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王文琪，曾任上海《劳动报》文艺新闻部副主任，《上海商报》编委、新闻中心主任。著有文集《收获近距离》。南京公园路
作者：王文琪
三十多年前哪像现在，马路上密密匝匝到处是背井离乡为生计奔忙的人，从上海到南京坐火车得六七个小时，挺费事的。那会儿一周工作六天，兜里又没多少钱，上趟南京都赶上现在去新加坡似地费时费力。彼时咱也算下了狠劲，下班后赶紧搭乘北上列车，到南京站已是深更半夜，再坐夜班公交车，曲里拐弯地找到公园路姨妈家都快第二天拂晓时分。 那条公园路的名头，据说与上世纪 20年代江苏省督军李纯有关。贩鱼世家出身的李纯，因追随袁世凯调兵镇压“二次革命”而发迹，后在军阀派系倾轧、纷争中饱受排挤。自称抚衷自问“良心上可对得住江苏人”的李纯终因长期紧张、焦虑、烟痢发作而以死解脱。南京当局为纪念他而建了秀山公园(李纯字秀山)。民国时期南京“秀山公园”门庭
由斯得名的公园路道儿并不宽敞，长度也不过七八百米，地属南京白下区。略等于上海从前不受追捧的普陀、闸北地段。虽说偏僻，可姨妈家那座小园子倒也玲珑幽雅，缠绕老旧门檐上的藤蔓爆出几许新芽。“文革”后期从“五七”干校返回省城的姨妈家因原居住地“鸠占鹊巢”，故迁徙此地。楼上两居室，园内另有两间平房，以当时的住房标准也算是高知级别吧。之前几年，原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的姨妈和省作协任职的姨父双双受到冲击，被发配至高淳农村落户的姨妈自顾不暇之余，仍保持与母亲的通信，姨妈对我们一家人的关心和照应那是没得说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因不堪承受命运惩罚而自我了断后，看不得亲人受苦遭难的姨妈每月去趟邮局汇款，接济我家。我总还记得这么一桩事，“文革”初期，刚摆脱隔离困境的姨妈就来过一封寥寥数语的家书：在扫地劳动中需用口罩，让母亲看看家里有没有多余的口罩寄去。事实上，母亲再怎么不灵敏也能体察姨妈的心思，无非是在非正常环境下噤若寒蝉，又放心不下咱们一家的安危冷暖，故拐弯抹角来一短函，以探虚实。母亲曾说起小时候上学和她“三姐”同一学校，差一个年级。有同学欺负她，才大母亲一岁多的姨妈闻讯后立马还以颜色：“谁再欺负我妹妹，保管把尖子骂成秃子。”就这么着，姨妈照拂了我母亲一辈子。能被自己姐姐照拂，对小时候的母亲来说，应该是心安理得。因之，母亲从来对其“三姐”言听计从。当年，父母接获去台岛告知，在去大达码头路上，经“三姐”劝说遂回心转意矣。
“文革”中处境稍有改善的姨父出差来沪，就带着姨妈的嘱托来我家探视。其时，正在前客堂玩耍的我，蓦见得一位陌生人向邻居探询我家的门洞。闹明白眼前这位陌生人是南京姨父后，我一溜烟往家走去……如今，已年逾八旬的姨妈还时常会说起当年姨父来沪时的一个笑话——那时，上海的香烟肥皂之类的日用消费品都凭所谓“工业券”供应。才十来岁的我陪姨父上街购物，争着让售货员将过期一两天的“工业券”也算上，殊不知当时姨父钱袋并不阔绰，又不好意思把话说穿，期期艾艾买下“超量”的日用品，结果还得向别人借路费才回得了南京。上公园路那会儿我不过就二十出头的岁数，除我家大哥文熙“文革”初期大串联去过南京，我算是这边第二个去南京姨妈家的外甥。当时已是所谓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正在主持《雨花》编辑部工作的姨父每天总能带回一些全国各地寄来的文学杂志和众多的稿件，写字台上堆着几摞小山似的稿件、书刊。两三天后我准备回沪时，姨父抱着一摞书刊送给我，记得其中还有上下册的王少堂扬州评话《武松》，可惜年逾半百的我，想起翻阅这套民间文学书籍时却不知丢失(借出)哪儿。赋闲時的三姨父顾尔镡（1925—1999）
80年代中期我也曾多次为《现代风》杂志组稿、采访之类的公差去南京，姨父竟极少与我谈文字上的事。也许，曾经给他带来过愉悦和激情的文学创作加倍返还给他莫名的痛苦与烦恼。无奈且无语，对姨父来说那已不是第一次了。记得叶兆言在一次酒席上对我说起过他也是听来的事，“反右”那会儿，在省作协主持所谓“探求者”审查工作的老顾，翻来覆去查看陆文夫、方之、高晓声等几位的“黑材料”，实在感到“那几位”除了文学创作观念上的自恋自大情结外，别无其它意图。不忍给人写上诬陷栽赃文字的姨父想破脑袋就是不知怎么落笔。苦恼之余，愣是自虐般地拔下一根根头发放在烟头慢慢炙烤。然而，心头纠结着的难题并没有随那缕缕青烟飘逝而去。像这样用上海话说“拎勿清”的消极怠工，在那样的治理环境中，难免会领受右倾“封号”。阴霾散去后的历史新时期，原先藉藉无名的《雨花》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头，盖与主事人敢于突破清规戒律的开明与闯劲有关。陆文夫先生曾在《酒仙汪曾祺》一文中回顾道，被称为文坛奇才的汪氏短篇名作《异禀》几经退稿后，就是由叶至诚他们几个一再撺掇让老顾一锤定音的。同样刊载于《雨花》上，名噪一时的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焕生上城》，陆文夫《小贩世家》等作品更是文学创作探求者“胳膊肘往里弯”的得意之作。说句不揣浅陋的话，相比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及稍后被冠以“湘军”、“陕军”文学团队称号，我以为，江苏的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叶至诚那一辈作家更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78年姨父赴京参加第四届文代会前夕，曾饱含深情地写下《大会堂里哭方之》一文。方之这位当年“探求者”的主力干将，在熬过二十年炼狱般的苦难仍痴心于个性化的文学创作，就在他被公推为翦除“四凶”文化专制后首次召开全国文代会代表时却不幸突遭病故，是年不满 50 岁。特别欣赏方之创作才华与激情的姨父不仅痛惜这位同仁的英年早逝，更是想告诉文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方之生前以正直文化人的赤忱之心，披肝沥胆倡导“防癌文学”——反思滋生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匡扶社会正义的理论主张。2009年，精神矍铄的三姨妈应邀参加其曾祖父、晚清海门厅同知王宾逝世百年纪念活动姨父与赵丹是南通“发小”，我曾“零距离”感受过姨父与赵丹先生交往与情谊。1977年年初的某一天傍晚，姨父因公来沪住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我和姨父的侄子顾永快前后脚赶去看望他，谈了一会儿，永快哥提议去湖南路赵丹寓所探望。与永快父亲顾而已有生死之交的赵丹是位特重情意的长辈。据说，在经历长达数年的隔离审查回家不久就戴帽子、口罩、平光镜，化妆成地下工作者似地探视顾而已的遗孤，赵丹看到待若子侄的永快哥几，没说几句话就抱头痛哭。那天傍晚，住在一间并不宽敞屋子里的赵丹见到从南京来的“不速之客”，其惊讶、兴奋的神态远远超出我这个陌生人的意料。身着藏青涤卡上装，一头浓密的乌发，两眼骨碌碌神彩依然照人的赵丹一口流利的南通话，害得边上的黄宗英和赵丹长子赵茅干瞪着眼，不知他叽哩咕啰和我姨父说的什么意思。插不上话的黄宗英不无嗔怨地告诉我，她家是温州人，说得也是其他人听不懂的“外国话”，还解嘲道：“他们南通话更像是外国人说话。”不过，我还听得懂几句南通话，赵丹好像是说上面领导对他还有三条该死的“尾巴”——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恢复党籍，不恢复工资待遇。姨父让他赶紧写个材料，意思是说由他送达当时接管上海的彭冲手里云云。对于赵丹这位昔日“影帝”晚年所遭受的精神折磨与苦痛，姨父是比较了解的。原定在1976年后第一部国产大片《大河奔流》中饰周总理的角色被无端取消，中日合拍片《一盘没下完的棋》中的男一号临阵换人。据说，赵公在短短的几年中曾有多个电影人物创作计划次第胎死腹中。处于“失业”状态的赵丹只得拿起画笔聊以自遣、自慰。记得曾在公园路姨父家的墙头上看到过一幅尚未装裱的与亚明合作的《蟹肥菊黄》水墨画，便是赵丹先生“失业”时的作业。从年少时就热衷于推翻蒋家王朝的姨父，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铁血汉，他将自己全部赤忱奉献给了鲜红的党旗，却从未为自己的“锦绣前程”计较过什么。出生在南通教育世家的姨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沪上永嘉路上的中国中学，并考上复旦大学外文系。然而，大二寒假回南通后就一头扎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行列。真不知在南通创办崇敬中学、以教书育人为志业的老父亲顾仲敬先生对其幼子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的人生选择是怎么看的。
记得大舅曾跟我说起过这么一段往事，为了不耽误更多交不起学费寒门子弟的学业，校长先生应允减免他们的学费竟致于缴不起水电费。当时在崇敬中学念书的大舅有一回突然被老师叫到校长那儿，大舅惴惴不安地寻思：自己没犯错啊……谁知道和蔼可亲的校长先生在办公室递给大舅两个“蟹壳黄”，讪讪道，让大舅回家给在电灯公司当经理的父亲说一声，别拉电闸，学校会尽快凑钱补上电费云云。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大半辈子心血的顾老先生，在发家致富和扶危济困之间，选择的大爱情怀不啻是心怀天下的家教风范?有一年我带女儿去南通走亲戚，路经那儿最繁华的十字街，南通的表姐不无炫耀地指着当时市政府前的钟楼，对尚在上初一年级的女儿说，你知道刚解放南通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谁插在钟楼上的吗?“是你三姨公公！”我完全能够想象，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二十五六岁的姨父身姿矫健，攀上当时南通的第一高度——钟楼的那一刻，他该为血与火这一路走来感到多么地扬眉吐气！
上世纪 80年代末，已归隐山林的姨父如同他父亲一样看不得因故失学误人子弟的事情发生。姨父一位同事的儿子因故遭复旦退学，闻讯后他心急火燎，涎着老脸找到自己在“激情燃烧岁月”结下深厚感情，时任复旦党委书记的老同志林克先生，恳请校方给年轻人机会。不料，昔日的战友竟劝他“莫管闲事”。以姨父侠肝义胆的作派，当场就搞得跟人有仇似的。对姨父而言，“管闲事”多了去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去香港创建大光明电影公司他的大哥、电影导演顾而已就是经姨父深明大义的劝说，不惜丢下资产回来参加新中国电影事业。1950年晚秋，在江苏省文化部门任职的姨父顾尔镡去香港探望其兄长顾而已，以商议将赵树理写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搬上银幕为由，这个那个，于公于私“闲话”说了一大箩筐，顾而已遂归去来兮绕进“从头越”的新征程。七十多年后的今年年初，表姐顾永菲在微信朋友圈以“中国电影史欠他一枚爱国金牌”为题，感言道：“伯父（顾而已）1940年代、50年代初，在香港经营的大光明影业公司旗下有李丽华、周璇、陶金、顾也鲁、王丹凤、刘琼……拍摄了《诗礼传家》《衣锦还乡》等轰动当时的影片，为配合抗美援朝拍摄了周璇主演的《和平鸽》；配合新中国婚姻法拍摄了李丽华主演的《小二黑结婚》……我的童年就是在贴满这些海报的南通老宅快乐成长，谁料好景不长……”我小时候，还去过离我家一站地的顾大导演在香花桥的寓所，新华路(原法华路)的香花桥一带是早年法租界洋人住宅区，那儿有诸如匈牙利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拉地斯拉夫设计的“外国弄堂”和老上海名邸“梅泉别墅”等地标性建筑。绿树掩映中的顾家别墅是我以前只能在外国电影上才看得到的豪华气派。顾而已殁于1970年6月18日。虎哥发表于《钟山》文学双月刊2003年第三期上“家族的故事”一文对他的大伯顾而已之死有如是描写：“把自己两百来斤的身体交给了一条裤腰带。那一年他五十五岁，抽了大半夜的劣质香烟，勇士牌，市价一角三分。”公号文章“中国电影史欠他一枚爱国金牌”的刊头照
据史料记载，“文革”中因当年赵丹、顾而已、唐纳三对新人在六和塔下集体结婚的历史小插曲让“红都女皇”不能释怀的情结，顾而已和当时的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活活被“女皇”的爪牙迫害致死。 难怪劫后余生的赵丹看到至交顾而已的儿女们触景生情号啕哀恸。就手足之情而言，我想姨父在知晓自己大哥备受折磨的惨状，内心的悲戚与煎熬是外人绝难体验的。但姨父对正义、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从来就没有任何改变……1994年，年事已高的姨父主持大型文集《南京大观》的编纂工作时，开列了一份曾在南京工作和生活过的著名作家、报人、专家学者的名单，希望我联系上他们为之撰稿，组稿对象有茹志娟、贾植芳、沙叶新、郑拾风、邓云乡、黄裳等人。其中，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前报人、著名剧作家郑拾风（1920—1996）当时已基本处于封笔状态，但一听说我姨父的请托，当场作了应允。没过几天，郑老就辗转托总工会写杂文的作者张辛豹先生转告我上他家去取稿。郑老一口地地道道的四川话直率地告诉我，之所以这样“卖力”，完全出于佩服南京顾氏敢于说真话云云。为将郑拾风老先生这段语焉不详的文字表达清楚，兹借用原在团中央供职的施亮先生写于 2004年的《心香一瓣祭英灵——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记》中的叙述:“与我同住一所宾馆的，有一位江苏的老作家顾尔镡先生，他是被江青迫害至死的著名导演顾而已的弟弟，正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那时，他在南京某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应该多一些创作自由，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这篇文章引起北京某些大人物的震怒，以致胡耀邦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可是，公开点名批评顾尔镡后，耀邦同志内心深感不安，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安慰顾尔镡先生。”据我所知，年近花甲的姨父经历此事后一度赋闲在家，并执著地迷上了古董收藏，以致为购得藏品向高晓生等好友告贷。其所以执著，我想大概也就是刻意回避煮字为生职业习惯的精神疗法，所谓避席畏闻是也。
1994年，由江渭清任名誉主编、顾尔镡主编，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观》在金陵饭店举行《南京大观》首发仪式的新闻发布会上，由我约上的《解放日报》记者查志华、《新民晚报》的戴逸如等怀着“不一般”的热情，捧着飘着油墨味的《南京大观》赶紧请莅临现场，年届85岁德高望重的原江苏省委书记、《南京大观》名誉主编江渭清老人签名留念。那天，姨父也欣然应我的请求签上他的大名。这也可视作他老人家情系乡梓，至诚至真，无愧于时代的人生印记。（笔者注：此文写于2010年10月7日，2023年2月22日重新改定，并附以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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