，外婆身体即慢慢变好了起来；最后，竟至得享九五高寿。

当年我为已然回城的外婆所作油画肖像

自我教育

我已回想不起绘画是怎样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需要了。只记得直到当知青前，好多个日日夜夜，好多的年年月月，我都在画呀，画呀，手脚变得纤细，背变得微驼，眼睛变得怕光，人也变得腼腆——而同时渐渐地长大了。我简直无法设想，要是从不画画，我的生命，将会是怎样度过！

同时自小也喜好读书乃至写作。小学阶段，就曾读过些文学与杂类知识书。后来书籍难找了，却更是想方设法去找来认真地读。而后即暗自困惑：自己那么盼望的上中学重新读书这件事，不但没能满足内心的求知欲望，反而整个地都像是一桩苦差使了。

当时上课这事也真使人憋气的。所有笼罩在极左思潮下的各科学习不说了，尤其是自觉最擅长的作文这事儿，更不折不扣就感觉是一个心理受折磨的过程。当时，唯愿有朝一日不再奉命写这种要命的文章，实在是自己心中一件大大的事！

所以说到底这阶段也只能是进行一种自我教育。以当时个人识见与能接触的读物所限，实际上虽竭精殚虑致力于学习，但无论是文化学科或绘画艺术，客观说，都只处在起步状态。

自己摸索学画，不管是中国画或是西画类，先都是从临摹入手，后来由书本知识而转重视写生。初中毕业前后，家庭所在的某大学，相关之人闻我“画名”，即邀我参加该校教师团队主持的校内巨幅油画绘制，且个人在其中颇受众人看好。另，那时自己已记下了不少古典诗词在肚里，而对最是时兴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更是倒背如流。

这时期，自刻印章一枚，镌文“永学不懈”，用以明志。

我十六七岁时创作的中国画

知青生涯之于我

人皆谓“上山下乡”为那时代“必由之路”，其实是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别无选择罢了。自己当然归属其内。

中学时代的我

我于1972年春下乡落户去到川东北大巴山深处，1976年春离队代课遂至正式入职。这段相当过硬的劳动连同整个生存经历，已不是在这儿所能叙述。

纯粹站在从艺的角度看，当知青的这些年头，自己应该说是收获不小的。久成其稿、尚未付梓的长篇小说《乡中苦斗》，连同许多当时或事后得来的画作、文稿都且不说。另有一相对“隐性”的收获：彼时所得的一切潜在感受，俱令自己的中国画作品开始有了一种鲜灵生动的现世感（区别于从画谱得来）……

谈到知青生涯给予我的“好处”，这可不是在为那事儿本身“评功摆好”，同样也并不如像某些同代人般的，盲目说什么“青春无悔”。这事儿本身绝非是自己主观的选择，原就不存在“悔不悔”的问题。究其实质，甚至可以说：它强暴地阻止了一个年轻人本属于天经地义的正当发展；归结到我个人，则令自己的一生都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竟全然无法挽回。唯一只可像这样看待这事：若是自己不在这种情况下挣扎与努力，那么一切，也就只是白白地遭受了……而这毕竟没有白白地遭受，有了些许也谈不上“有所值”的“回报”，这亦却与任何它者无干。

所附照片，是当时正在地里干活，赶上邻县有“照相同志”偶尔转到咱这“三县交界”的旮旯地来了，临时拍摄的。

知青时代

参展，美院受挫

初下乡时，听老知青们说，有“特长”莫要被县里知道，否则会被“卡”，调不回家乡重庆。那时生怕像这样，所以在“乡坝里”画个画都偷偷摸摸的。但也不知为啥“传名”却那样快，当年春天下乡，秋天便接到县里通知，叫去参加“全县文艺创作会”。心虽忐忑不安，可也明白，在此情况下，自己倘还 “做过做场”的“不识抬举”，那“表现”二字一打折扣，还不照样更得是“前程难卜”。所以想来想去，也只得翻山越岭走上百里山路才坐班车去参加那会议了。从此，本县“绘画骨干”中，就多了咱这么一个“重庆崽儿”。而经后来的实践证明，“老知哥”们的话，也的确是金玉良言……

自打参加那“创作会”后，这县里每有“全县美术创作活动”时，都必是要召唤我去的。

身为XX县画师的我

一次，我的一幅题作《秋夜》的画稿，受到地、县两级主事者及同行们的首肯，因之我本人在当地有了些虚名。后来“推荐上大学”，经过自下而上层层艰苦卓绝的努力拼搏，同时也经过“专业考试”，我终于被宣布为四川美术学院所“预取”，还经电话通知了我所在公社。

这事当时在本地的影响和在我心中掀起的波澜，不消说都堪称巨大。而其最终的结果却匪夷所思：我不但没能上美院，连当时任何一所愿意招收我的大专院校甚至中专，都不得收录我！

这个中之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却也简单：此本地区大专招生组的负责人，恰有个儿子，虽初学画，却也经下边推荐上来了。他要他儿子最终顶上这个名额，于是坚决不允许美院方面收我，还联络了一批有求于他的人站出来支持他。他们的理由是：我的父母虽已离婚，但我父亲的情况很说不清楚，去“外调”的人，也不了解我父亲现究竟在干啥，而总不能为了我一人而影响全地区几百名工农兵学员按时入学吧？

就这样，这伙人强词夺理，硬把我卡了下来。更有甚者：当时好几所别的大中专院校都表示想要我，但事实是：要是我能上其它学校，就又不存在不够条件进美院的事了。所以那位负责人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死也不松口；这样，才显得他卡我决不是为了他儿子，而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和对“工农兵上大学”这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

整个这件事情，是事后地区一位知情人士亲口告诉我的。述说时，他亦显示出了深沉的愤懑与无奈。并说：“噢，现在这些人，心头哪样肮脏的主意都想得出来，但面子上却还要给自家敷上一层厚厚的金粉！”

这个例子，我想，或足以让今天认为“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的人，多少会思索一下吧！

附上一幅写生油画：《家——永恒之回忆》。这是1974年秋天，我在得到四川美院的“预取通知书”后，为了留作纪念而画成的。

家，永恒之回忆

代课、正式就业

1977年高考受挫

1976年3月，在乡间历经磨难与大喜大悲已近于走投无路的我，因百里之外的一小小偶然事件，从此踏上一条人生的新路。

当时，本区完中那位美术教员因照顾夫妻关系调走了。该校领导闻我“画名”，要我去“长期代课”，并许以“有机会可转正”之愿。凡还存路子可走的重庆知青，其实都是比较忌讳留在专县就业的；但那时明显我已不可能再被推荐，所以也就只得“看着办”了。

我去到学校后，因依照该校惯例，在其校办农场“锻炼”，适逢那地处山乡的农场召开全地区“走‘五七道路’现场会”，而我在此奉命所画的一批大画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与会的上方领导——地区文教局头儿的兴趣。那头儿打听到我是谁，当即回想了那次美院招生的轩然大波，遂当场找我去问这问那，并对我所在县的文教局头儿玩笑说“这样的人才在这儿，你们不要我可要了哦”，是以便终于导致我在该校成了一名正式编制的中学教员（县文化口自然减员空缺名额拨给教育口“特招”我）。

1977年国家所恢复的高考，对于当代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肯定是一次难得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但是对于我，它竟是又一次更大的打击，乃至久远都成为某种难以摆脱的恶梦。这事看似令人难以相信的无厘头，却毕竟又完全彻底是真实的，且一旦揭开其内幕，也显得非常符合情理——

是年深秋，我既参加了这首届高考的文化类考试，也参加了美术专业考试。在那设在达州的专业考点，一经出示我带去的几幅画作，所得到的现场反应，简直堪称是爆炸性的。当时不光在场的考生们一致断言此次美院必已“得人”，连那些来此招生的美院教师本身，也都情不自禁地交口赞叹，道是现今形势下，要招收的，就正该是这等“高、精、尖”的学生。

那时一同受此“殊荣”的还有一人，后来倒也真是“应验”了，成了如今在国内外画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永远成了大巴山地区人民的骄傲。这人的名字似乎已无须我再说起，凡对当代中国美术史略知一二的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知晓他。

而后的情况则显得十分扑朔迷离。因为我同时参加文科院校考试，也上了当时规定的重点收生线。总之，不久我的名字便出现在县府高墙所示的大红榜上，我本人也按要求通过了招生体检。通观当时情况，自己被录取，不应该是存在什么疑问的事。可是，那之后，别人都一一依学校等级之先后接到入学通知书了，我却仍是茫茫然由疑惑不解终至忐忑不安。

最后，生活经验告诉我，这其中一定又是出现什么状况了，但到底是什么状况，谁又能知晓呢？那个时段，我与我的家人，特别是我那历尽艰辛把子女们抚大成人且渴望其有所作为的母亲，再次由热切之欣喜逐渐转为深沉的沮丧，诸如此类的，这儿就不用细说了。这样，一直到年后新学期开始，我回到工作单位。

可叹甚至可怕的是：这之前曾那么热情洋溢地支持我“站出来接受祖国挑选”的区乡中学头儿，看我之时，竟像是窝了一肚皮无明之火似的，言语既让人觉得不着边际，又很不中听，乃至近于揶揄。而且接着竟还告诉我一个决定，说是该轮着我又到那校办农场去驻守一学期了！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于是万般无奈，我只得强咬碎牙，忍住一腔悲愤与困惑，又卷起我的行李，去到了那三二十里之外的大山上。

那段酷寒凄厉的日子，多少次我独自失神地远眺着天外，默默地嗟叹着何以眼下尽说祖国的新春已经到来了，自己却越发堕入这天寒地冻的冰窖里！而堪称喜剧性的却是：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上方通知，说是要调我到本县头牌中学去任教了。这样，同样也由不得我说个什么，而我内心当然也多少如俗话所说的“蚀本打倒算”般地窃庆着，便下山去到了县城内新的工作单位。

再往后，这整个事情的内幕，总算是慢慢地从不同方面透露了出来。原来，这次抵至张榜及体检完毕，一切尚都正常。而恰是那所张之榜，让本县文教界相关的头儿动了心思，遂申斥了那区乡中学头儿一番，道是怎能不顾本县大局，生生要把个原已留下的人才放跑？于是乎他们便借用那时尚未完全废除的“家庭政审”条例，干脆就卡住了我的所有材料，根本没向省招办上报！而后，大抵也说不上什么心有不忍，而出自于既留下人就要派上用场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才就此发文，将我提拔到了本县的“最高学府”……

我的这段经历，其原委简单，但它对我个人影响之深远强烈，我相信凡明事理者都毫不费力就可看出。——而万不料，在那儿五年之后，本县又有了新的堂而皇之理由，居然把我再从这县中“提拔”（这可是其原话哦！）回从前那所区乡中学。

重回区乡、调回家乡

这之间，自己还去争取过再参加高考的事，但立刻便化作泡影了。当时相关人员将我一直支推到了本县文教局局长驾前，这局长一口便以两点坚决地回绝了我：其一，本县非常看重我，明明有那么些“十七年”（指文革前）培养出的美术院系毕业生，却独独让我在这当地“最高学府”相关岗位任职。其二，这回上方明文规定，报考者若系在职人员，必须经过所属部门领导批准，一切得以大局为重。

总而言之：我这次的事，铁定是不行的！──当时我真是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组织”力量的强大，与个人的悲凉无助。不是么，像前次那般，他们都可以“打擦边球”，弄出毫不违反政策的事来；何况这次，已是手握“红头文件”而分外“理直气壮”哩……

好在我这人向来受惯了挫折，决不会因为又多受一次便一蹶不振，甚至恰恰相反，这新的挫折，或许还将激发出自己某种新的斗志——当其所引发的创痛逾时即自行消止起。这时的我，便又是这样。

但恰如俗语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1983年暑期结束，我从家乡返校，一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校方转达县文教局的意思，要我即刻回此前工作过的那所区乡中学报到，说是已将我正式调动去了。

我火急急地赶去文教局问是怎么回事。局里的头把手亲口告诉我说：现在那儿已成了“省级电化教育试点校”，县里看重我，根据各个方面的意思，决定“提拔”我回到那儿去专管那项事，不用再直接给学生上课，但教师身份不变。

这县城与区乡的差别，当然是尽人皆知；且从来县城教师被动调向区乡，人皆视为“被贬”。因此我不服，说是就算这样，是不是也该看看我本人的意思。但对方态度之不可通融，更是让我彻底领教到了双方的强弱对比……

总而言之，我是必须回那儿去。那时哪儿去找说理的地方？一切都由他们“口吐莲花”：当初“看重”我，就断然剥夺我已然到手的上大学的机会；现情况略有了点变化，——或是又有了新的“光鲜理由”了，则居然又可以把我从县城再“提拔”回区乡去！

再说“看重我”吧：这几年来，需要顶着干事时，就该是我上前；而遇到评级加薪什么的，却总是将我这样的人排在末等——你的同事们都是名牌大学分配来的；你，一个知青，一个文革中的初中生（多吓人的“出身”！），那“红头文件”上，连其“备注”中，可都没有关于你的这一栏噢……

我也曾将自己没这大学文凭的原因反诘于当事之人。可对方一方面对我表示出“爱莫能助”式的同情，也承认这确实是不合理，但同时，却又用什么话来劝我呢：“伙计，你总没得国家主席他们冤枉噻！”呵呵，是啊，是啊，咱怎敢去和那些比哦。

事情既谈至此，我想，读者诸君已然明白，当时我整个是处在怎么一种情况下了。唉，除了为生存“服从组织安排”，还能够有什么办法？

此前，我已经在家乡结婚。妻子也曾在此地当过知青，且正因识得这儿的厉害，婚后已在考虑如何通过“照顾关系”途径为我搞工作调动。这次的事，越发坚定了她想要把我调回重庆去的决心。而“跑调动”的艰难人尽皆知。

妻子那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说了。我这边，当时为了不再继续被当地“看好”，首先我就必须淡出本县“画界”，以此予以对方一种留用其人与否关系不大的基本感觉。为达这个目的，在给上方写“请调报告”的时候，我还特别把那文字写得个语句不通、错别字连篇的，甚至最终的“正稿”，还以左手来抄写，看上去真的是稚拙不堪，以与自己这“文革中的初中生”身份相符。

是啊，我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一泓清水般的，将自己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别人面前了。人生中连这样一个最可怜的目的——挣扎还乡——倘都还因自己不加规划而最终告吹，那我不知将会怎样气恨自己！

偏偏提交给重庆方面的资料，总不能不绷绷最基本的面子。得改变自己那可怕的“个人成分”啊！于是同一时段，我开始按规定参加国家新兴的“高教自考”（中文专业）。这考试一年两次进行，各科“过关”才算，共分若干次考完。我是从那整体的第二次开始“参考”的，而且说实在话，还是负着一口气在参与这事。

因为，这个世界对待我也真的堪称精彩。即使只按那特定历史条件意义下所指的“常规”说吧——我该拿文凭的时候，它不让我去拿，甚至不止一次地都可说是极野蛮地将我本已到手的权利剥夺了。而事后却不问青红皂白，又硬要逼我拿出大学文凭来（时下没这玩意儿，可是连饭碗都已端不稳）。因心知绝无道理可讲，一则是为生存，二来也是得为自家争口豪气，我肯定得让人看看，咱这严格地说连“国朝”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手的人（那时只管搞运动，谁管啥“证不证”哦！），凭自家的实力，还是可以将本朝“高等文凭”去给拿来的。

于是，在这整个考试过程中，我立志一不买“必考教材”之外的任何一本参考书，二不接受任何所谓“辅导”，三不要求单位给一点儿额外的时间或减免一点儿份内的工作量，且是别的该做的事照样还得做，只按自定的计划，以平均一个月“攻克”一科的速度，便完成了这名符其实的“自考”，“追”而成了本省的首届自考毕业生，看来真还没给自己丢脸。

另外，事实上，像写作和哲学这两科，我要么是利用临睡前的那点时间，要么，干脆就是利用蹲厕所的时间将其拿下。当然，像其它一些的确是费事的学科，如古代汉语什么的，在所限时间之内，究竟花上了我多少力气，这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了……

幸好，我们夫妻在“调动”这事上的努力没付诸东流。1984年底的某一天，我总算是正式接到了工作调令。

刚进入厂子弟校时的我

身份定性而奋斗不息……

我去到的新单位，是一所国防大厂的子弟校，因为妻子在那厂工作，我只有来此，才是顺理成章的。

而我拿到“自考毕业证书”，是在这“进厂入校”的第二年。因是所在地第一个这种毕业者，一时我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被厂报给登上了一版。而在相关记者来采访我时，偏我完全没想到这得说“是在单位领导大力支持下才怎么样的”，致使好长一段时间，学校某位原本对我还客客气气的领导，见了我明显地都是横眉冷眼的了。

特别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本厂所在的区，这“汉语言文学”专业共只考出来了七个人，陪我去区里开“表彰会”的一位本厂分管教育的副厂长，在会上感于气氛，向区里表示说定将制定有关政策来嘉奖“自学成才”者；可是，最后本厂相关政策真正出台时，要奖励的，却独一排开了我，而只是之后再考出来的人。有好事者透露出了厂里的“小九九”：对已考出来了的，还花那钱干嘛……可叹当时我非常想为妻子买一部洗衣机，为此家里甚至已堆上了好多待洗的“大件儿”在那里！

话既至此，一发说透彻吧：当时上方真正给予我的所谓奖励，竟是学校想“重用提拔”我，让我由“豆芽学科”（美术）去教“主科”语文。回想那时，这学校的两位领导，校长与书记，为了来“动员”我教语文课，不知曾与我费过了多少口舌。他们显然是并没有料到我的刚硬（恐怕还是“不识抬举”），先期就径直把一份新课表分发到我手上来了。当然，后来经过我的据理力争，他们总算是撤了下去。但那事后在许多有关我个人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将会怎样待我，肯定也是不言而喻……

自此，我的社会身份便算是固定了下来。我就在这学校一干又是整整28年。其间，也曾想到过“上进”“跳槽”什么的，但首先是自己“文凭不硬”，过不了日益重视于此的“人事部门”那一关；更主要的又是，因本单位效益差，多年来大量的课余时间，自己都用在了为改善家庭经济境况的第二、第三职业……之上，偶有一点间隙，又是忙不迭地要顾着自己心底永远都视之若命的“艺文事业”。这样，不觉便早已过了“改换门庭”的有效时间，往后也就只好“安分认命”了。

此间还有一件大事：本来，我在本单位熬“资历”，也已得到了个“中学高级教师”（副高职）待遇；孰料本校全体同事苦盼来被地方教育局“收编”，似我等这“五大生”出身之人，被审查时，却只得被又降为“中教一级”待遇。为此，我等也向上申辩过，但结果则哪需要再说……

近二十年来，毕竟因无生存之虞，我日益将心思择重转向自己的真正爱好……

童山雷的中西画作（含本人像）上了邮票

武汉出版社《现代文言》作者群录

童山雷12卷集书脊效果

最后简单回顾一下：我的父亲，在1979年“纠错”政策下达后，以62岁之身，得以回到原单位，且重返讲坛数年。我父母在长达22年的仳离中，双方都独身自守，是以得能破镜重圆，一时在熟人圈内被传为佳话。而我们兄妹三人，与22年未曾相见、感觉已如传说中人物般的父亲（父亲离去时我4岁多，归来时快27岁），重逢后许多年内，那种疏离之感，实是局外之人难以想象。而这就是人间的现实。

另有一点：那个时代，太多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背时”遭遇。但社会相对回归正常后，实有才具能靠自己进取就不说了，——其中有的人，虽也吃过了些苦头、受过些“不公”，而一经“纠正”之后，便得十倍百倍乃至无可比拟的补偿；然而更有的人，一旦“吃那一堑”，却永生注定“不得翻身”。这事儿，该如何解说，有谁，能够作出应答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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