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默农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外交官，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使馆二秘兼领事，历任外交部礼宾司、办公厅处长，第一亚洲司专员、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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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每日新闻》首任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宝雄，作为中日两国互换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对周恩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他说有一天，他们正在机场休息室等待一位外国贵宾到来。当周恩来快步进来时，他们立即起立默默施礼。周恩来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一国的？”当他得知是日本记者时，似乎考虑了什么，但还是很快伸出手来，一边用温和的目光注视，一边郑重地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离去。这是一种既高雅又爽快的举动。

 周恩来总理

新井认为周恩来对他们略现迟疑，是因为当时到日本赴任的7名中国常驻记者实际上是在“保护”的名义下被置于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即使在某些场合遇见日本外相等要员，也往往受到冷落，仿佛是“不受欢迎的人”似的。他认为周恩来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遇到日本记者不免犹豫一下，然而周恩来随即果断地伸出手来热情握手。新井说这虽然是桩小事，其意义却是深远的。

除了中国驻日记者受到不礼貌的对待，那时日中关系又由于“吉田信件”（不准在对华贸易中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笼罩着险恶的气氛，佐藤内阁甚至明目张胆地抛出“一中一台”的政策。然而，周恩来对日本记者的态度没有丝毫变化，他同意廖承志每月在东安市场的日本料理同新井等人聚会一次。

当时世界上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中苏对立加剧、印巴爆发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形势紧张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不仅针对日中问题，还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能每月一次同接近周恩来的部长级要人自由交谈，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当时，在北京的一大批来自苏联、东欧和西方的记者能见到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就算是很幸运了，至于“自由讨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975年7月21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问团团长新井宝雄。

这是一种破格的待遇，日本记者因此竟成为苏联和东欧记者的采访对象。更令日本记者感动的是，尽管日本当局同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而使日中关系出现更加险恶的势态，他们却从权威人士那里获悉周恩来制定了不依靠日本赔款从事经济建设，因而不向日本索赔的方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图为日本外相重光葵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

新井不禁扪心自问：如果将战争胜利者与失败者的位置颠倒过来，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新井想必不会忘记《马关条约》除强迫清政府赔偿2万万两白银之外，还对台湾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更不要说其后侵占东北达14年之久，以及蚕食鲸吞华北广大地区的罪行了。）他说自己每当想起这些，就越发痛感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那种囊括万物的博大胸怀和洞察未来的政治远见。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新井说他在担任常驻北京记者期间，目睹了周恩来不为时代风波所干扰、孜孜不倦地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友好以及永久和平而辛勤工作的高大形象，这也是引导他更加深入地走上日中友好这条康庄大道的一个转折点。

新井回国后撰写了《周恩来的实践》和《领导能力的秘密》两本纪念周恩来的书。他说在撰写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廉洁奉公，无私地、彻底地为人民奉献等高尚品德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次禁不住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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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周恩来外交学》

作者 | 裴默农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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