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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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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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翻译

作者大学毕业照片，摄于1959年。

1959年我大学毕业，外交部从我们这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几个人送进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班。

因为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少，过去的那批好翻译年龄慢慢大了起来，就主张要培养年轻人，于是有了这个翻译班。进到班里的，不光有外国语学院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的应届毕业生。

翻译班分英语和法语，每个班也就五六个人。老师是花钱从国外聘请的，由于面对的学生少，所以老师能教得很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高。

1959年10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同来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和首都人民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

没多久，举国上下就在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受邀参加的外宾很多，翻译班几乎所有学员都被调去做翻译工作，我被召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参加接待的人进行了为期近三个月的集训，内容包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各种常识和礼仪，包括西餐怎么吃、刀叉怎么用等细节。这次集训对我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很有帮助，因为这些交际基本常识后来再没有人系统地教授过，结果有些没受过训练的人不太知晓个中规矩，在外交场合难免出一些洋相。

这次参与十年大庆的庆典活动，是我第一次做翻译，当时我刚20岁。有关方面觉得我工作得还行，日后再有外国代表团访华，又几度“借”我过去当翻译。好的评价产生“雪球效应”，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机会。和外宾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我既感觉新鲜，语言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我在翻译班的1959-1961年，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能够有机会和外宾一起住大饭店、享受特殊待遇，几次借调，我就把在学校里的营养亏欠找补回来了。

那段日子里，每当我接待完外宾回学校，大家就觉得我胖了；而当又有外宾来，我去调用的部门报到，认识我的人又会说：“你好像瘦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我在困难时期身体并没有受太大的损耗，刚到北京时身高不过一米六，大学毕业时已经长成一米七五的男子汉了。

外交生涯的起步

1961年1月，外交部把我借调到共青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我派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去工作，因为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作“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我们有中国代表在那儿。

这个组织不像现在的联合国，它通用的工作语言是法语，因为主席是意大利人，总书记是法国人。开会都讲法文，不论发言者讲的是西班牙语还是英语，都要翻译成法语。我当时的工作就是给中国代表当翻译，开会的时候跟他“咬耳朵”，把别人讲的话翻译成中文，他发言的时候我就翻译成法文。

马克思曾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走上外交岗位后，我深感语言是外交工作者必备的武器，也是捕捉更多机会、提升人际交往水平与质量的利器。

我在大学学的是法语，英语是第二外语，只能简单讲几句，离熟练运用还有较大差距。在布达佩斯工作期间，通过利用一起吃饭、饭后散步的机会跟其他会英语的工作人员聊天练习口语，我渐渐打厚了英文的底子。此外，我的第三外语——西班牙语，也是在这个时候自学的，还能当口译。

后来我在联合国能利用非正式场合与各国的外交官员进行广泛接触，皆受益于在布达佩斯时多学了两门语言。

1963年，吴建民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留影。

我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了三年多，跨了四个年头。其间，我学了不少东西，也挨过批评，长了教训。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到布拉格参加国际学联的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全国青联的秘书长钱李仁。那次会议争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钱李仁的辩驳十分有力，我翻译得情绪激动。这一激动，语调便高了起来。钱李仁会下对我说：“你的嗓门儿那么高干什么？你要注意，你的嗓门儿不能超过我的嗓门儿！”

话虽然说得挺不客气，但在有了更多经历和深入思考后，我感到老同志这样的及时敲打是非常有益的。在国际论坛，在外交场合，不是情绪激动声调高昂就能占上风，最能说服人、最有力量的，还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气氛越紧张就越要沉着镇静。

1964年，全国青联副主席王兆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我从布达佩斯赶过去做翻译。会议期间，苏联人举办了一个招待宴会，我感觉宴会上的菜不好吃，便故意给服务员出了点小难题，还向苏联人调侃说：“听说你们现在好像老吃马肉，是不是牛肉不够吃啊？”

这些情况后来被人报告到王兆华那里，王兆华在代表团内部开会时说：“人家准备了宴会，我们要去吃，而且要说好吃。外交场合气氛不能弄得那么紧张，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我们有些年轻同志，讲话像老‘油子’，这样不对。”

领导没有点名，但我知道这是在说自己。挨了批评不免沮丧，但事后反省，当时我在宴会上的言行更多是出于青年人的调皮心理，并未考虑太多，领导的敲打让我认识到外交是讲究礼节和风度的，讥笑和嘲讽不是战斗，公共场合要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言行。

1964年，吴建民在世界青年联盟的留影。

当时我们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包含着许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现在有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有点心高气傲，觉得老给领导端茶倒水、干杂事有点委屈。想要尽快施展才华并没有错，但趁着年轻多学习、体验，为领导和同事多分担一些，也是一种对性格和能力的磨炼。当时我还年轻，没有想太多，只是用心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现在回头看，这些积累何尝不是为我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自己打基础呢？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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