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公众号“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研究”
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行高致远，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于5月16日召开。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2014年5月10日正式启动，是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共同协办的金融论坛。
此次论坛邀请了诸多国内外重量嘉宾，对诸多金融学问题及研究发表了深刻的见解，编者整理了碳中和碳达峰、绿色金融、ESG、碳汇碳价等内容供大家参考。
嘉宾：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回到五道口金融论坛，这一节主要是讨论碳中和，所以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对碳中和的一些初步的观察，一些理论的设想。
题目叫“构建中国零碳金融，践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们通过构建零碳金融这样一个新的体系来创造中国的特色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我觉得零碳金融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国家做了郑重的承诺，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世界气候雄心大会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指标，包括单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5%，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占比达到25%以上，这是很雄心勃勃的目标。碳中和是一个范式变革，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根本方式的变化，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追求的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和消费，主要是以GDP来测度的。但是在碳中和的目标下，我们追求的是最大的人类福祉，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不只是物质生产的问题，包括社会、生态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好像是将外部负效应归进来就可以了，它也是一个消费方式的改变，也是人类效用偏好的改变，效用函数的变化，最后是人类价值取向的变化，不再仅仅倾向于消费高物质产品越多越好。整个社会将会形成一个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共同进行生产和运转的过程。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我称之为范式变更。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从这一张图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从时间来讲，2030年峰值以后到2060年碳中和，基本上就要从峰值的100多亿吨下降到0，这个在时间维度上是很紧迫的，因为欧洲从上世纪90年代碳峰值到2050年碳中和有60年的时间，而我们其实只有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很紧。这意味着碳中和带来整个经济结构变化的剧烈性和深刻性。但是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在稳健增长。我们估计在2020年到2050年GDP增长会达到四倍，翻两番，我们的初次能源消耗基本持平，碳排放基本降为0左右，当然还有10亿吨左右会因为碳汇等其他原因抵冲。实现四倍的GDP且提高能源的GDP 效率要靠科技，碳排放下降也是靠科技，这两个领域基本上都是靠科技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创造了很大的辉煌，大家可以看到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78美元，到去年的12000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但是我们仍是一个工业化的传统模式，是一个追赶模式，包括我们的金融也是追赶模式。因为西方金融市场发展了上百年，我们正在逐渐的追赶，逐渐形成。但是在未来的四十年，我们就可以逐渐形成零碳的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和世界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的，在大家走向零碳经济和零碳金融的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这也是今天想强调的践行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引领世界，贡献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来共享全球繁荣。我们在实现碳中和之前，在绿色金融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中国的绿色金融全球领先，现在已经有15万亿元的绿色金融贷款，全球第一。债券累计也是1.8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企业的绿色融资等方面也在不断创新，这些都发展得很好，因此我们也制定了一套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到2020年末，绿色金融占整体总融资的比重只有4.6%，还是很小，绿色债券占存量银行债券的0.73%，这个比重是很低的。在绿色金融里面以银行为主体发放的绿色信贷占比高达90%，远远超过了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存量比重的60.2%。大家知道在零碳金融里面相当部分要资本市场的债券，而且期限长，风险高，靠银行信贷支持绿色融资是有天然短板的，风险偏好不匹配，也不方便，我们也缺乏完善的绿色机制，因为投资不稳定，风险周期比较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从现在狭义的环保走到根本的零碳来支持整个经济碳中和，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态的金融新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金融将在碳中和转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一是提供规模巨大、期限长、风险高的零碳金融融资，我们估计光是能源融资就将达到185万亿元。而且会管理几乎所有资产负债表估值变化引起的变化。第一个讲的增量，是融资概念，我们第二个讲的存量，就是现有的金融资产的存量是325万亿元，因为高碳的估值下降，低碳估值上升。第三是要化解转型的金融风险，这也是特别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构建零碳金融的宏观管理体系，从绿色金融跨越到零碳金融，在这个基础上构建零碳金融的市场生态，整个系统和生态要和国际标准趋同，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自身还要实现零碳化。金融机构在业务上要支持碳中和，机构本身的运营要零碳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体系转化成零碳金融体系，金融机构转化成零碳金融机构，金融将在碳中和转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增量：大家可以看到投资，按照1.5度的话，180万亿元的投资中大部分是能源的投资，能源投资达到了13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的投资。第二是要支持碳中和的科创，整个科技发展都是创新，所以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这是金融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电气化投资、风能、太阳能、储能、配电网、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绿色建筑、绿色城市化等，金融支持科创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碳中和的基础是科创。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绿色的刺激政策和规划重点，累积有44.6万亿元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可再生能源、友好的能源和电力系统、集中式和分布式的能源和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和现代城市，包括交通、充电桩、清洁供热智能、低碳建筑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也变得特别重要，这是整个制造业的变化。绿色消费、智慧城市和低碳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购买电动的汽车；不再是大家买越来越多，而是买高质量的低碳产品；同时要创新基础设施，构建整个的科技基础设施、科教等等。增量的投资是很大的。但是存量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因为在转型过程中会重新定义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一变，国家、产业、公司、金融机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碳中和转型的金融风险就特别重要。有研究表明，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2度的话，比如说52%的天然气储备，88%的煤炭储备会成为搁浅资本，估值会发生变化。我们清华大学也有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在碳价上升和能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也会上升。中国金融总资产规模，现金、保险、债券、股票等加在一起也超过了1000万亿元。那么大的资产都经过上面讲到的资产价格重塑产生的变化，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四大国有银行，我们称之为五大门类，煤电、冶金企业，包括水泥、化工等都是高能源、高排碳的产业，这些产业占银行的公司贷款比重还是高达53.73%，所以存量的调整还是很大的事情。这也是现实中需要处理的问题。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从构建宏观框架开始，我提出需要构建和碳中和一致的中国模式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央行要积极推行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宏观政策里面要加紧推进碳中和的结构性工具、政策，比如说绿色Q1，比如说特殊通道，来支持碳中和转型，来纠正市场的不匹配，其实是通过非中性的价格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来纠正市场的失误，纠正金融体系相对价格的扭曲，支持碳中和转型，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我们人民银行有丰富的窗口指导经验，疫情危机中的普惠金融再贷款机制，我们就是需要把它理论化、系统化，并且把传导机制等模型全部做好，就是开创了世界先例。美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也用了很多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市场中性被打破了，在碳中和方面可以在学理上更加有基础论证。整个风险管理系统，我们建立在巴塞尔协议的支柱上，这个也需要做新的改变。巴塞尔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考虑调高高碳资产和低碳风险不同资产的权重，外部监管下，要鼓励开展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的相关压力测试，第三支柱是市场约束，强化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现在是巴塞尔Ⅲ向Ⅳ走不下去，现在是一个机会，根据碳中和的目标重新塑造跟碳中和相关的风险管理系统，这个也会引起ERA模型（生态风险评估模型）的变化，评估损失、反制风险等，这整个的风险管理，其中都发生根本的变化。金融企业披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TCFD（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经过五年的努力构造了一套披露的建议，包括企业战略、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等，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的企业披露的原则建议，现在已经有2600多家响应标准，准备按这个标准实施，所以披露性走在很前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碳中和其实是在根本上颠覆性的再造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整个的经济结构，整个经济从高碳走向低碳，能源革命、经济创新重塑整个制造业。金融业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构建金融的宏观管理框架、零碳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变得特别重要。去年的煤电波动就表明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是多么重要，同时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两个阶段构建零碳金融两个阶段实施目标、政策和路径，促进金融机构加强对零碳金融转型的风险意识，提升金融机构零碳转型风险环境分析能力，改变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式，需要在整个的产业数据里面引进新模式、新系数，构建零碳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以应对零碳金融转型的各类风险，同时加强零碳金融的基础设施，鼓励零碳金融的披露。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对标国际准则，因为碳中和零碳不是国别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因为它涉及地球，所以这个事情必须合作，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跨越了国界，为了人类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要对标国际标准和国际趋同，特别是在披露、风险管理等一系列资本市场，债券等国际协同，由此来达到零碳金融，这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从2018年TCFD，到2021年10月2600多家已经支持TCFD，成立了净排放联盟，23个国家的41家银行加入这个净排放，现在还没有中国的机构参加。国际竞争在标准披露规则其实已经开始，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主要的一次新的全球规则的制定，谁占有了规则制高点谁就占有未来，这也是全球竞争，同时在过程里面构建全球的资本市场支持整个碳中和转型。大家很难想象，比如说英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和私有经济为主的国家，英国成立了国家出面的主体气候银行，来支持零碳金融转型和科技创新。很明显碳中和是个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政府和市场合作，来共同完成。中国面临很大的压力，也有很大的机会，我们需要制定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框架，在这个阶段转型的战略，金融业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框架特别重要，构建碳中和目标下新的风险偏好，激励机制，披露、服务创新，构建风险管理系统，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从战略和技术到治理机制的充分准备，做好数据基础和数字化基础、知识能力和人才的储备。这是金融业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总体而言，在今天碳中和的大潮下，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碳中和就是要构建零碳金融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中国在碳中和的过程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模式金融体系的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抓手。我想金融业要抓住这个机遇，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构建我们的零碳金融体系，走在世界的前面。在今天构建零碳金融体系下，全世界其实是处于同一个出发点的，这件事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嘉宾：张晓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主要观点，我今天要讲的是绿色金融投融资体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投融资体制我们是怎么定义的，我做投融资体制也是受到朱民老师的鼓励，主要是跟谈从炎老师一块研究学习的。
我们在这个PPT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投融资体制，左半边是绿色融资体系，也就是融资需求方，其中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中间我们放的是绿色金融的交易场所，包括场内、场外，一级、二级市场。右半边是绿色投资金融需求方，合规的投资者。我们的设想是能建立一个高效的绿色金融投融资体系，能够帮助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双碳的目标。我今天的讨论主要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是我们国家现在绿色金融投融资体系的现状，也给大家看一下国际上的经验。先看一下我国的现状。第一个讲绿色金融的产品叫做绿色信贷，之所以选择绿色信贷是因为它是当前绿色金融市场当中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产品。其实刚才朱民行长已经提到过这个产品，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它的总规模已经是15万亿元，占到整个贷款规模的7.8%。我们这儿还有橙色、粉色的线，每年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三十之间，增速非常快，体量全球第一，但是在总贷款的额度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前进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第二个绿色金融产品叫做绿色债券，到去年年底余额是1.7万亿元，占全市场存量大概是1.3%。跟前面讲的绿色信贷一样，前进的空间比较大，前进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看一下我国总体上社会责任投资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做了一个综述。我国目前市场上ESG投资主要是信贷、基金、债券为主，跟别的国家相比，很多情况下更注重权益类的产品，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我们还处在早期的发力阶段前进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金融学的老师，我在看我们的现状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将来怎么发展的时候，还是想看一看国际上的经验，所以我挑了三篇代表性的学术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篇研究叫做“市场均衡下的ESG投资”，是LubosPastor和他的投资者一块写的，2021年发表的。这是一个理论框架模型，在问市场均衡条件下投资者会不会在乎绿色投资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说投资人只要对社会责任有偏好，有认知，就会持有绿色资产。绿色资产的定价也比较高，ESG风险发生的时候这些表现也会比较好，通过对绿色资产的持有，可持续投资可以使公司更加绿色，进一步带动更积极的社会影响，这是理论框架上。作为投资人，本身我们会不会在乎ESG？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来看一看国际市场上对于绿色债券的研究又是什么样的，这是CarolineFlammer去年的文章，研究在美国市场上2013—2018年绿色债券有没有受到投资人的认可，而且绿色债券本身有没有帮助这些企业减少碳排放，他们的数据就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这些绿色债券持有一个开放的正面的态度，而且这些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司在日后的经营当中也确实显著减少了碳排放，所以绿色债券是一条非常可行的道路。讲完债市咱们再来看股市，我拿了JoséAzar 去年的研究文章，叫做机构投资与世界各地的企业碳排放。他们看了全球资本市场过去14年的数据，主要聚焦于三大巨头的公募基金投资，他们想问什么问题呢？通过股票投资，大的机构投资者，到底能不能促进这些企业减少碳排放，发现三大巨头特别在乎这个公司有没有高排放。这张图想证明的就是三巨头的所有权，持有公司股票越高，公司的话语权越高，越能促使高排放公司减少碳排放，所以机构投资者的力量促进企业进行绿色产业的推动力也是非常巨大的。讲了我国的现状和前面学术研究之后，我提出来一点小小的总结。对于我们现状的总结和对于前景的预判，因为我们做的题目是投融资机制，我们目前的现状就是还处于起步和加速的阶段，以固收为主，权益类少一些。一会儿也会有嘉宾提到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等等的，配套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对投资端我们还是要重视对所有投资者的教育，也注重机构投资者的力量，让他们进行绿色零碳的投资。对于融资端，告诉他们债券，做绿色产业的话，股市的回报也是特别好的，鼓励他们进行环境绩效的改善。对于交易平台和监管我们也希望他们构建完善的绿色市场服务体系和投融资的相关政策，这就是我的发言。
嘉宾：王信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谢谢鞠教授，谢谢会议邀请，非常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也祝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十周年。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现在气候变化讨论的非常多了，生物多样性也越来越多的引起关注，气候系统、人类系统和生态系统紧密相连，我们在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也需要全面深入的讨论生物多样性，在我们讨论金融支持的时候同样如此。首先，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气候变化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因素，如果全球的升温更快，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就会更快。当然这有很多的影响机制，就不细说了。同样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者下降也会使气候变暖进一步恶化，会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发生改变，改变地球、水、碳、氮等进而影响全球的气候。大家知道森林有利于增加碳汇，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但是单一树种的森林是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更容易遭到病虫害，也会影响森林碳汇的功能。既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在谈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必须考虑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的相关政策措施必须统筹应对。我们观察到部分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的影响，譬如单一树种的问题。我们都说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这些确实有利于减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水污染，可能会对陆地、天上、水里的生物造成变化，可能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从而可能会导致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会使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大打折扣。仅仅着眼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也不一定是最优的，比如通过保护区的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最佳的位置和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进行的碳捕获、储存方面可能会产生矛盾。同样保护关键的哺乳动物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但是有可能增加碳排放，我们也必须统筹应对。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几种重要的统筹应对方式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包括相关的农业，全球食品系统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一，加上食品加工、运输等等减排的潜力很大。同时需要发展相关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需要发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就可以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两个目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发展太阳能等等这些，我们同样可以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结合起来，在太阳能电池板下放牧和种植统筹考虑。再者，回到今天的主题，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和绿色低碳转型，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刚才朱民院长已经勾画出一个零碳金融的框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是绿色金融或者转型金融，主要针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当然也兼顾一些生态环境的保护。事实上它们关注的重点，我想都是一样的，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涉及到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健全核算和信息披露要求，深化发展相关金融工具和市场，强化激励约束和机制。相关的内容包括碳定价，我们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征收碳税或者碳费，进行金融支持相关领域的评价、财政政策的支持和引领等。朱民院长提到了对于中央银行可以采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可以通过零碳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已经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清洁低碳的高效利用，这些都是鲜活的例子，包括加强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合作。最后一点是防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只有切实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才能保证金融行稳致远。这些都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生态环境的整个框架，限于时间关系就不细说。具体到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央银行已经开展的针对金融机构的气候变化压力测试，就是微观层面针对金融机构的。我们正在研究针对整个宏观系统，通过宏观经济的变化可能影响到产业，从而影响到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的表现，这是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在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也就是今天谈到的主题。未来我们在进行压力测试的过程中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来，这是我今天想向大家报告的。
嘉宾：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邹骥：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我们常听人们说经济下行有几个因素。国际环境变了，有贸易摩擦、有疫情；还有一个因素，由于关注环保，猪肉价格上涨了，煤、油气价格也上涨了。第三个因素我觉得是一种误解，今天中国到了人均GDP1.2万美元的时候，增长、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这几个政策目标已经趋于一致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已经是支持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近期俄乌冲突，全球能源供应链价格、数量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大家对能源安全议题进一步的重视。但是我要说，我们最终能源安全的路是要通过能源结构调整走向可再生能源，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我是金融的门外汉，我是从事实体经济、特别是能源方向的。我想在这儿交流一下，怎么做碳中和，囊括国际、国内的六个途径：- 可持续的能源消费管理。这里面主要是节能和提高能效。
- 电力部门的深度低碳化。主要是从化石能源走向非化石能源，到2060年发电来源，80%以上是由可再生能源、核能发的，今天大概70%是由煤炭发的。
- 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动车还有建筑的电气化、工业部门的电气化。
大概就要做这么几件事情就是碳中和了，对这些主要的技术我们也做了一个排列。纵坐标是边际减排成本，横坐标是减排潜力，能减多少吨。中国碳排放总量在100 亿吨二氧化碳左右，主要是“右”，现在超过 100亿吨了。这100 亿吨要减排，减排不到20 亿吨的时候是赚钱的，比如说节省燃料、提高能效，是负成本。大概再减排15亿吨左右，边际成本几乎是零。再减排10 亿吨左右，成本很低。加起来大概有45亿吨，一小半的减排是可以赚钱或者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但要用40年时间把100亿吨降到零，真正要攻坚的是后面这些技术，虽然技术成本还在变，但是大概率他们的成本是比较高的。PPT里这个阶梯阴影的面积就是我们从技术层面上讲需要钱的总量。这样就带来了要钱的问题，按照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环境问题，我们也分分类。刚才朱民老师讲到自然资产，把资产分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咱们今天讨论的是自然资本。自然资本包括环境质量，空气、水、土壤；以及更大一点儿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再有一个更大的，就是全球系统的变化，这里面还不仅是气候变化，还有其他的问题，气候变化是属于这里面的。在这里面我们分门别类从能源、水、垃圾、通讯、基础设施、制造业、交通基础设施、运输业，建筑、社区、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专门产业，还有服务业，大概分一分各相关产业要干的事，就知道我们花这些钱要去干什么，做这些事就是碳中和。关于这张表，有几个重点我讲一下，加黄色的是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我们初步算了一下，需要45万亿左右，平均一年9万亿。去年“十四五”开局之年是55万亿的全社会投资，也就是一年9万亿绿色投资，占到接近18%、20%的额度。投资体量在这儿，其实这是有不确定性的，但是这里面我划的重点就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绿色改造，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石化等等。第二大的是绿色低碳城镇化和现代城市，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建筑等等。第三大是重塑绿色消费，这里我不做讨论了。看完这些我们就估计了未来几十年投资的总规模，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投资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管理的低碳转型的过渡过程。我没有时间展开讲了，但是朱民老师有讲到，一个是资产的管理，一个是风险的管理，都是过渡过程里非常重要的，还有先立后破等等。接下来就是要制定双碳投资政策，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要让绿色投资能够挣钱，这是最基本的目标。还要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碳定价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嘉宾：谈从炎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感谢鞠老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构建零碳金融信息的披露体系》，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初步的思考，想跟大家在这个场合做一个分享。前面几位说到绿色金融的发展，很重要一点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挥市场的作用，怎么样市场化地来做这个事。这中间的关键就是相关信息的披露，因为在一个市场上需要去了解有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去做投资决策。信息披露是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基础，也是投资者能够明确地去识别相关风险、收益、成本的重要标准。同时对监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抓手，第一是提升市场的透明度、促进市场发展，第二是维护市场纪律的重要手段。总的来说其实是为了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全球这方面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形势和趋势。第一点，大家的共识这几年逐步形成了，我们看到这两三年是在进入快车道的发展。我2018年、2019 年当时开会的时候做相关的讨论，各个方面还在探讨哪些信息需要披露、是不是需要强制披露，还停留在那个阶段。短短两三年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这也需要各参与方——机构、政府监管和企业形成相关的意识，覆盖面要广。前面朱民行长也说到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大量的企业去参与，这样才有可能，所以信息披露覆盖面还是会非常广。第三，需要一整套体系来做这个事。这是形成的共识，尤其是过去两三年，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做了相关的碳中和的承诺，在这方面的确是大大推动了进程。在规则的设定方面，其实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框架，但是总的来说国际准则方面还是在争相设定的过程中。前面王信局长也说到，朱民行长谈到TCFD，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方面也是基于信息的披露已经出了一些框架和准则，包括其它的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碳排放对社会的影响。一些NGO，包括相关的国际组织也出了一些准则。框架比较多，但是未来怎么把这些准则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现在还是比较初步的情况。这里需要说的是，去年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oundation）专门成立了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针对的是企业的披露，这方面可能还是比较权威的，现在我们也在观察它下一步发展是怎么样的。接下来看到的是我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国的起步是很早的，零几年就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关的指引，包括资本市场两个交易所在06年和08年分别出了一些上市公司责任方面的指引，这其中就包括环境的内容。这几年也逐步建立了对部分上市公司的环境强制披露要求，对一些其它上市公司也有半强制的披露要求，在公司的年报、半年报中慢慢也都有要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关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环保部、国资委也一直在推动这些事。总的来看，大致可以总结，咱们这个规则还是出台比较早，各部委出台的规定现在还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机构的驱动也在发力起步的阶段。第一，是基于现在的国际情况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占领一席之地。因为有些现有的标准，国际上的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情况，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发力，让国际规则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发展条件。第二，基于咱们的国情制定标准。这方面也在不断地推进，因为我们的机构也好、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异的。第三，要与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衔接。因为咱们不是从零开始，有一定基础。第四，明确信息披露的目的。怎么用？给谁看？前面王信局长提到生物多样性的指标需不需要披露，和财务的指标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最后我想说需要的是一套体系的建立。财务指标的披露其实是有一套体系的，除了咱们披露的主体企业之外，有监管、有中介，包括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绿色信息相关的披露也是需要有一套这样的体系才能够支持。
嘉宾：何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教授、系主任
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能够参加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我分享的主题是碳汇与碳排放权，关于绿色金融的一点思考。刚才包括朱民院长和其他几位嘉宾都系统、全面地讨论了绿色金融。我们认为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市场化手段”。把“市场化手段”加了个引号，因为如果你从严格市场化的定义来看，我们目前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都属于准金融产品，因为里面的定价不是市场化的。比如说绿色贷款，说降息0.5，这0.5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企业信用评级采用了绿色手段带来了更低的违约率，使得0.5是合适的吗？并不是。这和我们采用的财政手段、碳税没有本质区别，依然属于行政化的定价，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市场化的手段，所以我叫它准金融产品。这是我们未来绿色金融市场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升的地方。未来绿色价格唯一的定价就是它可能带来企业利润上的差别或者违约率上的差别，体现在绿色产品价格当中，但现在都不是。所以仍然处于准金融产品，不管是15万亿绿色贷款，还是几万亿的绿色债券，都没有逃离行政化绿色定价。要实现市场化的绿色金融我们需要建立统一的碳市场，所有跟碳相关的东西都需要统一的定价。所有采用绿色排放技术的企业，因为减排获得的收益要直接反映在融资成本上，我们使用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上。所以简单谈一下碳汇和碳排放权应该存在怎样的关联。首先双碳目标实现手段是各不一样的，碳达峰主要是减排，碳中和是减排+固碳。所以森林固碳是减缓气侯变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固碳主要靠森林，当然现在有一些技术也可以固碳，但森林固碳是主要途径，所以碳汇必然和碳排放权从宏观上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理论上讲，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和固碳量相等时，碳中和才能实现，我这是宏观上均衡的概念，所以在长期的稳态下，自然生态系统碳蓄积和碳释放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如果使用化石能源必然会带来额外的碳排放，无法避免。所以在实现碳中和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系统规划林业发展，充分利用林业固碳，必须用额外的森林种植才能吸纳额外的化石能源使用，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均衡条件。所以林业碳汇，就是森林固碳的过程中产生的碳汇，一种金融产品或者计量单位。怎么定价？和碳排放权怎么关联？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只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思考。碳排放权市场上有两类产品，第一政策制定者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另外一类就是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我们就讲碳排放权和碳汇之间的关联，碳交易市场是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实现减排，在同等碳排放下实现最高的经济效益。哪个企业因为用最低成本减排，或者同等排放量下取得最高的利润，它就是碳排放权的边际价格最核心的。碳汇定价是激励植树造林实现固碳的，和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碳汇该如何定价？我觉得这是个理论问题，是个机制设计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我这里没有打问号。我们是不是需要建立碳汇和碳排放权之间的关联？有没有必要？因为激励减排的同时可以激励固碳，碳排放权价格越高就会激励减排，碳汇价格越高就会激励固碳，碳中和必须双管齐下，所以有可能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关联。碳汇价格整体上应该和总排放额挂钩，因为总排放额越高我需要固碳的需求越高，产品更高的激励要植树造林，保持排放和固碳之间的平衡，这是基本逻辑。你要和碳排放权挂钩，要和总排放额挂钩，时间不多，讲一下设想。如何建立碳排放权和碳汇之间的价格关联？就取决于碳排放权的分配。理论上，碳中和状态下碳排放权分配总额和林业碳汇总额应该相等，这个没问题，或者可以是一个固定比例，如果你有其他渠道固碳的话。你将碳排放权在林业碳汇的生产者和碳排放的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就会影响固碳和减排的激励，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你产生一吨碳，给你多少碳排放权在市场上卖，一对几的比例。如果有更高的比例分配给林业经营者时，就会产生更高的固碳激励，如果更多分配给碳排放主体，也会有更高的减排激励，企业需要花更多的钱，所以减排诉求更多，你固碳减排的激励越大。最终状态下，碳中和状态下，把所有碳排放权分配给林业种植者这个几率是最大的，所以需要建立完整的碳排放交易核算制度，需要把碳排放权在碳的生产者，以及林业的生产者、种植者之间进行科学分配，或者确定碳汇和碳排放权的转换比例，平衡整个社会固碳和排放的发展趋势和生产激励，我就说这些，谢谢。鞠建东：刚才的嘉宾讨论，我觉得谈到了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碳排放、碳中和与增长，邹骥先生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方向了。增长和碳排放到底怎么平衡？第二个问题，刚才谈从炎院长谈到标准、信息披露，“绿”和“非绿”到底怎么定义？第三个问题，晓燕老师告诉我们，凡是绿色的回报都比较高，高多少？怎么高？王信局长谈到了生物多样性，通过央行的支持来实现碳中和，何平老师谈到市场和政府，最后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在什么地方？怎么支持碳中和？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意思，大家一起来讨论。我的第一个可能的问题，什么是绿色？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支持绿色，比如说煤炭行业，高污染、高碳排放的行业，但煤炭行业开始用清洁的煤去制造了，这是绿还是不绿呢？首先要定义清楚什么是绿，什么是不绿？邹骥：什么叫绿色？大家看我刚才有一个表，实际是描述自然资本包括什么内容，我说了三项，按照地理距离、身边的环境质量，有水的质量、空气质量等等，过去我们讲的狭义的或者传统的绿色是这一块，只要空气好了就行了。但是清洁煤，煤是清洁的吗？这要看什么含义，如果讲PM2.5、空气质量，我们有清洁煤，百万千瓦级的能够做到常规污染物的排放，能够和天然气达到相同的水平，就此而言，煤似乎是绿色的。但是最先进的上海外山、江苏的电厂，一度电能够到250克煤炭，传统的得340克煤炭，这是绿色的吗？如果常规污染物是绿色的，但是250克的煤依然要排二氧化氮，把自然资产的幅度扩到全球体系的时候不是绿色的，因为有碳的问题，所以煤就不是绿色的了，或者绿色就比较窄。今天整个化石能源在温室气体这个问题上不是绿色的。王信：我略做补充，主要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刚才邹先生说的我完全同意，在学术上国际上也有很多争论。我们从16年开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我们所说的绿色金融确实比较宽泛，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我们认为是绿色的。但是随着3060目标的提出，我们更多的要细分，哪些确实针对碳减排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清洁煤，它确实是有利于环保。我们在2021年的绿色债券指导目录把清洁煤剔除了，确实不利于减碳。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越来越精细化，要把减碳的和统筹说的保护生态环境区别开来。刚才我提到的减碳、生物多样性和环保最好也能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道理。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刚才提到的到2021年为止绿色贷款余额是16万亿人民币，这是相对宽泛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的话，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减排、就是碳减排效应的，大概占67%、小70%，这样就更加的具体。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它细分，在统计上和标准上，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制定相关的政策。鞠建东：非常感谢王信局长告诉我们15万亿里面、67%是差不多比较减碳的，在绿色的方向的。前面说到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信息披露，谈从炎院长，咱们做强制信息披露会走多快走多远？我们国内的这些上市公司披露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谈从炎：信息披露需要一个生态，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前面两位已经谈到什么是判断的标准，什么是绿、什么是不绿。中间涉及到信息披露的东西，肯定是希望来判别一个企业绿、非绿或者有多绿，可能需要很多信息的披露。但是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是一个在现有条件下有效的披露？对很多企业来说，其实披露也是有成本的，可能需要一些技术，可能现在还不一定具备一些技术，或者是需要一些标准。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标准，怎么来披露？我们可以看到对企业财务的披露已经有标准了，有标准的会计报表，还有各种中介机构，是能以一个标准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可控的标准去披露。在这方面的监管推进中也是考虑了几个维度的问题。现在一般来说我们的信息披露是起步比较早的，但也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前面说到06、08年最早开始有信息披露的指引，到了三年前就开始制定哪些需要强制披露，哪些半强制披露。一开始是环保部门要求高排放的，双高的披露，未来的方向可能覆盖面越来越多，现在的节奏也需要进一步把握。像去年出的就比较细了，在年报中、半年报中怎么披露，需要有专门的章节披露，还有社会的责任信息，这方面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何平：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度量有多绿，就是边际产出GDP排放量有多高，或者单位排放所对应的GDP有多高。与其看采用多少技术投入，投资多少绿色技术、其他措施，相对而言都没有意义，最主要的指标是看单位排放GDP有多高，或者单位GDP有多少排放。平均水平以下不绿，平均水平以上就很绿。邹骥：刚才何平老师讲披露排放绩效或者排放强度，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们披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评价你现在怎么样，还有一个是让那些投资者对你的预期进行设定。设定预期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不好，但是我正在上一个减排的项目，它的行动信息要披露。比如我正在用氢替代煤，当下不好，三年之内就好了，这种信息很重要。这样投资者的预期说眼下不好，但是几年之内会好的，加上别的绩效我就继续投你，这个信息还是很好的。何平：我同意，但是光披露这些信息如果没有合适的市场定价也是没有意义的。未来会减排5吨，5吨给企业带来多少绩效，没有这个数字依然是没意义的。如果不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化定价，今天投多少，未来值多少是不清晰的，所以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绩效，碳排放产生的绩效是需要被定价的，这样的投资产生的收益才是可视的、透明的，而且是完全产生正确或者清晰的企业激励。邹骥：价格的信息不是来自企业，来自市场。因为咱们谈的是披露什么信息，价格是不归披露信息里讲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就是它的成本信息。减排成本是多少，我认为不必披露，这是企业的商业机密，你让它披露永远是假述的第三本账，能上这个项目就证明减排成本低于碳价，所以该披露的是我做了什么、现在是什么，让投资者自己去跟碳价比。鞠建东：我们最后要问一个投资回报的问题，晓燕老师一直告诉我们投绿色产品、绿色贷款都是回报比较高的，我听说去年最挣钱的是山西的煤，这两者之间怎么理解呢？张晓燕：谢谢，我刚才想说的是绿色产品的均衡定价，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碳排放的风险、气侯的风险和社会责任的风险已经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风险了。因为在整个投资理念中你承担风险就应该得到回报，所以刚才问山西煤的问题，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的资产是应对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气侯风险、合规风险、ESG投资风险，你只要有一个正向的回报、正向的敞口，在均衡的情况下就应该收到正的收益率。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是正的收益率呢？不一定，我们看的是预期收益率。鞠建东：我们虽然还有很多问题要探讨，但受时间限制。再次感谢五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关于绿色金融的讨论，感谢嘉宾精彩的发言和交流。未来已来，政策文件获取、ESG报告、风光储充及能碳管理+零碳综合解决方案分享学习、社群信息交流等请进下方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