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30：涉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30：涉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因违反保密义务引发的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与关联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要件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可以在移送犯罪嫌疑线索的同时，继续审理该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一、一审原告慈星股分诉讼请求

1.必沃公司继续履行《采购协议》中的不作为义务，立即停止违反《采购协议》及其附件《保密协议》的行为，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图纸描述的零部件及使用涉案零部件的机器；

2.必沃公司承担违约金100万元；

3.必沃公司将违法所得收益返还慈星公司，暂按5000万元计算收益；

4.必沃公司承担慈星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30万元。

二、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宁波中院）：

1.驳回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2.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审法院（最高法知产庭）：

1.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2329号民事裁定；

2.本案由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三、判决理由（最高法知产庭）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必沃公司与慈星公司之间因履行《采购协议》及其附件《保密协议》产生争议，慈星公司以必沃公司违反保密义务，将其“被许可的技术秘密”用于合同约定事项之外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必沃公司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同时，必沃公司又因涉嫌侵犯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包含涉案合同所涉技术秘密）犯罪与其他案外人一并被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可见，本案系慈星公司以必沃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所提起的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关系。而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必沃公司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系必沃公司涉嫌侵犯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仅仅是二者所涉案件事实具有重合之处。本案为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尽管本案的案件事实与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商业秘密犯罪案具有重合之处，但慈星公司与必沃公司之间的涉案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受影响。原审法院应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但也应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因此，原审法院以“必沃公司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由，裁定驳回慈星公司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之结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合议庭：刘晓军、邓卓、高雪

判决书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崇寿镇）。

法定代表人：刘博，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晓，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华东轻纺针织城三期6号楼。

法定代表人：孙平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的（2018）浙02民初23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必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

事实和理由：1.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案由为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本案涉及的是在履行委托加工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是否违反保密义务，将“被许可的技术秘密”用于合同约定事项之外，进而需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之争议，其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侵权法律关系。而且，被上诉人既未明确主张以上协议中约定的保密内容为法律规定的“技术秘密”，亦未对所述信息符合“技术秘密”的法定要件进行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技术秘密只有符合法定要件才能构成，而非仅通过民事主体间的约定或单方表述即可构成。其次，本案不存在超出刑法前置的规定而具有需要进入刑法领域评价的必要性。刑法和民法虽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侧重点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优先。如果民事手段足以定纷止争，依据刑法的内敛性原则就不应介入刑事程序。2.原审裁定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及的是与技术秘密相关的许可合同纠纷，与一般经济纠纷案件不同，专业性非常强，属于知识产权案件中最为复杂的技术类案件。原审法院未经诉辩对抗来确定技术秘密秘点范围、技术秘密是否公知、秘点的价值以及对产品的贡献率等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将其划归为应由公安机关处理的刑事犯罪而驳回起诉，系对本案事实、法律关系和法律客体的理解错误，也使上诉人完全丧失了通过答辩和举证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权利，剥夺了被上诉人的知情权和答辩权。面对如此复杂的技术类案件而简单移送公安机关，难免会被认为存在有罪推定之嫌。3.本案实质上是一起因家庭矛盾引发的经济纠纷。双方出现经济纠纷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并不涉及刑事案件。而且即使中间存在构成犯罪的情节，由于商业秘密纠纷的特殊性，也完全可以以先民后刑或民刑并行方式审理，没有必要将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造成企业家无心经营、企业动荡的局面，对企业正常经营、社会稳定、政府税收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慈星公司向本院提交暂不向必沃公司发送及告知证据材料的申请，慈星公司在申请中称：因涉案相关证据涉及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请求暂时不要向必沃公司送达及告知证据材料内容，以保证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的正常办案。

慈星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必沃公司继续履行《采购协议》中的不作为义务，立即停止违反《采购协议》及其附件《保密协议》的行为，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图纸描述的零部件及使用涉案零部件的机器；2.必沃公司承担违约金100万元；3.必沃公司将违法所得收益返还慈星公司，暂按5000万元计算收益；4.必沃公司承担慈星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30万元。

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慈星公司与必沃公司签署了《采购协议》并同时签署了《保密协议》，约定必沃公司依据慈星公司提供的技术图纸仅能为慈星公司生产加工横机设备零部件，慈星公司向必沃公司提供的涉案图纸未经慈星公司书面同意，必沃公司不能另作他用。2017年，慈星公司发现必沃公司生产并对外出售的横机设备及部件与慈星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横机设备部件外观及技术要求完全相同，而这些部件正是之前慈星公司与必沃公司签署的《采购协议》中涉及的横机部件。因此，慈星公司认为必沃公司在未经慈星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慈星公司的技术图纸用于自己横机的部件生产，违反了协议约定不得使用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的条款，必沃公司利用慈星公司要求保密的技术图纸，非法生产横机设备，给慈星公司造成重大损失，遂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相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宁波市公安局认为必沃公司的行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侦查，其对立案理由进行说明并函告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甬公函[2019]31号《宁波市公安局关于立案侦查“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的函》及附件。由于宁波市公安局审查的事实涵盖了本案慈星公司、必沃公司签订的《采购协议》、《保密协议》及相关图纸的内容，与原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具有重合之处，必沃公司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原审法院裁定：一、驳回原告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二、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本案中，必沃公司认为，本案系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法律关系，而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系侵权法律关系，二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本案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纠纷应当继续审理。由此可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核心在于判断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与必沃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必沃公司与慈星公司之间因履行《采购协议》及其附件《保密协议》产生争议，慈星公司以必沃公司违反保密义务，将其“被许可的技术秘密”用于合同约定事项之外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必沃公司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同时，必沃公司又因涉嫌侵犯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包含涉案合同所涉技术秘密）犯罪与其他案外人一并被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可见，本案系慈星公司以必沃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所提起的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法律关系。而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必沃公司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系必沃公司涉嫌侵犯慈星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仅仅是二者所涉案件事实具有重合之处。本案为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尽管本案的案件事实与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商业秘密犯罪案具有重合之处，但慈星公司与必沃公司之间的涉案民事法律关系并不受影响。原审法院应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但也应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因此，原审法院以“必沃公司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由，裁定驳回慈星公司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之结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是，必沃公司所提原审法院未经诉辩程序明确技术秘密便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构成程序违法及本案系因家庭矛盾引发的经济纠纷不适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之上诉理由，欠缺法律依据且并非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之要件，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232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晓军

审判员  邓  卓

审判员  高  雪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李伟伟

书记员  王倩倩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附：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规则

（一）民事案件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1：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专利权利要求的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链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第一案】厦门卢卡斯等v瓦莱奥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二审判决书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主题名称所记载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657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权利要求主题名称记载的效果、功能，不是该权利要求特征部分记载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能够实现的效果、功能，却是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的区别之所在，那么权利要求主题名称所记载的效果、功能对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链接：最高法知产庭：专利主题名称记载的效、功能不是权要特征部分，但能够实现的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3：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链接：授权侵权！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网络通信领域方法专利可以将终端用户的正常使用认定为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深圳敦骏V吉祥】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4：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89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专利明确指出其技术方案的发明点，并强调发明点以外的技术特征均为通用部件时，如果该发明点对应的技术特征已经为一项现有技术公开，其余技术特征虽未被该现有技术公开，但该现有技术与通用部件必然结合形成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对应的整体现有技术方案，则可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链接：最高法知产庭：“潜水泵电机壳”案，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先用权抗辩中“主要技术图纸”的认定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6：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18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其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链接：最高法知产庭：“一种阀体一体式结构的双开关恒温阀”案：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7：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链接：最高法知产院2019裁判规则7：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8：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账簿资料时损害赔偿的计算】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精准确定，对其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虑。链接：授权侵权！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网络通信领域方法专利可以将终端用户的正常使用认定为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深圳敦骏V吉祥】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9：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5号。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仅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导致未参与该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可以认定该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对于上述未参与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构成侵权警告。链接：最高法知产院2019裁判规则9：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

【最高法院知产庭裁判规则10：临时禁令与部分判决的关系处理】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专利侵权程序中针对被诉侵权人既申请作出责令停止侵害的行为保全，又申请作出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的，人民法院不应因作出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而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不予处理，而应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予以审查；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及时作出裁定。链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第一案】厦门卢卡斯等v瓦莱奥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二审判决书

【最高法院知产庭裁判规则18：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32号。面对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现有技术中可以获知的技术启示，原则上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抽象的想法或者一般的研究方向。仅仅依据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和本领域的抽象、普遍需求来认定现有技术给出的启示，隐含着后见之明的危险，容易低估发明的创造性。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17：创造性判断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最高法院知产庭裁判规则19：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6号。对比文件仅公开了相同或相近的筛选、突变等手段的制备方法，并未对制备出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能通过重复该制备方法以及其他途径获得本专利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且无动机改进制备方法以获得该生物材料的情况下，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相对于该对比文件具备创造性。链接：最高法院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19：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考量　

【最高法院知产庭裁判规则20：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29号。一项技术成果的取得可能历经艰辛，构成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其他价值，但仅此并不当然使其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20：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1：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21：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2：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链接：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2：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3：权利要求修改是否扩大原专利保护范围的比对基准】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链接：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2：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4：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5号。一般而言，复审决定所针对的权利要求、对比文件、法律理由等相对于驳回决定发生变化的，均属引入新的理由或者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则上应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发出“复审通知书”通知申请人，给予其陈述意见和修改的机会，而不能直接变更理由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只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容许例外。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24：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5：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24号。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得在未全面审查请求人全部无效宣告申请理由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全部有效。链接：无（该判决书未公布）。

（三）植物新品种案件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6：品种审定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关系】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585号。品种审定是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是民事权利的授予，二者并无必然关联，不能以获得品种审定的事实作为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认定依据。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26：品种审定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关系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7：繁殖材料的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作为目前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繁殖材料，应当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且能够繁殖出与授权品种具有相同的特征特性的新个体。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受限于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当不同于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已为育种者所普遍使用时，该种植材料应当作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链接：最高法知产庭：“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认定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8：销售兼具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属性的植物材料行为的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4号。如果一种植物材料既可以用作收获材料，又可以用作繁殖材料，认定销售该植物材料的行为是否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时，还应当考虑销售者的真实销售意图和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链接：最高法知产庭：“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认定

【最高法知产庭裁判规则29：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的认定】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130号。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系指被许可人获得了在该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法域内唯一实施该授权品种的权利，如果被许可人获得的所谓“独占实施许可”被附加了授权法域内的地域限制，则该实施许可仅构成普通实施许可。链接最高法知产庭2019裁判规则29：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