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草根二题

庞旸｜文

（一）小区里的修车“老头儿”

①

我们这个小区在京城最南边。小区里有大报社和教育局的宿舍，也有西城“金融街”的搬迁户，因此居民成分挺复杂，知识层次、社会阶层参差不齐，很难用当下有人爱说的“高尚小区”和“低端居民区”来划分。

现在不是老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吗？到我们这个小区来看看，无论什么社会背景、收入层次的居民，都在这里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地做邻居，也算是有点“和谐社会”的味道吧。

五六年前刚住进这个小区那会儿，我还骑车上班。路远，车爱坏，小区里唯一的修车摊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修车的是个高个、皮肤黝黑的“老头儿”，爱说话，手上勤快嘴里也不闲着。一来二去我知道了，他也是西城来的搬迁户，在西城胡同里住时就干这个。他老伴在小区门口卖毛鸡蛋，老两口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供儿子上高中。

“老头儿”修车技术不错，活做得细，服务态度也好。有一次我临时出差走得急，压根忘了修车的事了。5天后回来才知道，他天天把车推回他那本来就不宽敞的住房，又天天推出摊来等我取，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就似乎和这“老头儿”多了几分亲近，每回修车，有事没事都要聊上一会儿，称呼也从“师傅”改成了“大爷”，儿子去打气，我都嘱咐他要叫“爷爷”。

修车这活挺辛苦。夏天，他光着黑油油的上身，满脸是汗，也不能用油污的黑手去擦一下；冬天戴着大棉帽、穿着破大衣，在外面一冻就是一天。

为了多赚点钱，他春节都不休息，大年初二就开始出摊了。那形象，真像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然而我发现，和其他修车的不同的是，这“老头儿”爱看书。

没活儿的时候，他手里总是拿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内容嘛，好像主要是通俗的历史小说或章回小说；还似乎对我们这些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挺感兴趣，常跟我打听新闻或写作方面的事。

我不由地问起他在哪读过书，这一问，才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老头儿”，而是“老三届”的下乡知青，比我那“六九届”的先生大三岁，当年也是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而我先生他们那些后来上了大学，在大机关、大报社工作的“兵团战友”，正当人生盛年，至少不会被人看成“老头儿”。他还告诉我，他的老伴，那个卖毛鸡蛋的老妪，是他在兵团时娶的当地姑娘。

我感慨：不同的生活境遇，竟使人在外形上差异也这么大。

从此，我对他的称呼，又从“大爷”变成了“师傅”。再后来，家里买了车，我不用骑车上班了，去修车摊的次数也少多了。偶尔去打个气、换个气门心什么的，还免不了要跟这位大哥聊一聊。

我知道，他们夫妇俩终于把儿子供得大学毕了业，当上了教师。这下老两口该松口气了吧？但是不，他俩还是那么起早贪黑地干。

“还得给儿子攒钱买房娶媳妇呢！”他带着几分豪气对我说。

②

因为开上了“四个轮子”，好长时间没光顾修车摊了。前天发现放在楼道里的自行车前胎瘪了，于是推到修车师傅的摊子上去补胎。

今天修车师傅心情不错，似乎正需要个人倾听他的好心情，我来的是时候。他喜滋滋地告诉我，最近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参加了“社保”，到60岁，就可以按月领退休金了。

“原来是不敢想的”，他说。后来邻居鼓动他去试一试，他也就抱着瞎猫碰死耗子的态度去试了，谁想到这一试竟然“有戏”。

“有戏”，因为修车师傅曾经是“知青”。

1967年他去黑龙江农村插队，但并没像绝大多数北京知青一样，在70年代中期的“回城潮”中回到北京。他娶了当地的乡下姑娘，进了县城的一家小工厂，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

如果不是有了儿子，他可能真的“扎根”黑土地了。儿子一天天长大，做父亲的不能不为他的前途考虑。

我这一辈子算是毁了，他想，要让我的儿子受好教育，上大学，将来过上好日子！这个信念支持着他四处托关系找门子，向厂子、县里的干部请客送礼，终于在1992年把全家人“办”回了北京。

到这时，他已经在黑龙江整整待了25年，儿子都12岁了。在黑龙江插队的北京知青里，他大概是最后一个回城的了。

他为回京付出了代价：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子，只能在胡同里支个修车摊，用在工厂学到的钳工手艺养家餬口；他的老婆子卖毛鸡蛋帮衬他，一家人和父母挤在大杂院的三间小平房里。

日子虽苦，好在儿子知道念书，也知道帮助父母干活，他觉得有了盼头。

西城建“金融街”，他和邻居们拆迁到了南城这个小区。他继续支摊子修车，他的老婆子继续卖毛鸡蛋。夫妻俩无冬历夏，风里雨里地操劳，没有休息日，过大年也只休个初一，初二初三就出摊了。就这样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当了一名教师。

这下该松口气了吧？可老两口还憋着一个心劲儿：要攒钱买房子，给儿子娶个好媳妇。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再苦再累，盖房娶媳妇也是做父母的天然责任，也是生活里的梦和念想。尽管儿子已经有了收入，尽管他们已经开始步入老年。

现在好了，27岁的儿子有了可心的对象，见天（北京土话，“成天”的意思）下班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约会。老婆子的一块心病放下了，夜里做梦都会笑醒。买房子的钱也攒了快一半了，目标是60岁退休时买上房子。

天知道北京房价这样疯长，到时候能否遂了心愿？而且夫妇俩老之将至，就没想给自己攒点养老的钱？听他讲得兴致勃勃，我没把这句让人扫兴的话说出口。

最近那件喜事让后一种担心成了多余。政府承认了他下乡25年的“工龄”，只需再交5年的养老保险，60岁以后就可享受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

“1000多，够我们老两口吃喝了！辛苦了一辈子，身体越来越差了。到了60，我也该歇歇了！”他真的挺知足。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当初回城时，把档案里所有的证明材料都补齐了。光求人开证明，就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啊！当时不出“血”，后来就该抓瞎了！不然，隔了那么长时间，你说你下乡25年，谁承认啊？！”他的话语里透着得意，和一点狡黠的小智慧。

我由衷地祝贺他。甘蔗两头甜，艰辛了一辈子，终于可以享受一个衣食不愁、踏实安宁的晚年了。现在不是常说“要让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吗？”从修车师傅身上，我看到了这句话的意义。

（写于2006年8月）

（二）出租车上的故事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能“侃”是有名的。那天我“打的”从陶然亭到西马厂，道不远却听了一路故事。

司机是通州人，口才好，也特爱聊。他对我说，开出租，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碰上。

有一次，在西单拉上一个老头儿。我问他上哪？老头儿说，我要去的地方，说了你也不会知道！我说，那总得有个地方吧？不然往哪开呀？老头儿说：“八亩地儿，知道吗？”我一听，还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老头儿说，你就往中日医院奔北开吧，到那我再告你！到了地儿，我一看，这不就是小营吗？我说，老爷子，你说小营不就结了？老爷子跟我犟：我就管这叫八亩地儿！我家打太爷爷辈就住在这儿，我打小叫八亩地儿叫惯了，改不了口！

敢情这是解放前的地名儿，早不这么叫了，怪不得没人知道！

那事过了两个月，我又在北京站拉上一个老太太。老太太80多岁了，独身一人从台湾来北京找亲戚，要去的地方正是“八亩地”。

北京站的出租车调度，一连问了七八个司机，没一人知道这“八亩地”在什么地方。老太太急了，对调度说，你要能帮我找到认识这个地名的司机，我出100块钱！

问到我，可巧就我知道。老太太乐坏了，掏出100元钱要给我。我说，老太太，你要去的地儿不太远，最多也就30几块！调度对我说：你就拿着吧，谁让这地方就你知道呢？

旁边的司机见这架势，也都纷纷过来问我这“八亩地”到底是哪，下次遇到这样的主儿好不犯难。我给他们讲了老头儿的事。那老头儿是成心逗闷子，这老太太可是解放前就离开了北京，光知道老地名！   

到了小营一带，老太太蒙了——这“八亩地”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她又把亲戚家的电话号码丢了，这可怎么找呢？我说，您别急，再好好找找！

老太太翻了半天，急出满头大汗，终于在钱包褶里找到了那个号码，我用手机和他的亲戚联系，终于把她送到家。老太太和她的亲戚那个谢啊！

故事说完，我也到地方了。下车前我对司机说：“谢谢您了，师傅。您人好，故事也好！”

（写于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