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25期 张飞岸：我的民主揭秘之旅
【石头引】 做学问不完全是一门技术活，有时候它特别需要内在的驱动力，尤其是工作之后在职读博士，一边工作，一边读博，一边科研，没有一定的学术激情和自制力、执行力，博士毕业多半要一拖再拖，甚至难产。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有学术激情的博士——张飞岸副教授，让我们听听她的学术回顾。
【作者简介】 张飞岸，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读书》等期刊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8篇论文与博士论文相关。
感谢石头君的督促，我终于完成这篇讲述自己读博心路历程的命题作文。最初对这个命题作文感兴趣是因为看了石头君刊发的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肖索未老师的《我的“二奶”研究》。肖老师自我认可加自我吐槽的诙谐文风吸引了我，这种感性与理性齐飞，心血共心思一色的叙述风格正是我喜欢并擅长的，遂接下了这个任务。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段漂洋过海的距离，我自以为接下了一个擅长并喜欢的任务，凭着一股喜欢的冲动可以一鼓作气一天交货，但开始执行任务时发现，讲故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又要言之有物，又要喜闻乐见，又要以理服人，既不能夸自己是个天才，也不能暴露自己是个白痴，难怪党宣部门一直头疼：为啥中国做的挺好，就是不会讲故事呢？
如果说这篇文章是揭秘博士论文的故事，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揭秘民主的故事。民主的故事对于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如何讲出新意，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且让无论赞同不赞同我观点的人都认可这是一次有创新性的、有学术贡献的尝试，这特别考验我驾驭历史和建构理论的能力。从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各位老师的交口称赞并全优通过来看，我达到了预期目标。尽管我的博士论文离我理想的预期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我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去完成一项具有使命感的工作。
博士论文写作是需要使命感的，我常常告诫我的硕士生，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工作而读博，我希望你还是不要读了，读博是高危行业，不做好脱发明志、内分泌失调的心理准备，不胸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雄心，你可能很难坚持下来，也很难写出真正有学术含金量的博士论文。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这种巨变为每一个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理论增长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致力于推动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因为我们生在一个需要范式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政治学最应该做的不是模仿美国政治学冷战后逐渐在方法上陷入的数理模型游戏，正如刘瑜所说，那种模型游戏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平庸”。没错我们的政治学也许由于起步较晚，它处于一种既不精致又平庸的状态，但我们的方向首先应该是不平庸，然后是精致的不平庸，无论如何不应该是“精致的平庸”，因为美国政治学正在因此失去自己的学科身份和学科贡献，它的前景并不明朗，因此不值得我们亦步亦趋。
一、不期而遇的学术人生
我的学术之路走的既意外又预料之中。所谓意外，是因为我从小学之后就不再是家长眼中的好学生（小学因为语文、声乐、体育好，一度混的风生水起，身兼班长、文体委员、大队委数职）。到了初中，因为喜欢看课外书，又痴迷红楼梦，一度逃课潜心研究红学，被老师请家长说我是会拖他们重点中学重点班后腿的落后分子。
这段老师不喜欢爹妈不待见的落魄生涯现在在我看来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因为它重塑了我的人生观，把我从争强好胜的小官迷变成名副其实的曹雪芹主义者。除此之外，它赋予了我一种底层视野。小学时我是个被老师赞赏的好学生，作为班长也经常在差生面前充满优越感，觉得他们朽木不可雕也。初中自己突然变成别人眼中的差生，我开始学会从下向上看问题。这种底层视野对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影响很深，我总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精英阶层向外传达的各种观念，并自觉与权力和资本保持一段距离。
曹雪芹主义者是我对自己当时价值偏好的概括，诸位知道曹雪芹经历过大起大伏、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生，而我虽未遭遇如他般变故，但短短一年多时间从大队长到落后生的经历也足够让我看尽人间悲喜，从此弃绝红尘。我不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万事争第一的小辣妹，反而变成一个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的小居室。
这种无为并不是自命清高、故作姿态，而是真的可上可下、可有可无，本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带着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并不十分努力也并不十分不努力地经过了高考，由于是少数民族又有做一名律师的理想，我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回首自己这段经历，是想给后来者提供个反面教材。虽然我并不后悔自己上大学前的这段经历，但回首往事总觉得如果我能够不那么叛逆，早些意识到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学术这条道路我可能会走的更成功一些。然而，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正因为我叛逆的性格，我不太容易被社会流俗干扰，因而养成了一些适合学者这一职业的秉性，比如：爱读书、善思考、怀大爱、淡名利等。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同时也都是某个具有相似性格、偏好之群体的类存在物，我的个人经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对与我有着相似特征的同学有些许借鉴和反思意义，大家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民大法学院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并不喜欢法律，法律过于技术化、金钱化、社会化，而我喜欢历史和哲学这些远离现实又形而上的东东。在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泡了两年图书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为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进行抉择，一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后可能会做一名白领、律师或者公务员，一辈子跟各种实务、官僚和琐事打交道，我就如坐针毡、芒刺在背、视死如归。带着要为自己寻一条生路的信念，我开始了考研之路，这是唯一能让我遵循自己灵魂生活的机会。
既然不喜欢法律，考研肯定是要换专业的，大三时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协会参加一年读书会的经历让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可以背诵这篇文章结尾处那段曾让我莫名感动的文字：“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的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清楚地弄明白为什么激情四射的马克思到了政治课本上就变得老气横秋、令人反感；为什么曾经被资产阶级都认可为人类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现在却变成连无产阶级都不相信的乌托邦。
带着这样的信念，我决心报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我按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历年考题认真复习了半年时间，胸有成竹地去北大参加考试。然而在考场上发生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变故。在参加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考试时，在还有一道半题未答时，我的考卷就已经被我密密麻麻写满了，我向监考老师要求增加答题纸，结果被告知不允许附纸，可上届参加考试的同学明明告诉我写的越多越好，是可以附纸的呀。就这样，虽然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将近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却因为没有答题空间而无法答完考题，在利用其他考题空白处的边边角角（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卷面整洁）答完倒数第二题之后，最后一道30分的大题我由于没有答题纸而一字未写，这急出我一身冷汗，我再次央求监考老师又被果断拒绝，没有经验又不知所措的我愤然交卷。
考试成绩出来，我以3分之差无法进入复试线，只好接受调剂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就读研究生。在此，我必须表示我非常感谢我硕士期间的导师肖秀荣教授，他现在是全国著名的考研辅导专家，每次看到肖老师的书占据各大图书销售榜头条我都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肖老师为人正直低调、与世无争，因此在学院时难免遭到一些势力禄蠹的排挤，经历一些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不如意，但他的言行与我的人生观颇为契合，对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一直是一种激励。除此之外，肖老师对我的学术能力也颇为认可，没有他的鼓励，可能我根本无法从考研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也许北大考研提前透支了我的霉运，在那之后，我的人生似乎总有贵人相助。研究生毕业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亟需招贤纳士，我面试材料提交的论文《当代中国左翼图绘》获得了院长程恩富教授的赞赏，2006年7月，我非常幸运地以硕士生的身份进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工作。三个月之后，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新晋主编高翔要人，我又被程恩富院长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开始了我的学术编辑生涯。我非常感谢程恩富教授，没有他的赏识，我很难以硕士生的身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社科院为我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较高的平台，即使刚入职时月收入仅800元，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是非常充实和愉快的。我还要感谢我在杂志社的领导孙麾教授，他是我所在编辑室的主任，他给予了我很多理解、包容和保护，并鼓励我做一名学术型的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我接触中国最顶尖的学者和学术论文打开了便利之门，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学术道路，并希望在学术领域做出一番成绩。2008年，我因为编辑赵汀阳研究员的《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和最大兼容原则》和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两篇文章对民主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遂生出跟杨光斌老师读博士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愿望。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杨光斌老师写了封毛遂自荐的邮件，没想到杨老师欣然同意我报考，于是，2009年，我非常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杨门女将。
二、熊彼特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杨光斌老师的博士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杨老师是一位非常注重思想原创性，并对西方社会科学既存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他认为，政治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而所谓科学、客观的研究，就是要能够深刻揭示政治理论背后的政治诉求，并从历史结构和现实需求的角度探寻政治制度和政治概念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趋势。大多数老师强调博士论文要从小问题入手，注重从小处着眼培养学科意识和研究方法，并不寄希望博士生能做出大理论、解决大问题。
杨老师却经常告诫学生不要迷信西方概念和话语霸权，要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要有中国问题意识和话语意识，要敢于建构新理论，挑战大问题。他经常鼓励我们：美国很多大教授的学术思想就是博士论文奠定的，博士生也可以如斯考切波那样写出《国家与社会革命》之类的学科巨著。杨老师这种培养学生的方式非常适合我这种问题意识比较强、洞察力比较敏锐的学生，我不太擅长从小处着眼的定量研究，反而喜欢历史比较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喜欢探讨质性问题、建构核心概念。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是相辅相成的，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自然会选择一个历史跨度大、比较样本典型、概念可辩性强的大问题作为研究议题。最初，我是选定现代化这一二战后社会科学的传统议题作反思性研究的，因为我提交的一篇反思现代化研究方法论的作业获得了张小劲老师的认可，给了我94分的高分。但在上任剑涛老师的“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一课时，我恰巧被分到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熊彼特这本书背后强烈的创作动机再次激发了我探究民主的好奇心。
我对民主问题产生兴趣最初是因为编辑了杨光斌老师的一篇论文《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创造民主的神话》。在这篇文章中，杨老师特别强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在看他这篇文章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但由于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基本都是在资本主义建制之内谈论民主，作为对马克思原著有过接触的学者，我觉得这种对民主的认知意识形态性太强，因为从既得利益考虑，资产阶级是不太欢迎民主的，除非把民主限定在不侵害他们利益的范围之内。但我不太清楚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来自美国的民主理论甚少去关注这个问题，一些对自由民主持批判态度的社群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也只是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安排层面对自由民主进行过反思，他们并没有具体讲述过资产阶级是如何改造民主的。
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说：因为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学说使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比西方“代议制民主”“能同样或更好地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幸福”，所以在古典民主设定的民主目标内，资产阶级很难阻止人们利用资产阶级自己在反封建过程中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口号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非常形象地评论：“正如人们从不怀着可能接到满意答复的公正心态向国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证书一样，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 既然熊彼特认为，保卫资本主义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那他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民主概念是不是就是一种改变起诉书的举动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又花了一周的时间重读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并研读了国内外与熊彼特民主概念相关的学术论文，我发现中西方学者仅仅注意到了熊彼特建构民主概念的过程，但很少有人去挖掘他建构民主概念的动机。于是，我用文本解读和历史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写了一篇探究熊彼特创作动机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为《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这篇文章完成后非常幸运地被《政治学研究》采纳，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
因为我这篇文章采纳的是剑桥历史学派历史情境的文本分析方法，所以文章特别注重从历史和文本互动的角度解读文本对历史和历史对文本的双向影响。文章发表后，收到一些学者反馈，大家的普遍疑问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这一概念是否是我独创，具体的内涵可否再明确？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可能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视角，既然具有原创性，那我应该可以将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以便通过系统研究将这一原创性的概念解释清楚。
有了这个意愿之后，我先在中国知网上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了相关文献，结果发现大多是一些意识形态宣传之作，少有学术价值，其中有价值的只有两篇，一篇就是我编辑的杨光斌老师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创造民主》的神话，另一篇是许振洲老师的《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但这两篇文章从内容上并不是从民主去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的民主概念史梳理。我又关注了一下外文文献，也未见与此相关的有效研究，只有Frank Cunningham的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alism一书阐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理论的关系，但也没有涉及到民主去社主义化的议题。
在确定我的研究视角具有独创性之后，我开始与导师商议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论文的题目初定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20世纪民主概念的转型》。论文定题后很快通过开题进入写作阶段，但此时我发现，我论文的选题属于概念史的梳理，这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而国内关于民主概念史的文献资料匮乏，要想撰写一篇扎实的学术论文，我必须解决资料匮乏的问题，于是我萌生了到国外收集文献资料的念头。我拜托了汪晖老师帮我申请学校，2012年9月，我拿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开始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
三、深入美国的民主揭秘之旅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民主化研究的重地。Larry Diamond创办的在民主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Journal of Democracy 就诞生在这里。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同时是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研究基地，罗伯特·达尔的学生James Fishkin教授继承了他导师晚年的遗志，致力于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改进。
我初到美国利用上课和讲座的机会与二位学者交流了我博士论文的选题，通过交流，我意识到我的选题在美国汗牛充栋的民主成果中也鲜有涉及，我只能凭一己之力完成我自认为很有原创性并且极具现实意义的选题。由于我论文的选题属于概念史研究，它是一部政治学理论而不是政治科学的作品，因而田野调查对我也帮助不大，我开始把自己埋在与选题相关的大量民主理论文献的研读之中。
很快我意识到，这种纯概念史的研究太空泛了，从概念到概念很容易陷入抽象思辨而与现实越离越远，而我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写作一部政治哲学或者民主理论作品，而是为了研究民主概念转型背后的历史和它转型对民主化实践造成的客观性影响，这种客观影响才是我评估这一转型性质的标准和研究这一转型动机的原因。我开始从民主化实践入手重新建构我的框架，而被我抛弃的历史在这种与实践的印证中也重新回到了我的视野。
我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目的发生了变化，我要重新引入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写一部评估第三波民主化与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发展进程和实践绩效差异的作品，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我认为是由民主概念的去社会主义化造成的。为此，我需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以下观点：1.第三波民主化与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的最大不同是民主模式的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确立的是自由民主模式，而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在发达国家确立的是社会民主模式。2.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家建构的民主概念和民主化理论并没有真实概括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历史，他们特别忽略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也刻意在民主概念的拣选上选择了一个与社会主义距离最远的自由民主模式。3.自由民主概念的建构过程从熊彼特的初次阐述到罗伯特·达尔的二次包装再到一批民主化学者的努力推广，他们的动机是很明确的，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4.民主去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冷战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美国维护本国既得利益的行为，当人们把民主与美国的制度划等号之后，民主化的目标就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的，民主因此对美国来说就变得很安全，如果民主没有接受美国的规范，那它就会成为一种倡导国内、国际结构性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威胁到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我明确了我的论点之后，我发现支持我论点的材料也开始变得有据可查。第一，第一波民主化和第二波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是有据可查的，大量的研究文献和历史资料可以证明第一波民主化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抗争，并且资产阶级为了阶级利益采取了镇压民主运动和拒绝普选权等各种手段；同样有大量的数据和历史资料可以证明第二波民主化在实践层面的社会主义特征，即它在西欧和美国带来的是社会民主即福利国家的确立，民主在第二波民主化进程中切实深入到了经济领域并提高了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第二，美国为了防止民主实践扩展到全球侵犯美国资本的利益，它利用规范民主概念的方法去规范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行为也是有据可查的。根据一些学术会议资料和当时一些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以冷战的名义主导过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建构。美国政府出钱召集学科带头人建构核心概念并利用学术会议和行业机制去扩大新的民主概念的影响力，而这个新的民主概念恰恰拣选的就是熊彼特的形式民主概念，这一概念祛除了民主内含的社会主义成分，而民主内含的这些社会主义成分恰恰是发达国家民众参与扩大普选权运动的原因。第三，在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大量资料证明美国在世界各地积极参与了各种颠覆民选政府活动，并大力支持与美国在冷战中保持统一战线的独裁政府。这说明与美国国家和资本的利益相比，民主在美国政府和主流学者那里根本不值一提。第四，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导致民主从概念到实践都离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远，民主的平民性越来越小，民主的精英性越来越强，它造成的结果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实践出现了民主与平等的脱钩，它仅仅便利了资本向世界范围流动，并没有惠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从数据比较来看，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同时伴随着财富的分散化流动，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而不断缩小，而第三波民主化却没有发生财富的分散性流动，反而出现了财富向少数精英阶层的聚集，世界性贫富差距随着民主化进程而拉大，这无疑与民主变得与自由越来越近与平等越来越远有关。而民主与平等越来越远既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结果，也是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原因。
在收集到足够支持我以上四个论点的资料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才真正开始进入写作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我修改了我的论文题目并重新规划了写作提纲。我把题目从《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20世纪民主概念的转型》改为《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从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视角分析》，而论文的性质也从一部政治学理论作品变为了比较政治学的作品，我要在历史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把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的人类民主化进程的故事讲清楚，这无疑是一场民主揭秘之旅，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民主和民主化的故事是别人尤其是美国人想让我知道的，在此之后，我所讲述的民主和民主化的故事是我自己发掘到并希望讲给别人听的。我从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角度讲述我眼中真实发生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人们听到的民主故事大多是由自由主义者以民主主义者的名义讲述的。我想这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者其实信仰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他们在民主和自由发生冲突时倾向于压制民主，而我，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自由的价值都高于一切，尤其当自由以资本代言人的姿态把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操纵在鼓掌之中的时候。
我始终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揭示而不是掩盖真相，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摆脱自己价值偏好的影响，但至少我们应该以真诚的态度告诉人们我们的立场，而不是选择对自己立场的遮蔽。我不反对自由，但我反对一个学者在主张自由的时候告诉人们他是在主张民主，这样做的结果，我想最终可能是我们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民主。如果说我的博士论文对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点贡献，我想这个贡献就是我尽了最大努力对民主和自由进行了区分，然后把自由的给了自由，把民主的给了民主。这样做的结果，我想可以正本清源，让喜欢自由的人去追求自由，喜欢民主的人去追求民主，最终我们能够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双赢而不是双输。因此，当决定把我的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出版的时候，我特别修改了我博士论文的标题，我把书名改成了《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
四、揭秘民主意在何为
我想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讲清楚我博士论文的创造初衷，我为何要研究民主去社会主义化这个议题。
1975年，亨廷顿曾经在提供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存在的民主超载问题。他指出，六七十年代民主势力的扩张打破了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由民主平衡的钟摆向民主一方摆荡地过于强烈了”。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在用词上出现了概念混乱。一方面，他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自由”+“民主”的组合，并认为这个两要素组合只有保持平衡一个国家才会处于最佳的治理状态。亨廷顿对当时美国和世界问题的诊断就是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了，民主处于上风大大压垮了自由。另一方面，他把这篇描述民主超载的报告起名为《民主的危机》。明明民主处于最强势，怎么会是民主的危机呢？他这个报告准确的题目应该叫做《自由的危机》才对。为何亨廷顿会出现逻辑混乱呢？因为理想的自由民主即自由民主的能指和现实概念中的自由民主即自由民主的所指是不同的。理想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组合，而现实概念中的自由民主是没有民主的民主，它实际上等同于自由。所以在叙述问题时他用的是理想的自由民主，但在确定性质时他用的是现实的自由民主概念，他所谓的“民主危机”就是指的“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性模式的危机，由于这一概念事实上将民主祛除了，所以它本质上说的就是自由的危机。
作为概念的自由民主模式制造的混乱在学术研究中比比皆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为民主评估标准的“自由之家”指数。“自由之家”评估的明明是自由，它在评估报告中也没有掩饰这一点，它区分出来的国家类型是：Free Countries Partly Free Countries和Not Free Countries。但在民主化研究中，不计其数的学术作品都是把这一评估自由的指数拿过来直接评估民主，“自由之家”报告中的“自由国家”、“部分自由国家”、“不自由国家”在民主化研究论文中变成了“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不民主国家”。这种显而易见的偷换概念的行为为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批评呢，那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其实对自由和民主本身就是没有区分的，他们知道作为“自由民主”概念的民主事实上指的就是自由。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认同自由民主的理想模式而不是现实模式，我认可“自由”+“民主”这个组合，如果这个组合通过概念游戏直接屏蔽掉了民主，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一个民主作为话语依然强势，但平等却越来越少的世界。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平等呢？那是因为自由民主这个民主模式以民主的名义压制了民主，作为平等的民主已经完全被自由消解掉了。亨廷顿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问题的判断是民主过于强势，“使自由民主平衡的钟摆向民主一方摆荡地过于强烈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与20世纪60年代完全相反，经过美国政商学精英近半个世纪用自由反制民主的行动，我们今天的世界借用亨廷顿的话变成了自由民主平衡的钟摆向自由一方摆荡地过于强烈了。它强烈到弱者在现有的建制内已经看不到制度内改革的希望，制度内反抗的无望导致了制度外反抗的复兴，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高潮迭起的世界。
我论文讲述的就是一个从19世界开始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受资产阶级压迫的群体）博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民主是属于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而民主在20世纪60年代之所以发展到比较强势，那是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无疑不是完美的，它最大的污点就是伤害了自由，没有自由的世界是没有创造力的世界，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也是经济发展停滞的世界。所以当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势的时候我不反对主张自由价值至上的政治家和学者站出来维护自由、维护市场经济、维护资本主义，从熊彼特到萨托利，无数深信资本主义价值的学者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反对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民主，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反对社会主义，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由于在故意制造概念混乱，他们写的越好，越深入人心，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它直接的结果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将民主去平等化。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平等，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结构性世界里就没有民主了，而没有了民主，“自由”+“民主”的组合就会失衡，一个失衡的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
在今天这个失衡的世界，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再次显示出有效性。他批评有哪些呢？首先，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剥削，剥削的存在导致资本主义在一头积累财富，在另一头积累贫困。其次，他指出资本主义导致了金钱拜物教，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被钱主导的世界。最后，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异化。因为做政治学老师的缘故，我对金钱拜物教和人的异化的体会特别深刻。因为我的学生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老师，我们学政治学有什么用”？在反复给他们讲述了政治学这门课的价值之后，他们还是会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我都会有深深的无奈感，我总会想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也是出于同样的无奈感，马克斯·韦伯一方面赞美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对其制造的工具理性世界不满，他这样评述资本主义创造的终极世界：“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样的世界，不是民主主义者想要的，也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想要的。
我论文的写作动机就是想给这样一个世界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准确判断问题产生的原因，这个原因只能通过回溯历史得以发现。历史不仅告诉我们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社会主义，也告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也是失败的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总是有一些自由主义朋友问我，你挺热爱自由的，为什么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想我在这里可以回答他们：我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文化上我比较赞同保守主义。我理解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模式，它产生于理想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和批评，它应该既是民主的也是自由的，它是一场以平等和自由为终极价值的对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的批判性运动。因为资本是我们时代的结构性权力，所以没有了理想主义者的批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既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也不可能真正获得民主。
作者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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