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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丨刘海鸥：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高中和师院附中时期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作者：刘海鸥
当我意气风发地在思想革命的大道上大步向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从1962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被决定了。
1962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五六门功课，考完后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考得如何，作文的考题是《任务完成以后》，是老师给我们做练习时完全没想到的题目，我急中生智写的是小学时帮助低年级建立少先队组织的事情。政治考试有一大题谈对国家困难时期的感想，我围绕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主题胡乱拽了一大通，是否考官所需，我完全没把握。回家只给爸爸妈妈报了一句话：考得不怎么样。正当爸爸妈妈对我失望和焦心的时候，我收到了北京大学附中的通知书。
北大附中是住读学校，我的第一志愿。住校是我多年的愿望，小时候我看了一本苏联儿童小说《小海军》，讲的是海军士官生学校的生活。初中看了苏联小说《红肩章》，讲的是苏沃洛夫军官学校学生们的故事，还有我最喜爱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讲的是儿童教养院的生活。我对他们的集体生活羡慕备至，认为可以在其中培养出各种优良品质，如坚毅果敢，独立自律，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初中毕业我决定上住读学校。天遂人愿，我竟然考上了北大附中，北京市仅有的几所好学校之一，胸前挂着北大附中的校徽，走在路上不知有多得意。
但是住校生活马上就让我失望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第一关就是想家，尤其是头几个星期，想得不得了，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家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中晃动。我是不是太娇生惯养了？闷着不敢说。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我一个是这样，一天中午，同宿舍一个女生独自在那里抽抽泣泣，问起来，说想家。我跟了一句：“我也是，连我家的鸡也想。”话一出口，竟惹得全宿舍的人都哭起来。消息传来说，男生们竟然也是整个宿舍的人抱头痛哭，原来一大帮同盟军呢。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换上干净的衣服，下午两堂自习课根本没有心思上，下课铃一响就冲出教室，往车站跑，嘴里唱着《赶马人之歌》：“风和日暖好天气，唉咳哟，赶起马帮回家去（原歌词是“进山去”）……”
转眼就到了星期日下午，心情又沉痛起来，早早吃了晚饭就要赶回学校上晚自习。我舍不得离开家，多呆一分钟多享受一份幸福，结果总是迟到（据心理学的分析，迟到是一种抵触情绪的外现）。学校规定迟到三次算一次旷课，旷课三次就要记过一次。一天考勤员通知我：“你已经迟到八次了，还有一次就要记过。”吓坏了，再也不敢迟到。
更害怕的是约束，好不容易摆脱了家里的管束，却陷入学校更严格的束缚，生活空间被压缩在校园里，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时间被分割成一段段，没有一段是自己的。一齐起床，一齐吃饭，中午必须午睡，下午放学后必须做课外锻炼，晚上得老老实实地上晚自习，九点半熄灯，熄了灯不能再说一句话，有值周的同学趴在每一个宿舍门外偷听，听见里面有一点动静就记录下来，第二天要登在评比的黑板上，全班都丢脸，班主任老师更是要施加压力。
我整天回想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放了学就上书店，上同学家，晚上看电影听广播，然后一本小说读到深夜，爱几点睡就几点睡，时间由我任意支配。如今自己的生命好像操纵在别人手中，完全不再由自己控制了。越想越沮丧，真是自投罗网，又像回到了托儿所时代。
再看我们班也是令人失望，高一的班主任我简直没有印象，姓什么都忘了。她教俄语，我是学英语的，没上过她的课。只知道整整一个学年也没见过她一两面。结果我们班成了有名的乱班，各项活动都落在其他班级后面。真让人泄气，毕竟我们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多少都有一种集体荣誉感和不甘落后的精神。
高中的第一节课班主任老师让我们自我介绍，大多数同学过去都是班干部、团干部，介绍的内容基本是这样的：“我叫某某某，初中在某中学，本人共青团员，原来担任团支部书记……”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法，立时给白丁同学如我造成一股压力。这些原班干部们也并不怎么样，上课纪律不好，男女生不团结，甚至不说话。
另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是学校的伙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进入尾声，北京的食品供应改善了许多，可是学校的伙食多是窝头棒子面粥，熬烂白菜，白菜汤上浮着一层腻虫。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菜里有点肉，分到碗里没有一两片，如果碰上分菜的同学嘴馋或自私，把肉都装进自己的饭碗，别人得到的就更少了。如果轮到由我分饭菜，又要特别小心别把肉分到自己碗里落下假公济私的话把儿。
突然有一天（那是1964年了），菜盆里浮着大块的肉，带着厚厚的肥膘。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不过日子了？打听之下这叫“爱国肉”，国家把库存十几年的肉大批出售，动员人民吃“爱国肉”，听说猪肉是出口转内销，被人家退掉不要的。吃了两天，受不了了，忒肥，味道也不大对头，尝不出肉的鲜香还有一点哈喇味，女生把肉全都往男生桌子上输送，男生倒是吃的满嘴流油。早几年抛出来多好，保证全民疯狂爱国。
我决定转回女十二中，逼着妈妈去给我办理转学手续，同时也写信给女十二中的同学帮我打听转学的办法。她们的努力都失败了，明确地告诉我，学校说了，转学是不可能的。我非常地压抑，身体出现了反应，头晕无力，血压升高，浑身说不出的难受，跟妈妈说身体不好不想上学，又说不出什么病。上医院看，医生也瞧不出来毛病，却首先怀疑我是否怀孕，让我又羞又气，最后医生勉强弄了一个病名，叫“美尼尔氏综合症”，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之后我还得怏怏地回到学校。
学习也提不起劲，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完成作业，考试前翻翻书，和在初中小学时一样吊儿郎当。
在老师眼里，我是个落后生，但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品德”。所谓品德不好也不过就是上课不守纪律做无关事情，或老师认为的不尊重老师。最严重的一次是高一上语文课学韩非子的文章，语文老师问：“大家知道韩非是什么人吗？”我立刻大声接道：“知道，是电影演员（一个有名的上海喜剧演员也叫韩非）。”全班大笑，我就是为显示自己的机灵，冲口而出，没想到引起秩序大乱，自己也吓了一跳，能不招老师讨厌吗？
上课时，我对多数内容不感兴趣，常常趴在桌子上，在膝上放一本小说，聚精会神地读，多次被点名和反映到班主任处。上班主任的课同学们都要收敛得多，我照样看小说，书常被老师没收，要等到星期六回家之前才归还。
夏天我上课常常把鞋子脱下，一次老师提问，我一下子找不到鞋穿，摸索半天，只得急急忙忙光脚站着回答问题。坐在我后面的李同学见到此场面笑得不行，四十年后见面，还老提这件事，李同学坦白是他把我的鞋子悄悄踢走的。
物理课讲矿石收音机时（那时半导体收音机还算最新科技呢，不在教科书之列），同学们都学做矿石收音机，我花了五六元买零件，也做了一个，装在一个竹质的六棱柱形茶叶盒里，很漂亮，晚上可以收听广播。我的男生同桌看见了，撇撇嘴，说我花的钱太多，做得太笨。他说几分钱买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他买来一个二极管，比一个药物胶囊还小。一头拴上铜丝连在暖气管上，我的座位正好靠着暖气管，另一头的铜丝连在耳机上，把耳机顺袖口从领口穿出，上课时塞上耳机，手做托腮状，若无其事地听节目。这个简陋的小玩意只能听一个台，关键不在听什么，而在于挑战课堂的刺激。
别看我上课有点小自由，我内心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高中第一次劳动（每年两次）在学校周边的公社，帮助秋收。我干活十分卖力，扛的秫秸秆比别人都多。农民要求老师表扬我，说这个姑娘干活真不惜力。劳动好是我的一贯作风，我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或想达到什么其它目的，而是想磨炼自己的意志。小时候看过苏联电影《培养勇敢的精神》，听过广播剧《杨高的故事》，都是这样通过吃苦把自己百炼成钢的。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吗？正逢中苏论战，我心中的大任就是反帝反修，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我不仅自觉吃苦，而且穿着朴素，我总是穿着补丁裤子，补丁从大腿到膝盖以下，屁股上还有两大块。上衣是妈妈穿剩的五十年代的列宁装，重新染成深蓝色，夏天就是白衬衫。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这样穿，这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使是青春年华，绝大多数人也不讲究穿戴。
学校的政治教育抓得很紧，每一两个星期就有一次形势报告大会，全校集中在食堂兼大厅里，校长在上面不厌其烦地自说自话，底下一片不耐其烦的嗡嗡声。我们悄悄地玩着徒手游戏，一只手的手掌在腿上前后摩擦，一只手握拳在另一腿上上下敲打，在别人的口令下迅速换手，百分之百失败——玩得兴高采烈。
就这样，我的期末操行评定连年为“中”，评语还是小学初中那老一套——不遵守纪律，不尊重老师，自由散漫，骄傲自满……说实在的，在小学初中得“中”还凑合说得过去，现在大姑娘家家的，和一帮调皮男生一块儿得“中”，脸上还真有点挂不住。
更糟糕的是，潜在的危险已经埋下——到了高二高三正赶上思想革命化运动，阶级斗争紧锣密鼓的时刻，我的自由随意已经不属于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思想意识问题，评语开始上纲上线，变成了“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加强改造思想”，这就让人紧张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去世的解放军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立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最初学习雷锋的重点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好人好事。新年各班自己开联欢会庆祝，每个宿舍出几个节目。我们宿舍表演了一个小演唱《八大员》，歌颂社会上的各种服务行业。我演炊事员，上场时端着盘子，喊道：“慢回身，蹭油啦！”
从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及1963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1964年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笼罩在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空气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学雷锋也不仅仅是做“好人好事”，而是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要像雷锋那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什么是敌人？有形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不甘心他们被夺去的天堂，无时不刻伺机反扑妄想复辟。全国人民齐声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扶老人过马路的好人好事打了折扣，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如果在街上帮助一个老年人，怎样才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婆，如果是，该不该帮助她。
更可怕的是无形的敌人——每个人心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无时不刻将我们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因此要彻底改造思想。
阶级斗争的战场逐渐地深入每个人的心灵。
学雷锋运动和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带动了全国大学解放军的运动，有一支歌响彻云霄“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学校请来解放军上军事课，体育课变成“军体课”。解放军教我们学习立正，走步，正步行进。站立要挺胸收腹收紧下巴，走路手要摆到前襟倒数第二个纽扣，脚要抬到某个高度。看吧，满校园学生走路不分男女，个个英姿勃勃，步伐一律。
我们还学“摸爬滚打”，高姿匍匐，低姿匍匐，我们衣服上总是沾泥带土，有油渍的地方着了土特别显眼。一时间学校变得像个大军营。
一切训练都是为打仗做准备，特别是要学会刺刀格斗的“打近战”本领，要“刺刀见红”，校园里整天见木枪挥舞，“突刺，刺！”的口令和“杀”声震天。
要和谁打仗？世界上的大国都是我们的敌人，个个“亡我之心不死”。同学们兴奋地摩拳擦掌，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吃饭也要整队到食堂，吃饭铃一响，各班同学一阵风地集合站队。尽管教室离食堂也就几十米远，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高唱革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食堂进军。十几个班的学生，排成十几个队列，“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歌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这是学校最壮观的时刻！
一个歌子没唱完，就到了食堂门口，同学们一哄而散，蜂拥而进。
宿舍也军事化了，解放军教我们叠被子，把被子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还要学习打行军背包，反复练习几十秒钟就把被子打成一个结结实实的背包。背包上的带子三横压两竖，再别上一双鞋子。
每天早上六点钟，宿舍楼下就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起床穿衣，打好背包，背在身上，跑下楼。老师拿着一个跑表掐算时间，不超过三分钟全班已经站好队，然后高唱战歌，高呼口号开始跑步，绕着附近的农田跑上一两千米，再到农田的闲地上练习“摸爬滚打”，弄一身泥土回校。
有时候深更半夜，也会突然吹哨集合，把我们从梦中叫醒，拉出去跑几圈再回去睡觉。很多同学半睡半醒，丑态百出，有穿拖鞋的，有没系皮带的，有背包半路散了的。为了对付夜间紧急集合，一些人干脆准备一个不用的被子打成背包，放在床边，提起来就走。
我们正处于生龙活虎的年龄，热爱这样有活力的生活。我们一再被要求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练，我们的面前总有一个假想敌，或是企图翻天的地富反坏右，或是国际上的帝修反。“仇恨”就这样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了。
解放军的训练有个口号“苦练二百米硬功夫”，我们的“军体”课也有“硬功夫”必须“达标”，达标成绩作为年终考核成绩。这几项硬功夫让我吃尽了苦头。比如“倒立”，我的胳臂无力，支撑不住我的130多斤的身体，即使腿翻上去了，腰却塌着。练了无数次，也立不起来。考试时几个同学连扯带掫终于帮我倒着立起来一次，也就支撑了一两秒钟，老师开恩让我过了关。还有“俯卧撑”，我练了几个月，才达到了十个的指标，一达指标，我就连一个也撑不起来了。
另一个硬功夫是“下桥”，俗称“窝腰”，为了把板腰练成罗锅桥状，同学们天天倒扶着墙，倒抱着电线杆子往后窝腰，这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下学，我和同学到后操场练习“下桥”，没有墙壁和柱子可供依靠，我们在一块躺着的大水泥预制板前练习。我不懂任何保护措施，没有任何依托就向后弯去。腰弯到一半，支撑不住上身的力量，头朝下狠狠地撞向水泥板的拐角，顿时眼冒金星，血流了一脸。
就在那天上午，校领导在早自习时间还做了广播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学校的体育事故不断出现（就是因为高强度训练），尽是断胳臂断腿的，一定要加强安全意识。
我觉得羞愧难当，用我和同学的手绢按在伤口上，急急忙忙奔向海淀医院。两条手绢马上浸透了血，路上遇见一两个同学瞪大眼睛张开嘴正要嚷嚷，我一低头疾步走开。我的头上缝了五针，包扎着绷带，绷带又被血溵透，像一个伤兵，狼狈不堪。
还有一个百米跑也是我的老大难。女生跑十五秒及格，我肉大身沉，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只能跑二十多秒，拼命练习，总是不及格，最后一次补考，全班都在为我加油，还有军体委员在前面带跑，终于跑了一个十八秒二，老师“法外开恩”，给了个三分，我算勉强过关。
我们练得很苦，解放军向来是我心中的的英雄，不管达标有多么艰难，我始终热情高涨地投入各种活动。我们的少年时代就像那支整天唱的歌：“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我和大家一样，满怀革命理想，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向往着战争年代，渴望在非常时期献身革命。
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提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中学校立即开展思想革命化运动，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为达此目的，全校师生去门头沟煤矿接受工人的再教育，和工人一起下井劳动。下井前大家换上了工作服，那些工作服大概很少清洗，又黑又硬，带着井下的湿气和工人的汗水，穿在身上粘溻溻的。井下的条件非常差，在柳条帽顶灯的昏暗光线下，我们在地下几百米的巷道里和工人一起挖煤，钻矿时用的是水枪，地上时时可以碰到水洼，墙壁也在滴水，衣服更潮了。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工人的艰苦。我愿意当个工人吗？我不能确定。
劳动之余，我们听老矿工忆苦思甜。一位老工人讲到矿主如何剥削他们时痛哭流涕，记得是一条短裤衩的故事。很多同学都哭了，我也非常受感动，并且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接受面对面的真实的阶级教育，我开始意识到我所想的和追求的与工人阶级相差实在太远了。
从门头沟煤矿回来以后，班主任趁热打铁，深化思想革命化运动。班上树立了思想改造的典型——一个自命不凡，上课调皮捣蛋，怪话连天，学习耍小聪明，思想不求上进的高干子弟。他作了一个发言，说他的父亲在看《东方红》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时老泪纵横，给了他很大震动，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祖国美好的今天，难道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江山变色吗？云云。
这样的典型说服力不够，干部子弟们的思想汇报莫不是父辈打下了江山，他们要誓死捍卫江山永不变色。那么那些小职员小商人的孩子该说些什么呢，江山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的，决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连农民和工人的孩子说起打江山的事都理不直气不壮，更何谈其他阶级子女，能做的就是批判检讨自己呗。
在思想教育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写思想汇报，反省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与工农兵的思想差距。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我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听西方音乐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加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至于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真的闹不清，不过是鹦鹉学舌当时报纸上时髦的批判用语。现在想想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再加上抖小机灵而已。
尽管我强烈地想改造自己，并且也付诸行动，但似乎在班主任的眼睛里我仍然没多大长进。更没有料到，在高中的毕业鉴定中，我的思想汇报成了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实。
当我傻呵呵地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从1962年就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被决定了。从那时起《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不断地登载关于剥削阶级子女要加强改造的文章。1965年有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杨国庆砍伤了两个外国人，报刊就此大做文章，把此事作为阶级报复事件，责令“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要引以为戒”。这种舆论愈演愈烈，以至后来发展为文革中“血统论”，夺去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前途和生命。对此我没有任何知觉，我认为自己和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根本无关，不知实际上早已经被划入“另册”。
班上进行了班干部大换血，新干部的条件是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人，上台的干部多是出身干部军人或工农家庭的。
“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的警示已经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候。1965年的下半年有个同学拿了一本新出版的《中国青年》，说这本杂志的封底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正在收回这一期。封面是一群青年人在麦地里行走，主题不是麦收就是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据说把画面倒过来看云彩里面有蒋介石的头像，从麦浪中可以找到“蒋介石万岁”的字样。大家拿着那杂志颠来倒去，对着天空看，什么也没找到。
这种无中生有的阶级警惕性，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高潮，有一段时间说塑料凉鞋的鞋底花纹是个介字，是怀念蒋介石；有时又发现鞋底上的花纹是个共字，是仇恨共产党；画毛主席侧面像少了一只耳朵，就是影射毛主席偏听偏信；画毛主席半身像，没有腿，就是影射毛主席没有群众根基。凡事沾毛主席的边，必须得小心翼翼绕开，毛主席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不知何时就会把你炸得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了。
除去改造、斗争，斗争、改造，青春之花不可压制地在少男少女中悄然绽放。在男孩子面前，女孩子总是想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最大限度能做到的就是留长发梳小辫。从小妈妈只让我们梳短发，我对别人的发辫十分羡慕。现在住校了，我终于可以对自己的头发做主了。长发留起来了，却不会辫辫子，又不好意思问别人，怕说我“臭美”，只敢在熄灯后自己偷偷练习，还是乱糟糟一团，只好放弃了。
高中时代学生是绝不可以谈恋爱的，同学们都以谈恋爱为耻辱，若有人对异性表示好感，必遭大家的鄙夷。刚上高一时，别的班有一对男女生要好，搞得全年级沸沸扬扬，老师制止，同学侧目，他们终因不能承受压力转学了。高中正是少男少女们情窦初开的年龄，每个人对异性都抱着幻想，尤其女孩子成熟更早一些，也只能对高大英俊的男孩子送去偷偷的一瞥。
我看了那么多外国小说，心中的男性偶像都是些如安德烈公爵（《战争与和平》人物），或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人物）那样的人。高中以前，我总共接触过十个左右的男生，还是小学同学。第一次上男女生混合班，十分好奇，暗暗地打量本班男生，按图索骥。真让人失望，男生们都像是羽毛尚七零八落的小公鸡。扎陀罗夫、谢苗（《教育诗》人物）、伏洛佳（《红肩章》人物）那样个性十足的英俊少年一个都找不到。终于有一个男生引起我的注意，虽说不算英俊，但头发长长的，脸色苍白，表情很阴郁，好像是很深沉的样子，按现在的说法是“酷”。我暗暗地注意了他一段时间。这位同学不苟言笑，经常不见他来上课。然后听男生说，他常在宿舍里哭闹，再过了一段时间，他退了学回老家去了，据说他精神不正常。天呀，我什么眼神啊！
体育老师看上我块大膘肥，把我塞进了校田径队掷铁饼。我根本不是这块料，不管我怎么练，铁饼只能飘飘忽忽飞十几米，落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暑假我们留在学校集训，集训是很枯燥的，我对掷铁饼毫无兴趣，但是对田径队里的几个男孩有兴趣，虽然不和他们说话，却天天能看见他们，就为了这个，我甘愿暑假留在学校训练，眼睛不由自主随着他们的身影移动。
那个年代，少年男女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从来没有对对方露出一次微笑，更没说过一句话，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忙里偷闲地对异性作一点幻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1965年7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我们迎来了高考。考试之前报选科，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做人生的选择。学什么，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的文科很好，但是不想学文科。理科成绩也不错，又在数理化中举棋不定。报志愿时我去征求班主任意见（那时是先报志愿后参加高考），他毫不迟疑地说：“学中文，第一志愿报北大中文系。” 我心中踏实有底了，报了一溜一流大学中文系。
文科考得都不错，高考第一门课是历史，我没有经验，一早到黄庄逛街，见新下来的西红柿堆成了山，我买了一个特大特新鲜的西红柿吃掉了。没想到刚一开始考试就想上厕所了，幸而历史题早就倒背如流，答题行云流水，很快就答完了，连一遍都来不及检查，就交了卷，飞跑去上厕所，才用了一半考试的时间。
语文更没问题，我在班上作文总是第一，一篇作文还曾被编入学校出版的优秀作文选。考试前我们写了许多篇作文练习，这些作文稍加改变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题目下。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为革命而学习”。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真是手到擒来。我恰恰写过这个题目，当时什么都是为革命而……，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的都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大而无当的空话，每段开头都是“为革命而学习，就要……”满纸泛泛而论，但我确信按当时的标准写得很棒。
英语更不在话下，我是英语课代表，班上第一。
数学考得一般，错了一题，但是八九十分是没问题的。
按照我的估计总成绩该在大学分数线以上。
操行评语在高考结束后才发给我们（大概是怕影响高考吧），看到鉴定，我立时透心凉，不仅还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写得非常糟糕，一两年来我所做的思想改造的努力在评语中丝毫没有痕迹，相反里面仍是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鉴定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自从小学三年级以来我就一直在评语“中”的泥坑中挣扎，但是毕业时老师都发慈悲给了“良”，我才得以一路考上好学校。而今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关头，老师毫不留情地把“中”的标签照旧贴在我头上，哪个大学还敢要？
我抱着所有的教科书笔记本到海淀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块把钱——三年知识的价值。我的感觉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学，绝不是因为成绩，留着这些书不再有用。
然后我把这一切都扔在脑后，去南京的姨姨家玩去了。表弟带我去了南京所有可玩的地方，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离开南京前一天，我们去燕子矶爬山，玩得非常尽兴。大学发通知的前一天，我回到了北京。
发通知的当天我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我仍然抱着一点点期望——我的成绩可以打败评语。邮递员一天来两次，上午发录取通知，下午才发不录取通知。上午邮递员来过了，没有我的信，我的心凉了半截，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期盼着没准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许会收到录取信。
下午姜同学和王同学到我家来了，姜同学收到了农机学院的通知书，王同学，我们班的团支部委员兼学习委员还没收到信，急得不得了。我们一起去住在同福夹道空政文工团的李同学家探问消息。李同学正在他家后院的游泳池游泳，他考上了哈尔滨军工大学，他给我们历数谁谁谁考上哪哪哪，听着，我的心降到了冰点。李同学邀请我们上他家里去坐，到他家直接从游泳池边他家的后窗子爬进去就行了。我们就一个个地爬，轮到我时，我只记得抬起了一条腿，然后就失去了记忆。
当我再清醒过来时，眼前是蓝天晃动，五六个人抬着我正在走路，我半天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还问怎么啦。他们告诉我，我晕倒了跌在地上，游泳池的医生们赶过来抢救，掐人中。见我有了动静，他们把我抬到李家。我躺在他的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李同学的父亲以为我是从窗子上掉下去摔昏的，一直在埋怨他不该带同学爬窗子。可我知道，我是因为玩得太疯没有休息好，火车上又没有睡觉，再加上等通知的高度紧张，才昏倒的。
同学们把我送回家，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我心里感激邮递员的温暖话语，但是没有明年了，党早就要我们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
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叹了一口气，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不知道。我打心眼里可怜他。
后来的风云变幻，我绝了上大学的望。
我们班有44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竟有20人，其中包括学习委员，好学生。失望的同学们承受着落榜的羞愧（因为一般人看来，只有学习不好才考不上），焦虑着自己的前途。相反班上一些人学习一贯糟糕，却考上了大学。比如有个同学，如果他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学应该都能上大学，偏偏他就考上了，上的是当时所有大专院校排名最后一位的“工商管理学校”。有一点我们明白，他是响当当的贫农出身。
总起来说，没考上大学的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家”出身，国民党、军统特务、反革命、地主、右派、海外关系……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和班主任的关系不好。这些事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班主任在我们的评语上做了手脚，还是仅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
九月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陆续收到工作分配通知，有的到内蒙临河插队，有的到东北兵团，有在北京街道工厂工作，还有去看自行车棚的。有些人不等分配自行寻找出路，去了新疆兵团，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满腹疑团，满心委屈。
十年后，在内蒙古插队的韩同学带着档案返回北京，她自行拆开档案，才解开了不能上大学之谜。她的毕业鉴定（毕业鉴定是秘而不宣的，与发到我们手中的操行评语内容不同）中引用了她在宿舍说的玩笑话（不知谁汇报上去的），把她说得如此不堪，简直与反动学生无异。在学校意见一栏，仅仅四个字——“不予录取”。就这四个字决定了她的一生。那“不予”二字，不是具有商量余地的“不宜”，而是霸道的“不予”。再看时间，6月，高考之前已经定论。当我们专心致志地紧张复习，在班主任老师的假意指导下慎重地选择志愿大学，迎接高考时，我们的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不予录取”不仅韩同学独有，张同学当时也打开了自己的档案，也看到了这几个字。我呢？其他人呢？不会有例外的！
当年早已经知道了学生前途厄运的班主任面对着把人生大事郑重其事托付给他的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五十年后，班主任老师在给我们班同学的一封信中做了诚恳的反思。他说“明明知道某些（高考）政策的底线，却仍要装作‘一视同仁’一样去引导同学复习、报考、等待……”（就是说，那时他斩钉截铁地让我报北大中文系，心里却知道“你什么大学也上不了”）但是班主任又辩解道，他本人无权给学生做毕业鉴定，也无权做出学生是否可升大学的决定，因为他不是党员。没人相信这个说辞，没有人再和班主任计较什么了，但是坎坷一生的落榜同学们心中的阴影永远难以驱散。
十
清水里泡，血水里浴，
碱水里煮
1965.9-1966.5
1965年7月高考完毕回到家里，海燕已经走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哪天走的。她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燕比我早一年高中毕业，那时已经高调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董家耕侯隽邢燕子……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树立了城市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海燕是自愿走的，连大学都没考，满怀革命的浪漫主义，带着我的吉他走了。她计划在新疆体验生活，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大团结。她万没想到的是残酷的现实让她受尽苦难，身心俱残。
这幅画是我为纪念她去世十周年时所画，虽然十分幼稚和浅白，但直接表达了她的离去让我心疼的一切——白衣是她的纯洁，吉他是她的浪漫，悬崖是她面临的险境，沟壑是她艰辛的历程，夕阳是她面对的未来，罂粟是美丽外衣下的邪恶……这幅画叫“夕出阳关”。
她的遭遇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而那时我们都向往新疆兵团。
九月中旬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某月某日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这就是说分配我当小学老师。
我不能当老师。老师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个社会权力的代表，他按照社会的意志来规范塑造打磨孩子，挫掉他们的棱角，压制他们的个性，把他们变成同一型号的社会产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想挣脱这种力量，所以没有一两个老师喜欢我，他们批评挖苦讽刺我，视我为头痛学生。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让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既然不尊重我的老师，又怎么可能看得上老师这个职业呢？对不起了，老师们，我知道这样说失之公允，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自己一直混淆了两个概念——老师和班主任。我意识到我不喜欢的是“育人”的班主任，而不是“教书”的老师。是的，实际上许多科任（非班主任老师）老师喜欢我，因为我聪明。
我心里唯一的选择是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找海燕。我跑到海淀区教育局一口回绝了教师的工作，把通知书撕成碎片，和那个管分配的女人吵翻了。然后我又跑到区人民委员会，强烈要求去新疆。区人委说，海淀区至今没有去新疆的名额，如果有了，会首先考虑我。
在等区人委通知的同时，我双管齐下，叫妈妈帮我走农垦部的后门，当初海燕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去新疆的。妈妈不愿意我去新疆，但是又怎能说得动我？十万火急给爸爸写信，爸爸正在河南搞四清，听说了我的抉择，也是心急如焚，托我的表叔来劝说。表叔是北京的中学老师，以自己的经历循循善诱：“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是在北京好。”我心说，瞧瞧，这就是一个老师的思想境界和追求，简直俗不可耐！我去意已决，根本不愿意搭理他。
妈妈迫于无奈，托了农垦部的后门，去兵团的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领取车费安家费，买火车票。一切已近落实，我应该轻松了，谁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我发现关于新疆之行我并没有考虑成熟，我不想离开家，海燕封封来信都在表示万分后悔来到新疆。我之所以坚持要走仅仅是因为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脸面上太难看。我整天在思想斗争，把当老师和去新疆两件事权衡来权衡去，这时我又觉得当小学老师也是可以接受的了。我多么想说“我不去了”，但是以我的要强性格，我宁可去受罪也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最后我咬牙决定，还是去新疆！
那天我和妈妈约好下午一起去农垦部领安家费和车旅费，谁知过了时间妈妈还没回家，好久她才匆匆回来，面色沉重。原来她在单位请假时，领导知道了她是去给女儿走后门，把她好生批评了一顿，说她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还走后门，失去了党性原则，要她立即制止此事。妈妈说新疆肯定是去不成了，她今天必须回单位向党组织汇报此事处理结果。我听了大怒，立即和妈妈大吵大闹。从此我不理妈妈，寄希望于海淀区人委，等待他们分我去新疆。
但是从我内心来说，我竟觉得自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才明确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想去新疆。我怕孤独，怕荒凉，怕陌生，怕遥远，怕离开家，怕离开北京。妈妈领导的批评给了我堂皇的理由留下来了。我表面上仍是生气，但心里接受了党安排的一切。
9月23日是被分配当教师的毕业生在海淀教育局报到及分配学校的日子。我虽然已经大闹了教育局，这一天我还是抱着几分抵触，几分好奇，甚至几分希望去了海淀。我在海淀街上来回地走了好几趟，去还是不去报到？思想斗争激烈极了，最后我决定先不签到，混进会场听听，如果我的名字没有因为我大闹教育局而被取消，就干老师吧。
会场外张贴着教师分配名单，在上面寻找我的名字时，我的心在狂跳。终于找到了“刘海鸥”几个字，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正要进入会场，工作人员把我拦住了，先签到才能进去。
若名字一签，就决定了终身，人就许给了“教育系统”，再无反悔的可能。我又犹豫起来，转身离开会场，先去区人委，问问新疆有没有消息。人委说现在还没有名额，这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返回会场去签到。刚刚签上名，手里就收到一个信封，内装十五块五毛钱，半个月的薪水，我一生第一次领到的工资。钱都拿了人家的，当老师是铁板钉钉了。
有二百多个毕业生参加开会。进去时正在公布分往各小学校的人名单，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没念名字的总共有五十个人，还要集中学习五天，然后分配到中学。这就是说我要当中学老师了，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最好结果。
教育局的领导说我们这些当中学老师的都是由学校推荐的学习优秀的学生，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上大学，所以被教育局收编。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操行不好吗，那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我想不出来。
我又轻松又高兴，回到家我非常不好意思面对妈妈，这么多天来，我寻死觅活要去新疆，怎么一下又接受了当老师呢。我找了些理由给自己下台阶，我说，我是去看看，可是没想到一进去手里就塞了工资，糊里糊涂就成了定局。
妈妈心里卸下了一个大包袱，高兴地提出和我们姐妹几个去游览开放不久的十三陵，这是近十年来她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出游。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们再也没有全家出游过。妈妈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她哪也不会去了。我们是非常奢侈地坐出租车去的。那时候街上找不到招手停车的出租车，要到王府大街出租车公司去预订。从家到十三陵花了38元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的野餐也十分时髦，是刚刚问世的方便面。方便面的包装非常简陋，薄薄的白纸被油浸透，上面写着棕褐色的字样。不过我们觉得方便面的味道简直太好了。
爸爸得到消息后也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
在五天的集训中，几乎每个人发言都言辞激烈地说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合格老师。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家庭原因被甩出来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爸妈都在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分子，爸爸领导了北平大学的“一二·九”运动，妈妈作为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以教官身份宣传抗日，如今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好吧，退一万步说，这么重视家庭出身的年代怎么就放心让一帮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混入“教育战线”，去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呢？百思不得其解。
集训结束后，我们先由教学质量高的中学代为培训一年，然后正式分配。我和其他几个毕业生分到北京师院附中，在语文组每个人跟一位老教师备课听课，当一个班的副班主任。
既然入了这一行，我就要当一个好老师。我认真地备课，第一堂课讲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仅仅一课的教案我就写了整整一个练习本，够讲十节课，这就是老教师告诫我们的“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老师给学生一杯水的知识，自己就要具备相应的一桶水的知识）。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对待任何事。
作为班主任，我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平等相处，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和我说。
代培老师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我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努力钻研业务。此外我们还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我们参加了青年老师的歌咏队，高唱“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还有“一条大河迎彩霞，沙枣花开在水渠旁……”这些歌曲使用了优美的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配上了革命词语，号召年轻人扎根边疆，令我时时想起海燕。
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我们代培老师小组表演了一个自编的舞蹈《女民兵》，用的是为毛主席七言诗《女民兵》谱的曲子。我是生平第一次跳舞，虽然又胖又笨，观众中传来笑声，但是我怀着对毛主席的虔诚心理，跳得特别认真。
一参加工作，我就意识到要为人师表，就要改变我过去的面貌，自由散漫是不行的，中游也不行。我非常遗憾没有加入共青团，一次参加我班学生的团员发展会，老师和团员坐在前排，其中只有我一个是“白丁”，觉得真是丢脸，头都不敢抬。心中暗想我必须入团，这样才有资格教育学生。虽然说我的入团愿望在意识潜层里有点实用主义，但是在意识的表层，我的确为日益浓烈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气氛所感染，我怀着一颗年轻人容易被激动的心，开始了革心洗面，积极进步，和过去一切所留恋的东西决裂的改造进程。
学校旁边正在挖掘京密运河，劳动力都是解放军。我利用周末时间志愿参加了挖河劳动。那时出了一个解放军英雄王杰，他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牺牲了自己，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毛泽东亲自为王杰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国开展了大学王杰精神的运动。我参加解放军的劳动就是为了实践和培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运河工地上热气腾腾，解放军们连续干十几个小时依然生龙活虎，我非常喜欢这种气氛，连续几个周末参加劳动，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解放军英雄榜样层出不穷，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每当学习这些英雄的事迹时，人们都会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学习英雄要和我们日常一点一滴的行动结合起来。有一天回家，我沿着铁道边的田间小路去汽车站。远远一辆火车过来了，我想体会一下欧阳海抢救列车时的情景（在火车开来时，他把站在铁道中间的惊马奋力推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站在离铁轨一米远的地方等着。火车呼啸着以雷霆万里之势扑来了，离我只差一两米远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时有个小孩站在铁道上，我有勇气去救他吗？还没容我作出答案，火车已经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吓得夺命而逃。为此我心里竟难受了好久：难道我不敢去救人吗？这只是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的事情，只要稍一犹豫，就可能人亡车毁。没有人会怪罪你，但是你怎么能经受住内心的自责？追根寻源还是脑中的“私”字作怪，有私心必然怕死，必须继续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由此我学习英雄的事迹更加努力，《欧阳海之歌》看了好几遍，在他抢救火车前的那一段心理描述，我抄录下来，反复朗诵。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对即将来到的文革大风暴毫无觉察，更不可能知道大幕后面的一切肮脏目的，只以为这是一场广义的争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革命。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接着连续发表了《二论突出政治》、三论、四论，以至六论突出政治，《人民日报》全数转载。我认真地学习社论，把工作的重点完全放在如何突出政治上。我的日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和学生开会的提纲记录，谈话的要领，全是一个中心：突出政治。
钻研业务已经不被看好，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突出政治就是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断绝联系，首先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然后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从此，我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思想闪念要问一下是否突出了政治。如果没有，就在头脑中展开猛烈的批判。
班上的一个学生病了住院。我到医院去探望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高级小病房中（他父亲是某军种司令员），意志很消沉悲观。我安慰他说：“到外边走走吧，春天已经到了，草也绿了，桃花已经开了，到外面吸口新鲜空气，你会觉得头脑清醒，心胸开阔的。”他很感动，我走时他主动和我握了握手，他曾是一个不和老师说话的傲慢孩子！
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见他蹒跚地从院子走进来，拿着一个小瓶，里面装了几枝含苞的桃花，他说：“我要把春天带进病房。”显然是我昨天的话起了作用。我立刻产生了不安的感觉，在他们改造思想的道路上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去进攻人家内心的薄弱环节，让他产生了不健康的感情，如此我只能给他们带上错误的道路。我决定今后宁可跟学生们谈严肃的思想，谈教条的理论，让他们感到生硬，感到暂时的失望，也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他们。
这种突击式的改造思想有时会带来一些疲劳感，一阵忧郁的情调会突然偷偷袭来，让我厌烦眼前的一切，怀念起初中时代那种罗曼蒂克生活。一种强烈的向往攫住我的心，想在山风吹拂的峰顶上伫立，想在波涛汹涌大海边徘徊，想在清晨的树林间穿行，想在黄昏的田野上漫步。或者体会一下在瓢泼大雨中奔跑的酣畅，离开这充满火药味的世界，到一个没有喧嚣的地方，只干我本心愿做的事情。不过这只是一闪念，立刻，我的脑子里展开了对这种情绪的激烈攻击。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开什么严肃的会，已经是1966年的5月份，文化大革命即将正式拉开帷幕。突然间从隔壁琴房传来莫扎特小步舞曲的钢琴声（有人会问这时候为什么还有人敢弹资产阶级的乐曲，毫不奇怪，在这个高干子弟占90%以上的学校，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虽然弹琴的手并不高明，但那早已深入我心的旋律，又被激活起来，我立时觉得心都醉了，头也晕了，一切思想都被打乱了，不能思维了，人被音乐带走了。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失落什么，不知道，同时我又为自己的陶醉隐隐不安。我觉得自己像在漫天大雾中行走，总也摸不清方向，只有犹豫和错误伴随着自己，难道就这么下去吗？我又像在一个大漩涡里挣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出“资产阶级”的泥坑。只要稍稍放松思想改造，它就冒出来，只要外界稍稍有一点诱发力，如今天的小步舞曲，它就跳出来，难道我永远要像堵枪眼一样紧张地绷着神经吗？难道我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当天晚上我就学习毛著对“琴声事件”展开检查和批判，很快我就调整了心态：脑子中的一团混乱其实不乱，一条线就可以提拉起来，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作祟，我必须毫不留情地用快枪迅速击毙。
而我自己又陷入深深的迷惘，我每做一件事情都不正确，都要自责，难道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对了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对我的思想和行动稍稍满意？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要经历的痛苦。
1966年的2月，团组织决定发展我入团了。填写入团申请书时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当时我觉得很小，没料到几个月以后差点为此丧命。申请书上有一栏：家庭出身。我填的是“革命干部”，我一向都是这样认为的，道理很简单，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部当然是革命干部。况且父母不仅都是国家干部，而且都在三十年代参加了革命，加入共产党。爸爸后来虽然因为客观原因脱党，却也一直跟着党做革命工作，并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通过翻译将大量苏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以鼓舞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他们理所当然是革命干部。我十分幼稚和闭塞，我不知道“革命干部”作为一类出身，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是那些扛过枪打过仗，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过，并且在干部级别13级以上，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人才有资格称为“革命干部”。
团总支的组织委员找我谈话，她认为我有隐瞒出身欺骗组织之嫌，她说：“你不能算革命干部出身，你的父母级别够不上革命干部。更重要的是你爷爷在台湾，此事你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很吃惊，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个爷爷，更不知道他在台湾。我在填高中毕业生登记表时，就填的是革命干部。我立刻去北大附中问班主任老师，他也说我的出身不算革命干部，我交了毕业生登记表后，他已经给我改掉了，改的是“职员”。他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呢？！班主任还透露我之所以不能上大学，就是因为我有个爷爷在台湾。
我只好在入团申请表上改填了“职员”。这个称呼听起来那么不带劲，灰土土的，像个落后分子。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我是有“原罪”的人，因为我有一个在台湾的爷爷。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呢？
据说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经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痛苦过程，才能变得纯净起来。这让我联想到洗猪大肠，知道怎么洗么？就是在碱水里搓，盐水里泡，清水里煮，最终得到无臭无味白白净净的肥肠。如今我的脑子必须要经过洗猪大肠一样的泡、浴、煮。不要再说我被谁谁洗了脑，从此我开始了自觉地彻底地自己给自己洗脑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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