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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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生于广州潮州，1965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同年调入外交部，先后任礼宾司科员、驻卡拉奇总领事馆职员、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礼宾司处长并为该司领导成员之一、中国驻古晋首任总领事。

主要著作有：《世界各国国旗》《最新各国国旗国徽》《从礼宾官到总领事》《花园国度——马来西亚》《犀鸟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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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65年我到礼宾司工作不久的一天下午，司领导让我随一位老同志去中南海西花厅，协助安排周总理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先生的相关事宜。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此后，我又有机会数次见到周总理，聆听他的指示和谆谆教诲。

有一次，周总理要礼宾司的同志记住四个字——“礼宾革命”。不久，礼宾司就把“礼宾革命”四个字贴在礼宾司亚非处办公室的墙壁上。周总理让我们每个人天天看到“礼宾革命”，并永远牢记它。

“礼宾革命”

“礼宾革命”就是指礼宾改革。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礼宾工作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它指引我国礼宾工作不断改革、完善和提高。

周总理指出，历史上的礼宾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封建帝国的，一类是资本主义的。过去有很多礼宾规格是资本主义国家定下来的，我们学了一些这类东西，同时还学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套礼宾制度，也不能完全废除，但可以打破一些，要进行改革，要更多地发挥创造性。

这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是形成既与国际上公认的习惯做法相一致、相衔接，又要具有我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礼宾。礼宾工作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前进，使礼宾能更好地为贯彻我国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服务。

1952年，蒙古最高领导人泽登巴尔访华，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接待外宾。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周总理的领导和关心下，那时的礼宾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改革。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删繁就简

即删简礼宾安排方面一些过于烦琐的礼仪和程序。例如，国宾来访，取消双方领导人在机场讲话、外交使节在宴会上轮流向宾主一一敬酒等烦琐仪式；简化为到任的外交驻华使节递交国书。这种改变，减少了程序，缩短了活动时间，丝毫不影响原有仪式的隆重，对各方都有益处，同时还规定国家国宴为四菜一汤的标准、降低涉外赠礼标准等。

2

创新开拓

即根据我国的情况和我国对外工作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独特做法。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国宾来访安排的机场群众欢迎仪式，体现了我国对各国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国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代表机构以大使馆同等的地位和优遇等。

3

有的放矢

有针对性、不强求一致。周总理经常教导礼宾司的同志，礼宾安排要有针对性，注重实效，要根据客人的情况来决定，做到有的放矢，要严谨细致，技术上的差错往往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他强调：礼宾活动安排要依据对象、情况、时间与地点等诸多因素来灵活地运用多种形式与做法，不生硬照搬。如我国宴会席次安排，周总理就主张区分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安排，突破了西方的一些习惯做法，如举行宴会时非得女陪男、男陪女的固定模式。

周总理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日理万机，非常忙碌。他经常强调礼宾司工作无小事，凡是涉外的工作，他坚持事必躬亲。他经常打电话到礼宾司了解情况，审核礼宾安排、决定宴请外宾桌次和席位、确定菜单等。他那忘我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感人至深。

我的同事曾讲过一件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访华，其中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我国为他们提供接送的交通工具。按照国际上传统做法，接待国不为外宾提供境外的交通工具。对此，礼宾司议论好久，提不出什么好方案。

中国代表坐上联合国席位

周总理有点生气，批评礼宾司对“礼宾革命”在思想上还是没想通。他说：“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要来中国，不能拒之门外。这次联合国恢复我国席位，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投赞成票，这是政治上对中国最大的支持。礼宾司怎么这个政治账都算不过来！”他要求对这些国家要有求必应，派专机出国迎接，由礼宾司的领导去办，并要求礼宾司写报告送给他批。

这件事让我想得很多：“礼宾革命”不等于简单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敢于创新，服从政治大局。新中国的礼宾工作就是遵照周总理的改革创新、不断开拓的思想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礼宾司的日子里，我亲历多项礼宾改革。礼宾改革有其深刻、丰富的内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随后我参与礼宾改革的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顺应形势的发展，改革以往的某些礼宾程序；

二是保证礼遇规格，恢复和增加必要的礼仪形式；

三是在开展礼宾工作时更加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完成外事任务的前提下，精打细算，节省外事开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总理不时关注着礼宾革命。他认为，有关礼仪活动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他多次讲道，譬如我国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我们不一定年年都搞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可以逢五、逢十或有特殊意义的事情需要庆祝的时候举行，那样就更有意义。

上述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无疑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礼宾进行更大范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离开我们之后，礼宾司牢记周总理“礼宾革命”的指示，进行多项礼宾改革。其中，改革接待礼仪、迎宾场所等方面，留给我深刻印象。

改革接待礼仪

随着各国民航交通日渐发达，并考虑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专机安全责任等因素，为了与国际礼仪实践接轨，1978年12月礼宾司上呈报告，建议停止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提供往返专机。同年12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改革方案。

1978年12月27日，礼宾司向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发出备忘录称：“以往中国政府曾应一些友好国家的要求，为来访贵宾提供往返专机。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条件有限，且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日渐增多，适用于国际航线的大型客机严重不足，为此，今后对来访贵宾不再应要求提供专机，请予谅解。”派专机接送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的做法就此停止了。

1980年7月1日起，对来访重要外宾在我国境内由我免费招待的随行人数进行了限制，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正式访华，其随行人员在30人以内，部长或副部级官员访华，随行人员在10人以内。凡超过限额者，其各项费用由来访国自理。此后又改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免费分别招待为18人或12人，招待6至7天，后又改为只招待5天。

又如，1985年，外交部上呈由礼宾司拟定的报告，规定我方每月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副元首、政府首脑、副总理2-3起，外长不超过3起，同年9月此报告经中央批准。这个规定有效地控制国宾人数和重要访华次数。

1967年，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接待礼仪的改革是参照诸如日本、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接待礼仪惯例进行的，这使礼宾司每年国宾接待工作规范化，为国家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并且，自1978年9月起，从首都到省市，除特殊情况外，国宾访华时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89年1月，礼宾部门强调不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欢迎国宾活动。

改革迎宾场所

改革迎宾场所也是改革接待礼仪中的重要一项。20世纪50至70年代末，我国欢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的仪式在首都机场举行。

1961年6月13日，首都人民在机场迎接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新华社记者张彬摄）

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外交事业大发展，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次数迅速增加：1979年有37起，1985年增至70起，此后每年国宾访华次数有增无减。为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增加迎宾的隆重气氛，不少国家迎宾场所设在总统府、议会大厦或国宾馆等地。

借鉴外国的习惯做法，1980年1月，礼宾司起草并由外交部上呈报告，拟在钓鱼台宾馆举行国宾欢迎仪式。

此方案本已得到中央批准，但后来考虑到钓鱼台宾馆迎宾地点从施工到竣工尚需时日，且场地不够理想，礼宾司再与有关单位协商，向部领导请示，并又一次上呈报告，建议迎宾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0年8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将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至于机场或车站迎送国宾，则由副部长等官员出面。之后接待国宾设陪同团长的做法开始实施。这些礼宾改革照会外国驻华外交使团，受到好评和欢迎。

我国领导人称接待礼仪改革效果好，节约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群众也纷纷来信，赞扬和拥护这项改革，并拥护国务院撤销在钓鱼台宾馆内新建迎宾场所的计划。

一个目击者”写信表达他的感言：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的仪式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一、选择的地点好。人民大会堂是我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她本身庄严、雄伟，在此举行仪式，气魄大，比过去在机场更隆重。

二、不脱离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动集结观看仪式，可使外宾感到亲切、自然。

三、节约了领导同志的时间和大批量往返机场的开支。

四、广场的布置和整个仪式庄严、朴素、隆重、亲切，非常得体，仪式用的时间也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礼宾改革，希望能坚持下去。

2018年6月6日，在欢迎仪式上的三军仪仗队。（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人民大会堂的迎宾仪式比首都机场的迎宾仪式更加隆重。国宾沿着铺就的红毯检阅三军仪仗队，威严壮观。欢迎仪式还增添国宾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一项，即中方领导人陪同国宾检阅仪仗队后再次登上检阅台，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然后与参加仪式的双方人员离开迎宾场地，进入人民大会堂。

在礼宾司工作，有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会令我终身难忘。今天重温周总理“礼宾革命”的指示，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改革创新永远是生活的主题、国家发展的动力、民族之灵魂。

- END -

作者  | 吴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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