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两个月发生在上海的疫情积累了很多的负面情绪。然而，当那些哀伤、愤怒、绝望的声音淡去，一些对城市组织逻辑的积极思考则显得更为弥足珍贵。本文作者现居上海，透过她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在萌芽。劳动节的前一天，98岁的芒格和92岁的巴菲特在3年以来的首次线下全球股东会议上，主持了6小时的连续问答。两位如此高龄的老人仍坚持日常工作，令人敬佩。令人有所感触的，是他们谈及目前全球形势时提到，对”完完全全错失了2020年3月份股市大跌的那个机会“的遗憾。当然，此处的语境是“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的投资博弈，但其背后确实暗含一个更为普世的理念：千万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Never

2022年4月12日，也就是今天，位于日本东京的中银胶囊大厦正式启动被拆除的工程。至此，这座始建于1972年的建筑，终于结束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这座建筑是位于日本东京银座区的集合住宅。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望去，它都呈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同传统高楼大厦一层层楼的观感不同，这座建筑由总计140个颗粒状胶囊堆叠而成，这些胶囊以不同的角度绕着中心核旋转，总共有14层楼高。每一个单元仅靠四枚高张力螺钉安装在混凝土中心核结构上，这使得单元们可以被替换。每一个胶囊尺寸为4x2.5米，给一个人提供了足够舒适居住的空间。可以说，作为网红建筑的鼻祖，胶囊大厦一直以来不缺乏存在感。不论是从刚刚落成的横空出世，还是到日后年久失修和再次活化的纠纷，再到最后不可避免的被拆除的命运。它一直在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目光。我们经常说，斯人已逝，而其精神将永存。那么对于这座胶囊大厦来说，这座建筑上承载的精神，不仅属于建筑师一个人，更属于整个时代。它的诞生与消逝，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思想？他的诞生浓缩了一个什么样时代的进步精神？而伴随着这座建筑物理上的消失，又有怎样的遗产留给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者开启未来的篇章？让我们把时间从这座建筑的落成，稍微往后拉回。1959年，世界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荷兰举办了第11次会议。这个由现代主义建筑之父柯布西耶牵头成立的组织，也在这一次会议走到了它的尽头。自1928年成立，CIAM创立的初衷是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与理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代的建筑师们无法认同上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诸多观点和理论。在1959年的这次宣告协会解散的会议中，共有43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建筑师参会，这其中有一位黄面孔的亚洲人长者，他的名字叫丹下健三。在这次会议中，他向参会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巨型建构方案，将一整座城市装在一个300m高的塔状建筑中。并将其描述为可以新陈代谢的建筑（metabolism

几天前，天坛公园微信公众号发出了一条《通告》：天坛公园管理处昨天(21日)发布通告，为保障北京冬残奥会相关活动，近期天坛公园将局部或全园暂停开放。具体安排如下：2月23日至3月3日，祈年殿、圜丘、回音壁景点及丹陛桥南部区域暂停对外开放；2月26日12时至22时，丹陛桥暂停对外开放；3月1日至2日，天坛公园全园暂停对外开放。已预约购买上述时段门票、联票或景点票的游客，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业务，请游客和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显然，这是因为冬奥会结束之后，我们需要招待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和运动员们，也带他们领略一下京城的名胜古迹。为了防范新冠病毒扩散，天坛在3月1日至2日两天，如同那些冬奥场馆一样，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园子。冬奥会的闭幕和谐且盛大。然而，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病毒的存在仍然是疫情常态，但是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宣布战胜疫情，解除防疫措施，所谓的全体免疫似乎即将实现，而经济活力也正在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新型病毒强烈的传播性正在给我国的动态清零措施造成更大的压力，与之伴随而来的，则是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多班国际航班熔断，更使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变得雪上加霜。这使得中国在取得抗疫的成就之后又一次陷入了被动，并面对两难的状态：若坚持动态清零的严格防控，则或许被孤立于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之外。但若实现开放，则两年来的防疫措施将功亏一篑，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有限的医疗资源将产生国民难以接受的后果。然而是否能有第三种防疫的思路，能让中国在挡病毒于国门之外的同时，逐步地实现与世界的联通？这次冬奥会的闭环管理模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这次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将催生一种新的空间状态：闭环城市。闭环管理如何实现？看一下这张冬奥闭环管理的图示就可以了。所谓闭环城市，很好理解，就是在我国的大城市（如北上广）的机场附近兴建一片新的区域，实行闭环管理。闭环与国际机场直接联通，人们在城市中可以自由地进行一切活动，包括居住、办公、上学，休闲等，而且都是高品质的生活。和冬奥不同的是，闭环城市不仅仅在赛会时候存在，而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这个闭环有点类似我们比较熟悉的保税区或者自贸区，是一个“境内关外”的所在。在闭环中，并不算入境，若要入境，则仍然需要走正常的隔离程序。闭环之外的其他市民，则需要持通行证进入闭环，与生活在这里的人自由交流，离开闭环的时候，仍需要走正常的隔离程序。那么或许会有人问，这不就是一个大监狱么。乍一想，这个闭环确实有些奇怪，似乎只是把隔离酒店房间放大成了一个城市，将个体隔离改为群体隔离，而群体之间的个体仍然可以互相传播病毒。OMA中东某城市设计，暗示了闭环城市的可能性但闭环城市仍然有其应用场景，尤其是当这座城市空间的丰富度已经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这个城市的面积可以是1平方公里，里面生活10000人，里面绿树成荫，园林湖泊一应俱全，还各种运动设施配套，以及博物馆、画廊、学校和最必不可少的医院。——这里可以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乌托邦式的场所。初步想来，它的应用场景可以有以下几个：赛会集会。冬奥会就是一个例子。未来除了冬奥，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和展会。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中国的闭环城市。而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可以跨过闭环参与其中，也可以像冬奥观赛那样以观众的形式互动。这样做虽然麻烦，但对很多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新的体验。亲人相聚。疫情不知道造成了多少国境内外亲人的两地相隔，不管是夫妻之间、两辈人之间还是热恋中的情侣。很多人现在不敢出国，不一定是惧怕隔离，而是害怕出国之后航班熔断，再也买不到回来的机票。如果闭环城市存在，那么这样的跨国会面将会容易得多。一室洽谈。古人云：”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是人与人相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在一个空间中的对话还是十分有价值。有一些对话，大家希望在一间屋子里，可以有眼神交流并看到对方的肢体语言的对话，但是没必要有近距离肢体接触。我们可以设想，在闭环城市的边界上，有这样一座建筑，建筑里面有一系列的屋子，屋子的中间被一个精致的透明玻璃隔开，屋子的声学系统经过特殊的设计，可以让玻璃两边的人清晰地听到对方讲话。闭环城市中的人和闭环外的人可以在这间屋子里隔着玻璃见面、谈判，甚至共进晚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闭环城市能成功运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宝贵的抗疫数据样本。比如说，通过运营，我们可以统计出，在闭环城市里生活的10000个人，如果他们都是接种了疫苗，那么里面病毒究竟能怎样传播？如果病毒不能在100%接种疫苗闭环城市人群中有效传播，或许我们就可以改进目前的隔离措施，将让人十分痛苦的个人酒店隔离改为群体隔离。这将大大降低隔离的成本，和人们对于隔离的恐惧心理，从而大幅度地促进境内外人员的流动。OMA为成都未来科技城的提案这个1平方公里的闭环城市还可以成为一个新时代科技城市的样本：无人驾驶、都市农业、零碳技术都能顺利成长的在这里应用，而不用去顾及固有城市规范和基础设置的条条框框。塔科玛在2020年为深港科创合作区设计的方案，也同样提供了一个闭环城市的构想事实上，闭环城市并不是一个我们陌生的空间概念。在我国尤其经常出现：从一个住宅小区，到一个大学校园，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一个“闭环”。只不过，传统闭环是对闭环的使用者提供了空间的特权（privilege），而从防疫角度产生的闭环城市，则是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和需求，对环内外共同加以限制。在新冠病毒难以被疫苗完全控制的状态下，闭环城市或许能在不远的将来为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从短期来说，可以释放我们在城市建设领域巨大的产能，并促进国内外的联通；从长期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空间基础设施，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全球性疫情。况且，如果城市能开个小灶，每个月都让天坛或者一个其他的园子也变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闭环城市中生活一段时间，或许真的会挺有吸引力。作者钱坤，来自塔科玛（Tekuma

LINE，就在两天前，沙特太子萨勒曼又发布了一个新城计划，把一条直线折了折，变成了一个八边形，放在海陆之间。并将其命名为“八方城”（OXAGON）。NEOM官网上，OXAGON已和THE

LINE由于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前期的概念，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对这一方案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但是不得不说，就从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来看，直线城市是一个需要被这个世界记住的方案。因为THE

十一长假临近尾声之际，来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为大陆人民即将迎来的开工奏响前奏。在整份报告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非“北部都会区”莫属，这一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新区”，对于香港来说无疑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城市发展史来说也堪称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图片来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深港边界本身就已经是世界城市史上的独特存在。一条蜿蜒的深圳河用40年时间，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将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作为标杆树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切都离不开河对岸的香港。深圳的成就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以极低的势能和极大的容量承接全球的要素流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里，香港这样一座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城市成为为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源源不断输送要素的窗口。——当然，香港本身也得益于此，成长为可以与伦敦、纽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中心，亚洲国际都会。而北部都会区的设立则标志着新的时代：要素流动开始转向。事实上这种转向早就已经开始，但新城新区则成为抽象的要素刻印在土地上的城市空间实体。感谢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我们将见证一个全球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城市物种的诞生。图片来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在这份《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PPT中，港府为这个香港的“雄安新区”勾画出了最初步的远景：在空间结构上，从“两湾一河”的自然框架跃迁为深圳湾优质发展圈、港深紧密互动圈、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旅游圈为主体的“双城三圈”。从数字上，在30000公顷左右的土地上，将最终能容纳250万居住人口，并提供650000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150000个科创产业岗位。对于现状人口不到800万的香港来说，这一计划可谓雄心勃勃。当然，这一计划如何落地，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图片来源：《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在这份PPT中，除了产业经济的层面，也格外强调了生态空间的重要性。从功能区划图可以看得出，新城的建设有意避开了现状的大片湿地——这些湿地每年都是南迁候鸟歇脚的乐园。有朝一日如果香港的北部都会区真的建成，夕阳西下看着鳞次栉比的楼群前、波光粼粼的湿地上，成千上万只候鸟飞起飞落，而背后是深圳美丽的天际线——这番景象太值得期待。当然，除去诗意的畅想，我们也需要回归现实。平地起高楼，万事开头难。对于香港来说，造城尤其难。连林郑自己也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说，近年来因为议会的泛政治化和激进的“反政府”人士刻意制造对立对抗，令城市建设工作举步维艰。如今，虽有国安法护航，香港城市发展重回正轨，但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其实和深圳一样，香港也是一座移民城市，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勤劳、智慧的人们前仆后继，让香港成为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行文至此，城市备忘录也由衷的期待能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里见证这座伟大城市的继续成长。祝福香港。(请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报告书）作者钱坤，来自塔科玛（Tekuma

在上一篇《凯文·林奇的突围》中，笔者回顾了林奇的生平和《城市意象》一书的写作。本篇尝试讨论林奇后期的城市思想及其对现代城市设计学的影响。01—继续求索林奇完成《城市意象》的写作时，只是把当时一个阶段性的课题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从篇幅来看，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研究报告，而不是一部理论专著。而这本书能对全球学术和实践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可能林奇本人也没有想到。对于林奇来说，这本书或许是他实现其学术抱负的第一步。林奇在书中反复表达，希望能把研究拓展到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这三个城市之外的城市。在书的结尾，林奇用一个短短的章节“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对未来的展望，他写道：“这本书的章节中，仍然指向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相对清晰，而有些问题却仍然难以琢磨……最重要的难点在于：缺少对于城市形象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认知，包括其元素、节奏和因果。”林奇已经认识到了，对于城市意向要素的认识，只是理解城市设计最为基础的一个步骤。城市如此复杂，绝非五个元素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因此，他在书中所提出的五个要素，是城市设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起点。在林奇的理想中，城市形态（City

今天的城市设计语言是怎样形成的，它将何去何从？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我国正在成为全球城市设计实践的核心。作为一门在不断被定义的学科，城市设计如何打破建筑、规划的局限，获得一套新的认知体系和设计方法论，是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凯文·林奇的突围，也是当下城市设计的突围。凯文·林奇（1918-1984）对于城市设计这门学科来说，1960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约瑟夫·塞特的带领下，北美高校中的第一个城市设计项目在哈佛大学成立。然而，关于这一年，更加广为人们熟知的事件是一本薄薄著作的出版——《城市意象》，其作者，则是来自哈佛大学对面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凯文·林奇（Kevin

编者按：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地摊经济热度异常。几天前一篇《地摊经济、清明上河图与新基建》，比较发散地表达了一些作者对地摊现象过去、现代和未来的看法。地摊虽小，却能折射出大千世界的种种。今天这篇文章仍然在这个话题的范畴内，但更希望从城市街道公共空间管理的角度，通过考察其他城市的做法，引出一些对于街道经济的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期待以下的内容对同行以及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有所启发。《波士顿公共空间策略性导则》2018年8月，美国波士顿发布了名为《波士顿公共空间策略性导则》（此后简称为《波士顿导则》）（Tactical

就在这篇文章被写作的时候，摆摊已经从“占道经营”，上升到了“地摊经济”的新高度。一时间，地摊经济如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随着疫情在我国得到逐渐的控制，人们开始回复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这几天，一些关于成都“占道经营”的报道在朋友圈小规模刷了一次屏，一句话总结：自成都从3月中旬允许小商贩在街上摆摊以来，促进了100000人的就业，并助攻成都餐饮业复工率98%。一时间，网友纷纷为成都点赞。网友们之所以点赞，固然是因为疫情后经济生活的恢复而感到欢欣鼓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点赞行为中透露出老百姓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其他城市中街道空间使用方式的不满。——成都的表现，让大家看到了一种期待已久、或是怀念已久的街道生活。一直以来，地摊在我国都处于游击状态，在主流城市建设中被整治、被打压。但与此同时，每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使用地摊，不论是深夜灯下的撸串，还是清晨路上的煎饼，地摊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成为重要的城市记忆。终于，地摊将要结束游击战的时代，进入到城市化的正规军中。成都地摊一撇，图片来自网络其实，在街道上摆摊是城市的原生属性。几千年前，城市这个东西还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推着小车拉着富余的农产品聚集到一起，摆着摊子交换，这就是最早的“市”。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谓城市，应当是先有市，才有的城。而街上的小摊，正是市的基本形态。在近代的城市发展中，地摊渐渐从城市中被剥离，甚至成了低端、非法的代名词。在未来，尽管地摊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说来自环境、安全和管理的挑战，但可以预见，城市中的“地摊”一定脱胎换骨，从小、乱、散向着高、大、上进发。我们城市中的地摊，究竟能创造怎样的空间活力？一副来自1000年前的画卷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能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重要的一幅画，没有之一。它为我们描绘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最高峰代表——汴京的繁华图景。这幅史诗级长卷，描绘有房屋122

Street，Tribeca，最后落笔办公楼的所在地。这20分钟的路成为一个大千世界的微小缩影，映射城市的一切。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是索金在1996年出版的《LocalCode:

Voisin）的金主看了柯布发方案，拍案叫绝，立刻出资赞助柯布，让他为巴黎提供一个改造计划。这就是1925年的“瓦赞计划”。1925，瓦赞计划（Plan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设计最大的实践场所。不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内陆小镇，城市设计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本土团队外，很多西方的设计师和设计公司都来到中国参与城市设计实践。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同时，我们也不免有疑惑和迷茫：城市设计到底是怎样一个学科，其意义何在？溯本清源，城市设计（Ur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