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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丨​张世华:我曾在天安门边上卖大碗茶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1965年小学毕业照
张世华,出生于北京。1969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毕业分配至铁道部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当工人。后为工农兵学员到西南交大学习。毕业后回到原厂当技术员、工程师。之后调入北京市总工会,从事政策研究和编写工会志等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曾在天安门

边上卖大碗茶




作者:张世华



我小的时候曾经生活在北京南长街刚进口东侧的一条胡同里,那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可容老百姓居住的地方了。它东接故宫的红墙黄瓦,西牵中南海的黄瓦红墙,可以说,这儿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皇城之内、天子脚下”。

我住的这条胡同叫“织女桥东河沿”。

南长街。作者小时候居住的“织女桥东河沿”就在街内右侧房子的后边。徐孝民摄


此胡同的初始形成要追溯到明代。据道光、咸丰以来的朝野杂记记载,故宫西华门外以南的地方,居住的都是宫里的南府乐部和杂役人员,没有道路可以通到宫外的大街上。只是到了民国三、四年间,南长街才开建,开辟出通向宫外的街口。

后来,这条小街从东、西华门的交汇处继续往北拓展,便有了北长街,从而有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道路,将天安门、中山公园、故宫、中南海、北海、景山连为一体,成了北京最著名、最隐秘、也最有故事的一条街。

我小的时候,每天上学走在这条街上,看着街道两边的古槐枝枝相扣、叶叶相搭,会感到这里是那么幽静,心里真是舒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街上的汽车很少,只有那大红色、外形如面包、捷克产的5路公共汽车会来往于南、北长街上。每当车辆驶过街面上曾有的一座石板桥,就能听到“咣、咣”的回响,这声音与汽车行驶在柏油路面上的声音是不一样,所以印象挺深。

在织女桥东河沿胡同原址的墙上,留下一个对其历史的介绍


这个石板桥,就是织女桥。它下面的河水是从中南海东墙下的水闸流出的,先沿着百米的露天河道流淌,接着流入织女桥的桥洞,继而流经中山公园红墙下的水箅子,最后流进公园,汇流到天安门的金水河。

这段露天河道的风景很别致,河两边是自然的山石块,有的花岗岩石面如洗衣板,上面呈现出一条一条的勾槽,想必是前人为洗衣方便刻意凿出来的。我小时候,常从家里拿着木棒锤、皂角或碱面,来这里洗衣裳,捎带玩水。河水不深,清澈见底,常能见到一队队小鱼从河底的小石子上游过。

小河靠近中南海外墙的那边,还有一座由几根树桩支起,桥面由长短不一的木板搭建的小桥,供居住在小河两岸的人们穿行之用。记得当年在紧邻小河的中南海墙上还有块匾,上写有“天官赐福”几个大字。

河的南岸有南长街小学,院墙里恣意生长着高大的老桑树,它枝叶伸张,茂密如棚,遮蔽在小河的上方。待桑椹成熟,会悉数落入水中,我伸手去抓,捕到水面,它却顺水流跑了,捉不到,一身湿,可充满了乐趣。

故宫西门与中南海东门遥遥相对,间距大约三四百米。这地方被称为西华门,是南、北长街的衔接处。过去大人们爱在河边遛弯,孩子爱在这里疯跑。这是西华门大街故宫西门一侧。徐孝民摄

还能记得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奶奶领我们祭奠故人,她满脸肃穆,将用秫秸杆做支架、高粱纸糊的河灯,放到河水中,我们看着河灯顺流而去,不敢出声。当夏日汛期来临,中南海开闸放水,常有大鱼卡在中山公园墙下的水箅子处。我至今还记得爷爷擎起大石头去砸鱼,再下到水中,用大手攥住活蹦乱跳的大鱼的欢乐情景。

大概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为了拓宽车道,织女桥被拆掉了,小河改为地下管道,明河改为了暗河。

早年间,这的居民或许都与皇宫有关,听奶奶说,我的曾祖父曾在宫里当差,先是厨子,后来当了三海(北海、中海、南海)船坞首领。我的爷爷是他的侄子。爷爷人高马大,没什么心眼,曾在宫里养马。我奶奶是满族旗人,圆乎脸,大脚板,后来知道她也曾在宫里干活,是个宫女。所以呀,尽管她后来的日子挺穷,可架子不倒,腰板总是挺得很直,头发也总抿得一丝不乱。她说话办事讲规矩,教育我们很严苛,如;不能跟人家借东西、不能串门儿、不能背后议论他人,等等。

还要把话扯回来,皇宫的南墙这么一拆,宫里的杂役们就成了平头百姓了,他们还居住在这里,慢慢地就跟后来搬入的达官显贵混居在一起了。到了民国中期,这里盖起了不少小洋楼,成了有钱人的府邸。特别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政府的不少领导干部搬了过来,就有了官民比邻、贫富杂居的景象。

作者发小刘正,在一部外国人1955年拍摄的视频里看到了自己(左三)。他非常希望找到那个与自己手拉手的叫郭小鹏的小朋友。小鹏,你在哪里?你还好吗?


先说五六十年代那会儿我小时候的邻居吧。

紧挨我家住的小院,是一座小洋楼。里面就搬进来几家中央机关的老干部。那会儿,谁家都是孩子多,很快,我就跟那几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还记得,他们那座楼的三层顶楼上有个十多平米的大露台,我们附近的孩子都喜欢找茬上他们家去玩,只要一进去,就直奔这个大露台——春天撸槐花——回家蒸槐花窝头;夏天够桑叶——回家喂蚕。我更爱站在那仰头看鸽子飞,每当看着成群的鸽子带着鸽哨盘旋在蓝天上,好像自己也飞上了天!

说来,最快乐的时候是五一、十一的夜晚,我们会在露台上一起欣赏从天安门广场腾空而起、肆意绽放的礼花。待礼花的烟雾散去,那一朵一朵白莲花般的降落伞就会在夜空中显现,我们看着它们飘呀飘呀,真恨不得它们能立即落在自己手中!这时,我们会一窝蜂地冲下楼去,到胡同里去寻找那些撒落下来的没有燃尽的礼花炮。捡到了,再找个晚上,凑到一起,让这些礼花头再现光彩。有时,胆子大些的男孩子不怕滑,会爬到由青石板铺盖的尖尖的楼顶上,去那里眺望天安门广场和中山公园里的景象。

织女桥东河沿胡同近影。那曾是作者小时候挖蚕蛹的地方。而今没有了绿荫,没有了烟火,公园的红墙也加高了很多。徐孝民摄

我的胆子也不小,会跟他们一起爬上去。每当我站上楼顶,那绿树红墙、汉白玉门柱,还有那由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矮墙围起的五色土社稷坛,以及更大面积的、层层叠叠的、金黄色的故宫大殿的琉璃瓦群落,均被收在我的眼底,它们在夕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那图景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至今不忘。

我们胡同里的另一座小洋楼,全部由耐火砖建成,呈暗褐色。大门是拱形顶,红漆。大门往北是楼的一层,往南有十米长的高高围墙,围墙每隔两米左右建有突出的砖砌的方形柱子,顶上有带铁罩的洋式路灯。我曾有幸进去过几次,院里有棵细高的枣树,还有个长方形的大花坛,花坛里种有蝴蝶花、鸡冠花、美人蕉等漂亮的植物。楼前由几层的大台阶引领入室,楼上也有个大露台,露台由四方块的红瓷砖铺就,据说那是个舞池。舞池的下面,也就是一层与半地下室,那里有一片通体透明的用大玻璃做的隔断墙。

往下走,在半地下室的房间内,墙边安放着一棵挂满了糖果和彩色小盒的圣诞树;大厅的中央,还横亘着一个下凹式的大水池,里面竖有一个半人高、可喷水的、长满青苔的假山石,石上点缀了各式各样的楼榭、廊桥、亭台等用彩瓷制作的小景观,喷水溅出的水雾在玻璃窗投射进来的阳光下,时而氤氲,时而彩虹。红色大尾鱼在水中游弋,充满了意趣。我见到这景儿,如同走进了神话世界,被吸引得根本就不想挪窝儿了。

西华门北侧,位于北长街上的一六一中,曾是北京著名的第一女子中学。它的初中部在路西的一座大庙里,高中部在路东的大院里。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改建,非常壮观。徐孝民摄


奶奶告诉我说,这幢小楼的原主人是民国次外长曹汝霖的第四个女儿,老邻居都称她为曹四小姐,她终生未嫁,至1957年生病去世前一直住在这里,后来她的骨灰被送去了台湾。女主人生前,我奶奶曾给她家做过帮工,深得曹四小姐信赖。曹四小姐曾送给过我家一座镜台、一副精致的象牙麻将牌、两盆腊梅花、佛手花,以及绣花鞋面等物。现在家里仅存的只有那个镜台了。之后,这座楼就归国家所有了。

后来,这里,先是住过一家匈牙利人,他们与周围邻居相处得很融洽。记得,有些个午饭后,我们院里的三四个小孩会一起跑到他们楼下齐声去喊:“冰激凌、冰激凌!”男主人就会出来,他常用手轻轻地拧一下我们的脸蛋,便会掏出钱包,给我们每个孩子一毛钱,让我们自己去买冰激凌吃。周末,他们还会邀请我们坐着他家的小汽车跟他们一起去接住在寄宿学校的两个孩子。记得这家的大男孩看我们吃用榆钱儿拌棒子面蒸的“苦累”(一种穷人饭食)后,也爬上墙,去撸榆树上的榆钱儿,然后打上好几个鸡蛋,在瓷水碗里搅和着吃,边吃边咧嘴!这家老外回国前,把带链套的儿童自行车和点上燃油就能在水里开动的小轮船,一股脑地都送给了邻居的孩子们。

一六一中校舍。平视,地上两层,走近看,会发现地下还有一层。其建筑方式如陕北窑洞,下面有院子,教室有窗子。徐孝民摄


这家匈牙利人搬走后,是乒乓球国手容国团搬来此房居住。我从没见过有汽车来接送这位长得非常帅的世界冠军,倒是偶尔能见到他的妻子。女人高高的个儿,丰腴、白皙,常常穿件当时很少见到的桔红色的确良上衣,站在胡同口处,不知在等谁。每逢他们夫妇从胡同里走过,我也没见过赶着追踪、围观的“追星族”。

再后来,这里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驻京海运办事处了,门外还加了警察的岗哨。

那么再后来呢?八十年代,小楼还在,九十年代,小楼还有,只是胡同里的大树不见了。进到新世纪的一天,我骑车路过那里,发现织女桥胡同里的那一座座小洋楼都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由安有电网的灰色高墙所围起来的深宅大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大多不富裕,民风也淳朴。当年干部家庭的生活状态与我们平民家庭的生活方式相差不是很大。比如,我的母亲每天走着上班,她的工作单位在地安门,并不近,来回十四五里路,而那位住在小楼里的一位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夫妇,也多是走路上班,他们的单位在八机部,沙滩附近,来回也是十几里的路。偶尔见有小汽车来接送时,也是车里尽量带上其他的同事。

位于南长街口西侧的一六一中校址。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里是著名的北京男六中。后并入一六一中学。这也是当时新建的校门。而今都不复存在。徐孝民摄


又比如,一个住在北长街前宅胡同里的我同学的妈妈,也是走路上班。她的单位是国家水产部,在西单大楼,少说也有六七站。她不仅早晚走着上下班,中午还要利用午休时间跑回家一趟,就是想帮着家里的保姆操持一下孩子们的午饭。我常遇到她,看她哪里是在走路,简直就是一路小跑!要知道,她也是机关干部,更是局长的夫人呀!还有住在西华门以南、路西大绿门里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女士,我也是常能见到她步行到全国妇联去上班。

当然,织女桥东河沿胡同里住的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人们分住在一座座的平房小院里。这些平房,年久失修,一遇下雨,必定屋漏。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我家的破房每回遇雨,必接个四五盆水泼出去才能完事。天晴了,我奶奶就要张罗着修房。她先找来沥青块儿,端到房顶上,再让我在下面把火通条烧红,递给她,她再用火通条融化沥清,一点点地去补房顶上的破油毡。

夏天热,屋子窄,奶奶就在院子里或胡同的大门口给我们支一个用木条钉的大木排子,让我们躺着乘凉,她一边给我们搧扇子驱蚊,一边让我们仰望夜空,指认牛郎、织女、北斗七星。那情景真的如丰子凯先生在画中描述的一般。

如今南长街内的街景。高大的围墙推到了街边,再见不到女一中、男六中的校址了。徐孝民摄


我的爷爷是1963年过世的。之前,他独自租住在我家邻院的一间小旧屋里。那是间没有电灯的房子,有时我和姐姐晚上过去看他,要先在墙上拴根浸了煤油的纸绳,然后点燃它取亮儿。每每看到爷爷睡觉时为了御寒,用破筐压住被角的样子,心里真不好受,可又没办法!

小时候有苦的记忆,可也记住不少乐子。

那会儿,我家几个孩子,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盼着爸爸快下班。因为那会儿,他有了辆自行车,车上还带了个磨电池的灯。只要他一回来,我们就抬起他的自行车前把,一个人再去摇那个车蹬子,让车轮转起来,我们好看那磨电灯随车轮的转速快慢而显出的由暗变亮,再由亮变暗的过程,感觉真是奇怪。我们盼爸爸回家还有一个小心眼,就是期望他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点什么来,比如“糖耳朵”,或者“糖火烧”什么的,这样,我们就能一人一口,尝尽人间的甜蜜。

每逢五一、国庆,胡同的孩子们便纷纷找出墙旮旯里放着的向日葵的长竿子,好去够树上挂着的放礼花后飘落的降落伞,那可是这条胡同独有的热闹景象:一阵璀璨的礼花过后,天空便出现一串串由彩色小降落伞吊着的礼花壳,这些随风飘落下的小降落伞,多数会落在这条胡同的大树杈上。这时,胡同里的大人、孩子们就随风而追,谁追上算谁的——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大包袱皮呀,有的人还用其做了围巾!

还记得,有次一个孩子追进我家的院子,把邻家炉子上坐的壶都撞翻了!还有一次,有个人捡到了一个大气球和一条写着标语的长幅大红布,那可真是羡煞人!

西华门大街中南海东门一侧。那曾是作者和小学同学跳皮筋、学骑自行车的地方。徐孝民摄

过节期间,游人很多,不知是谁起的头,看到这个“商机”,就带上我们两、三家到南长街出口往东,天安门西边的便道上去卖茶。我上小学了,也懂事了,知道家里需要钱,所以对卖水这事很积极。先在家烧好水,再把大水壶裹上棉被放到小车里,再搬上小炕桌、小板凳,到天安门西边的便道上摆摊儿,一碗茶水二分钱。我怕寒碜,不敢喊,我弟弟不害臊,大声吆喝“大碗茶,二分一碗!”我呢,不怕受累,推着小车,提着大壶,家里、街上地来回跑。

后来,听我妈说,节日的三天里,能挣出三四十块钱呢。那可真是不少,那几乎是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呀!我小的时候还常去胡同南口的南花园捡煤核,因为那里是中山公园与人民大会堂倾倒煤灰的地方。我拿着把用粗铁丝做的爪篱和破筛子,连扒拉带筛,可以捡回够烧几天的煤核,这也能给家里省点煤火钱。

夏天,胡同里的男孩子们常用旧车胎熬胶,去粘“知了”,雨后,又用大扫帚去捕打成群的在低空萦绕的蜻蜓,然后把逮住的蜻蜓夹在手指缝间,谁夹的多,谁就得意;女孩子们则拿着空墨水瓶,顺着胡同两侧的墙根去捡槐树虫,挖蛹。每见到吊在半空中的槐树虫,就一边跺脚,一边冲它喊“嘟!嘟!”虫子就会自己掉下来,我们赶紧捡起装入瓶中,带回家喂鸡;如果挖出的是紫色外壳的虫蛹,我们会捏着它,对它嘟囔“金刚、金刚转转,姆们(我们)、姆们看看!”虫蛹就会扭动头部,绕圈转悠,那叫一个逗人!现在想来,真的挺恶心,可当时,怎么就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冬天,西北风呼啸,风后胡同里会出现一地的干树枝,出去一趟就能捡回一大抱。每次捡回这一抱柴火,奶奶就高兴,会在墙边支起大柴锅,给我们熬粥、做贴饼子吃,那可真香!还记得一次,姐姐往灶里扔进了一个没燃完的花炮头儿,一下子炸响,把在灶前烧柴禾的爷爷吓得摔了个仰脖脚子的大屁蹲儿!幸好没把柴锅炸裂,没烫着人。

这是中山公园的西南门。游人只许出不许进。早年间,这里堆满了煤灰渣子,是作者小时候捡煤核的地方。徐孝民摄

我们胡同的一边,就是中山公园的西墙。墙外常堆着小山一样高的煤矸石,这可给我们这群孩子提供了进入公园的便利条件。每次假日晚会,我们这群孩子会一个接一个地往里跳,为的能省下入园的三分钱门票钱。可是,墙外有煤矸石堆的土坡,墙里可没有呀,那墙至少三米高,我们就紧贴着墙往下出溜。记得有一次,我一下没跳好,戳了尾巴骨,疼得站不起来。

与我们这些贫民孩子生活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我的一个发小,父亲是外交部门的翻译,他的穿戴与我们就不同,常穿一条吊带的小裤子,跑来跟我们一起逮蛐蛐。我没进过幼儿园,可他就进了中山公园里第三幼儿园,让我们很是羡慕。最近,在一部由外国人拍摄的1955年的视频里,发现了一段记录这个发小三岁时在幼儿园里的影像。你看他吧,正牵着另一个小朋友的手,笑着,逛着,活得那么开心。后来我想,人呀,不论是穷也罢,富也罢,低也罢,高也罢,只要是孩子,在他们眼里,天都是蓝的,树都是绿的,只要没被约束,他们就是快乐的!

暑期,每个周末的傍晚,中山公园都要举办“文艺晚会”,即使隔着一堵墙,园内的欢乐气氛也总能感染到墙外的孩子们,园内播放的乐曲,同样在胡同里回响,什么《喜洋洋》《步步高》《紫竹调》《金蛇狂舞》《春之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等等,太多的中外名曲的旋律,我们都能哼唱!

如今,从这条胡同走出的孩子,有的已成为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影视导演,有的是进入国家顶级乐团的音乐人才,更多的则是分布在各个领域辛勤劳动的普通一员,但大多人都有着对音乐与艺术的爱好,这不能不说与那美好的旋律有关。

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百年沧桑的河沿、长街,如今却成了没有绿荫,没有烟火气的灰色高墙!呵,我那深藏于心底的亦古朴、且乡土、既市井、又温暖的曾经的织女桥东河沿胡同,永远是我心中最祥和、最宜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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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华:天安门西侧
一条有故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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