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戴克刚，1962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力学专业，毕业后曾在西安交大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有《生物流变学》（上、下册）《生物力学》《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美国FDA风云史》等著作或译著问世。现退休，定居洛杉矶。校友、院士、郎中
夜，寂静无声，月明如霜。校园里人影幢幢。这是1966年的夏天。6月3日凌晨2时，西北局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旋即以雷霆万钧之力，挖出了以党委书记彭康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为数众多的“反动师生”。他们的主要罪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斗争如火如荼，“对敌人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校园里充斥着批斗、游街。后来交大人习惯用“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当时校园的情景。那夜晚，白日的喧嚣已过，四周重归寂静。我离开位于中心楼西楼的力学21班教室，向校园南头的宿舍走去，忽然在路边树影下发现一个人影，定睛打量，是我班同学吳三灵。吳三灵示意我噤声，指着图书馆门前的水池，耳语说：她坐在那里很久了，看样子是要投水自杀。我顺着他的指向望去，只见在水池北端的池畔上有一个女子，脑后扎着两根发辫，身着长裙，低头面对池水，拥膝而坐，一动不动。借着惨白的月光，依稀辨认出是力学31班的刘维娜，刘维娜是工作组认定的全校最大的反革命分子之一，属于重点批斗对象。近几天学校里不断传出有人自杀的消息，有跳楼的，有服毒的，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医院抢救，吳三灵的担忧并非多余。我独自走在路上，忽然想到不知吳三灵水性如何，水池北端水深两米至三米，足够灭顶，如果水性不好，后果很严重。于是我从西边的小路绕回，悄悄地躲在暗处，随时准备施以援手。我自小喜爱游泳，常常光顾市体育场清晨的学生游泳专场。五十年代西安市南郊地下水位浅，大南门外西南角处有一片湖水，大约十多亩至二十亩，是地下水冒出来的，水质清澈，下大雨时湖水会溢出，漫过马路，和城墙下的护城河连成一片。那片湖是我的乐园，暑期常常在那里戏水。后来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湖面干涸，现在已成为南门广场的一部分或是宾馆。对刘维娜的批斗是残酷的，且具有人身侮辱性质。多次在校园或大教室里被罚站批斗，甚至把她和杨克剑等关在一起，贴出公告称为“动物展览”，任人排队参观，辱骂，吐口水，扔土块。刘维娜和杨克剑素不相识。刘维娜认为，杨克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交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仅仅因为提了几条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因而抱打不平，贴了两张支持杨克剑的大字报，故而招致恶运，惹火烧身。对刘维娜的批斗引起了另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和刘维娜也素不相识，他就是物理41班的陈敏骐。陈敏骐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坚决支持刘维娜”，因而也被打成反革命。
吴三灵和刘维娜同样素不相识。在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给刘维娜发了一条短信，问刘维娜知道不知道吳三灵的现状，刘维娜回答了一句话：“我不认识吳，没有他的消息。”但就是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1966年的那个夏天，却深夜守护在旁，藏在暗处，不露脸，不出声。而躲在吴三灵后边，得以窥见此情此景的，天下仅我一人耳！吴三灵远远地注视着刘维娜，而刘维娜始终不知情；在吴三灵身后，还有一双眼睛在暗处注视着他，而吴三灵也始终不知情。这便是1966年夏天，在西安交大校园水池边上，黑夜至暗时刻悄然上演着的一幕怪异的默剧。刘维娜终归没有投水，吳三灵“英雄救美”的抱负终归“蓄势未发”，而我这个“备胎”终归没有见光。工作组撤走后，刘维娜当选为交大文革总会常委，那场默剧便随之悄然地落幕了，自始至终只有三个互不见面的演员，没有一个观众。很多年后，我和刘维娜谈起当年夜幕下发生在水池边的故事，她却觉得十分可笑，她说她根本不可能自杀，她那时坐在水池边是“望月静思”！32年后的1998年，我回西安探亲，校友聚会时见到了刘维娜和王大赤夫妇。我和他们二位原本同一专业，但毕业后从事的工作相去甚远。刘维娜和王大赤做机械工程师，我从事生物力学的教学和研究，还在美国设立中西医联合诊所，自任所长兼郎中。那日他们二位就王大赤的病情向我咨询，我欣然从命，即席诊断，开立处方。望闻问切一套流程，对大赤的病情了然于胸，当时大赤所患乃常见老年病，处方自是娴熟。
刘维娜王大赤近照
然而，当时他们说的一句话却让我心生警惕，他们说，医院诊断是心室间隔增厚，需要做手术，切除多余部分。而当时我的判断是，大赤所患心肌扩大是因高血压及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导致的，首先应该选择药物治疗，即使要手术，也只宜做血管扩充术或搭桥术，而不是心肌切除术。肥厚型心肌病(HCM)，是遗传性或基因突变性心脏病，青少年和运动员常因此而猝死。此病的重要表现是心室壁增厚，在室间隔则是上部局部性增厚，并且是不可逆转的；高血压或其他血液循环性疾病所造成的心室壁增厚是后天的，可能是暂时的，及时和恰当的药物治疗可能令其逆转。这是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近年来，对于心室壁增厚型心肌病，可以使用基因检测，同时，超声心动图（或者称为心脏彩超）的恰当运用也对诊断有帮助。以上所述是现今的情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文的故事发生在24年前的1998年，世界上还没有基因检测。那时国内医院最先进的设备就是CT扫描机，而CT机用于心肌病的诊断准确率不高，更何况当时国内医院大量使用由欧美进口的低代机或二手机。当时国内超声心动图（心脏彩超），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历史原因，尚未建立起全国公认的中国人超声心动图检查及测量方法，也无中国人的正常参考值，因而造成心脏测量数值的误差增大，严重影响到临床中对超声心动图的信任程度，换言之，其结果并不可信，须慎重对待。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欧美国家也是迟至2005年才联合发布检测标准，而中国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检测标准更是迟至2016年才初步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如简单地依赖或迷信仪器，误诊的风险自然很大。对这种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包括：室间隔切除术、室间隔酒精消融术等，更是视为畏途，须慎之又慎。因为这种病并非常见病，且发现较晚，所以我在这里稍作解释。以室间隔增厚为主的肥厚性心肌病的发现与研究，发达国家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这一课题。与此同时，生物力学也由美国传入中国，而心肌动力学是生物力学的重要课题，吸引着我国学术界的关注。1980年四月，我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庆报告会上的论文，题目就是“Hill心肌力学模型的修正”，我在1985年编译出版的《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一书，是我国介绍心肌动力学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专著之一。那天，我的专业知识使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例误诊！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把王大赤推入手术室，将会发生怎样严重的后果。看到他们犹疑不定，进退失据，我一时情急，说了一句本不应该说的话，“用我的药，一定能好。”因为，要把道理解释清楚，我已经拙于言语，那天是校友聚餐的场合。后来，他们告诉我，“王大赤服中药后感觉很好，去检查果然变薄了，医生都会奇怪怎么可能这样。”2022年9月11日，刘维娜给同学木水写信道：“他给王大赤看病的事的确很神奇，当年王大赤在四医大的唐都医院做了心脏彩超，检查结果是室间隔肥厚，西医治疗这种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手术切除肥厚部分，需要开胸，体外循环，切开心脏，医生说只要能下手术台就算手术成功了，我们当然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幸运的是遇到戴克刚回国，他很有把握地说吃中药可以把室间隔变薄。虽然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们对他的医术是绝对相信的。王大赤用他的方子在中药店做成丸药，连续吃了两年多，再复查时医生惊奇地连连问吃了什么药。
这个病例生动地告诉我们，当遇到重大的医学决策时，寻求“第二意见”是多么重要！
我用短短的三十分钟廓清了这个病例，匡正误诊，但却完成了中西医与力学千年难遇的相逢，在这个偶然的机遇中，力学承担了关键的角色。
从1966年至今，五十六年来，每当提起刘维娜，我眼前出现的仍然是那位月光之下、依水而坐的女子。
幸福的一家人。后左为儿子儿媳，前排中是孙女，一家三口现定居加拿大。后右为女儿女婿，后排中是外孙女，外孙女现在英国读研
1966年夏天。校园里整日揪斗、游街、贴大字报互相攻讦，等等，很不平静。某日中午，窗外一阵大呼小叫，人声嘈杂，使得炎夏正午的燥热更为难耐，我赶忙走出门外一探究竟。只见烈日下有一个大男孩在校园里狂奔，那男孩身着白色短袖汗衫，左肩已经撕破，向下耷拉着，后背一片污渍。身后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大男孩在追赶，这二人每人手持一根拇指般粗细的树枝，边跑边挥舞着，并不时从身旁捡拾小土块或小石头，向着前边奔跑的那个男孩投掷，不停地厉声喝骂着。大学校园里竟然出现这样怪异的情景，不禁使我大惑不解，于是我截停了后边的两个男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两个男孩向前一指，异口同声说：“抓反革命分子！”原来这是物理41班的几位同学，那位在前边奔跑的、被他们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是陈敏麒同学，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支持刘维娜，这样就自动把自己升级为批斗对象。我在这两位男孩的指点下，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批判刘维娜、杨克剑、王永婷等人的大字报中，找到了陈敏麒的大字报。那张大字报让我一睹难忘。他大约是用了一支别人用残了的毛笔，写出的字全然没有横竖撇捺的走势，倒像是胡乱涂抹般的僵硬。用的墨水大约是别人剩下的残墨，写出的字黑黑灰灰。那张纸大约也是别人裁剪剩余的残纸，所以半长不短。那是我在交大校园里文革时期看到的最为潦草的大字报，但却因为它不同凡响的内容而惊人心魄。不同于刘维娜的冷峻，刘维娜面对围攻气势懔然；而这个少年却是以他特有的轻漫，表达了对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蔑视和不屑。再次得知陈敏麒的消息已是1978年，文革后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他获录取而返回母校。1979年，西安的冬天日短夜寒，已是掌灯时分，大门外忽然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院子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推门而入，是西安交大汪应洛副校长匆匆赶来。汪应洛老师是文革后西安交大领导之一，曾担任主管科研、教学的副校长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不久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坏消息：陈敏麒病危！汪校长介绍说：陈敏麒因高烧在交大校医院治疗，因治疗无效而转入第四军医大学住院治疗。第四军医大学治疗无效，发出病危通知，并转入西安医学院住院治疗，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当年全省唯一的特级医院。现在西安医学院治疗仍然无效，再次发出病危通知。汪校长说，我来找你，就是请你想办法救人！汪校长离去后，我立马登上自行车向南郊西安医学院急急赶去，从我的住处到医学院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先到病房看望陈敏麒，情况不容乐观。那间可以容纳两个病人的加护病房，现在只有他一人，因为同房的病人医治无效而宣告死亡，抬走了，这消息使人心情更加悲伤沉重。第二天，我和孔祥骝一起拜会了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直率地表达了他们遇到的困境，他们说：患者高烧不退，医院的治疗无效，又怀疑过其他的可能引起高烧的疾病，但都因检查无果而被一一否定。还对我说：如果你能提出什么意见或建议，我们愿意全力配合。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们搞不清楚是什么病。我仔细地进行着望闻问切，望舌，把脉，叩，听，触压。在陕西省唯一的特级医院——西安医学院内，运用着这一套土得掉渣的办法，无疑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但已别无选择。发热得晕晕乎乎的陈敏麒对着我说：你就把我死马当作活马医！脉象告诉我：肠道异常！反复地把脉，反复地体察，五脏六腑中出现异象者，唯肠道也！我把我的发现与住院部的医生交流意见，被住院部医生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们说，医院对患者进行过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粪便培养，结果是正常的。而且在转入他们医院之前，第四军医大学也对患者进行过全面检查，粪便检查结果也是正常的。至此，这唯一的线索被掐断了。我沮丧地走出病房，伫立在屋外的冷风中，空地上的积雪深可没踝，我希望寒冷能使我清醒。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这已经是第三天了，生命的蜡烛正在燃烧，刻不容缓。我在雪地里足足徘徊了两三个小时，仔细地回顾着这一天一夜的经历，排查着所有的细节，总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时有同学前来探望陈敏麒，我听见孔祥骝招呼着他们，并阻止他们向我站的位置走来，告诉他们说：“都不要去打扰他，让他好好想，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我忽然受到了触动，一个念头倏然出现：多次的望闻问切，脉象多次顽强地指示着肠道异常，这是不能否定的，然而，我苦于无法找到相应的支持证据。既然排泄物的检验不能提供支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入口处，即食物中找到蛛丝马迹呢？我立即告诉孔祥騮，请他在研究生同学和家属中仔细了解：陈敏麒在发病前后的那些天，有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食物？孔祥骝果然能干，很快就发现了端倪。有个同学反映说，大约两三个礼拜前，看到陈敏麒在城内大差市附近一家饭店门口买了一斤卤猪杂。这情报得到了陈敏麒太太的证实，他太太年纪比较小，当时因陈敏麒的病况而惊恐莫名。陈敏麒太太还说，家里其他人都不吃卤猪杂，也没有经过蒸煮加工。换言之，陈敏麒一个人吃了一斤未经高温消毒的卤猪杂。这一发现不啻是锁钥当手，我感觉柳暗花明，很快就要扫除阴霾，走出困境。我提出动议说：立即出院，我们自己治！在座所有人都异口同声支持，陈敏麒太太态度尤其积极。我跨上坐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向我父亲的住处奔去。人命关天，兹事体大，我感到经验不足，我需要听到来自权威的声音。父亲听完我的陈述后说：你关于肠伤寒的诊断是对的，并肯定了我们锲而不舍地追查病因的努力，讲解了中西医治这种病所用的中西药物。特别告诉我说，这种病菌的培养并不容易，有时不可靠，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而这也是这个患者被耽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四十三年后的今天，采用DNA等技术，可以比较便捷地得出结果。）又说，你提出的出院动议是鲁莽的，病危患者不能耽误时间，随时会发生危险，经不起折腾，我们还是要在西安医学院内部尽快解决这件事情。父亲告诉我说，我给你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你记下来，这个人比我年轻很多，应该还没有退休，你告诉他你对这位患者的诊断过程，并告诉他我的治疗意见，特别转致他，是我拜托他出面解决这件事情。这个人就是西安医学院的刘茂甫教授。
刘茂甫教授
我在西安东关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刘教授的家，我的来访让他意外惊喜，刘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待我将事情详细叙述之后，刘教授慨然允诺，说天亮后他立即到学校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他强调必须收到住院部的会诊申请单，告诉我说：虽然现在天色已晚，你也奔波一天很疲劳了，但你现在必须返回住院部，以患者家属的名义提出会诊请求，今天晚上必须办妥这件事，明天早上就不耽误时间。我立即返回住院部，主治医生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保证不会耽误事情。将所有这些事情办妥，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人在紧张和焦虑中，时间过得很快。第二天早上，刘茂甫教授如约来到病房施以治疗，陈敏麒当天脱离危险，三天后出院。我和陈敏麒孔祥騮三人合计，给西安医学院住院部和刘茂甫教授各送去一封感谢信。此事圆满落幕，有惊无险！
汪应洛院士
那年代资信不发达，大家手中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陈敏麒病危的消息仅有很少人知道，若非汪校长四处奔波，我们大家根本不知道，如果真是那样，陈敏麒只能无声无息地独自躺在病房里，其后果不堪设想。文中提到的多位医生，包括我们父子和刘茂甫教授等，介入此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这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我们以此为业，养家糊口，所以习以为常。但是，汪应洛院士的处置过程却非比寻常。收治陈敏麒的医院是西安医学院，现在的西安交大医学院，全省名列第一，当这样的医院发布病危通知时，通常人的通常做法是到医院找到主治医师，作揖打拱地请求拜托，或者托人情找关系而请出更大的权威专家，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事实。但汪校长却果断地另辟蹊径，第一时间知会我，让我想办法救人。如果他稍有迟疑，蹉跎时光，以陈敏麒当时的病情已耽误不起，持续高烧必会导致大变，而且随时有肠道大出血的危险。化险为夷，生死一线，实在是汪校长救了陈敏麒一命。从1966年至今，五十六年来，每当提起陈敏麒，我眼前出现的仍然是那位在校园里奔跑的少年的背影。汪应洛院士和夫人张娴如教授于2020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陈敏麒分别赴美游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美国不期而遇，“他乡遇故知”，二人大喜过望，遂相约共游科罗拉多河，威尼斯海滩等风景名胜。下面这张照片是1991年摄于洛杉矶，右为陈敏麒（现定居新西兰），我在左。
1995年5月中旬，由陕西省主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姜信真牵头，陕西省科协和中医研究院陕西分院联合为我举办学术研讨会，西安医学院由刘茂甫教授率组参加，刘教授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热烈回顾我们过往的合作经历。在此，对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表达我深切的感念之情和诚挚谢意。
下图摄于1995年5月中旬，右三陕西省科协主席徐任，右四戴克刚，右五姜信真副省长，左一陕西中医研究院院长魏少阳，左三为陪同参加的戴克刚胞妹戴静，其余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等有关官员。
我和杨克剑曾在同一所初中读书，也同在这个初中的体操队。在体操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克剑大我两岁。我记得当年翻跟头，跳木马，玩单杠双杠，都是跟在杨克剑等大同学的后面。2015年我和杨克剑在美国相遇，曾有一张合影，此时我们都已年过七十，在这张合影里，我显得比杨克剑要苍老一些。在西安交大上学期间，我和杨克剑有时会在放置单双杠的小操场相遇，一般都是下午四五点钟，会互相打招呼，偶然也会说起中学的某位老师。他那时是交大学生会主席，我多次坐在会场里听他作学生会的工作报告。那时兴庆湖畔书声琅琅，莘莘学子志高气昂，一心向往着毕业之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然而文化大革命骤然爆发了，学校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昔日的宁静被打碎，不少师生沦为斗争的对象。杨克剑就是在那时被打成反革命的，而且是由西北局一位大干部来到学校宣布，起因是他和一些同学到西北局去提了一些意见。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现在看起来很荒唐，但在当时，提意见不仅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还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还有些人没有提任何意见同样也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时期整的我们班同学的黑材料，在毕业前由我从行政楼里领出来，并由我亲手烧毁。黑材料涉及多名同班同学，用语甚恶毒，内容荒诞不经，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其中一位在工作组时期被定为“敌我矛盾、带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学籍、送交专政机关”的同学，就没有给工作组或其他各个时期的任何上级，提过任何意见，几页纸的材料空洞无物，而让人留下印象的最重大的“反革命行动”，是1963年国庆节游行时，这个人头戴的遮阳帽是一顶破旧草帽，当有人提出应该换一顶好帽子时，他坚持要戴这顶破草帽，并开玩笑地说“以此来庆祝国庆”。1966年7月9日中午，我沿着大操场向学生食堂走去，忽然看到四个男同学分别拽着一个女同学的左右两侧的手和腿，向医务室疾奔而去，那女生头部汨汨地冒出鲜血，一路边走边洒，脸色惨白，双目紧闭，牙关咬紧，嘴角向左歪斜，身体瘫软着弯成弓形，显然已经失去知觉。这是王永婷跳楼自杀的悲惨一幕。这突如其来的惨状着实令我震惊，待我惊魂初定步入食堂时，食堂里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胡乱地扒拉几口饭下肚，此后的一段时间，吃午饭成为了艰难时刻。1966年夏天工作组时期，我在西安交大看到的人性中的丑陋和恶毒的一面，是我离开校门后，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遇见过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人生经验，可能和其他同学不完全一样。我总是远远地张望着对杨克剑等人的揪斗场面，心中悲愤却不敢造次趋前。现在我打算去看望杨克剑，这是危险的事情，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我执意冒险而为。我在他的宿舍门口来回走过几次，见他周围有别人，便不敢和他搭话。我在他们宿舍楼下观察了几次，发现杨克剑中午独自打饭回宿舍，而其他同学都是在食堂吃饭，这可能是个机会。某日中午，我提前站在他们宿舍楼下，目送众同学前往食堂，宿舍楼空空荡荡。不一会儿果然看到杨克剑独自端着饭菜返回，我便迎上前去，杨克剑抬头一瞥，立即低下头去，佯装互不相识，径自上楼。我尾随其后上楼，一起进入房间，他抬头看着我，猜出了我的来意，眼里流出了泪水，我同样是心中酸楚，双目湿润，两个人在哽咽中开始了说话。那天我们说话不少，他说了我最期待听到的一段话：“我是清白的，我绝不会自杀，我相信最终会还给我的清白。”我心中如释重负，听到这样的承诺，这次冒险见面也就值得了。正当我准备起身告辞时，他说了一句在我意料之外却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即使关我二十年，我在劳改营里也要为人民服务。” 我听过太多太多的“为人民服务”的誓词和表态，真真假假，老老少少，已经麻木了。但那天，从身处危难之中的杨克剑口中，认真地说出这段话时，我却心中一凛，竟至历时半个多世纪不曾忘记。直到今天，那情那景，那天照到窗户上的太阳光，以及他说话时的神情，都记忆犹新，宛如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情。2015年我们在美国会面时，初见面的那一刻，两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年你来看我，安慰我说“你不用怕，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的。”从1966年至今，五十六年来，每当提起杨克剑，我眼前出现的仍然是他那张坚毅的面容，和那两滴滚落尘埃的泪珠。左为杨克剑，摄于2015年4月8日
我在这三篇文章中分别记载了三个人物，他们都是我在西安交大读书时的校友，我描述的只是他们人生中极为细小的片断，细小到可能只是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背影，或者一个坐姿，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原意并不是回顾那段惨痛的过往，但这些情景都发生在1966年夏天，那时革命运动烽火连天。曾有那么多人参与过这场运动，其后又有那么多人参与讨论，发表过的公开和半公开的文章汗牛充栋，我绝无能力写出新意来。这几位校友个个都是天赋异禀，人中龙凤。杨克剑一贯的品学兼优，是众望所归的学生会主席。刘维娜是陕西省全省高考第一名（1963年）。陈敏麒是全交大高考入学成绩第一名（1964年）。此文提到的其他同学也都才高八斗，绝非常人。孔祥骝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招考时的全国数科第一名，全国唯一的100分成绩。吳三灵、王大赤、阎保定等均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而得以进入交大要求最为严格的专业之一。我个人何其有幸，能与他们同窗共读，并且在1966年夏天，共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一段时光。这三篇文章，就是分别撷取了在这段时光里他们三人各自亮相的姿态。人生百年，本就是跌宕起伏喜怒哀乐，并不期望一生平顺，但1966年的夏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坏了。我们身在其中，真切地经历过，我将它们记录下来。1966年夏天，腰斩了中国人的悠久传统和生活规矩，从此再也无法回归往日时光。此后十年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一大群中国人的染色体，其影响至今日愈发昭然。那时的稚童与少年长大了，发生在那个夏天的故事又披上了摩登的外衣重复出现。我尝试着用极为克制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动笔写下这几个短篇的来由。我在这里同时记载了两个事关生死的医案。“医案讨论”是临床医学延续千年的传统，对医生的养成甚有助益，因此，历代医界均严肃对待，对误诊或者其他各种处置不当彻底检讨，并且涉事的医护人员也大多会秉持诚实态度，不会文过饰非。近年来我公开了几篇随笔，讲述我在临床中遇到的真实故事，引起广泛关注和各种评价。一些读者开展了有关中西医的辩论，有人情绪对立，甚至有人叫骂，大大地出乎了我的意料，我本人绝不选边站。我的专业是生物力学，内容之一就是利用当代的数理知识来研究和解释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在旧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教材中，作者和读者的数理程度都相对较低，常常言不及义或语焉不详，数学家和力学家察觉到这一欠缺，于是跨界介入，由此而创立了生物力学。我在考入西安交大之前，曾有几年时间专志于学习中医，属于人们戏称的“童子功”，这就使得我在临床时自然而然地应用中医的望闻问切，且运用得比较熟练。我在学习中医的少年时代，同时对数理化兴味盎然，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西安交大的数理力学系，不经意间使我的知识结构变得混杂纷揉。在以后读书或临床看病时，古典中医、近代医学、数理力学，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内容，有时会同时冒将出来，胡乱地搭配在一起，脑子里生出来一些古怪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想法渐渐遗忘，一些想法被我整理成文章发表。我的医学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和美国一流的自然科学学报上。我提出的“血流非对称流理论”，已在九十年代进入美国大学教科书中。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中医脉象的多点论”，近年已在中医界获得广泛应用，使得中医脉诊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我年轻时在家乡的医学活动，当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陕西省曾为我一个人成立了一个考试委员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医生来源只是医学院校或医院系统培训班，没有社会招考制度，如果我坚持保留科技或理工类职位，则无法解决我的医生资格认证。陕西省卫生厅、省中医研究院、教育局等部门经过协调后，决定破例考核我一个人。主持此事的是陕西省卫生厅一位老年女厅长，女厅长专门唤我到她家里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仅为一个专业人士成立考试委员会，这是陕西省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这是创举，省上多个部门的领导经过反复协调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对你的考核结束后，这个考试委员会就解散。”我清楚地记得这位老厅长慈祥的面容，她谈话中不时地挥动右手，我体会到她在协调过程中花费了很多心血。其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光是提出这样一个主意就已经够大胆了。这位老厅长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范明将军的夫人，范明将军的名头很响亮。我经过考试委员会一个月的考核后，获得了一份中医师认证书，盖着大红公章。所以，当我在西安交大数理力学系做力学专业教师时，我还兼有着另一个职业身份。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兴味使然，顺其自然，事前并无预知，也无法提前规划。我公布的病例都是发生在医学院里，是在全省、全国顶尖的高等医学学府，每个病例都有完整的病历，也为我接手诊治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资料，这些病例的最终解决正是东西方医学合体发力的范例。我个人相信：中西医都是延续数千年的学科，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必然都会日新月异，发扬光大。比较而言，中医的发展和创新难度更大些，需要科学技术更多的投入，也一定会有人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镌刻在特鲁多医生墓碑上的那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在人世间广为流传，对医生发挥着激励作用。医生必须要鞭策自己努力学习，尽力使知识范围广泛而深刻，避免临床治疗时，暴露出颟顸无能，一副一问三不知的神情。另外，医生必须具备人文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漠不关心、听天由命的态度是很坏的。天下所有的医生皆须牢记特鲁多医生的遗言，概无例外！ 戴克刚专列
戴克刚：著名医院误判食道癌，
望闻问切推翻X光诊断
戴克刚：邓颖超寄给父亲一本书
戴克刚：老外单车铃盖屡屡被偷，
代笔大字报获毛泽东点赞
戴克刚：怀念冯元桢先生，
生物动力学的开山鼻祖
秦川大地千年回响的声音
戴克刚：我家医书数百部，
我曾一字不漏地读过
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意大利女伯爵
健康顾问
刘靖：选择与尊严，
生命小舟谁做主？
李开复：从患癌到肿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